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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大部小吏三年半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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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14岁以前,认识最大的官是公社书记,去过最高的衙门是公社大院。大队书记在我眼里就是权力大得了不得的人物,生产队长也手握派工、分粮、分自留地等权力。我家门前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旁边就是队上的仓库,有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做保管员。而我很小的时候,把她叫成“公家”,因为每每我们去生产队仓库分粮,总说“去公家那里”,而到“公家”那里总能碰到这个妇女,我以为她就是“公家”。我童年的愿望是当一个生产队长,或者是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那时候给我十个脑袋我也想不出自己会走很远很远,走到京城的大衙门里真的做了一个“公家人”,我曾经为此很自豪,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觉得对得起含辛茹苦供我上大学的父母,因为我让他们在村里人面前很长脸了;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出生的那个地方,决定着我多多少少残留着光宗耀祖这类传统男人的理想,而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由于儿时心中这粒小小的种子,加上一段机缘,我在S部做过三年的部曹小吏,也自然做过紫袍加身、开府封疆的白日梦。尽管我明白,所有跻身仕途的人都是那些拿着钱去买彩票的人,我们只注意那些中大奖的得意者,而忘了大多数彩民抱着中奖的希望一直到老,幸运女神依然不垂青他,只能慨叹命运不济、苍天无眼。
  后来又因为一次变故,我离开了S部,成了一名记者。这次离去是很不愉快的,但七年过后,我再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时光,还真的感谢这次被动的“出局”。就好比自己买的股票套牢的时间不长,亏得不多就抛售出去了。如果总等着它涨,很有可能岁月蹉跎白发徒生,而自己变得什么都不会了。那时候回头晚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我在s部三年半,时间不算长,但对自己的影响不小,我知道了戒备森严的大衙门里面,栖息的是一些比我们老家农民并不更有智慧、更有责任心的人;也明白一个小人物在稍微大一点的风浪面前是没有搏击的本钱,尽快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湾呆下来,是明智的选择;对照曾被教科书说成“腐朽黑暗”的古代历史,我认清楚科举时代我们这样的农家子弟在仕途出头的机会其实更多。
  因为冷静了,我感到庆幸,看那些我曾同道的朋友仍然在那里面搏击,患得患失,一个个青春焕发意气风发的人迅速地变成狗苟蝇营之徒,我甚至有一种“看你起高楼,看你楼塌了”的观戏快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我承认,里面总有一些人会中大奖而发达,成为新贵,但若要实现什么抱负基本上是一个笑话,因此不值得羡慕,那样的大环境里面是培养不出杰出的政治家的。
  我觉得有必要将那段经历尽量客观地白描出来,为了纪念曾有过的梦。

  (一) 凑热闹的报名和不情愿的考试
  1995年4月,北京正是柳絮漫天的季节,我感觉格外烦闷。
  我来到位于北京酒仙桥京东方电子集团已经两年了,觉得前途十分晦暗。这是个1956年由苏联援建的大型国有企业,尽管赶时髦地改成股份制公司,但处处败落的厂区给人一种风光不再美人迟暮的感觉,老总不时地给我们这些分配过来的大学毕业生灌输他的经营理念,以及为我们描绘他心中的企业明天。但人是现实的,很难有谁有足够的信心等待乌鸦变凤凰。逃离是我们现实的选择,因为有了北京市户口,跳槽要方便得多。——那时候,没有户口的“北漂”还很艰难。

  和我同住在北林宿舍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个在做着跳槽的打算,已经有几个人成功地突围,去了当时看上去待遇很不错的单位,在目睹两个同来的兄弟,一福建人一甘肃人,突然精神错乱后,我从麻将桌上惊醒了。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一个文科生在这个电子集团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我必须走。这时候,正碰上了中央和国家机关首次向社会招考公务员。一同来京东方的十几人相邀去报名,报名地点在农展馆,各大部委和中直机关摆开摊点,接待前来咨询报名的人,熙熙攘攘的大厅像一个农贸市场。

  我决定报考s部,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当时办公的地点在三元桥附近的霞光里,离酒仙桥很近,而我和女友都住在酒仙桥,以后上班方便。——当时的思维还真是农村娃的特点,以为酒仙桥真是自家的村子,哪想到在北京不停地搬家是一个常态。
  S部人事部门在接待报名者有三人,一个姓张的中年人,长得相貌堂堂,说话谨慎而态度和蔼,应当是一个在部队里受过长期训练的政工干部出身;一位是面容清秀气质高雅的姐姐,吸引我驻足暗瞅了许久;还有一位是个胖乎乎的敦实的人,看起来很老成猜不出他的年龄。

  交钱报完名,领了准考证回来后不久,我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根本没去书店购买公务员考试的辅导书。因为我的女友(现在的老婆)和我同年来到这家企业,两人确立关系后,便为未来的日子打算,两个外地人在北京相互慰籍,都在这个破厂里领着这点微薄的工资,显然没法过日子,因此我托人介绍她去了一家中日合资的电子企业。按进厂签订的合同,我们必须在此服务5年,否则就将交违约金3000元。
  那时候觉得5年好漫长,而3000元是一笔巨款。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关系已经被老总知道了,他是我老婆的师兄,而且对我很器重,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将来写一部老企业变成现代化公司的“史诗类”东西))——一笑,俺们老总很有诗人气质的。他觉得将两人都留在这里有点不人道,于是放话出来,让我的女友去合资企业,以此稳定我的军心,3000块钱也就不用交了。如此我觉得老总待我不薄,更不去想公务员考试了,就算是随大流凑热闹为人事部贡献20元报名费。

  考试是六月的一天,考试前的那晚,我还和朋友喝酒聊天到夜深,半斤二锅头进肚,晕晕乎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第二天早就把考试的事情忘到爪哇国去了。住在楼上宿舍的老婆“咚咚”地敲我的门,让我去考试,而我头痛得厉害,说不去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买参考书复习,去也是白搭。
  老婆不依不饶非得让我去,说即使考不过也得去应付一下,谁叫你报名了。外面大雨倾盆,她让我打车去考场。——打车当时对我俩而言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结婚前老婆的话更有权威性,我很不情愿地起来往外走,在厂门口碰到了比邻而居的一位兄弟,他分到另一个工厂,叫阿方,是我老婆同年毕业的校友,学的是财会,常来我们宿舍搓麻将,两人很是熟悉,他报考了国家体委。于是两人同乘一辆面的到了北师大的考场。
  我连考试必须的2B铅笔也没带,阿方不亏是财会专业的高材生,做事十分细致,他带了三支2B铅笔,匀给我一支,那天打的钱也是他掏的。——因此我对我老婆的学校有种特别的感情,2003年元旦我陪着老婆特意去她在杭州的大学校园故地重游,觉得这个学校和我的母校一样值得感恩。

  考试前好些考生还在拿着参考书临阵磨枪,而我对考试科目没做任何了解,反而心情很轻松,抱着陪太子读书的心态。
  三门考试,一政治理论,一综合知识加写作,一能力测验,我刷刷刷很快做完交卷,回来后老婆问我考得如何,我说“烤糊了,没做任何准备的考试怎么可能通过。”

  不久我被派到一个分厂锻炼,有点了解基层情况准备予以重用的意思,我想也许在这个破厂有峰回路转的可能。7月份,特别热的一天,我和老婆俩骑着单车去婚检,领结婚证。当时我还没到晚婚的年龄,照理说单位不会开介绍信的,管计划生育的阿姨认为我这样的人早点结婚有利于社会稳定,于是爽快地网开一面。公司也很照顾我,给了我俩一间15平米的筒子楼,在一层,几位兄弟凑钱给我买了套煤气灶和煤气罐,搁在走廊里做饭。——那时候买煤气灶还需要指标,否则只能到黑市上买高价的。两个异乡人,有了这个窝我就很知足了,对公司充满着感激,未来的日子好像有了些亮色。一天晚上一个姓侯一个姓杜的两女生结伴来看我的新巢,我正光着脊梁在装配折叠饭桌——为省钱我买的是架子、桌面分离的,自己动手装。
  本来想到第二年元旦的时候简单地办一个仪式,请一起来到工厂的兄弟姐妹们吃顿饭,顺便收点红包。可哪想到,没等到年底,我就离开了京东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8:32: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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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连载好,但若是能放在一楼里就能更便于大家阅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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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以下是引用gclcl在2007-8-17 12:49:00的发言:

呵呵,这个连载好,但若是能放在一楼里就能更便于大家阅读了。

请楼主辛苦一下,感谢

寻找回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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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三年半(连载)

