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采访笔记 马秀莲 2002.04.15 08:00:00 延安，是我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当然，我也知道，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延安的经济还不发达，尤其是农村生活水平还不高，这正是我们要大力为之呼与鼓的。抽时间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地方接待的同志将我安排在延安东北部紧挨黄河的延川县。这里的自然状况、生活水平和文化背景，在陕北都比较有代表性。为了工作方便，下乡干部小贺陪同我，兼作翻译。 出了延安，前往延川。我开始知道什么叫黄土高坡。未曾绵绝的山，裸露着大片大片黄色的肌肤，一星半点的绿，不过是其上的一点点缀。公路旁的沟谷，蜿蜒着一条快干涸的黄泥的浊流，上面卧着的石头，如刀削一般的条条缕缕，十分苍厉。这就是河。 人们在一切可以种植的地方进行耕植，而其实很难看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在此黄土高坡，60％的土地都是大于25度的坡地，并不宜于种庄稼。99.9％的耕地都是旱地，靠天吃饭，而延川又十年九旱。并且，产量是极低的，所种的麦子与谷子，亩产通常只有百把来斤。 我想起了在南方的家乡苏湖地区，肥沃的土地，常常一望无际。春天的时候，麦子青青，油菜花如云似锦地开放；到秋天时，一望无际里则都是沉甸甸的稻穗，飘着醉人的香味。 北方的河与南方的河不曾相见，它永远不会懂什么是南方的清流；南方的河未曾与北方的河相见，它也永远不会知道它北方兄弟的浑厚。 北方的庄稼地，未曾与南方的相遇，它委实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肥沃的土地和丰茂的庄稼；而南方的庄稼地也未曾与北方相遇，它委实不知道，在那么贫瘠的地方，人们为什么还要择此而栖，并种植庄稼？ 农民张德——殷实人家的追求 黄土上，不同年龄的人，对这黄土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达连沟村张德老汉就属于热爱黄土的一类。张德家就在书记的下首。五口新窑，亮亮堂堂。一头骡子从屋旁的棚屋中探出头。 屋内墙壁刷得粉白，挂着一只新自鸣钟。地下铺着砖，炕沿砌着瓷砖。炕对面倚墙，依次放着缝纫机、箱子、长桌。桌上搁着电话和一只旧黑白电视机。屋角放有液化气灶，是女儿出嫁时女婿买的。 这时是下午四点，正是山里人吃饭的时间。他们通常在三四点才吃午饭，稍事休息后等五点太阳不太辣时，继续下地。 在小矮方桌上，有馒头、小米稀饭，另有两小碗腌咸菜盐渍韭菜，放在一只酱色的长方形托盘里。女人又要盛饭又要开西瓜，又说：“看你们住的，我们这儿就像驴子住的。”然后就坐上炕，吧嗒吧嗒地说开了。男人张德坐在炕角只顾自己吸烟，烟是一块五一包的“延安”。 从女人的话里得知，家里分得六口人的地，约有20亩，但三个女儿都出嫁后，也没调整。如今家里只剩夫妻俩，和刚刚初中毕业闲在家里的宝贝儿子。合作化结束后刚有点粮吃，顾不上修窑；新窑是1997年箍的，2000年修了瓷砖，粉了石灰。五口窑花了4.6万元，借了1万多。这两年收成不景气，也还不上。“我们才50岁，有能力赚，我们慢慢赚。”女人一点不担心。然后又说收成不景气，主要因为天旱。前年枣还卖得两千多元，去年只有一千多元了。价格也下来了。前年卖1.4元一斤，去年只有9毛3分。今年更不抵事，枣挂果时正逢天大旱，旱得果都挂不上。至于卖枣，也不出门去卖，到时会有三轮开到村里来，谁来卖谁。听得出来，说到收入，女人没有往实里说。 问到负担问题，女人找出一个红本本，说，给我一个本本，我们俩都不识字，他们填多少钱，就交多少钱，具体内容我也不知。不过，镇里的集资一般只有几十块钱。村里不收提留。交得最多的是农特税，去年是270元，天旱，没钱交，今年退耕还林就被抵扣掉了。然后又责怪老伴：“他老实，得多少，说多少，实！”报多了，农林特产税自然也交得多。老头也不搭话，只顾吸烟，一脸和颜悦色。 该下地了。拿着镰刀，肩上搭着绳子，老汉下地去给驴子割草。小外孙扛着撅头，兴高采烈地跟在后边。儿子不愿去，被我们拽着才去。 地在村头，要走十五分钟的山路。 那是一块坡地，规则地种着不到一人高的小枣树，树下长着沙打旺（也叫沙棘）。显然，这是一块退耕还林地。老汉指着沙打旺说：“这是公家给的种让种的。种子可以卖钱，对水土保持也好。” 老汉矮小的身子高一脚、低一脚穿行在稀疏的枣树间。时不时地抬头和我聊两句：“你看劳动人民好不好！”这地方的种地人，爱称自己是劳动人民或“受苦人”。 问老汉最远去过什么地方，说就到过延川县城，连延安也没去过。“没空去。去也没事。” 此时，面孔白净的儿子蹲在坡上首，手中把玩树叶吹着口哨。“你愿意像你爸这样干活吗？”我问他。“不愿意。”儿子呵呵地笑。 “他就想闲！饭吃不上！”父亲不屑地说。 儿子却在上首发表了一通高论：“老百姓比干部好。