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如何召开的——忆“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和保障工作（上）

张素华        　

   （一）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没有再开过。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中理解和思考这种不同寻常的原因：
    中央决定，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从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12月10日前报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　　　　
    1961年11月16日　
    由此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苏联赫鲁晓夫对我不断施压的这种复杂而又紧急的情况下决定召开的。
    “七千人大会”的通知是杨尚昆负责起草的。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通知。
    11月15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11月16日通知正式下发。
    （二）
    召开“七千人大会”通知下发的当天，刘少奇乘火车赴广东从化。11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这样，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邓小平负总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杨尚昆负责。这么多人来开会，吃喝拉撒睡不是一件小事情。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七千人大会”最初的议程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所以报告写些什么不写什么，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报告起草也就成了会前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在刘少奇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
    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安排。
    为了弄清筹备会议的情况，我根据杨尚昆的日记的记载寻找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员，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会议组的李润民同志。李润民今年79岁，身体还好，只是耳朵有点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一千多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另外，会议上管招待、管简报、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也得统计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七千人的规模了，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
    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六个人。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忙吧，几乎每天都是通宵达旦地干。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有手机，而是完全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非常复杂。
    另外，光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同时还需要给交通管理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需要了解各个代表团的住处。当各省人员的名单确定之后，我们还得一一落实他们什么时候到京，是乘飞机来，还是乘火车、汽车来，我们得派什么人去接……
    在杨尚昆的日记里，我曾看到李润民多次向杨尚昆汇报会议名单的有关记录。这是他担任的主要工作，所以印象比较深。
    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落实，如何组织培训等等，因为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有关人员，就不得而知了。
    （三）
    为了解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住宿问题，经人介绍，我找到了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奇同志。
    张老很负责任，他不但认真回忆那段历史，还专门跑了档案部门核对材料。他说：“七千人大会”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都是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只有“七千人大会”连带当时的另外两个会议是由北京市牵头做保卫和生活保障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交给北京市搞，当时没有说。现在分析，可能是因为会议人数太多，代表们分散在北京市的各个饭店、旅馆，工作量非常之大，而且具体吃、喝、行的保障也十分复杂，涉及到北京市许多部门，这样看，由北京市负责操办可能更方便一些。
    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在现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是那样的落后，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好，但觉得政治上不大可靠，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制作一条龙。从人到物到活动安排，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重新进行了更换。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真是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呢？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1600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由于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堂，有的没有，没有的还要另外找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当时的北京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而便捷，甚至还没有从“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里走出来，但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自己的领袖充满信任和热爱，他们以冲天的干劲和热情从事着在今天看来难以想像的艰巨而又辛劳的工作。虽然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历史应该记住他们。（未完待续）

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如何召开的——忆“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和保障工作（下）