二、面试和政审
   夏天快尽的时候,我在那个50年代修建的工人新村——现在已是破烂不堪的四层楼房里,过得很舒服。8月底的一夜,突然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和我的哥哥,以及一位堂兄即我二叔的儿子,一日黎明,露水打湿了鞋帮,三人去我家南面约3公里的舅姥爷的家,经过一条溪水旁,石拱桥边有李氏的宗祠,我清清楚楚记得门前一副刻在石头上的对联: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这是些场景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小时候每年春节跟随父兄去舅姥爷那里拜年,都会经过这个地方。

  就在快过桥的时候,迎面来了个矮个的老太太,佝偻着背,手夸一个竹篮子,说出我父亲的名字,问谁是他的儿子,我和哥哥应答了。她从篮子里拿出一砣黑糊糊的东西,说是糯米做的粑粑,问谁要。哥哥和堂兄摇头,我看到老太太慈祥的模样,便接了下来。老太太说你愿意跟我回家么?我说没问题,不听两位哥哥的劝阻,跟着老太太去了一个矮小昏暗的房子。
  那间黑房子实在是太脏了,地表坑坑洼洼,散落着鸡屎,老太太让我坐下,请我喝茶,杯子也很脏,我为了不扫她的兴,把茶喝下去。临走前我过意不去,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20元钱给了她。

  早晨从梦中醒来我给老婆说,做了个特别奇怪的梦,我回故乡了。她说那你得打电话回去问问。
  1995年长途电话还比较稀罕,我在厂办给县城里的叔叔挂电话,说起这个梦。叔叔大声说,那个老太太是你奶奶!
  我奶奶在我哥哥出生前两个月就去世了,她要过饭,又不受我爷爷的喜欢,因为长得丑,性格也怯弱。我记事时起,很少有人和我提过奶奶,我妈妈有时说起她,只说:好造孽。妈妈嫁过来后,怀上我哥哥。奶奶非常高兴,喜等着孙辈的出生。便央求庸医将眉上一个已经把眼睛遮住的瘤子割掉,说这样才好带孙子,不能吓住小孩。手术后不久就去世,终于没等到孙子的出生。
  叔叔按照老家的说法,说这是奶奶给你送梦来了,她在保佑你。
  幽冥相隔,果然有送梦一说么?我不太在意。
    
  过了大概两天,一个电话找到我,说是s部人事司的,说我的笔试通过了,让我某年每月去面试。——我真的不敢想象,陪太子读书的心态反而“中式”了。总分超过20,政治课刚刚及格,达到可面试的标准。
    
  我报的是人事司一个宣传教育的岗位,面试那天如三堂会审,我面前坐着7个考官,报名那天的老张也在,他是副处长,只能在旁边做记录,我就明白正面那个国字脸、带有山东口音的50岁左右的主考官,肯定是司局级干部。
  面试好像是信马由缰,问问我的家庭出身,大学里做过什么,爱好什么等等。因为我本来参加面试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再加上本人有点“人来疯”,人越多竞技状态越好,侃侃而谈毫不紧张。

  这位主考官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最近我党干部中有“两森”的对比么?
  哈哈,幸亏砍柴身在破落车间,心系天下大事,我马上就问了一句:“您说的是孔繁森和王宝森么?”
  他微笑颔首,说,“正是,你怎样看待这两人?”
  我立马发挥了自己好臧否人物、议论时事的特性,说这两个干部年龄差不多大,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为什么一个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一个却成为腐败分子,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俩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孔繁森坚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王宝森丧失了一个党员的根本立场。但两位相同成长背景的干部不同的下场给我们的启示是,仅仅靠个人的道德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有孔繁森这样的圣人也有可能有王宝森这样的腐败分子。只有在健全的制度下,既不用出现孔繁森这样靠卖血资助藏族儿童的高级干部,更不可能出现王宝森这样的贪官,严格地按照法律法规作一个合格的公务员就行了。法制永远比道德更重要,这也是我报考s部的原因。

  一起参加面试角逐这一个职位的共5人,半个月后,我接到电话,告知该部将派出两名干部前来政审。——到这一地步,我知道自己马上要离开京东方了,此时我才告诉集团公司的老总以及分管人事的副总。
  来政审的一个是在农展馆报名的那个矮胖的汉子,还有一个是个头高高头发谢顶有点弓背的中年人。这中年人姓王,看起来行事谨慎好像是个属员,而那个矮胖子腹部挺起走路很有大官的派头,开始我还以为矮胖子是领导中年人是跟班。
  两人坐定,倒上茶开始发话,我才知道中年人是头,那个矮胖子才是跟班,好险,差点看走眼了。姓王的处长也就是问了几句闲话,然后跟着人事部门的人去看我的档案。——我对自己的档案基本上是放心的,可以用“又红又专”来形容。

  十月中旬,s部通知我正式录取了我,让我马上办调动手续。说真的此时我有点内疚,尤其对老总王东升,因为他为了留住我特批我老婆调走,才几个月我又要走了,总觉得有负恩的感觉,临走前我和一位老总聊了很久,我说感谢两年来公司对我的关照,但我一个文科生,在这里是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的,换个地方也许不一样,而公司对我这样专业的人,多一个少一个关系不大。
  一起分配到公司的人还有两个考上公务员,一人去了电子部,一人去海洋局,和我同车去考场的阿方也考上了国家体委。有考上电子部的人在,我就放心了,公司不但不会阻挡我们,而且也不会让我交违约金。——他们肯定不会让去上级主管部门的人交钱,同样是考上公务员我也有理由不交。
  但在公司人事部的一位师兄提醒我,说起来你和考上电子部的人情况相同,但私下里在公司人事部经理的心中还是不一样的,要为难你还是有理由的。暗示我私下里给人事部送了700元钱充实他们的小金库,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搭了去电子部哥们的便车,办妥了调离手续。
  当然公司的老总不知道具体职能部门的运作,他在最后大度地说:既然留不住他,就别要钱了,我们这么大的公司也不缺3000元违约金。调离前,一位最器重的副总裁对我说:虽然我们想留你,但人各有志,为了你的前途我们不能阻挡你。京东方是你来北京的第一个单位,也算是你的娘家,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继续来找我们。
  我知道,这是他的客气话,但这样的客气话多有人情味呀。后来我了解到其他考入s部的人,和原单位闹得鸡飞狗跳才成行,我不得不佩服京东方的大度,至少她让一个逃离者永远感念。
  10月27日,我离开了京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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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三年半之六:夹在两山之间

