如果说本年度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三农、房屋价格上涨、教育、医疗、国企改革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重要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我们听到了更多的不同的声音。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资源配置的方式究竟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当然，我们也知道就资源配置的不同手段来说，从道德层面上无可厚非。现实中我们是选择以组织为主的手段还是以市场交易为主的手段我们无法从道德上去评判。正如现代经济学所表明的那样，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哪种手段更“便宜”，更加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我们国家的改革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变革，是从计划为主转向市场为主的改革。今年我们听到了很多对此提出疑问的声音，这很好。在此，我想向那些怀念计划体制并认为计划体制才能发展中国的人们提出一个忠告：良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我们通过努力就能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或许我们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也为可知。当然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市场也有缺陷。但是我们受到市场的“报复”的时候，恰恰是市场机制在发挥它自身的作用调节资源配置。如果说过去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理论有什么缺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一个最明确的不足，那就是在古典和新古典体系里面，我们的先人确实受到了一个时代的局限。他们认为制度的选择是不需要成本的，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信息是完全透明的，交易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在考察古典和新古典体系的时候，分析问题往往是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之内进行：企业是给定的，我们只需要研究资源怎么配置即可。可是现实中的情况比这个复杂，因为现实世界中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必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我们受到的不仅仅只有稀缺性的制约，他人的行动同样制约着我们的行动；这就是制度约束。
对于制度约束我们既陌生、又熟悉。说陌生吧，我们的国度是一个非常强调制度的国家，人人都懂得要遵循制度约束。说熟悉吧，我们对我们所处的制度约束又是知之甚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认为制度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东西，毕竟表面上看，这样那样的正式制度都是由人制定的。从这种思想出发，制度和生产要素一样，成了一个可增可减的东西，好比往机器里添加原料一样。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制定的很多制度得不到很好遵循，现实当中，得不到遵循的制度比比皆是。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难道仅仅以“思想问题”和道德评判就可以解释清楚吗？显然这是不对的，我们知道我国在这方面的体系是非常健全的。经济学将制度从大类上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是形成了文字的那些规定，诸如法律、政策等等。非正式制度是没有形成文字，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要遵循的很多东西，诸如习俗、习惯等等。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制度约束之内。正式制度源自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仅仅只是非正式制度的冰山一角。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不是由人凭空创造的。制度是人们在平常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根据需要或者明确制定出来（正式制度），或者达成默契共同遵守（非正式制度）。著名经济学家菲吕博腾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里面说过：正式制度的制定者必须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在制定正式制度的时候，要让非正式制度从正式制度的缝隙中自然衍生出来，并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或许用这句话可以近似地解释我们当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匹配或者说相得益彰。因为当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起作用的往往是非正式制度，这就是我们制定的很多正式制度得不到实施的原因。
制度的制定必须考虑到人们的选择和人们的相互影响，从而约束个人和集体的行动。用这个道理来考察计划体制我们同样可以很明确地得出计划体制的确定（或者说选择计划体制）是有它自身的道理的，而不是某个人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建国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如何能够得到很好实施，尤其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确实是一个难题。建立以重工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是完成这两个任务的很好的选择。而新兴行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传统行业的剩余溢出效应，否则新兴行业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无法建立。土改以后导致地块分散、地广人稀，农业税的税收成本很高，不能适应工业化的需要。这个时候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集中统一的生产行动就是明智的选择了。这样就避免了征税成本高昂的问题。其他行业的改造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把这些行业纳入到国民经济整个大的体系中，确实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两弹一星”的成功完全得益于这个体制，中国进入联合国也与此密切相关。因此我说计划体制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正是因为政府和农民进行交易的时候成本太高才导致了计划体制的建立，而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上人为和故意的结果。
