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驾驭语言的超级大师——浅议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唐春元
《秘书工作》杂志社的同志在策划“协调需要艺术”这一专题时，约我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语言艺术，这让我既兴奋，又有点为难。毛泽东同志的语言艺术有什么特点，秘书工作者怎样从他的语言艺术中汲取营养，岂是我辈所能评点的。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叙述一下我所了解的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特点，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毛泽东同志是语言大师，他总能在言谈中以他高超的语言艺术，与对方融洽地沟通。根据我的分析和理解，他的语言艺术有以下特点：
一、朴实通俗，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是说话艺术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工作时，只有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听众迅速而又准确地接受和理解。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入浅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浅显的语言阐述深奥的道理；二是尽量选用人民群众常用的、喜闻乐见的语言；三是尽量多地运用设问的形式，有问有答，以增加和活跃气氛。
红军时期，我军战士基本上是由读书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农民组成的。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在向战士做说服教育工作时，特别注意语言的深入浅出，简单明了。一次，他在给战士作演说时，就讲了这样一段简单、通俗和明白的话：“同志们，我们是革命队伍，必须懂得革命道理，懂得为谁打仗。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领袖写了很多书，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掌握那么多，我今天就讲‘二、三、四’三个字，这三个字的道理，请大家一定用心记住。我说的‘二’字，就是讲两种战争。古今中外发生了许多战争，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战争，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现在我们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我说的‘三’字，就是我们在红军队伍里必须遵守三大纪律。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要有革命的纪律，否则便是一盘散沙，不能统一行动，这样就不能打胜仗，革命的纪律要求我们不能侵犯工农的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和红薯都不能拿。我说的‘四’字，就是说红军要做好四件事：一件是打土豪分田地；二是建立工农武装；三是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四是建立地方党组织，领导大家和地主老财斗，与反动派斗。”
毛泽东只用了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加起来还不到500字，却把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的大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经常用俗语来说明道理，不仅通俗易懂，而且生动有趣。
二、善用典故，巧用比喻
毛泽东在与人沟通时，常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和丰富的联想，恰到好处地运用比喻或引用那些既富有哲理，又生动有趣的成语、典故，来启发他人了解他的意图和想法。
1958年3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几十个历史典故。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一开头就用《西厢记》中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来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那样勇敢而又坚定的人。接着，毛泽东就提到戏剧《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是一副奴才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刘彻）之名，甚至称之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在讲话的后半部分，毛泽东讲到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在这篇讲话中，引用典故最多的还在中间部分。这部分阐述了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创新学派和发明创造者大多数是青年人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和李世民等20多位历史人物。同时，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讲到了一些反面的历史人物，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袁世凯和段祺瑞等。总之，这篇讲话引用典故之妙，实在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我们仅从这篇讲话就可以知道毛泽东运用典故说古喻今，已经达到了无人比拟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比喻，在修辞学上就是把物当成人写，或把人当作物写。毛泽东在运用比喻时，非常讲究一个“巧”字。或即景生“比”，或以古喻今，无不突出一个“巧”字。无论是用比喻来抒情，还是来说理，都是随口道来，随手拈来，生动形象，既无斧凿之痕，又不落入俗套。他在写文章或讲话中使用的比喻，不仅以其生动形象而被赋予鲜活的生命力，以幽默风趣令人忍俊不禁，而且以其通俗性而令人叫绝。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会见文艺界进步人士，当有人向他介绍著名电影演员陶金时，毛泽东笑着说：“啊!沙里淘金。”“沙里淘金”本来是一个成语，比喻做费力大而成效少的事。显然，毛泽东此处是取其褒意，赞扬陶金出类拔萃。陶金自然能悟其意而悦之于心，这比听“久仰”之类的客套话要亲切得多。
毛泽东与人初识，除了在姓名上做文章，还善于“求同”——寻求与对方的相同相通之处，把自己和对方摆在平等位置，使人产生平易亲切、相遇知音的感觉。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推荐画家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一见柳、尹来到，连忙伸出手来：“欢迎，欢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柳亚子向毛泽东介绍了尹瘦石后，毛泽东紧握画家的手，摇了几摇说：“喔，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是极为重要的!延安有一所鲁艺，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那里的艺术家都是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噢。”尹瘦石忙说：“我也是‘土包子’，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大笑：“我们彼此彼此了。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不过，我对于美术却研究甚少。记得小时候，最不耐烦的是图画，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先生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这是李太白诗意：‘半壁见海日’！”话毕，朗声大笑。