把我调到教育培训处,说起来是量才使用,分管组织宣传和教育的副司长给我谈话时说:通过半年的观察,组织上觉得你文笔不错,领悟能力强,已经成为司里的一支笔杆子了。去了教育培训处,更能发挥你的特长。而且司里的工作是统一安排的,以后办公室的公文和《政工简报》,你照样参与。
    后来我才知道,教育培训处缺编一人,而办公室多了一人,我是被办公室截流的,所以教培处的领导非得要一个人过去不可,最好年轻能干活,整天找司领导交涉,办公室的王主任也没有办法。
    我对办公室有点恋恋不舍,王主任很关照我,我想如果一进s部就去了教培处,那两位处长根本照顾不了下属,我被原来的工厂扫地出门后,只能去租房了。而且办公室两个副主任不错,一个副主任基本上不来上班,他是一个享受正部级待遇的老副部长的秘书。这个老副部长可真是资格老,1925年入党,李大钊的同乡兼晚辈,黄埔四期的,和林彪、刘志丹、赵尚志同学。黄埔毕业后协助彭湃在海陆丰搞农运,彭湃死后他参加暴动,队伍在湘粤赣边境打散,逃到老家河北。“一二九运动”前后在当地恢复了党组织,抗日中领导了冀东大暴动。抗战胜利后,他领导的根据地离东北最近,他的人马第一个出山海关占据了先机。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后,林彪是司令,他是副司令之一。这样一个老资格的人,最后才享受部级待遇,可算仕途不顺。我分析原因有好几个,一是他不属于上井冈山,过雪山草地的那拨人马,不可能被最高层重视;其二是他在东北时和同学林彪很不合作,林彪是第一红人,当然没他的好果子吃。可祸福相倚,林彪折戟沉沙都35年了,他现在还活着,都快100岁了。
    另一个姓池的副主任是女兵出身的,典型的北京人,说话干脆利落,从不拐弯抹角,当时正是徐娘年华,风韵犹存,她并不很喜欢学习但热衷于拿文凭,转业后从拿到党校的大专文凭后,接着在党校系列读完在职本科、硕士,据说后来她读党校的在职博士了,我对她的钦佩之情真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对比之下我就很不上进了。她比较关心司里几个帅小伙,我这个民工我刚从工厂里来的时候,还带着青工似的痞气,说话随便。有一次,我感冒了两天,好了不久这位池副主任也感冒了,一天大早看到我她大声地说:我这感冒是你传染的。我当即回答:咱俩不在一个办公室,更没有很亲密的接触,怎么能把感冒传染给你?说完后我觉得自己太放肆了,她不以为忤,还哈哈大笑。
    说起来要求很高的工作部门往往在现实中是最没有实惠的,比如教育培训处,对干部要求文笔出众,有正规学历,当然还要政治可靠,而其他有人事大权的处室只要政治过硬就行了。
    这个说起来重要现实中次要忙起来可以不要的教培处,除我之外,处长老景是知青,文革后第一拨大学生,副处长柳如海是哲学硕士,主任科员郑红军是古典文学硕士,看起来是豪华阵容,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军转干部的处室。
    新办公楼一般是3人一个办公室,而大多数处室是4名干部。郑红军对我而言是老同志,他更了解各种微妙的情况,搬家之初就琢磨好和大老文——把我当成民工的那位、雍可三位来自不同处室的人组成联合办公室,而让我和处长、副处长呆在一个办公室,开玩笑说这是让领导近距离关心我。其实我知道,搬家前郑红军和两位处长在一个办公室时,用他后来对我说的话来形容:度日如年。因为他们三人都内向,更难受的是处长副处长矛盾很深。
    在中国不读书的农民之间都可能合作,但知识分子之间是最难合作的。那些处长副处长都是军转干部的未必没有矛盾,但至少不会把矛盾公开,而且在维护本处利益上很能取得一致,共同行动,而且他们对现存的上下、长幼等差序格局绝对尊重和服从,而不考虑所谓的工作能力、性格因素。
    老景是陕西关中人,生活得很精细,他永远是夏天穿一件夹克衫,冬天一套自己请裁缝做的西装,说话慢悠悠的,浓浓的关中口音。每天坐班车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脚上专门在户外行走的休闲皮鞋,从带着密码的铁柜子里,拿出一双三接头黑皮鞋换上,然后就开始非常认真地擦皮鞋,吭哧吭哧起码半个多小时。我真怀疑他在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读过书,因为我看电影《辽沈战役》中,四野的参谋长刘亚楼每天都认真地插皮鞋。林总打趣说,你们这些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得最好的就是擦皮鞋。皮鞋擦得铮亮后,他就会踱进厕所,蹲上差不多一个小时。不久就是午饭了,午饭稍稍休息,必定就会去机关澡堂仔仔细细洗上一个来小时的噪。这个规律全司人都知道,有一次新调来的华副司长有急事来找他,没见人,副处长柳如海说不知道去哪里了,另外一个处的处长大声地说:肯定在厕所,叫人去厕所找他!
    柳如海是河北人,有点燕赵汉子的急脾气,他当时是全司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也是司里少数几个还保留些书生意气的人之一,喜欢看书,思考问题。如果他去高校也许成就更大。同为出身农村的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选择了一条并不非常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官本位的文化对中国影响太深。古代的阮籍、李白、苏轼他们也许更适合文坛和学界,但中国几千年就是官学不分,一个人的价值最终要靠官场地位来衡量,官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影响过于巨大。柳如海比我的负担还重,他是长子,如果为了个人的生活舒适和心灵自在,他呆在学校比官场也许更好,可为了照顾父母和兄弟姐妹,进官场是明智的选择。
    老景的桌上常常一尘不染,光亮如镜;而如海的办公桌正相反,各种材料、书籍堆得高高的。
    刚进这个办公室我就觉得不对劲。别的办公室三张桌子都靠在一起,处长、副处长面对面坐着,另一个科员的办工桌紧紧靠着两位领导桌子的侧面,三人围坐显得亲密团结。而我们办公室则是两位处长一致决定,三人的办公桌分别对着三堵墙,井水不犯河水。柳副处长单用一个电话,单用一个水壶,而我和老景共用电话和水壶。老景似乎有洁癖,他每次用钥匙打开门后,用一张卫生纸包着门把手,然后才推门而入。
    有一天趁着如海不在,老景悄悄地给我说:小李我告诉你件事,你心里知道就是。如海是澳抗阳性,你得多注意,别和他接触太近。我想这是处长关心我吧,但因为我五岁时得过急性黄疸型肝炎,后来对肝炎做过特意了解,中国澳抗阳性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有一个亿,只要不发生病变是不会传染的。
    两位处长坐在办公室里,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两人要商量什么事情,也让我传话。而我偏偏是个爱热闹的人,真是难受死了。没事我就去大老文和郑红军他们三人的办公室,或者去李大可的办公室,他和志强兄两人在紧靠开水房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几乎是个编外的自由王国,因为王主任管不了李大可,李志强还是借调。我常借口去打开水,溜进他的办公室里谈天说地。时间长了,两位处长不干了,一次柳如海郑重地向我指出,以后少去李大可的办公室闲聊,处里有工作需要干。我发觉这司里的两大才子有点互相瞧不起,李大可念过警校,而且当过劳改中队的中队长,你想想做过基层狱警的,就和《水浒传》中的戴宗、李逵一样,什么没见过?他什么也不在乎,身上有着些江湖气;而柳如海却正好是从院校直接到机关,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劲。而老景敲打我则很讲艺术了,他委婉地告诉我,机关里最忌讳串门,没事哪怕坐在办公室里睡觉也没人管,但不要随便去别的办公室,尤其李大可这人的办公室,他有些傲气,不尊重领导,你作为新来的同志,前途一片光明,可不能受他的影响。
    大可兄的办公室不能随便去了,每天夹在两座山之间的我,吃过午饭就盼望快点下班回到那间破平房。正好那时候给每个办公室配备电脑了,我就开始折腾电脑,首先自然学打字。对外交流司一位姓穆的兄弟是我眼里的电脑天才,长得高高瘦瘦的,说玉树临风他还够不上,说竹竿临风倒很恰当,他是北京人,家住中关村附近,大学也在中关村一带念的。整天没事就弄一些盗版软件给我们的电脑装上,过两天又卸了,过两天再换一些盗版软件,他的乐趣似乎就在此。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副处以上干部对电脑一窍不通,连随便装卸软件容易使电脑染毒的常识都没有,因此我只有在电脑面前,才感觉到自己有支配权。
    对用微机打字,我最初是相当排斥的,因为高中、大学时,我很认真地练过欧阳洵的《九成宫》,对自己的一笔字比较自信,电脑出现以前搞文字工作的,写一笔好字往往会为自己赢得很好的印象分。每当我把给领导写的讲话,工工整整誊写在方格纸上呈上,领导多半说一句:“小伙子,字写得真不错。”于是虚荣性立马极大地满足,有点飘飘然了。有了电脑,我和别人相比,就没有优势了。
    可抵触归抵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硬着头皮也得练打字。北京部队大院长大的英鸥翔是我们司甚至是全S部第一帅哥,比我小一岁,当时脸型很像林志颖,却长得比林的个头高。他有一双被我们称为“猫爪子”的巧手,五笔输入比打字室一些专业打字员还快,很不幸有其长必受其累,那些处级干部写的材料,多半由他敲打出来,就如大老文这位人大高材生被我误认为司机一样,英帅哥这位政法大学得高材生很容易被误认为专业打字员,而和我一起来的法学硕士岳小姐,则常被人当成专司收发的女工。
    咱写的材料,总不能劳烦比自己来得还早的兄弟打,于是苦练双拼,几个月后终于扔掉钢笔,直接在键盘上写作了。
    换笔尽管不乐意,但给我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从使用电脑后,我写材料的速度飞快。进部快一年的时候,我已经成了地道的材料高产者,面对如山的案牍,我无人指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把我们司大概需要的公文和领导讲话按内容分类,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于干部表彰的,关于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培训的等等。然后每一类弄出一个领导讲话的范本出来,再根据主管副部长、司长、副司长等不同级别拟出固定的讲话口气。——这个很重要,同样一件事,不同级别的官员讲话的口气绝对不一样。就如现在的时政新闻一样,针对同样的事件发表意见,有人可以“指示”,有人可以“指出”,有人可以“强调”,有些人是“表示”或者是“说”。其实这和皇权时代皇帝死是“崩”,王侯曰薨,一般人是死同样的道理。每次草拟讲话时,将范文找出来,添上正流行的时政语言,如“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之类,加点国际国内形势,再在文字作些改动,一二三、甲乙丙如开中药铺子一样,将一篇八九千字的讲话一个上午就弄出来了。并在草稿中预留了处长、司长甚至副部长等诸位领导的修改空间。——一篇领导没法修改从而显出他水平比拟稿者高明的文章,是过犹不及的文章,反而得不到好评。
    1996年10月,我到部一年,见习期满,开始定级。我被正式任命为副主任科员,这个副科级便是我在仕途所混到的最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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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连载之十四: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春天

