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4-01-08 11:04:21 　　每到年关，盼望返乡的农民工比以往更真切地体味到与城市的距离，也比以往更多地感受到与城市之间的纠葛。这其中，欠薪是年关留给农民工的最深的痛。　　为了50多个民工的利益，小包工头王伯军挟持了上一级包工头罗强。它是危险的信号，当一种侵害找不到公平的希望，就可能导致另一种侵害。　　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日渐突出，年关尤甚。我们不可能把它简单归结为农民工对城市安全的侵害。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农民工犯罪属于社会管理成本的一部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应该凭借王伯军这样的极端举动，我们只能通过完善制度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最近相继出台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和法规，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王伯军没觉得这是一次绑架，他只想讨回50名民工的工钱。　　欠薪纠纷未能解决，他却要为此举承担法律责罚。 　　□王科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入冬的北京，气温已经很低了。昌平公安分局的刑警大队里，比往日多了一些忙碌。　　二探组的张卫国接到上面的命令：晚上有抓捕解救行动，地点在廊坊，涉嫌绑架。凭经验，这类案子挺“让人紧张”的，但一听说是民工因欠薪绑架，他的神经不由松了下来，一到年关，农民工涉嫌犯罪的案子就多起来，但大多不会非常棘手。　　解救行动果然很顺利。在廊坊一大片民工租住的平房区，一处异常破败的房子，当院门被踹开，被绑者罗强听到动静首先冲了出来，并指出了身后的绑架者王伯军。　　王伯军并没有反抗。只是他的母亲喊起来了：“你们干什么？我们犯什么法了？我们就是为了要工钱！”接着就变成了号哭。王伯军的老父亲在一边流泪，但一点声音都没出。　　怕耽搁久了，院子里外住的十几个民工闹腾起来，警员们迅速铐上王伯军，上车离去。　　“看上去，罗强身上倒是没什么伤。”张卫国回忆说，“罗强说是一分没欠，王伯军说是欠了。到底谁欠谁咱也说不清楚呀，那不归咱公安管，是法院的事。” 一　　王伯军今年29岁，是一个四川籍的小包工头。2003年3月，他在昌平的秀峰山庄工地承包了28栋别墅的木匠活，手下有50名工人。到了年底要给这50名工人发工钱了，几次找上面的包工头罗强讨薪未果，还为此和罗强找来的帮手们打了一场群架，接着他就绑架了罗强，第二天被捕。　　27岁的罗强是江苏人，工地上的活都是逐级向下包，在这个渐次级别中，罗强是个“二包”。　　秀峰山庄有200多幢建筑，工地上有五六千名工人，20多支施工队。出出进进，来来去去，所有的农民工都跟着活走，活儿干到哪里，人就走到哪里。　　承揽工程的最大的“包工头”是龙建公司13分公司，但对大多数民工来说，并不和龙建直接发生关系，他们也都不清楚“龙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龙建有十数家分公司，不知道自己头顶上有“二包”、“三包”甚至“四包”，更不知道他们之间谁欠谁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拿不到工钱。　　到了年关，工地上工人已经走了大半，再过不到十天，工地就完全歇假了。还有一些人住在工地的活动房等薪水，民工老潘说：没良心的工头们卷着工人的钱就跑了，这个工头包10栋，那个包20栋，来来去去没几个认识的人。　　带他们出来的小工头正在跟上家要账。他们是“四包”，他们的“上家”工头是同村老乡，现在还在跟“二包”方要钱。农民工与“三包”之间的关系基于同乡的信任，他们不愿意把它理解为雇佣关系。原来说12月5日结钱，后来变成15 　　日，再变成22日，后来的说法是25日。想法弄来的钱给先走的一批人付了路费，每人200元，“有多少钱打发多少人”。　　王伯军也经过这样的垫付，帮助部分急于回家的工人满意而归。　　