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目不忘的幕府名士王粲
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出身于东汉的上层官僚之家，曾祖王龚顺帝时官至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官至司空，都曾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粲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和幕府名士。优越的家庭条件，加上本人的刻苦努力，终于使王粲成就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不朽事业，写下了著名的《登楼赋》和《七哀诗》等作品。当时，有七位创作成就很高的人被称作“建安七子”，王粲不仅名列其中，而且是七子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我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过目不忘之才
王粲少时即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现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王粲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好，是一个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有一天，王粲与几个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奋好学的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读了起来。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
“王粲，你读完这一遍，能背下来吗？”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伙伴们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地发现，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为他喝起彩来。
还有一次，王粲在旁边看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见是王粲，就故作生气地说：“这可怎么办啦！我们就要见分晓了，本可以赢他一盘，看，却让你给搅了！”
王粲说：“对不起，我给你们复盘成吗？”说着他捡起棋子，按刚才的棋势摆了起来。摆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观棋的人，都不信王粲摆的和原来是一样的，就用东西把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看看两盘摆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过了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一子儿不差。从此，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远近闻名了。
蔡邕是当时的文坛巨匠和领袖，此人才学过人，朝野闻名，人们对他无不敬仰，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有一天，王粲去拜访他。蔡邕早已听说王粲的大名，听说王粲到来，慌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后，宾客门见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为惊讶，弄不懂蔡邕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该送给他，才算物归其主。”从此，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进入刘表幕府
由于王粲才高名重，十七岁那年，东汉朝廷便征召王粲为黄门侍郎，王粲却以长安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为由，不应征召。为躲避战乱，他前往荆州投奔了刘表，进入刘表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自此以后，王粲再没有离开幕府工作，可以说是终身从幕。
建安前期的荆州，与曹操所处的邺下相同，也是一个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荆州刺史刘表是东汉宗室，据有今湖北湖南一带，占地千里，带甲兵十余万。由于那时战乱尚未殃及荆州，刘表又采取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策略，所以中原百姓与文人俊杰为避战乱多有迁徙归附者。而王粲与刘表系同乡，刘表又是王粲祖父王畅的学生，故王粲前来投奔刘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王粲出身于望族，又是名扬四海的才子，刘表原打算将他招为东床快婿，无奈王粲身材短小，长相丑陋，刘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联姻之事终究未成。这对王粲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小的憾事。更有甚者，刘表在政治上也不怎么重用他，只是将他的文学才能为己所用罢了。
在荆州十余年，王粲始终只是依附于刘表的一个普通幕僚，有一个安身之处，却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王粲来说，一方面是汉室丧失权柄，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却无法为朝廷出力；另一方面是他所依附的刘表才能庸劣，量小识浅，又不知道使用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而前途渺茫，所以，是留是去，进退两难。王粲本是一个热中于仕途功名的人，其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心情，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他那些述志抒怀的诗赋之中。写于这一时期的名作《七哀诗》之二，通篇所表达的，就是王粲当时的政治苦闷和他寄居异地、怀念家乡的寂寞忧伤之情：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名篇《登楼赋》，也是王粲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主旨与此诗大体相同。赋中起句为“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一个“忧”字，可以说包含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全赋的情感底蕴。接着写四周景色秀美，却是“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透露出身在异乡客地的愁怀。再接着是叙述自己的忧思之源，乃是社会动乱，只身飘零，进一步抒发了“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的故土之情，蕴含着要离开刘表，荆州非久留之地的意念。最后，赋文更深一层地点明了忧思的内涵，是希冀时世早日清平，以施展自己平生之才力，但此种期望又迟迟不见到来，今已感到所依非人而抱负难展，因而不由得要“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了！全赋情从景来，写得悲凉慷慨，极富感染力，历来与曹植的《洛神赋》并列，一起被誉为建安辞赋最高成就的代表。
在荆州的十五年里，王粲虽然未被重用，但对工作，他还是积极参与的，为刘表起草了不少公文，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宣传这次军事行动合乎大义，就由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此文被广为张贴、散发，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官渡之战后，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阋墙。刘表为了劝和，要王粲起草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两文。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写得“词章纵横”（张溥：《王侍中集题辞》），甚有文彩。
被曹操委以重任
建安十三（公元208年）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刘表。刘表死后，次子刘琮继位。章陵太守蒯越、荆州府东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九月，刘琮举州降曹，王粲也来到曹操幕府工作。从此后，王粲仕途得意，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王粲先是因劝刘琮归降有功，被授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魏国既建，王粲官拜侍中。