冬天早晨不用出山。中午可以在家睡觉。天旱，出门也没事干，就在家歇着。”儿子从没摸过地里的活。初中毕业不想念了，去学了几天厨师，不愿干，回来就闲在家里。 我问老汉：“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这话仿佛勾起老汉甜美的心事来。他在枣树下的黄土坡上斜身躺下，头枕着刚刚割下的丰收的果实，身下是他一辈子都未曾离开过的黄土。夕阳灿烂柔和，他的神情也仿佛有些醉了。 “最想的就是把现在的光景过好，多赚点钱，把借的债还上。” “现在好不好呢？” “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比上不足，比下强点。” “那怎么才能把光景过好呢？” “做事呗，现在的指望就是这枣树，其它也没干头。”他沉醉地看着坡上遍植的枣树。 张元——中等家境透出的生活重负 张元家在村子的下首。三口土窑，已有十多年历史。窑壁上拿报纸和美人油纸画糊着。窑内光线稍暗，但收拾得很整洁。电话很仔细地拿毛巾盖着，旧黑白电视只能模模糊糊收一个陕西台，因为村里的接收器坏了，总修不好。 女人赶着给儿子做鞋子，才没有下地。女人说，家有七口人，四个女孩，一个男孩。生了两个女儿后，第三胎才生了个儿子；但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结果却又生了两个女儿。现在，两个大的女儿都出外打工了，大的在延安县城，小的经亲戚介绍去了北京。如今主要任务就是供这三个孩子上学。乡下的教育质量不行，于是去年将三个孩子都转到了县城。指望着家里能出一个大学生，就是贷款也要念书。 这时，念初二的老四帮助干完家务，开始做作业。这位喜欢小燕子的女孩梦想考延安中学，这是地区最好的中学；然后上大学，做医生，去很远的地方。机灵的小女儿刚刚给地里的父亲送过饭，将山上自家园子里摘的小沙果和梨洗了招待我们。 父亲张元早上五点就去了山里，直到一点才回来。戴一副眼镜，个子瘦小，肩膀晒得黝黑结实。因操劳，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足足大十岁。 父亲给我们揭开了家底。 家里承包28亩地，还有5亩未退耕还林，其余都栽上了枣树。去年收入：3000多斤枣，收入4500元；五亩未退的地，四亩种了糜子，一亩土豆，都用来自家吃；母牛下了一头小崽，卖了300多元；退耕还林，补了350元；钱有些吃紧，就将前几年存下的双青豆卖了，得了1000块。这样，现金收入约6150元。 去年主要开支：5690元，三个小孩念书，4830元；电费：60元；电话费：240元；医药费：250元；农林特产税250元；日常用品60元。总共约5690元，这样，收支相抵，约余460元。 再看每一项开支中的具体内容： （1）学费：在孩子读书所花费的4830元中，念五年级的小女儿花去了830元。上半学期，她在镇里小学上，花了280元，其中，报名费180元，取暖费12元，资料费5元，50元饭票和每月约6块钱的零花钱。50元的饭票用一个学期，因为住校，要买两顿饭，每一顿都是四两馍；菜则是自家带的咸菜；再不够了，就自家带些干粮，通常是蒸馍做成馒头片，然后拿开水泡了吃。一个月6块钱的零花钱，用来买学习用品，或偶尔买一顿菜。 因为小女儿学习好，下半年就转到了县里的小学，半年花了约550元，其中，转学70元，报名费230元，书70元，班费8元，另买了20元资料费。每月30元的午饭钱。午饭通常吃的是农村人挑到校门口来卖的饼子，一顿一块钱，不买菜。早晚饭在姐姐那里吃。大姐在城里打工，250元一个月，和另外三个女孩合租了一个月租60元的房子，另外承担给来城里念书的弟弟妹妹做饭的任务。 老四因为转学，一学年的花费大约是2000元。儿子与老四的花费一样。 （2）电费：一年60元。电一元一度，冬天每月7—8元，夏天每月3—4元。通常能看得见就不开灯。 （3）电话费：一年240元。 电话是前年腊月里装的，因为延川县城里有亲戚，女儿在北京也常打电话来。通常每月20元。农话挺贵的，每分钟3毛。 （4）医药费：一年250元左右。小病就到赤脚医生那里看，药价、医疗费都和医院里一样，只是因为近，方便一些。稍重一点的病，如炎症，才到县医院去看。而头疼、感冒等通常都不看。享受不到任何优惠和保护。 （5）日常用品一年约60元。主要用于买油盐酱醋、洗衣粉之类。盐通常用粮食换。家里肥皂、香皂等也都备，但通常用洗衣粉洗头，因为方便。这样，一月5块钱就够了。 （6）农林特产税与农业税：一年250元。 （7）村集资（村提留）：不收。因为村里有机动地。其承包费被用于村里的工资及其它费用，不再向农民收。 （8）镇集资（乡统筹）：未交。 日常吃饭，一般每周吃二到三次蔬菜。以往家里通常不买菜，今年天旱，地里不长，才买一些。常吃韭菜，腌咸菜，其它如土豆、辣子、洋葱等。一般一个月也不吃一次肉，只过年过节时买。小女儿说，大姐每顿只做一个蔬菜，从不给买肉。 采访出来，小贺告诉我，像张元这样的人家，在这里，算中上等。 [fly]在延安的山村里[/f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