龙建公司13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副经理马林平解释了他们合同结算的支付方式：验收一层拨给10％，再验收一层再拨10％，加了顶子再拨10％，装修完成拨70％，彻底竣工验收以后结清。他说：“龙建是大公司，不欠下面的钱”。至于包工头之间谁欠谁的，他们不知道也不干涉。　　看守所里王伯军说：“我在这里蹲上两三年为的是工人的事，将来我出去了再找工人，他们肯定二话不说会跟着我干的。” 　　但是，进看守所一个月了，媳妇没来看过他。说起这个他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她可能对我有意见了——警察来时有人报信，她让我逃跑我没干。我说不能走，走了这钱就再也别打算要了。” 　　如果可以面对老板，就没法面对工人。这是他对自己处境的概括。这么一想，心里就踏实了。　　王伯军2000年离开四川老家，到廊坊投靠表哥，在那里他娶妻生子，跟着表哥包活，逐渐带起一群工人，成为建筑行业的一个小工头。他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家里穷得“连看守所里的号饭都吃不上”。后来他到一家建筑工程学校去想办法“偷学”，在内心深处他把自己和那些正式毕业的学生一样看待。离开学校那会儿，他也是“志向远大”的，想凭本事挣大钱，做出点样子让人们看看。　　因为带着工人转到昌平，王伯军表哥在廊坊包到的一个大项目落空了，表兄弟俩闹了别扭。但王伯军并不后悔。他听人说秀峰山庄的别墅是从韩国学回来的样式。当初接活的时候，他一看图纸就明白了，这让他挺激动的。他觉得这个“异型活儿”很有挑战性，想把它独立做下来，“证明我有那个能力”。 二　　“我的队在秀峰山庄20多个队里面啥时候查也能排到前5个里头！质量、进度，哪方面也没落后过！”坐在问讯室带锁的椅子上，王伯军的自豪分毫不减。　　“我那50个工人是（2003年）3月2日进工地的。”按常规，工人的食宿费用最后从工资里扣除，施工期间每人每月发100元，供抽烟和零花。“我跟罗强签的协议是完工10天之内结算90％。以前在别处干活，最后能拿到90％就不错了，另外那10％都是白干，就当是给人帮忙了。” 　　主体完工之后，王伯军开始向罗强提出结账的要求。王伯军队里的工人都是四川、湖北一带的，云阳县的有好几个，家里穷，他想早做打算，争取早些让工人们拿到这一年的钱。　　要账几乎从来都没顺利过，但这次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其中一次，王伯军和十七八个工人从廊坊赶到昌平，把罗强堵在了被窝里。他还是那句老话：“算一下账吧。” 　　这一天和往常不同，罗强那里多了六七个人，都是王伯军不认识的。　　“三百五百的，不给算就不给算了。”王伯军说。但罗强的态度比以往强硬，坚持说王伯军的活没干完。　　关于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双方最初只有口头协议：“各自管各自的”，是谁头上的事就算谁的钱，但必须双方签字认定。罗强算下来，因为质量问题扣了王伯军8800多元钱，其中5600来元是王伯军没签过字的。　　“工人吃的生活费他也亏我们的。大米本来说好1斤1元，他都照着1斤1.2元算的。加上SARS时候停工两个月，工人吃住照旧，我额外又亏进去两万多！”王伯军说。　　结算单在这样的僵持局面中签了下来。比起预期的18万多，王伯军一共算出4万余元的亏空，这个数字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限度，他无法向下面的工人交待。　　“不行也得行！”罗强最后说。王伯军的头发被一个高个子揪住了，那人骂着娘：“凭啥给你？再要，就打你的人！”他被三个人拎了起来扔出门外，左脸在地上猛地刮了一下，破了。　　这一下引发了一场斗殴，双方各有损伤。忙完斗殴受伤者的处理，天已经黑了，脸上的伤口在冷风里尖利地疼着。这一次，对于通过正规途径向罗强讨薪，王伯军不再抱希望。“那天晚上我们一商量：干脆不从工地上算账了，直接把老板拉到廊坊去算账！去年廊坊也有过这样的事，我想没啥子大不了的。我们一共12个人，当天晚上就把他从家里给拉过去了。” 　　罗强当时正躺在床上看电视。他看到窗外有刀和钢筋棍在晃动。“他们把我连拽带拉拖上车，一定是王伯军从廊坊黑社会找来的！”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伯军身后的工人他都不认识。　　“那帮人是硬把我拖走的。