    牛得贵先进事迹的宣传取得圆满成功,全部上下进行总结,当然成绩的取得首先是领导重视、组织得力,兄弟单位大力配合云云。我这个小萝卜头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年底评先进时,我有幸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党员。
    这“双料”荣誉集于一身,我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觉得组织上待我不薄,我得兢兢业业地干下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文人的水平,尽管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有看法,有忧虑,但只是一种杜甫对大唐王朝爱到深处的忧。
    但后来的遭遇证明,这个体制不需要我这样螺丝钉的“爱”,一腔情愿换来的是有似弃妇的幽怨。但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是屈原被放逐的时代,我们能走出弃妇心态。
    1997年十五大召开的时候,关于国务院系统要精兵简政,要人员分流的说法已经传开了。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每五年真正的大政方针是党代会上确定,来年春天召开的人代会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将前一年党代会上确定的通过近三千人举手(现在换成按钮)而合法化。
    听到这些传言,我们司大多数同龄人还觉得很遥远,觉得青春就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经灵敏地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有一次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摇动真格的,得早做打算呀。
    我还处在刚刚被表彰的得意心态中,1998年春节,我和妻子去她老家过春节。她家在塞外一个煤城,老丈人是一个和京东方一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干部。按当地风俗,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过年,因为会沾完娘家的福气,娘家兄弟不干。她家全是女孩,没有可能福气受损的兄弟,所以我俩能去那里过大年。
    我对煤城最大的感受是凋敝、败落,那两年煤机及积压得很厉害,更是如此,这两年煤畅销,沾光的也是极少数人,煤价飙升给普通百姓并没带来什么好处。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就在这座城市拍摄的,里面三位小青年,无学可上,无业可就,而想法颇多,整天在街上悠荡。我妻子有好些表弟表妹、堂弟堂妹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整座城市似乎被废弃了,是一个失去造血能力的病人,年轻人除了外出谋生,真的想不到别的出路。她家亲戚来拜年时,好几位问我工作单位能不能准时开工资,当得知我所在单位绝对能准时,非常羡慕。“准时开支”成为他们最高的人生目标了。
    从煤都回到北京,马上就要开“两会”了,在“两会”前,我又被抽出来搞了一次典型宣传。山东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推出重大典型,原来他们推荐一位优秀的助理员,因为要照顾西部,部里拍板宣传了老牛。此番他们又推荐了一个集体典型“178”,该省曹州市所辖区县的司法所实行了联网,只要有人拨打号码“178”,就由司法助理员前来调出纠纷,和公安“110”差不多。这点正中部领导的下怀,中国许多工作除了开会,就是靠宣传典型来推动。牛德贵宣传尝到了甜头,于是决定再推出一个集体典型。
    大概是我在牛德贵先进事迹宣传中,在部里已小有名气,此次去山东考察“178”的工作组,我忝列末座。工作组由司法助理员管理司的梁司长牵头,辅佐他的有原来在“三李斋”共处一室的志强兄,他在半年前已将人事关系正式调入部机关,且从人事司调到办公厅搞文字工作,另一位是梁司长的部下吕处长。
    吕处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80年代毕业的高材生,曹州是他的老家,他在东北某省出生、长大,高考是该省的文科状元。他曾给我讲起金榜题名时的喜悦,高考后他去县城看到自己的高分,老师说这分数考北大问题不大。于是兴高采烈地骑车往家走,快到村里时,路边的高音喇叭里播出喜讯:今年本省的文科状元是本县某中学吕某某。听到自己成了状元,他说晕眩得差点从车上掉下来,那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感,后来从未有过。等他到村口时,乡亲和家人也听到广播中的喜讯,全出来等候状元荣归。在机关呆了好多年,他表面上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深聊后才能觉察到他内心有着澎湃的激情,他的士大夫气也很浓,这种气质在今天的官场并不适宜。也许是少年得志和工作后仕途的平淡反差太大,他总是显得看透一切,过于强烈的幸福感来得太早也不好。
    我们开了一辆中巴去曹州,一路经河北,到河南往东拐,进入曹州地面时,公路两旁就能看到到处用白颜料刷的标语:“拨打178,法律送到家。”“178是一枝花,社会稳定依靠它。”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纯白干净的笔画能看出,这些标语刚刷上去不久。我看着觉得有点搞笑,好吗,这法律就像过年时领导下基层送温暖一样,把面粉、猪肉等物品送到老百姓家。这些标语还不算啥,快到山东时,经过河南一个集镇,我看到墙上有条标语这样写的:“坚决杜绝土葬,实行全民火葬”,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从河南入山东,我们经过了一座很长的黄河大桥。黄河已经断流,桥下的河滩几乎全部成了庄稼地,麦苗青青,满眼平畴。我的大学是在黄河上游畔的一座城市度过的,那里的黄河还水波浩荡,而经过秦、晋大地,流过中原,在下游时,已经水波消逝了。我又条件性产生了臆想:这太像中华的文化了,当年灿烂无比,如上游河水,浩瀚壮阔,一路流到今天,血气耗尽,水分渗干。
    曹州是牡丹之乡,也是酒风、民风强悍的地方。此地出了个黄巢,写了首“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霸王诗,惹得后来有点诗才的造反者纷纷效仿,他的同乡宋江就说:“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到曹州的那个晚上,我就见识了当地的酒风,在我们每人面前,摆三个能装2两的葡萄酒杯,倒满白酒,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口气全部喝完,6两酒进肚,才开始正式吃菜。当地叫这种喝法是“喝三炮”。
    
    我们在曹州看了好些县区的司法所。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天午饭在郓城县县城一家宾馆吃的,郓城是宋江等一干梁山人的故乡,饭后当地官员把我们带到宾馆后面一口水井前,说这口井叫“杀惜井”,宋公明就在旁边的楼上杀死了阎婆惜。下午我们去了一个乡镇,当地人说晁盖等人智取生辰钢的黄泥岗就在辖区内。我们去看了看,就是一块低矮的坡地,树木砍伐殆尽,很难想象出当年大树参天,草木丛生,强盗野兽出没的地方。
    以维护当地稳定为己任的基层官员,不断向我们夸耀造反的宋江、晁盖、雷横、朱仝出自当地,琢磨起来很滑稽。当年宋江、雷横等和我面前这些基层官员一样,名义上都是效忠大宋王朝、维护当地稳定的小吏,可就是这些人卷入了造反的洪流,大宋在社会底层的稳定,究竟谁能维护?曹州之行,让我对《水浒传》有了另外的思考,但当时仅仅是想想而已,如果不离开s部,这些想法也许永远不会形成文字。
    
    考察完毕,回京后起草报告向上峰禀报,这次是志强兄操刀。但“178”这个集体典型一开始就出师不利,这非战之祸,而是不可抗因素决定的。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到处人心惶惶,传言四起,谁还有心思去大力宣传典型?而叶部长已经高升。新任部长舒某,是山东人,从山东某县一个小科员干起。他比宋江幸运,宋江在那个时代不由科举出身,再有才能也只能做吏目,所以才杀人放火受招安。
    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因此大家纷纷猜测,不知怎么出了那么多小道消息,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经济部门;一会又说上面摆不平,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公允地说,应该精简,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说什么这次要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在延安的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总喜欢从老祖宗那里找理由,时势变了,简单的比较是很可笑的。当年在延安是割据一方,蒋介石不给发饷了,陕北的贫瘠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才不得已精简。这次呢,绝对是新一届政府为了立威,想一展抱负的新总理,要学王安石,将那些对改革消极的人弄走。可中国政治之复杂,位高权重如新总理者都估计不足,最终被赶走的,大部分是赞成改革、思想很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至少本部、本司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伤害的正是对他施政方针最大的同情者,说自斩羽翼也不为过。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接受记者采访,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我当时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听完这席话,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大人物在大会堂放出豪言。
    从此各个衙门换新天,
    有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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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连载之十五 “房事”和“人流”

