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自创生态农业模式负债数十万元  来源：长沙晚报

杨国锋站在“桃江县国锋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所”的牌子下仍然精神抖擞。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桃江县红云村农民杨国锋自创了一种“生态农业模式”，这个模式很快被广为宣扬，杨国锋因此荣获了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然而，参观人流涌来的同时烦恼也接踵而来，他背上了数十万元的债

　　-现在，轰动一时的“杨氏模式”已经衰败。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杨国锋，但他仍然像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一样，无时不在地捍卫着他的“模式”，并力图东山再起

　　文图／长沙晚报首席记者 范亚湘 实习生 旷蝶

　　“杨氏模式”引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对桃江县红云村52岁的农民杨国锋来说，他一生最不能忘记的就是1991年6月10日这一天。

　　“我们刚刚吃过中饭，十几辆小轿车开过来停到了我家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大多是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县里就通知我，要我作好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考察的准备，但他们真的来了后，我心里还是特别紧张。”今年4月7日，杨国锋对记者说。

　　这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30多名官员在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杨国锋生态农业示范园”的情况。“虽然他们讲的话我听不懂，但我从表情看出他们是很高兴的。考察团团长贾拉鲁定博士一直拉着我的手，叽里呱啦地竖着大拇指朝我说个不停。翻译告诉我：‘团长在夸你这个年轻人了不起，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能够有这样一个模式，非常了不起，他说杨氏模式，属于世界’。”

　　其实，“杨氏模式”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基本建成。“1980年底，我们这里开始分田到户。我家的山脚下有4亩冷浸田，这样的田不适合种植，谁都不愿意要。那时我是生产队队长，就只好自己受了。田分到手后，我把这些田进行改造：挖一口池塘，在池塘上砌一栋楼房；塘岸建一排猪栏，猪栏上建一层鸡圈，鸡粪落下来是猪食，猪粪汇拢排进建在旁边的沼气池；沼气渣排入鱼塘用来喂鱼，沼气除了用来照明和做饭外，还可以通宵达旦点在池塘上诱捕飞蛾，坠水的飞蛾又成了鱼的美食……”

　　1985年初，“杨国锋生态农业园”颇具规模——一口1.5亩水面的鱼塘，与鱼塘平行又高出鱼塘1米多的是两座沼气池，鱼塘的上方是一排20间的猪栏，猪栏的上面是鸡圈，而猪栏的上方便是杨国锋家的老屋宅基地，由于挖鱼塘时取出的泥土堆放在了这里，经过平整成了果树种植地。“果树—畜禽—沼气—鱼塘”，一幅“种—养—烧—排—喂”的自然生态农业循环的图景展现了出来。

　　这年开春后，杨国锋贷款2万元种上柑橘、板栗、葡萄和西瓜，全年养了3批猪，每批100头；养了3批鸡，每批500只；鱼塘里投入了草、鲢、鳙、鲤、鲫鱼和水鱼，立体混合放养……一年下来，除了还贷，净赚3万元！这在当时，简直称得上是奇迹！

　　“第一次点烧沼气灶煮饭炒菜时，全村好几百人围到我家看新鲜；第一批猪和鸡出栏时，我特地把第一头猪和第一只鸡披红挂彩，商贩和乡亲们一片欢呼，争着购买；第一网鱼打上来后，我给乡亲们一户送了一两条，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1986年，杨国锋作为惟一农民代表，出席了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并在会上专题介绍了建设“生态农业家庭模式”的体会。会后，农业部的官员和专家赶到桃江考察，认为“杨氏模式”是“家庭生态农业一种最好的模式”。

　　随后，杨国锋被选为村支书，先后被授予省、市、县的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优秀人大代表和全国农村青年科技标兵等称号。接着就是从全国各地涌来了大批慕名取经者，“热闹的时候，我家里一次就摆过十多桌饭菜，睡过十多个人……最多的一天来了几千人，门前的马路上，停了大大小小200多台汽车，基本上把路都给堵住了。我每天介绍经验，介绍情况，有的时候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晚上，我得看信、回信，经常一看就是几十封。总之，我好像成了专职的‘接待员’，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