计划体制的崩溃也不仅仅只是人为和故意的结果，因为一方面随着人们的劳动剩余被剥夺，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可以享受免费的福利，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大大减弱。国民经济到了危险的边缘，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此时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财富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了。改革开放初期，很少的制度变化就带来了明显的效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增加的财富远远大于改革所支付的成本——部分人群受到损失的既得利益可以通过增加的财富来弥补，支持改革的人群占了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触及的既得利益也越来越大，而且由于改革措施的报酬递减效应，改革带来的增量收益已经逐渐不能弥补这个损失了，对于改革的疑问甚至反对就很正常了。由于改革主要是变计划体制为市场体制，现实中市场失灵引发的诸多问题又暴露了市场的缺陷，人们对市场的指责就在情理之中了。尤其是到了对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实行改革的时候，更多的人失去了既得利益。制度的转换导致了很多人的失业。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国有单位和职工之间其实有一个默认契约（非正式制度）的约束，那就是政府为职工解决包括生老病死和日常福利在内的一切，换取职工对政府的政治支持。下岗失业意味着政府违约，对此，政府要么支付违约金，要么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弥补职工的损失。现实中，政府支付的违约金也好，采取的其他措施也罢，都不能完全弥补职工的损失，国有企业职工不支持国企改革，事出有因。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重重。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受到另外一个因素的制约，那就是价格和价值的背离问题。按照传统理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很多人因此认为，国有企业的价格应该等于或者大于，至少不要小于太多的它本身的资产价值。市场条件下，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也就是由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是买者和卖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抛开其他因素不说，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的价格就是要和其资产价值相吻合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导致国有企业被“贱卖”的客观因素，国有企业被“贱卖”并不是完全的人为结果，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公共部门的改革是当前很热门的一个话题，由于人们接受的传统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等不尽如人意，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也遭到了多方的质疑。引入市场机制以后，我们得到的服务往往是质次价高，由此引发了对市场化的更多的疑问。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正是这种流动性保证了资源配置可以在较大的空间之内进行。市场起调节作用的一个关键就是引导资源用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对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远未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公立医院、公立学校都由行政级别，教师、医生等人员也享受着这样那样的国家规定的待遇。因此，教师和医生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能够自由流动吗？如果医院看不了病、学校教不好课，并导致病员减少、生源萎缩，他们能破产吗？所以，对传统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的失败并不是市场化取向错了，而是市场化不彻底。有人又从垄断的角度来说事，说这些部门的垄断是罪魁祸首。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正是促使资源进入垄断行业的原因。垄断被打破往往是垄断本身。市场化不彻底，导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非公共部门的资源要想进入这些行业，谈何容易。房屋价格问题也是如此，去年我就预测对房屋价格管制必将导致房屋价格的进一步上升，这本来是微观经济学里一个有名的案例，我只不过搬过来说说而已，可是不幸言中，房屋价格确实上涨得很厉害，而且越是管制，价格就越高。有人又开始指责市场化了。同样的问题和公共部门市场化改革的约束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房屋市场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尤其是土地和金融未代表的重要资源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导致了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门槛过高和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房地产市场是缺乏竞争的，加之管制带来的短缺更加剧了房屋价格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希望政府出面干预市场，可效果却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选择同样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我们做出一个选择，他人会做出另外的选择。
三农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是关心它的人并不多。我曾经说过，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道理就在于三农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的一个基本矛盾：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利益冲突问题。在实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往往能够在一个村甚至一个村民小组观察到，可以说三农问题是集成了中国的所有问题。在此我提请大家注意：那就是人们往往认为古代中国社会是私有制的，这是导致中国农民陷入困境的原因。可是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徭役和税负过重往往是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这正好说明了农民的收益权是不完整的，因此所谓的私有制也是不完整的。与现在相比，那个时候私有制的表现无非是在让渡权方面更加自由而已。产权是一个体系，是很多权利的组合，任何一个权利的缺损都会导致产权缺损。而产权缺损恰恰是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重要缺口。
总结一下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制度的制定并不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而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制度约束是我们受到的重要约束，建国以来历次重大制度改革都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所做出的选择。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是导致诸多改革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对市场化的指责是错误的。三是权利是制度的重要基石。
展望未来的改革，我们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的改革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雨，终于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忧的是在这个关口上我们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把改革继续下去。最后提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让制度变迁延续下去而不是走回头路？
祝各位新年快乐
熟练工人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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