     1998年全年,s部有两项核心工作,即职工分房和干部分流,这两项都是牵扯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大伙儿投入十二分精力参加搏杀,但对多数人而言,“搏”只是一种姿态,起不了实质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命运早在背后被别人决定了。
    我把这两项重要工作简称为“房事”和“人流”。
    先说“人流”。3月份的大会一开,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部门,比其他人更忙,不但要操心自己的命运,还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但包括华以秀司长和主管人事的副部长燕成武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办,他们在静观新来的舒部长的态度。
    舒部长下车伊始,就在大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干部负责到底的。快60岁的舒部长头发染得乌黑,腰板挺直。有一次大会上他用一口浓浓的山东腔对大家说起他的经历,他说自己的所收的教育是“抓两头,放中间”,他高小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因为表现积极,后来作为调干生选送到北京一所号称“第二党校”的著名大学学习,获大专文凭,因此小学和大学这两头之间的中学教育全部缺失。本部山东籍干部特多,山东人的家乡观念比较重,是比较抱团的。舒部长主政后,办公厅一位山东籍处长干脆就说起了家乡话,直到两年后舒部长突然被免职提前退休,这位仁兄才恢复说普通话,不过这时候他已经被舒部长提拔为副司长了。
    舒部长另外一个爱好是书法,和甘肃武威的沈书记相比,舒部长的功底在我看来要深得多,他一笔遒劲有力的颜体略带魏碑的味道,批阅文件皆用毛笔。一时间,s部的下属好几家报刊的刊头像约好似的,都换成舒部长的题字。有一次我去一个市出差,当地局办的一个小小的内部刊物,刊名也是舒大人的题字,真是神州无处不飞花呀。我当时想起了一个有关人民日报的笑话,那几年人民日报社的社长是位闻名的书家。一日,有人去报社办事,尿急去楼道里上厕所,厕所没写“男厕”、“女厕”,害得这位老兄走错了,他出来埋怨道:这么大的单位,连男女厕所也不标明一下,存心让人出丑呗。接待他的人解释说:我们的社长最近很忙,还没时间来题写这两个厕所的名字。
    到任的新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想开车一样,憋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老舒到来不久,有一个上午,一位近40岁,徐娘半老很有几分姿色的女士来到人事司,一个处一个处地走,以聊天地方式问谁是处长,处里有几位干部,老家是那里的?人事司的同志是何等警惕?尤其在此关键时刻,立马有位处长打电话给燕副部长报告,老燕听候大怒,说只有我们人事司去考察别人,哪轮得上莫名其妙的人来探我们的底?你们想办法把她稳住,我到来亲自会会,看她是何方神圣。
    幸亏有消息灵通人士知道这位女士的来历,说她姓方,是舒部长从山东带来北京,再带到本部的一位红颜知己,现在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听完此话,燕副部长像泄气的皮球一样,不敢来质问了。这位从公社书记干到副部长的官场老手,他当然明白中国的政治实质上就是“一把手政治”。这位姓方的红颜知己后来给舒部长惹出不少麻烦,此是后话。
    新部长不发话,“人流”没法具体运作。但不摆出一副正在紧张工作的姿态也不对,万一被指责消极怎么办?弓要拉起来,什么时候放箭听候吩咐。于是华司长成立了一个“干部分流领导小组”,组长自然是主管人事的燕副部长,华司长为常务副组长,成员由相关处长,当然也需要大头兵干活。一位和我同年进部的小水被重用,吸收为小组成员,这位小水是华以秀曾任书记的那所院校毕业,算是华的门生。此人不像我在工厂沉浮过,而是从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过来的。他算是官场文化快速培育成功的合格机关干部,整天西装革履,胸脯挺得直直的,与人说话一幅心中有万千沟壑的样子,因此被胖老文斥之为“事儿妈”,起了个绰号“水事情”。这“水事情”忝列分流小组成员,不由得举手投足更有气派了,常常加班,也不知忙什么,一次我们这些年轻的兄弟在一起喝酒,有人想问他一些信息,他立马百倍警惕,一幅讳莫如深、为党国保守机密的样子。大老文说了句:“你丫真是个事情。”而我加了句:“弄不好你会像秘密行刑队成员一样,老大将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其实后来我了解,1998年10月以前,分流工作完全是虚招子,无非是给上级打报告,说本部的工作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应当尽可能少分流干部,以减少工作的压力。或者就去工作推进得快的部委取经,看人家如何搞,怎样妥善安置,矛盾更少。
    “人流”还是引而不发的阶段,可“房事”已真刀真枪地干了。年初部里买了50套房子,开始制定分房办法。
    一说要分房,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这么多无房户,无房户争得厉害,那些退休的老干部也来凑热闹,几十位老干部都说自己的住房面积没有达到应享受的标准,得补差。比如一位老干部要求再给一套房子的理由是:他家保姆住在客厅里,没有专门的卧室,因此不安心照顾他。人事司办公室副主任、那位快言快语的池大姐,一次对我说:这些老干部永远没有住房达标的那天,除非他们进了八宝山。只要一分房,就要闹着补差,补差的房子只能是小两居或一居,最后挤占的总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房。
    说到单位福利分房,那学问是相当大的。比如哪些人组成分房小组,分配办法如何定。这分房办法是相关利益人博弈的结果,每次分房的办法不一样,但有个特点,每次分房办法一定是倾向领导希望关照的某类人,如果你有幸搭车,就烧高香了。分房积分按工龄、到部年头、职务、学历等等累加,可这些项所占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对具体的人影响很大。比如工龄是一年一分,以前分房部队服役和知青插队的年头都算工龄,而大学毕业生从工作那天算起,也就是说人家17岁当兵工龄便从17岁开始算,你28岁博士毕业工龄从28岁计算,这样计算学历越高越吃亏,这几年随着高学历进部的越来越多,话语权有所增加,于是做出了调整,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学龄也算工龄。再比如历次分房未婚的单身汉无权参加,因此每次分房前都会有发喜糖的高峰。-----这样做显示公平的,因为不结婚并不等于人家无权享受分房福利。这次分房因为好几个副部长的秘书都是单身汉,于是未婚已婚一视同仁。这样所作的改变决不是为了更加公平,而是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但总体说来,职务和进部年头权重最大,比如部龄1年是7分,工龄一年是1分,因此那些中专毕业进部里来打字的小姑娘,住上大两居,而年纪三十多了孩子都上学的博士,可能只能分一居室,没办法,规则如何制定是最重要的。
    按照排名,我那次可能分得上一居室,但在公示的时候被人“告密”了,因为25岁结婚是晚婚,可以加3分。一般说来,部里绝大多数已婚者是晚婚,所以分房小组不假思索给我加了3分。而我恰恰是24岁时侯结的婚。公示后不久,人事司一位在分房小组的处长说,某某司某某人举报你不是晚婚,要减掉3分,如果你能拿出结婚证证明你是晚婚,我们就说他举报不实。-----这番话实则是暗示我弄个假结婚证,结婚日期退后。
    这位“告密者”也是1995年从西部某著名政法院校毕业的,他从未和我深交,不可能知道我这些细节。但这个学校以校友、同学抱团著称,人事司有位和我经常喝酒聊天的哥们是他同年分配来的校友,这“炮弹”绝对是这人提供的,我觉得很寒心,关键时刻所谓的哥们,就是这样。胖老文知道后,说了句“相煎待何急,有本事去搞那些贪得无厌的补差呀。”
    回去后给我老婆说这事,我老婆说,这样的教训你得吸取,关键时刻没有哥们,只有利益。我说咱们干脆去找个做假证的再弄个假结婚证,反正我俩的婚姻事实是存在的,不会有人去民政部门查日期。我老婆说:明明我俩人是真的结婚,再去弄个假证多滑稽呀,咱们不干这没品的事情。
    果然,因为我扣除这3分,我这次没能分上房,在未能分房者里面我排名第一。除了这个因素,我们司新调来的一位副司长如果不补差,我也能分上。
    这位叫魏君梓的副司长来自专管高级干部铨叙的中央某部委,在调任之前他只是一个正处级调研员,前任叶部长在南方某省时,将提拔进京时,他去考察,写了份花团锦簇的考察报告为其美言,后来叶部长顺利进京,开始腾达。为投桃报李,叶部长在调离本部前,将魏君梓从那个高官如云的部委调过来重用。
    这位魏副司长果然是核心部门培养出来的干部,看起来不苟言笑,一身正气,办事十分讲规矩,可一旦说话,听者却找不到重点,只听见满耳的流行政治术语。此君最搞笑的一件轶事是我当记者后才得知的,他上任不久,去西南某省检查工作。该省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到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饭毕,当地官员建议轻松一下,去了一个他们常去的歌厅,给了魏副司长单独一个包间,找了一个歌厅的花魁来陪侍。并关照小姐说:这是北京来的尊贵客人,你要好好服务,满足客人的一切要求。受此嘱托的花魁,进了包间,拿出十二分手段,扑向魏同志,魏同志一副狼来了的恐慌样子,马上往角落里躲,说:你,你可别这样,我是个正经人。花魁说,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再去换一个姐妹来陪你?魏同志忙说:不用不用,你挺好看,也挺可爱的。花魁不解地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躲我。两人无语地闲坐了两小时,花魁拿出的温婉手段无用武之地,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出来后对当地官员抱怨说:你们那个北京来的客人是不是男人呀,好像是害怕我要吃了似的。通过小姐之口,魏同志“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辉形象才被仁得知。我听后大笑,说:你们西部的同志也太直率了,领导也是人,可不能这样搞呀。
    魏副司长在原来的部委有一套房子,但是处级干部标准的面积,如果在这里按司局级分房,那套房子要腾出来给本部,再次分配。这样做也不合算,于是他在本部要了一套大一居补差,两处住房多好呀,正好把我扔到“副榜”的魁首位置。------古代乡试,没有录取但成绩不错的,往往列一个副榜,无实际意义,可做地方官请生员参与一些公共事务的参考。
    就在别人兴高采烈准备装修房子,而我正郁闷的时候,有消息说,部里又买了100来套房子,为顺利分流做准备,这次每个人都能有房子。刚刚分上房子的一些人又不干了,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到了碗里就是肉,现在肉多了,就要挑肥拣瘦。闹的人一多,分房办法再次改变。那些不满足刚分的房子可以把房退了,和新来的房子混在一起重新分配。-----我这个副榜魁首又空高兴一场,得捡别人挑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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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三年半连载十七:大分流前的小清盘