　　“生态农业专家”珠海碰壁打道回府

　　“生态农业模式就是以种植业为基础，养殖业为主导，沼气为纽带，以保护环境为核心。”老杨这样概括自己的“杨氏模式”。

　　杨国锋出名了，“杨氏模式”也在继续发酵。特别是东部沿海一些农业开发公司或基地，他们纷纷高薪邀请他去做“技术顾问”。1996年秋，广东珠海西部现代农业联合公司的老总驾车到了杨家，并将他接到珠海实地考察。经过考察，杨国锋感到珠海给出的“政策优惠，待遇诱人，前景广阔”，他动心了。

　　这年底，杨国锋来到了珠海，在珠海高新区内的珠海西部现代农业联合公司安下了家。他的身份已不再是农民，而是“生态农业专家”。1997年初，珠海市政府划出1500亩土地，作为“珠海市杨氏环保生态农业试验区”。珠海西部现代农业联合公司为这个项目投资1500万元，广东省政府从省长基金中特别拨款750万元专项扶持。

　　但是，珠海的生态农业模式并没有建成杨国锋理想的模样。“平心而论，我还是在珠海做了不少事的，两年多时间，我组织挖了4口10亩水面的大鱼塘，每口塘里分别立体放养着不同的鱼；10座各100立方米的大型沼气池，所产沼气除了供应基地生产生活所用外，还带动了2台45千瓦的发电机组，满足了饲料加工所需的电能；1万头良种猪同时入栏，每年可出栏3批……”

　　到了1998年底，杨国锋产生了卷起铺盖回到家乡的想法。“珠海没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搞项目，一是需要资金，没有资金是很困难的；二是需要人才，光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很好的人去运作那也是不行的。我在珠海时是公司的书记兼部门经理，干预不了资金的运作……我缺乏资金，那些项目怎么能够实现？再说，这一年湖南遭遇了特大的洪水，我从电视里看到那些受灾的场面就心痛，要知道，洪水的形成与人为的破坏生态环境不无关系，但我的‘杨氏模式’却能够很好地解决人与生态的关系，与其在珠海顶着个‘生态农业专家’的头衔做不了什么事情，还不如回到家乡去发展好！”

1999年10月，杨国锋一家人从珠海返回了家乡。

　　令杨国锋始料未及的是，家乡的状况与他赴珠海前已大不一样了。不但自己的那个“生态农业园”已荒芜，乡亲们也提不起这方面的兴趣了。“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跑到外面打工去了，‘生态农业’没人弄也没法弄了。”

　　而在杨国锋的心中，“杨氏模式”仍是至上的。他在村子里走东家串西家，“我苦口婆心地宣讲‘生态农业’的好处、意义和前景，可乡亲们连听都不想听。”杨国锋说得多了，有的村民就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说这个？”更有不给面子的村民在听了他的话后讽刺说：“你杨国锋搞‘生态农业’欠了一屁股的账，还来动员我们搞，是不是想害我们啊？”

　　的确，杨国锋在经济上早已是危机四伏。“我一年就3万元左右的收入，凡是来参观的我得想办法给他们解决吃和住，政府没给我拨款，那些来的又大都是农民，有的说是卖了家里的牛来的，有的说是借了钱来的……我手头没有钱，就只好想办法去找亲戚朋友借，日积月累，用于接待的费用就达到了20多万元。我从珠海回来后，要钱的也跟着上门来了。”

　　杨国锋回到家乡后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前来。“有一次省里的专家到我这里来考察，我自己派车去接，考察完了以后给每人送了一个‘红包’，两天下来，花了8000多元……我好不容易借点钱来想重新发展，又只好花在招待上。”这样疲于应付，杨国锋不但没有再现当年“杨氏模式“的红火，反令自己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借的这些钱都是要付利息的，到了现在，本息加起来我已经欠下了40多万元的债务。”