我跟王伯军说：小王，别这样，有话咱们好好说。路上他们故意打开面包车的车窗。看我就穿着秋衣秋裤，就是想冻我！” 　　王伯军说，他对罗强是“礼貌”的，例证之一，就是罗强第二天要求洗澡，就带他洗了桑拿，接着开始平静地交谈。他当时向罗强开出了付5万元工钱的要求。“我对他挺客气，跟他说：‘你到这来，跟在你办公室一样。该给的给，不该给的不给，在哪都一样。我要是哪里冒犯你、威胁你了，这单子你都可以不签。’我就是想让他把结算单开出来，就想把该给工人的钱拿到手。” 　　王伯军在廊坊租住的小院里，除了他一家老小，还有十几个工人，等着领到他承诺过的这笔钱。他坚持说：跟罗强要的每一分，都是自己和工人应得的。　　可是，寻求外界支持的难度在于，这笔账涉及28栋别墅木工部分的施工进程、质量裁定和近一年来数十名工人的大小支出，除了他们两人，没有第三方完全了解其中的细节事实。　　比如说，双方所签的协议规定：完工后按工作量的具体情况结算全部款项的80％到90％。双方有一个最重大的争议，就是有关工程进度。王伯军认为已做完，罗强却说还有扫尾工作没完成。事情起因于没有完全实现图纸变更后的要求。当时王伯军拿出的理由是：工人们情绪不稳定，要求先结账。罗强的说法是，后来实际结算的80％已经超出了他们应得的数量，实际上是给多了。　　王伯军说：“我到廊坊劳动局去问过，人家都是以合同为准，简单说我们签的那东西不太符合规范。但是活已经干了一半，那时候撤下来我搭不起。” 　　“我到公司问过了，公司是按照进度给罗强结的，完成到多少都给结清了。” 　　包活的时候他到现场去看，“龙建那么大的公司，从不拖欠的，我一看就有自信了，觉得不会有啥子问题。” 　　三　　账一直算到了凌晨3点多钟。　　第二天罗强说“让人把钱送下来”，就打了一通电话。都是江苏话，王伯军听不懂。但他丝毫没疑———他觉得为工人讨应得的利益，没啥子好亏心的。事实上罗强向家人通报了自己的下落，于是其家长马上报警。　　只是他从没想到这件事情会严重到“绑架罪”的程度，他咨询了律师，自己很可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当初带走罗强的时候，他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最多就是进去呆上一个来月，还能不放我出来？” 　　在看守所里，王伯军就盼着时间赶紧往前走。每天起来从小窗户看见太阳，他就想让太阳快点下山，一天快点过去。对于这段牢狱生活，他已经没有别的任何寄望。他说：他想办取保候审，争取出去找表哥借钱，给等在廊坊的工人一个交代。　　“我不去想以后会怎么样。”王伯军虽然进了看守所，但他的弟弟还在外面四处找罗强，钱还得继续要下去。　　从廊坊回来后的这些天，罗强的日子似乎也不好过。有人打电话找他，只说回了江苏老家。他说：“我很不愿意处在现在这么一种状态。” 　　今年规定必须给工人全额支付工资，他说公司没结那么多钱，他得到处应付要账的，到处想办法筹钱填补亏空。　　罗强去年开始在秀峰山庄工地承包项目，除了王伯军，他还“发包”给其他几个施工队。按合同规定，工程款按进度结算。因为施工进度不等，他在秀峰山庄承揽的项目，到年底只拿到了工程款总额的60％。　　绑架之前，第一次结账之后，王伯军手下的工人走了十好几个，罗强说他只好联系其他施工队完成剩下的部分，他说：“这项目我实际上亏进去5万！” 　　王伯军的工人还等在廊坊，几千元的工钱仍没有着落。　　（本文涉及主要当事人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　 　2004-01-08 11:04:16 左图：城市农民工往往处在局促而压抑的生存环境中　　摄影本报记者 王轶庶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索娜 　　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一年一度的元旦、春节办案高峰如期到来，检察员们去年12月起开始加班。　　“这个时候处理最多的案子，是偷盗、抢劫，作案的70％以上的是民工。”一个长得很瘦小的女检察员说。这一天她提审的两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农民工。 　　我要回家，但是我没钱　　“我想回家，但没钱回不了。”头发染成黄色的任维发以此解释自己简单的犯罪动机。　　任维发是河北易县农民，初中文化程度，曾在一家洗浴中心打工，半个月之前遭到解雇。　　