    
     正在大家为分流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位同事三年却从未谋面的兄弟回到了人事司,他叫白成龙,回族,大凉山里长大,西南一所著名的政法院校毕业,和“水事情”是校友,两人都于1995年分配至s部,但小白席不暇暖,还没分清天坛和地坛的区别时,就作为援藏干部西行。
    我有幸看到过他作为中央国家机关50名援藏青年干部一员临行前,当时的叶部长勉励他的简报。如果不是他援藏,堂堂部长怎能拨冗接见一位刚刚出校门的小青年呢?叶部长盛赞他富有牺牲精神,而且说她既作为少数民族,又在海拔很高的大凉山长大,而且是政法名校毕业,去援藏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让他安心在西藏工作,S部永远是他的大后方。
    此番白成龙可谓载誉归来,他被评为援藏先进个人和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可很不巧一回到部里,就碰上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最大的精简,没法安排他的工作,因为一切都在未定之中,而且当初谆谆教导他的叶部长也高升了,当时的司长老唐早退休了,好在华以秀司长曾是他的师长,让他暂时在某个处“帮忙”。
    没有鲜花和颂歌迎接援藏英雄也就罢了,哪想到一回来竟然向临时工“帮忙”。这还不是最郁闷的,最令他郁闷的是他当年大学同学时恋爱的女友和他结婚了,按照援藏的政策,解决了北京户口,但工作没能安排,只能去一个出版社当临时工,两人在北京没有房子,三年耗费在西藏,在京也没有社会关系。好在人事司开恩,先给他俩安排到部里一个招待所。
    这个招待所离我所住的平房不到500米,因此他回到北京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他俩来我家的蜗居做过客,我也去招待所看望他们夫妻俩。因为我在西北呆过,所以对穆斯林比较了解,因此两人很是投机,比如和他说话,我从来会自觉地把“猪肉”说成“大肉”,这在北京他很难碰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典型的四川美女,心地善良却伶牙俐齿,有一次对我说,大学时她们恋爱了一整年,才意识到自己的男友有点和汉族人不一样,那是个黄昏,在歌乐山下那个美丽而精致的校园里,两人近距离对视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男友瞳孔发蓝,睫毛发黄。------我说,这肯定是色目人的后代,当年被蒙古人派到西南统治我们这些南人的。
    小白有一天问我,你知道汉族文化对藏族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吗?因为我没去过西藏,便说不知道。小白说:是麻将。他说藏族亲人死后一年,要大办喜筵庆贺亲人的灵魂转世,毫无忧戚之感。有一天晚上他在拉萨街上看到有人办这种喜丧,扯了个巨大的帐篷,恐怕能装一百来号人,他好奇地走进去,看到帐篷里面摆了几十桌麻将,大家都在砌长城,旁边放着音响,十分热闹。看到他进来,也十分热情地邀请他坐下搓两把------在那样的场合,只有麻友,没有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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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成龙回来不久,新任的舒部长开始发威。他不是快刀斩乱麻那样将分流的事情办完,而是继续引而不发,使很多人滋生了幻想,以为可能s部和别的部委不一样,不会受什么冲击。而老舒主要的精力先放在调整司局长方面。
    老舒怎样调整司局长?一言以蔽之,凡是前任叶部长重用的几乎一律罢黜,凡是叶部长不喜欢的有可能得到重用。办公厅主任趁着分流,干脆退休,他从原单位带来一个当过他数年秘书的周某人做办公室主任,这位老周,年纪不大,可头发花白,可见伺候舒部长不易。说话唯唯诺诺,整天穿一件廉价的夹克。当了办公厅主任后,每天早晨还是雷打不动去打开水,让我看了都觉得不忍,大约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  首先被免职的是一位刚刚38岁的计划财务司司长薛诚,薛诚当年是叶部长最器重的人之一,出自名门。被免职后,他也不急不恼,深知一朝君子一朝臣的政治生态,自己另外找了个部委,答应他平级调动。可这反而更惹怒了老舒,似乎觉得孙猴子竟然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不但不同意调动,反而说要进一步重用他,先派他去西部某省挂职锻炼做副厅长,这在薛诚看来,分明是变相流放。薛诚想方设法拖延,不去履任,有一天晚上,在某个饭店,薛诚正和一帮兄弟在借酒浇愁,一位熟人带来一位30余岁的汉子,特意对薛诚介绍说,这是贵部舒部长的公子,恐怕你还不认识。
    不说则罢,一说薛诚怒火三丈,仗着酒劲对舒公子说:你回去转告你父亲,杀人不过头点地,不要欺人太甚。他要是不仁别怪我不义,你父亲大多数双休日和谁在一起,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交通工具,我都知道,逼急了我也只好抖落出去。
    也许这番话被及时传到,从那后薛诚再也不被催促去西北某生报道了,一直等到两年后峰回路转。
    解决了计划财务部门,当然就是解决人事部门。按理说,以华以秀温和谦卑的处世态度,一般上司会很喜欢的,老舒一来,她工作异常卖力,对老舒绝对是忠心耿耿,但没办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掌管人事的负责人老舒绝对不想是老叶的旧人。于是以“物尽其才”的名义,要她去北京某所直属的大学当党委书记,你想想,人家三年前就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好不容易被调到北京,准备重用,现在又去掌管另一所大学,岂不是被打入“冷宫”?华司长的聪明在于她从不硬顶,好言向部长汇报自己已经不适合高校工作,可以不管人事工作,但希望继续留在部里或者去学习。正好中央党校有一个中青年干部班需要学员,老舒觉得把华以秀送到党校学习半年,自己把人事大权拿过来也不错,我估计华以秀也认为只要不把行政关系从部机关调走,可以去学习,等待事情发生转机。
    就在“分流领导小组”神神密密存在了半年后,华司长突然去学习了,司里的常务工作落到刚来不久的魏君梓肩上,他尽管也是叶部长调来的,但不知怎么入了舒部长的法眼。一年后再看这段往事,华以秀可谓塞翁失马,她避免了分流中得罪人,而恶人让受到魏君梓副司长去做了。
    华司长一去党校,她任书记时的弟子“水事情”和小白便感觉大事不好,有一天他俩对我说:看样子老华一走,咱们这些当学生的也没人罩着了。
    我当时很困惑地说了句:你们是她的弟子,我可不是你们那所学校毕业的,算不上。
    “水事情”很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可能因为宣传牛德贵先进事迹,我被华司长耳提面命的机会最多,大约很多人也把我当成华司长的弟子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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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连载十八:大局暗定和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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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司长刚去党校学习,凝滞的气氛好像突然被一只手搅动了,大家觉得楼上第二只鞋马上就要扔到地板上了。因为其他的部委分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多数风平
  浪静,没有出现曾经预想过的矛盾尖锐。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分流安置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赎买政策”,中央政府有能力用种种政策和财物来赎买分流干部放弃公务员的资格。而被分流的公务员,大部分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只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罢了。
    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但若说是舒心,那绝对是自欺欺人,即使给你一座金山,总觉得好像被扫地出门,舒心从何而来?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这对大多数已经混不上去的老机关来说,仅仅有些失落,有的人趁着还有精力,拿着退休工资再利用自己多年积攒的人脉关系,做一份兼职,倒是非常安逸。某些业务司一些司局级干部大多有法学背景,早揣着律师证,在退休前把律师所各个审批手续都办好,退休那天便是自己的律师所开业之日。相比较而言,人事司的退休干部多是部队转业的老政工干部,退休后除了遛鸟、抱孙子,恐怕很难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部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北京的一些大学为这些分流干部专门组织了考试,难度当然比正常考试低得多,只要是正规学校毕业的,基本上可以通过考试,因为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和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不一样,学校为此能赚一大笔钱,还落了个为政府分忧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事业单位,这实际上是把压力往下传输,好像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若是一个处级干部下去要相应安排职位,中国哪个地方缺官?直属单位碍于上级领导部门,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但人家希望最好来的是年轻的、能干活的,不要分流一些占他们位置的官员。