　　说到这些，杨国锋不由流露出沮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这样。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支持？现在，我常常在夜晚被恶梦惊醒……但是，我这个样子难道只是我个人的悲哀吗？”

　　后来，他只好婉言谢绝那些参观者。不过，现在到了杨家也的确没什么可看的了。曾经漂亮的楼房墙壁已经脱落，鱼塘由于年久失修渗水严重，只是“喂了将近2000尾鱼”，四周杂草丛生，至于当年村民们当作“西洋景”看的沼气，“就连我们家已有好几年没烧了。”杨家屋后那一排低矮的猪圈内，还喂着几十头良种小猪，只要一有人走近，它们就立刻撒起欢。

　　就在记者前去采访这天，杨国锋正伏案写着一份“关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报告”。“我并不认为‘杨氏模式’就过时了，我要把这个‘报告’写好后寄给中央。我仔细计算过，要把这个项目进行改造，重新做出影响至少需要100万元资金，但是，现在我已经实在是再也借不到钱了，银行也不给贷款，我只好向上面反映，争取上面的支持……有了我这个示范基地后，再通过成立‘杨国锋生态农业模式推广协会’的办法在每一个省建立一个样榜，这样，外地的农民就不用远道而来我这里参观了……我认为上面一定会支持的，树立这样一个好典型，发展这样一个好项目，政府的支持也不完全是在支持我杨国锋一个人啊，而是在支持一个事业，一个农村的发展方向。”

　　杨国锋描绘了这样一幅新景：先以红云村为中心，建立一个5000亩的生态农业基地，作为全省的一个大型示范基地；开发建设成功后，用3至5年的时间，在桃江县推广，然后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湖南全省推广，一举把湖南建成全国第一个“生态省”。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拟出了一份厚厚的《桃江县红云村生态农业工程产业化开发规划》。2005年底，杨国锋将这幅“新景”邮寄了出去，希望得到重视和立项。“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我没有接到关于这个‘规划’的任何回应。”老杨一脸无奈地说。

(三言二拍)他还是了不起

　　●范亚湘

　　我是一路打听摸着去采访杨国锋的。事先，我并没有和他取得任何联系，当我们出现在他家大门口时，他有些意外，同时也有些兴奋。虽说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没有半点陌生感。

　　平心而论，“杨氏模式”的确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村来说，它不但可以解决农民生活、生产的部分燃料问题，而且还可以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即使所产生的效益有个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当听到杨国锋说“杨氏模式”并未过时这句话时，我很认真地投去了赞同的目光。

　　然而，我不得不说的就是，我觉得“杨氏模式”在农村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推广。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民还仅仅只是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而要建成像“杨氏模式”那样一个生态农业园，农民还尚未有那样的财力和物力。可以这样说，“杨氏模式”虽然代表了农村的发展方向，但要使整个村、整个县乃至整个省都实现，恐怕不是一时半载的事。在采访时，杨国锋伤感地说：“不是我‘杨氏模式’落后了，而是现在有许多农民的思想跟不上来。”其实，农民何止是跟不上杨国锋？农村要发展，但决不能脱离实际。

　　与此同时，我觉得社会还应该来好好反省一下杨国锋的现状。当初，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一般农民的路子，的确难能可贵。我们在肯定他的同时，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引导，而不是一味地甚至是无限地放大，那他今天的日子一定要好过得多。杨国锋始终认为发展生态农业是他的责任，其实，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何责任之有？

　　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小人物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以致很多人认为好像自己不将某一件事情进行到底就对不起社会。农民杨国锋身上的担子本不应该这样沉重的，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舆论在左右着他，是那些头脑发热的决策者在指挥着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他垮了，那他是垮在了一片叫好声中。

　　杨国锋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但他是一个失败的农民。他的失败就在于他至今还未明白自己身上所要承担的责任，他的失败就在于他并没有学会、也没有人告诉他如何与政府与媒体打交道……

杨国锋的大型示范基地的失败就在于他并没有学会不脱离农村的实际。

杨国峰——值得尊敬的理想主义者。

向你致敬！我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