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的泛滥与“跑要政治”的盛行
去年年初，中央领导吴官正同志在中纪委全会上三次提到了驻京办的腐败问题。最近，有媒体披露，全国共有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520家市级单位、5000余家县级单位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办”要超过1万家。每年需经费100亿元以上。各类腐败案件牵涉到“驻京办”的屡见不鲜。
另据媒体报道并分析：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原市委书记马德，虽然是全国闻名的腐败分子，但“在当地民间，他却又是另一番面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一把手’，为当地‘要来了钱，办了事，修了路，盖了房’。”“人口不足600万的绥化，1999年撤地建市。由于先天不足，市政建设和黑龙江省其他的地级市相比一直较为落后，更像一个小县城。多项综合指标始终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分别排全省倒数第一和第二。”“2004年，这个市一般预算收入不到8亿，而当年仅教育支出就有9亿多。很明显，地方财政要维持运转，基本靠要；地方建设，靠要；地方发展，同样得靠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催生了马德这样一个具有超强‘跑要’能力的官员。”“一方面，马德积极‘跑要’，维持绥化地方运转和政绩；另一方面，当地官员为了寻求政治上升空间，也要积极向马德‘跑要’。一条明的资金流，从上到下，维持当地经济。另一条暗的资金流从下到上，为当地官员寻求政治升迁。”
“驻京办”的泛滥和“跑要政治”的盛行。是一对孪生兄弟，既是腐败的催生剂，也是腐败问题的具体表现。“驻京办”的腐败，不仅仅表现在奢侈浪费，不仅仅表现在经常接待“家里”领导造成的非正常人际关系。更严重的是：“驻京办”是到国家有关部门跑项目，跑资金的前沿阵地。
“跑要政治”无疑是一种腐败现象，至少是“亚腐败”的根源之一。马德之类的官员当然难逃其咎。但是在县乡两级工作过的同志可能都清楚，除了特别富裕的地方以外，哪个做“县官”或“乡官”的能脱离“跑要政治”？一般的省份，70%左右的县是靠国家补贴或转移支付过日子的。过去，国家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小，不跑不要，难以维持运转。近年来，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了，职工开支，正常运转基本可以保证，有人认为，这些地方可以走出“跑要政治”的阴影了。其实不然。第一，转移支付的额度大小尽管有一定的计算公式，但仍有人为因素。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国家对农业、农村各项事业支持力度越大，“跑要”的空间越宽阔；成果也就越丰硕。如果说，过去“跑要”是为了维持运转的不得已之举，现在的“跑要”则是加快地方经济发展，造福一方百姓之必须。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急于升迁的官员乐此不疲；比较务实、相对低调的官员难以做到远离其中。如果“跑要”仅仅是花点路费或论证资料所需的“前期费用”，哪怕再加上简单招待，似乎没必要硬和“腐败”挂勾。但问题是这样低成本的“跑要”成功率太低。送礼、宴请一般是难免的，有的可能就要做点“大手脚了”。腐败现象自然应运而生了。
“跑要政治”在争取国家和上级资金问题上是比较普遍的，但似乎尚未引起中央和省委及纪检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干部任用问题上，坚决反对和遏制“跑官要官”的不良风气，各级党委和纪检、组织部门已经多次强调，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作用大小，还需由群众评价，也需要由身在其中的官员们去感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项目审批，财政转移支付相关的“跑要”行为不弱化，干部任用中的“跑要”行为也就不可能绝迹。
“跑要政治”的弱化和消除，可能离不开县域和乡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这一层面上下功夫。首先是必须改革现行的资金审批制度，弱化部门权力。改部门按项目审批的办法为逐级砍块、公开透明的资金分配办法。其次是改革和完善地方党政官员的业绩考核评价办法，改各项硬指标评分制为弹性民主的“模糊评价”办法。第三是继续完善官员干部任用制度，继续遏制“跑官要官”的不良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