    （一）
    上期我给大家介绍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背景及筹备工作的初步情况。的确，在当年经济那样困难、条件那样艰苦、各方面设施那样落后的情况下，安排上万人的吃、住、行和各项活动，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即使是在今天，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对当年会议的保障服务工作，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满意吗？他们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先听听湖南一位县委书记的回忆：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赶到州里，各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第二天，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与其他地区的同志汇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后乘火车赶赴北京。列车运行一天一夜，到达了北京站，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接到西郊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建筑风格很独特，服务设施也堪称一流。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到过北京，更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桑植、永顺三县6名代表来到一个大套间，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地一路跟着，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走在头里，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他就摔了一个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样！”大家愣了几秒钟，便捧腹大笑起来。原来是地上打了蜡，很光滑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逗得服务员也忍不住笑。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回忆。他住在西颐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
    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据参加会议保障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张文奇说：
    当时经济比较困难，会上吃饭是一件大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节俭的，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就餐券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餐券丢了也不行。
    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
    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同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实在是编制有限呀，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做不出来，还得往里贴钱，所以炖菜多，不过县委书记们高兴，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吧。由于我们来自重灾区，所以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是填不饱肚子，现在来开会，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你问能不能吃饱？能够吃饱，但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每张桌子一瓶酒。其他没有了。平时能够吃到一点肉，但不是很多。”
    （二）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还对外保密，那么当时的保卫、保密工作是如何做的呢？
    关于对外保密的情况，据张文奇介绍，“七千人大会”对外是不宣传的，实际上是一个内部会议，所以保密工作非常重要。这么多人，时间又这么长，不可能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各大区书记都住在这里，大会的工作班子也设在这里。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叙利亚、马里、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
    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往电话线上一扎，就可以窃听。北京饭店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吃饭、会客、理发……进进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为开会，就不让人家来吃饭、理发吧。所以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很重。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方面的技术专家来检查，看看会不会泄密。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据说外国还是知道了中共有很多高级干部聚在北京开会，但会议内容他们不知道。友谊宾馆还有30多个外国专家，附近还有一所苏联孩子读书的中学，但都没有出现泄密事件。
    关于国内的情况，张文奇说：
    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因为浮肿、饥饿、死人，群众心情不舒畅，很多人的怨气还比较大，所以保卫工作既要防止敌人破坏，又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好在那时交通、通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境内外也没有什么联系，没有搞什么恐怖活动的。虽然有不满情绪，但矛盾不像现在这样突出，老百姓还是听话的。经过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高。
    所以保卫工作的特点是，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饭店，说是两路供电，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其他饭店都是一路供电，唯恐哪一处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再比如吃饭，怕食物中毒，或者闹病什么的，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要说“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工作很紧张，是紧张极了，不过那个紧张，主要是紧张这些问题。比如，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供电问题，还有锅炉问题。像人民大会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怕木头被电烤热烧着了。人民大会堂的木质结构，直到国庆35周年才换成了钢质结构。
    整个大会期间，没有发生断电情况，也没有用过蜡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非常顺利。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要求把北京市做好“七千人大会”安保工作的经验糅进去，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做好这项工作。
    （三）
    这次连同工作人员在内有上万人参加的大会，每次集会，都要动用很多车辆。与会者乘的是什么车？当时的北京市有那么多车吗？
    据张文奇回忆，由于大会组织得比较好，虽然用车量很大，但总体上是一路畅通、有条不紊的。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800多辆车。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大会用车主要是租首都汽车运输公司的车。
    从乘车情况来说，省委书记以下统统坐大车，中央局以上的领导才坐小车。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或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
    开大会时，没有用过开道车。这次会议的日程不像现在许多会议那样，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因此也无法把所有的车辆都准备好。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工作人员编了一个顺口溜：时（间）不够分路（走）；（道）路不够分时（走）；路、时都不够，断一条路，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把会议代表先放过去。
    为了交通安全有序，交通部门事先对抽调来的司机进行集中培训，对怎么走，走哪条线，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让这些司机师傅烂熟于心。
    散会后，大会会务组要求，停在人民大会堂前的车20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后来，最长的才用了18分钟。为了做到这一点，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事先同会议代表说好，原地上下车，以便于散会后找车；二是考虑到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不容易找到车子，于是做了一些牌子，上面写着中南局、西北局之类的字，在车前等候或引导代表上车，晚上还打带灯的牌子。由于工作做得很细致，所以代表们都能迅速上车，快速疏散。
    开大会时基本没有影响社会车辆，也没有因为车辆调配不好耽误了什么事情，更没有影响会议的进行，除了几次小车剐蹭，没有出现大的交通事故。那个时候汽车的质量是很差的，但也从未出现抛锚的情况。因此“七千人大会”的交通管理工作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会议时间虽长、又处在困难时期，但是大家同心协力，保障了“七千人大会”的顺利进行。以当时极端落后的物质条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四）
    由于不断变更会议议程，原定只通过一个主报告的“七千人大会”的会期被一再延长，竟然开了将近一个月。这样，原来许多准备在春节前返回各地的会议代表只好在北京过春节了。
    七千多名中共县级以上干部，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干部云集北京过春节，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这里再简单回忆一下代表们在当年春节期间的活动是如何安排的。
    2月4日，除夕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均来助兴。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腾，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向中央领导同志祝贺春节。
    正月初一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拥政爱民联欢晚会，有4万多人参加，规模之大令人咋舌。据周总理讲，这次晚会他本不想惊动毛主席，但在晚会开始前一小时，想来想去，还是要和毛主席说一声，结果毛主席当即表示他要参加。周总理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总是愿意和群众在一起的。因为毛泽东的出席，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部出动。1962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8时整，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春节。这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事隔45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心情，感受他们的情绪。在贫穷和困难之中，人们的情绪是饱满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充满着热爱和信赖。
    “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出席了除夕和初一晚上这两次联欢活动，但当时的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参加联欢的事情。“七千人大会”是悄悄进行的，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北京市民，不知道这个春节还是全中国政治精英的一次大团聚。
    2月6日，正月初二。全体与会人员乘坐着统一安排的汽车，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人民大会堂。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阖家团圆的节日，尽管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和天安门的许多建筑物上还是张灯结彩，红旗飘扬，爆竹声在噼啪作响，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天公也作美，初二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最高气温达9℃，也为人们的心里增添了几分暖意。
    这一天，“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他专门讲党的建设问题。
    2月7日，正月初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千人大会”悄然闭幕。（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