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上善若水 加贴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秋风：企业家与做官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 ------------------------------------------ 企业家的活动内在地具有风险，企业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风险。风险可能来自方方面面。如果企业家活动的政治、法律等等制度框架比较稳定且公平，则风险主要来自创新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不过，如果制度框架本身就是风险的主要来源，则企业家就会陷入一种两难困境。 孙大午的无奈 河北乡土企业家孙大午于五月份被拘捕，在拘押了5个多月后，当初的三个罪名变成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后以缓刑的形式获得大体上的自由。孙大午的辩护律师许志永透露说，自从五月份孙大午被捕以来，大午公司已经接到山东和山西共9家同样遭遇的民营企业家的求助电话，他们因同样的行为同样的罪名被起诉。 不管孙大午的行为是否确实构成了刑法上所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午公司尽管是徐水县的一家大企业，也应该算是比较成功、信誉较好的企业，但多年来向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除了得到过两笔政策性贷款之外，从来没有申请到过商业性贷款。公司迄今仍保存着22张没有任何结果的贷款申请单。 当然，假如是在一个正常的市场框架中，一家企业不能贷到资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金融企业家也是企业家，他总是要根据自己对于企业的了解来发放贷款，而不可能做慈善家。但一个事例是耐人寻味的：同在徐水县的一家集团申请贷款，是需要县长“亲自协调”的。 不独徐水如此，这其实是整个金融系统中公开的秘密。二十年来的历次——包括这次——信贷扩张，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驱动的，信贷的扩张-收缩、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的繁荣-衰退，无一例外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所造成的。银行的贷款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银行办公室中作出的，而是在市长、局长的办公室中作出的。 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周正毅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贷款，而孙大午却不能。于是，孙大午及比孙大午更不起眼的民营企业家们，只能走上了一条合理但违法的路子：在民间融资，私下借贷。于是，被官方称为“地下金融”的服务蓬勃发展。有人测算，农村民间借贷规模最高可能有1.4万亿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借贷甚至已经成为农村金融的主流。据了解，当前农户取得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估计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农村中所谓的“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4万亿元。我之所以给高利贷三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国内金融市场上根本没有所谓正常利率，又何以判断农民私下贷款的利率是高是低呢？ 东方式的莎士比亚悲剧 贷不到款，仅仅是企业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其它重要资源，比如土地，也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家要利用这些资源，只能是�安徽沂谐≌沂谐ぁ保�政府也为几乎所有行业设置了高大的进入门槛，越是高端产业，越是现代产业，门槛越高，比如金融、能源、交通、电信行业，企业家要进入这些领域，也只能�安徽沂谐≌沂谐ぁ薄Ｔ谡庵智榭鱿拢诘贝�中国，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经常就是一位成功的权贵攀附者。 孙大午之所以落入法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他拒绝按这样的规则玩游戏。据说，因为还有一点正义感，他拒绝通行于官、商两界的“潜规则”，甚至还敢到法院起诉某些权力部门的非法行为，因而与当地的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的关系相当紧张。于是，他就成为法律的祭品。 但孙大午也许只是个例外。不管怎么样，大部分企业家被迫接受了那套规则，有的人可能还会玩得津津有味。他们因此而生意兴隆，但他们的财富大厦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周正毅。《财富》或者《福布斯》的富豪榜，之所以成为很多企业家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他们也知道，一直给自己带来财富的的权力的庇护，终究是缺乏正当性，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也是缺乏合法性的。 尽管一些学者们——笔者也基本认同这样的看法——可以辩护说，真正有原罪的是权力，是对资源拥有过于广泛而强大的控制力的权力，而不是这些企业家。但是，当法律之剑落下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总是企业家。在一个正常的市场框架中，那些资源本来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获取的，只要他有企业家才能，他就可以支配最有价值的资源，可以进入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但是，现在，他却只能用一种不那么正当的手段，通过寻租活动获得对于那些资源的支配权。 这就是真正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悲剧。 不找市长当市长 企业家还奉行另一种策略。越来越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们，热衷于直接做官参政，比如，名列某个富豪榜第98位的重庆尹明善和另一位富豪浙江的徐冠巨，已经高居相当于副省级的高位；第37位富豪沈文荣也曾任江苏省张江港市委副书记。 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是什么，我们不予置评。但是，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诚如一位浙江的富豪所说的，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或者换一种说法，以前是�安徽沂谐≌沂谐ぁ保衷谑恰安徽沂谐さ笔谐ぁ保苯踊蔽颍瓤梢酝ü贫┱呃炊蚁秩Γ部梢酝ü咔阈保袢∽时尽Ｓ腥私獬莆接笠导业摹傲狡芑保鹤莺嵊诠偕塘浇纾梢曰袢≈匾淖试矗丝梢曰竦枚钔獾谋；ぃ比皇呛芎玫难≡瘛� 在任何政体下，企业家阶层归根到底需要从政治中获得安全感。但是，企业家是否因此而必须亲自从政？上面提到的那位浙江企业家顺嘴又说了这样一句话：竞争对手都从政了，你不从政就不行。奥秘在这里。企业家普遍的利益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因此，企业家只好寻求特别的、个别的、仅仅属于自己的权力保障。企业家阶层缺乏必要的权利，因此，他们只好寻求特殊的权力。中国似乎向来如此。胡雪岩的传奇——其实是悲剧——曾被人大肆炒作。所谓“红顶商人”，其实正是企业家缺乏权利保障的真实写照。 当然，国家本来也不需要特别地保护企业家和富人阶层，只要他们能够享受到其他人所得到的保障——足以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的保障——即可。作为公民，他们跟所有人是平等的，他们的企业家才能，并不能够自然地赋予他们以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企业家自己也未必渴望那样的地位，毕竟，企业家才能跟政治才能是两码事，政治之水的深浅，又岂是商人能够轻易摸清的。只要法律能够给予他们的财产以最基本的保护，只要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则他们未必会有多大的从政热情。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政治人物似乎总是过剩的，而企业家总是稀缺的，因为政治职位总是有限的，而市场中的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却是无限的。因此，让企业家把自己全副的才能投放到经济活动中，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最经济的发展模式。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获得一定财富后，产生了服务公共事业的热心，那当然可由人家自由选择，那样的政治，将发生在该企业家的商业活动之外。企业家已经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是，假如企业家为了进行一般性的商业活动而不得不钻营于政治之中，那社会将蒙受双重的损失：企业家才能将被损耗，政治的品质也可能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