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乡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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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5日）
目前，对农村传统税费制度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然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机构往何处去？
从了解的实际情况看，农村特产税被废除、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免征农业税，这一切已开始影响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一级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这是已经出现或即将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调动了他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但在农民地位提高的同时，也使过去利益博弈的格局失衡，使博弈的另一方、乡镇机构的改革被提上日程。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说，这是继农信社试点改革和农民工大潮后的又一挑战。
当前，乡镇机构的现状依然严峻。自1984年我国第一次建立乡级财政后，乡镇机构就开始急剧扩张、人员迅速增加，职能交叉重复。去年，有关部门曾对我国1020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做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个乡镇的党政机关内设机构为16个，人数为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两至三倍。
在中央全力支持“三农”的今天，乡镇机构的现状已开始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
其一，庞大的机构和人员队伍造成农民负担的加重。正如一位江苏省领导在省工作会议上感叹的那样：“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书记和正副镇长竟达50多人!”
其二，少数乡镇政府出现了“去农化”倾向。如福建省永安市上坪乡，过去乡政府一直设在上坪村。1999年后，乡政府以“建乡农科教培训中心”的名义报请市政府批准，在永安市郊某农场征地盖大楼，并不顾大多数村民反对，陆续迁入新楼办公，群众办事非常不方便，来回奔波。面对农民的反对声，该乡领导则振振有辞：农村税费改革后，群众已没有多少事要找乡政府办了。没有了农业税、特产税，上坪乡的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要维持生存就必须发展工业，好换取市财政拨款和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
其三，部分乡镇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如今年3月下旬，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车龙乡的何培树拿着乡政府开的“欠款凭证”和“拍卖公告”在南充市闹市区公开叫卖，折价出售欠条。原因是，2000年6月，何培树父子在乡政府未拿一分钱的情况下，从银行贷款、向亲朋借钱共87万元，将当地坑洼土路修成水泥大道，被村民称为“德政工程”。然而，这一工程完工后，何氏父子只从乡政府领到了6张金额达87万元的“白条”。之后，在“白条”不能兑现、债主频频光顾、农民工“光临”的情况下，何培树之子于去年8月将乡政府告上法庭并胜诉，获还120余万元(欠账加利息)的判决，但乡政府依然不还。无奈，何培树只好拿着乡政府的欠条当街折价拍卖。
其四，更重要的是，在农村金融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乡镇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将加重各地农信社正在进行的清收不良贷款(尤其是历史旧账)工作的压力；也将影响一部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积极性和信心。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乡镇机构目前的窘境反映了农村基层政府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在乡镇机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官员与农民，两者利益的背离倾向将愈来愈严重。乡镇机构已到了不改不成的程度。
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央尚未出台有关政策的情况下，部分省市已认识到了乡镇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并尝试性地采取了行动：湖北省改革试点县监利县已将乡镇政协这个“四大班子”之一撤销。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今年政府要进行的五项改革。其中，第四项就是：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 在中国农村经济的转轨期间，乡镇改革的脚步声渐行渐近了。
□中国金融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