如果说，此前的王粲一直是在失意中度日，那么，自从来到曹操幕府工作后，王粲却如拨乌云见青天，命运有了实质性改变。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他连升数级，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在刘表手下工作时想都不敢想的。有为之士遇到有为之主，王粲的工作积极性于是得到空前激发和调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也就是说，此后的王粲除了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谋议作用外，还倾注全力为曹魏新兴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订了各项法律和法规，这实际上是为魏国的建立规划蓝图，奠定基础。秦朝有李斯定制，汉朝有萧何制律，魏国则主要靠王粲“兴制度”，作礼乐。此时的王粲，真可以用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来形容，对此，他自己也是不隐瞒的，如在《仿连珠》一文中，他便隐然以管仲自比：“齐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并强调说：“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因王粲强记博闻，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还总喜欢邀王粲同行。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顿时，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驴叫声响彻四野，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其中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可见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王粲的作品，据《隋书·经籍四》记载，原有《王粲集》十一卷，但没有保存下来。明代张溥辑有《王侍中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三国志》、《文心雕龙·才略》、《隋书》等）
东汉末年的祢衡，是一个狂傲之士；他后来“诞傲致殒”（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是不足为怪的。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祢衡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气，记忆力非常好，过目不忘，善写文章，长于辩论。但是，他的坏脾气似乎也是天生的，急躁、傲慢、怪诞，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因而得罪了不少人。这么一个人物，又生活在天下动乱、军阀割据专权的东汉末年，所以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注定了。
建安初年，汉献帝接受曹操的建议，把都城迁到了许都（今许昌）。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祢衡从荆州来到人文荟萃的许都后，为求进用，曾写好了一封自荐书，打算毛遂自荐，但因为看不起任何人，结果自荐书装在口袋里，字迹都磨损得看不清楚了，也没派上用场。当时许都是东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当世名士有很多都集中在这里，但自视甚高又不愿同流合污的祢衡一个也看不上眼。有人劝他结交司空椽陈群和司马朗，他却很刻薄地挖苦说：“我怎么能跟杀猪卖酒的人在一起！”又劝他参拜尚书令荀彧和荡寇将军赵稚长，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了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去监厨请客。”后来，祢衡终于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杨修。可能是才气学问相当并且气味相投的原因，他们三位不仅比较谈得来，而且相互之间还曾有过肉麻的吹捧，如孔融称祢衡是“颜回不死”，祢衡称孔融是“仲尼复生”。
孔融于是把祢衡推荐给曹操，希望曹操能够任用祢衡。
谁知祢衡却不领情。他不但托病不见曹操，而且出言不逊，把曹操臭骂了一顿。
曹操正当招揽人才的时候，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形象，尽量保持宽容爱才的名声，因此虽然恼怒，也不好加害。曹操知道祢衡善击鼓，就召他为击鼓的小吏。一日大宴宾客，曹操让祢衡击鼓助兴，想借此污辱祢衡，没想到这个才子在换装束（有专门的鼓吏衣帽）的时候，竟当着众宾客的面把衣服脱得精光，使宾主讨了场大没趣。曹操对孔融说：“祢衡这个小子，我要杀他，不过像宰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罢了！只是想到此人一向有些虚名，杀了他，远近的人会说我无容人之量。”于是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强行把祢衡押送到荆州，送给荆州牧刘表。
刘表及荆州人士早就知道祢衡的大名，对他的才学十分佩服，所以对他并不歧视，相反还礼节周到，把他奉为上宾。刘表让祢衡掌管文书，“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也就是荆州官府所有的文件材料，都要请祢衡过目审定，在工作上可以说对他放手使用，十分信任。但祢衡这个才子的致命弱点是目空一切。有一次他外出，刚好有份文件要马上起草，刘表于是叫来其他秘书，让他们共同起草。他们“极其才思”，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了，谁知祢衡一回来，拿起文件草草看了一下，就说写得太臭，然后把它撕得粉碎，掷于地下，接着他便要来纸笔，手不停挥地重新写了一篇交给刘表。他写的这份文件因“辞义可观”，甚得刘表好感，但却把别的秘书得罪光了！他不但经常说其他秘书的坏话，而且渐渐地连刘表也不放在眼里，说起话来总是隐含讥刺。刘表本来就心胸狭窄，自然不能容忍祢衡的放肆和无礼。但他也不愿担恶名，就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
刘表把祢衡转送给黄祖，是因为他知道黄祖性情暴躁，其用意显然也是借刀杀人。祢衡初到江夏，黄祖对他也很优待，也让他做秘书，负责文件起草。祢衡开头颇为卖力，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凡经他起草的文稿，“轻重疏密，各得体宜”，不仅写得十分得体，而且许多话是黄祖想说而说不出的，因而甚得黄祖爱赏。有一次，黄祖看了祢衡起草的文件材料，拉着他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祢衡和黄祖的长子、章陵太守黄射是要好的朋友，祢衡只要稍微收敛一下锋芒，稍微克制一下过强的个性，对周围的人稍微礼貌些，黄祖虽然是个急性子，但总不会无缘无故乱杀人吧？然而让人扼腕的是：有一次黄祖在战船上设宴会，祢衡的老毛病又犯了，竟当着众宾客的面，尽说些刻薄无礼的话！黄祖呵斥他，他还骂黄祖这个“死老头，你少啰嗦！”当着这么多的人面，黄祖哪能忍下这口气，于是命人把祢衡拖走，吩咐将他狠狠地杖打一顿。祢衡还是怒骂不已，黄祖于是下令把他杀掉。黄祖手下的人对祢衡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得到命令，黄祖的主簿（也是秘书！）便立时把他杀了。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祢衡仅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使人感到惋惜，却不让人觉得意外。他太傲慢了，而且正如颜之推所说的，是一种“诞傲”，即不合情理、荒唐的傲慢。他要是能自重一些，有一点自知之明和容人之量，在态度上肯让人，在言辞上肯饶人，就不会死得这么早。特别是作为一个秘书，祢衡对领导既不尊重，对同事又不礼貌，如此恃才傲物，看不起任何人，这样的性格脾气怎么与人友好共事？祢衡是生于乱世，才遭遇了不幸；就是生在和平年代，像他这样的性子，即使没有杀身之祸，但要在社会上立足也是很难的。一个秘书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不能与大家友好共事，本事哪怕再大，也是做不好工作的。骄傲使人失败，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为旧时代的军阀们开脱什么责任，而是对秘书人员的一点忠告。
人都有性子，而且各人性子不同。作为秘书，当然不能患软骨病，一天到晚看别人脸色行事，生就一副见风使舵、奴颜婢膝的样子，但也不能目空一切、心高气傲、出言不逊、狂傲无礼。人不可无骨气，但绝不能有傲气，这是弥衡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