    琢磨了这三条分流路径后,我立刻觉得,除了退休的老干部,我们这些年轻的、来部时间短的人,将首当其冲。因为无论是大学学习还是调到直属单位,那些40多岁,级别处级的人,会想方设法逃避,因为他们再去学习,有什么意义?再说这些人早已失去学习的动力和兴趣,而去直属单位,肯定没有在上级机关威风,还得重新开始学习业务。
    所谓“赎买”,各个部委因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不同,给出的价码也不一样。某个强势部委,将几十位分流干部送到欧美三年,-----这也算学习深造呀。
    那些被撤销的部委,如纺织部、煤炭部、供销总社,反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衙门都撤了,部长都没有了,分流起来倒也干脆,相当一部分年青公务员报名去大学读研究生,因为他们占了先机,所以在专业方面很理想。而s部心存侥幸,以为中央能开恩,分流的比例将比那些经济部门小得多,所以一直在观望。哪知道s部是看起来重要实际上是个为依法治国作装饰的花瓶,部里的人老是愤愤不平和那个掌管警察的部委比较,为什么那个部委只象征性地精简一些干部?抱此类想法的人真是天真得可爱,中国现在什么都可以减,唯有警察只能增不能减。
    等到98年10月,s部的人员、职位、机构已定,上面根本没给任何的通融,减47%,机关公务员由420余人减少到270人。此时已经耽搁了参加为分流干部组织的研究生考试,只能插班读研究生课程班,这有啥意思,课程班能否拿到学位都是未定之数,不为学位谁去浪费三年时光,究竟有几个分流干部抱着充电的目的重进校园?
    其实早在s部分流局势未明朗时,我们许多年轻的公务员就十分着急,因为看到别的部委早就公布分流名单,那些被分流者铁了心去参加考试,进入大学校园。而我们担心万一被分流,连研究生都读不了。几位部领导和司领导也看到了这种隐忧,但舒部长还在引而不发,不知道葫芦里装得什么药,谁也不敢主动提出尽快确定分流人员的建议。只是分管人事的燕副部长和人事司的魏副司长向各司打了招呼,鼓励一些愿意学习的同志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他们可能想有一些担心被分流的人一旦憋不住,自己跳出来要求学习,那么工作就更好做了。可是他忘了,再没有江湖经验的年轻干部,也在机关里混了几年,谁愿意自请分流?一旦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和组织讨价还价的主动权,大伙儿宁愿丧失机会也不跳出来当傻子。------整个s部,硬是没一个公务员有“挥刀自宫”的行为。
    大家都在憋着。
    本部“三定”方案一下来,我就觉得这方案一定是反复博弈,最终以保护既得利益最大者为根本目标,而牺牲既得利益较小的一部分人,这样分流成本更低,所谓稳定更能得到保证。比如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比如本司仅仅将8个处减少为7个处,老干部局和机关服务局从公务员编制就地变为事业编制,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而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稍稍对人力资源科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这样的人员构成是畸形的,官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不利于工作。但是工作开展得如何那是更高层比如总理考虑的宏大事业,而对具体办事者来说,包括部级干部、司级干部,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利益,然后是保护和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的利益,再然后就是考虑分流工作的难易程度。
    如果想要留下来,要么和主宰分流的部级、司级干部关系很铁,那一阵子,大家也不串门了,部长们也深居简出。但部里议论纷纷,说前天谁去某位副部长家里了,昨天又有谁去领一位副部长家里汇报工作。而我心想,自己来部时间很短,和这些大佬根本没什么交情,就去拍马屁也只能自取其辱。如果能留下我,那绝对是因为我前一阵的工作干得不错。那样的话,我会更加好好干下去,报答这种信任,把自己完全转化成一个机关人。如果让我走,那就是完全根据人员的亲疏来取舍,我赖着脸皮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
    因为舒部长刚来,他只对司局长和部分重要处长的去留发表意见,而各司的科级干部的去留操于司长之手,而人事司人员的去留操于燕副部长之手,魏副司长的意见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  燕副部长曾经在中原大地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地区当过地委书记,他生有四个儿女,三个儿女都有两个孩子,四位儿女包括配偶在内八大金刚原来都在当地工作,他进京后,人事司一些要害处长鞍前马后,主动替领导分忧,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众位孙辈都办成北京户口,并安排合适的工作。这样的处长无论如何不可能下岗分流。而另外有一种处长,摆出一幅哀兵必胜的态势。比如有位部队转业的副处长,来京十余年都不会说普通话,他既不能和人交流,又没有什么专业,律师干不了,去读书更不可能。他放出话来,让他分流等于绝了他的生路,他只有从12楼跳下去。------也许有人说这只吓唬人的,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的有分流干部跳楼自杀,绝对会震动最高层,那将是惊天大案,部长也脱不了干系,这样的人也不能走。
    那么谁最可能走?分析一番,事情是明摆着的。但我还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可能会逃过被分流的“劫数”。
    分流首先让退休的先走,人事司巡视员老关办完手续后,就该主管宣传培训的副司长老辛办手续了。老辛是一位看透了一切的老机关,从不和人争权,每次司里开会时,他用一只巨大的玻璃杯泡一杯茶,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华司长说完话后,出于尊重老同志,让他补充。他只有千篇一律的一句话:“华司长刚才说得很重要,散会后我要好好领会。”上面来的文件,到他那儿,保管他只批一句话:“请某某处某某同志办理。”下面给他的呈文,他也只在上面写一句话:“请华以秀司长阅示。”其它内容不作任何改动。有一次我故意将一个常用字写错,想看看老辛是否能觉察。哪知道他看后给我打来电话,说“第几页第几行某个字的用法似乎需要斟酌一下。”------原来他把文稿看得十分仔细,只是不愿意发表意见。此公最大的乐趣就是喝好酒、抽好烟,据说他到某地视察工作,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搞的汇报者和陪同人员很尴尬。但一旦到了饭桌上,他便兴致勃勃,详细地问每一道菜的特点。他喝酒喜欢喝五粮液和古井贡,抽烟是多少年不变的红塔山。别人送烟酒,他收下,别的一律拒绝,倒是很清白。有一天他对我说,在官场有两点能把握好,谁也抓不住你的辫子。一是不要睡错床,而是不要装错钱。至于吃吃喝喝,在现在这个社会,算啥?这已经是很好的干部了。
    他一直对我十分器重,退休前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做了一个上午的长谈。
    他首先表示对我的感谢,说这两年的宣传工作,我这样一个刚来的科级干部,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给他分了忧。但话头一转说,在机关,能不能混上去和工作成绩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工作干得好适得其反。因为你什么都不干,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而干得越多,别人就越能指出你的毛病.
    喝着茶,他悠悠地回顾了自己的工作经历,说自己是一员福将。17岁的时候他当兵去南京,在刘伯承元帅主政的南京军事学院当了一名机关兵,从此就在机关扎了一辈子。文革前,军事学院解散,当时他已经提干,是位连级干部,心想这下可能会转业了。可学校一部分人员到北京和另外一所军事院校合并,他也被调到北京,在此娶妻生女。1971年,林彪在外蒙折戟沉沙,这所被林彪十分看重的院校受到牵连者众多,大部分军官被派到西北或西南的野战军,他想这下在劫难逃,不是下放到基层就是转业,可突然风向转了,没有继续牵连,他又留下了。这所学校后来和另外几所学校组成国防大学,他继续呆在机关,82年的时候,他厌倦了部队生涯,自己主动提出专业,当时s部刚恢复不久,急需干部,便被转业到此。那些还想在部队继续干下去、往上再高升的同事碰到了1984年的大裁军,很多人转业回老家,安置很差。
    老辛说,我一生中躲过了好几次机关精简,这次规模最大,我也快60岁了,该退休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也许是他已经知道我的未来,至少猜测到了,以他泡了40年机关的嗅觉,不能没有感觉。我想此次他对我不能把话说明,但想提前给我打预防针。他对我说,你有才华,有能力,到哪里都会干都行,机关并不适应你。在机关,要多看、少说、少做,不要冒头。天塌下有领导顶着,不要操你不该操的心。懂得十分,只能说明白五分;只懂一分,也要说懂得五分,反正机关的事情,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心里明白就行,跟着大流走,该有你的就会有你的,不要和命争。你不管留在部里还是分流,记住我说得话,对公家的事情不要太认真,太卖力,干好了不是你的功劳,出错了你就得背屎盆子。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了,我这一代人,呆在机关不愁吃不愁穿,是最好的归属。而你们选择的机会更多,没必要在这棵树上吊死。
    可惜当时处在特殊时期,老辛退休前,连欢送酒宴都无人张罗,他就收拾了办公室的物品,悄悄地回家了。我想这位把什么都看明白的老先生,已经不在乎这种虚头巴脑的仪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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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小吏连载二十一 别了 那位看不见的“组织”