“他被解雇之后我们见过三次面。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没地方去，没找到工作也没有钱，晚上就睡在魏公村马路边的椅子上。”任维发的洗浴中心同事王晓说。他和任维发一样，也是进城打工的，也是18岁。　　任维发最后一次和王晓见面的时候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想回老家，准备去抢点钱回家用。　　“抢钱”的事在他们中间发生过。半年前，洗浴中心有人在居住的小区内将一个卖羊肉串的一木棍子打晕，抢走了1000多元。这件事任维发是个知情者。　　海淀区魏公村车站的过街天桥上，一个女人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过街，她的丈夫就在前方桥下等她，任维发看着她下了车，上了天桥，向他走来。　　“我就是想把那个女的钱包抢过来，回老家。”任维发回忆说。　　桥上还有几个人，任维发跟着那个女人走到桥中间的时候，从后面冲上去双手抓住包带使劲拽。第一次没拽过来，又使劲拽，“这一次拽过来了，我就往回跑，下了天桥”。　　一个过路的穿红衣服的男子立即帮助被抢的女人追赶任维发。后面人追得紧，任维发想翻过隔离带，就把包先扔了过去。　　“我刚跳过去，包还没有拣起来，一个男人就把我摁住了。” 　　这个人正是被抢女人的丈夫。　　“我们抓住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抗。”协助追抢的那个红衣服男子说。　　一辆巡逻车就在不远处停着，女事主拿着手机报警，110三个号码还没有拨出去，警车就到了。　　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张权说：“这种案件太多了，多得办过案之后不久就记不清犯罪嫌疑人的样子了。这是每到年底最多最典型的案件。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干那种事的人，大都来北京没几年，老实巴交的样子，多数是第一次犯案，没有前科。” 　　案发的时候，任维发刚刚过了18岁生日。　　张权很为任维发可惜。按照有关法律，他可能要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坐过牢之后，再找工作就更难了”。　　“这么做被抓住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他可能真的是没钱，急了。” 　　“穷”，“好几天没吃上饭了”，“找不到工作”，张权说，提审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的理由都差不多，有时他并不相信这些说法。“但这一回我信了”。 　　我在这里放纵自己的虚荣　　郭大鹏，1.86米的大个头，脸膛红润，站在那里身体硬邦邦的。他说，凭着这副身板他在北京找工作并不难。保安公司很喜欢他，在被捕前，他先后在两家保安公司做过，有一家还做到了保安队队长的位置。　　这个20岁的辽宁阜新人已经有5年“城市流浪史”了。　　1998年他从家乡出来的第一站是驻马店。在那里他被人骗了。一份报纸上的广告说，某警察学校招生，毕业后给安排工作，可以当警察。郭大鹏交了两万多元的学费，去了一看，是一家武术学校，钱也要不回来。　　“从家出来了就再也不想回去了。家里有6亩半地，兄弟两个，我从小一天的地都没有种过。”回去当农民对郭大鹏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我喜欢城市，我从小就喜欢当警察。” 　　2000年，他来到北京。　　当上保安后，他就自己置办了一套警服、一个警官证，编了一个在公安部门死里逃生的故事，在他暂住的小区的人们眼里，他一直是一名警察。　　他常常只穿着警裤，把皮带上的警察标志露出来，这样就足够了。　　他的邻居有两个是收废品的，几个做小生意的，大都是进城的农民。在这样的人群中，郭大鹏属于最有本事的人。“他们都很敬畏我。但我更喜欢结交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上层人’，我喜欢和他们吃吃喝喝，喜欢和他们吹牛。” 　　他告诉收废品的张某，他能找到大宗的建筑工地的钢材，要的话先把钱给他，他告诉做生意的刘××说他可以搞到口罩（SARS时期）；或者他去找收废品的李××说借点钱，没人敢不借给他。