毛泽东从艺术的宗旨切入，引出“土包子”这一形象用语作比喻，一下子就找到了与尹瘦石共同的话题，缩短了与尹瘦石之间的距离。尤其是那个“半壁见海日”的故事，信手拈来而又话不离题，使尹瘦石感受颇深。
三、幽默风趣，妙语连篇
列宁曾经说过，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 幽默是沟通人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幽默的语言能使局促、尴尬的场面变得轻松缓和，也能使人立即消失拘束或不安，甚至能化解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最善于运用幽默来消除伟人与平民、上级与下级间的距离，与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人建立关系。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对文艺界人士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没有作长篇宏论，却是借蒋介石和自己的姓氏幽默作答：“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爽朗而豪迈的笑声。“那你的毛——”不等问者说完，毛泽东就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毛泽东的这番回答，不卑不亢，幽默风趣，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1976年1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和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此时的毛泽东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甚至连端药的力气都没有了。戴维心酸地凝视着这位曾叱咤风云、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伟人。毛泽东见戴维那样看着自己，有些不解地问：“你在看什么？”戴维说：“我在看你的脸。你的上半部很……很出色。”听了译员的这句翻译后，毛泽东轻轻地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更让戴维和朱莉惊讶的是毛泽东下面说的一段话：“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的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这就是一副彻底的喜剧脸孔了。”
听了毛泽东这段风趣而幽默的自我解嘲，戴维和朱莉都震惊了。若干年后，戴维回忆起毛泽东说这段话的情景时，仍深怀敬意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十里之外，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语言的个性特色。”
四、含蓄诙谐，点而不破
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注意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场合和不同目的而采用不同的语言说服方法。在许多情况下，他并不直截了当地把问题说给对方听，而是将意思隐含在其中，给听者留下咀嚼、品味的机会和想象的空间。
一次，几个卫士把一张大沙发从书房搬到另一间房子，由于房门小，试了几次都没有搬出去。毛泽东进书房一看，便问：“怎么没有搬出去？”一名卫士回答说：“门太小，搬不出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毛泽东看了看几名卫士，在沙发左右来回踱了几步，然后慢条斯理地问：“有件事我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房子呢？”听了毛泽东的话，卫士们动起了脑筋，不时地变换方式，最后，他们通过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然后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把沙发搬出了书房。这时，毛泽东又笑着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一名卫士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沙发的。”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从这件事中受到一点启发，有一点感想，那就是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1955年，邵力子和傅作义应邀到毛泽东的住处。进屋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的文房四宝还没收拾，写好的纸幅上的墨迹未干，于是问道：“主席在写字？”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然后说：“是啊，我刚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前清举人给解一下。”说着，毛泽东拿起写好的宣纸递给邵力子，只见上边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毛泽东说：“邵先生，我这个可是个续字谜啊！”
邵力子还在琢磨这两个字的谜底时，毛泽东又说了一句：“ 邵先生，我这个续字谜也只有两个字。”邵力子听后，又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说：“我知道了，谜底是‘方案’！”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对啊，我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知人才能善任。毛泽东为什么单找邵力子和傅作义商量治淮方案呢？因为毛泽东知道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时候，很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峡、风陵渡等浩大工程。所以当邵力子猜出字谜后，毛泽东便说：“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当年‘大禹治水’……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流传着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先生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
毛泽东知道傅作义学过水利工程，所以建国后就委任他做第一任水利部长。这次邀请他来正是研究兴修水利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又对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然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您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的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若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为水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毛泽东以猜字谜形式，委婉地请邵力子和傅作义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出一分力，这样的手法可谓新颖别致。
（作者系湖南省委《新湘评论》杂志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