在持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从他的邻居那里弄了3万多元。　　他因涉嫌招摇撞骗而被捕。“我爱慕虚荣。”他对自己这样总结道。　　检察官杨新娥介绍说：“在我办案的3年多中，发现定居10年以上的农民工很少有犯罪的。”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他们大多有了稳定的生意，拉家带口，基本上融入城市生活。“犯罪的多是来城市时间不长的，20岁出头的人。” 　　杨新娥分析说，一般民工犯罪是从他们生活居住的圈子开始的，这说明他们和城市的接触并不是大范围的，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封闭。在和城市人的冲突中，农民工多是退让的，他们怕城里人，他们和城里人根本就打不起来，因为他们在力量上根本就不能形成对抗。　　杨新娥说，能否就业，对于农民工来说非常重要。她举例说，SARS期间，农民工犯罪形成一个高峰，原因就是大量农民工失业。　　这些人一旦结伙，尤其是和有前科的人结伙，会很迅速地从小案件发展成为恶性案件。结伙作案或同乡作案已经出现增多趋势，以偷盗抢劫为谋生手段的团伙也已经出现。 　　农民和城市人都做不来　　尹霄长得很英俊，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笑着，表情相当轻松。他提醒我们，他是1987年农历四月初七出生，而不是现在身份证上的1985年4月4日。他说，为了打工顺利，出来前特地改了出生年龄。　　他五官周正，目光明亮，让人感觉只是一个犯了点错的大孩子，而不是什么“犯罪嫌疑人”。　　尹霄初中一年级没念完就跑到北京，自己什么农活都不会，也不愿意当农民。　　他在北京干过很多活，建筑工地的壮工、饭店服务员、送水员、送煤气面粉，“没一样干好的”，他笑着低下了头。　　尹霄的舅舅在北京，他偷盗的选点基本上是沿着舅舅给他找工作的路线。SARS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找不着工作，钱也差不多花完了，舅舅的同乡好友解某终于给他介绍了一家饭店的工作，每月300元钱。尹就借着在解家睡觉，偷了1000元。　　“我没有一个城里的朋友，只是看到商店里人家几千几千地买名牌衣服，大饭店里大把地消费，心里有点那个……” 　　当问到偷来的钱是怎么花的时候，他显得高兴起来：“住酒店，交女朋友，我住过天津的天波大酒店，凯德大酒店，400多元一夜，凯德是天津最好的酒店。” 　　检察官张枚特别提醒记者注意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犯罪的心理。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一般是学校直接进入城市，他们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进入城市，城市给他们的空间很狭小，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加上自己承受挫折的心理差，心理容易扭曲，他们更容易快速地走向犯罪。” 　　张枚举她办的一起在网上倒卖假国家机关印章的案件为例，涉案的是一个小女孩，父母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有固定的面食店。但她觉得在店里帮工不体面又累，就去学习电脑，在电脑班上认识了很多城里的同学。熟悉了电脑之后，她没有去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而是利用网络售买假印章。　　她否定了父母辛勤工作的生活方式，又找不到自己的方式。　　张枚说到另一个案件，一个18岁的小男孩，没有钱又找不到工作，就找同乡带他去偷，同乡嫌他小不愿意带他，他非要去。第一次出去，同乡躲在暗处，说，你把那边的箱子抱过来就行了，他就跑出去抱，结果被抓。箱子里是电子产品，涉案金额一下就上到六七万元，刑期也就可能在10年以上。　　“多可惜。”张枚说。（本文涉及的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欠薪的成本如此之低，怎能不诱惑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