   在魏君梓副司长叫我去谈话的前一天下午,最早参加“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的“水事情”一脸郁闷地告诉我:“大盘子定了下来了,我们司几位70年代生人全部被分流,领导说咱们年轻,好打发。真被你不幸言中了,我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我比小水痴长两岁,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他那样天真,因此对自己被分流的命运有过一些心理准备,而他当初觉得自己参与了分流的“机密工作”,是领导重用的人之一,怎么最后把自己给分流了呢?我安慰他说,你们四川现在还流传张献忠屠川的故事,他派大群兵士去杀当地的老百姓,屠杀完毕后,又让另一拨人将这些兵士杀死。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魏副司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这是他调到人事司一年内第一次和我面对面谈话,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他一开始给我戴了好几顶大高帽,那情形好像是给死者致追悼词似的。先是高度评价了我在牛德贵先进事迹宣传中所作出的贡献,他说这一段工作证明你是一个政治上坚定,业务能力强,具有敬业精神的好同志,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党员”本身就说明组织上对你的肯定。然后再谈到刚刚结束的抗洪英模巡回,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参与了这项本不属于你们处的工作,任劳任怨,做出了成绩。我们确实不愿意你这样的优秀同志离开本部。
  然后他把话锋一转说:机构精简、人员分流是上面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是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不管我们承受多大的压力,也要给予理解和支持,47%的分流名额必须完成,没有商量的余地。组织上考虑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年龄的优势,可以去参加学习,进一步深造,利用这三年好好充电,这对你们的成长也会很有好处的。
  如果他直白地说让年轻人走,带来的麻烦更小,那些年纪大的同志人家好不容易熬了半辈子,有了一官半职,需要照顾,不就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一句话也不说。可到了这时候,他还摆出一副姿态:“组织上”是出于关心你、爱护你、培养你的目的让你滚蛋,这和一个恶棍强奸了一个少女,事后还说给少女带来快感有什么区别?
  因此,我有点恼火,反问了一句:“这组织究竟是谁?”
  他很惊愕,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看了我一言,无语。
  我再追问了一句:“这组织究竟是你,还是燕副部长,或者是舒部长。”
  他可能觉得我这问题对他有些不尊重,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但在这样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把我稳定下来,他不能和我一般见识,要拿出宰相肚里好撑船的雅量来,又变得和颜悦色了。对我说:
  你在人事部门工作了三年多了,应该理解组织程序,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决定的,组织决定是集体决定。
  我心里很是鄙视面前这位体制培养的典型官僚,不敢承担一点责任。可以想象到,我们这些科级官员被分流,不会劳舒部长一个个圈点,一定是燕副部长拿出一个大的标准,比如什么类型的人留,什么类型的人走,然后这位魏副司长提出名单,燕副部长和舒部长再根据自己的印象稍加增删。
  这种体制是权力归个人,责任归集体。最终拍板做决定的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可是以组织的名义做出,要承担责任时,由集体来担当,顶多那个拍板的人轻描淡写地“负一定的领导责任。”这样搞下去,还不如封建王朝。那时候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主体,皇帝乾纲独断,以圣旨的名义发布命令,权力归他,出了大的问题,推卸不了责任时,也不得不向天下发布《罪己诏》,而国朝以来,有哪个一号人物公开发布《罪己诏》?除了某位在政治斗争中不得不辞职的名义上一号人物。过去的六部九卿,乃至下面的州县,地方官有权力,但出了事追究责任十分明确。明清两代,造反者和外寇攻城时,许多知州、知县战死,并非他们天生那样英勇。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战死的话,还可以得到封赠,家属被抚恤。如果不和百姓共生死,自己先逃跑了,一旦查实,多半会被斩首,还会连累家属。所以那个时代,小老百姓可以选择苟且偷生,而朝廷命官绝无此权利。而到了今天呢?许多事情用“组织”这块盾牌往上一挡就可以了,危急关头要让“领导先走”。封建王朝最高权力明确由皇帝个人拥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然后一级一级往下授权,责任相对明确。宪政体制的民主社会更不用说了,选民用选票向官员授权,官员也明确向选民负责。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制度,非驴非马,二者的优势没学会,毛病则是集于一身。
  这位叫“组织”的大爷我从来看不到他,而他无处不在,总在左右我的命运。一个官员动辄假“组织”之名,和一个基督徒妄称上帝之名,其罪孽是差不多的。
  此刻,我对这个前三年还忠心耿耿的制度一下子失望到极点。过去只是隐隐约约的怀疑,而一旦事情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怀疑便会明确起来。想到我反正要滚蛋了,不如一吐为快,我当着他发了一顿宏论,大意是:
  如果这种改革真是起到了上面所说的减员增效的效果,使人源结构得到了优化,即使做出牺牲我也认了,你看看,现在年轻的、学历高、平时干活干得好的都被分流了,这叫什么改革?历史将证明这次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改革将是一场笑话。我今年才28岁,离开这个机关,也饿不死,也许会干得更好。这是这种假“组织”之名的做法太让人寒心。
  我记得魏副司长是这样回答我的:机关的事情,什么干得好?什么叫干得不好?没有什么标准。至于历史评价,你我都是小人物,操这些心干什么?
  这几句话魏副司长倒是实话实说,是呀,不要说我和他了,即使是燕副部长、舒部长,谁会想到历史责任和历史评价?保住自己的官位,应付眼前的差事是最重要的。那么靠一两个在乎历史评价的大人物,就能励精图治?
  我谢绝了他让我去大学学习的建议,一是因为其他部委去学习的分流干部已经开学了,我再去插班麻烦多多,虽然“组织”答应去通融,但这样的“组织”谁还敢相信?其二是我对现在的大学很失望,尤其这种因为分流而去学习能学什么?无非是糟蹋纳税人的钱。而且三年后还有个就业问题,年头一长,人事变幻,谁还理你?不如趁着现在还可以讨价还价,给自己找个好工作。我小时候做过记者梦,因此向他提出我想去《某某日报》。魏副司长说,“组织上”将根据大家的表现和能力、特长,尽量满足各位的要求。
  我能理解所谓的“表现”的潜台词是:听话,别闹事,才可能给你好好安置。
  那天下班后,我回家后还是感觉很伤心,毕竟给这个部如此卖命地干三年,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在老婆面前还好说,怎样对老家的父母交待?他们一直以在大衙门中工作的儿子自豪,盼着儿子能往上走,光耀门楣,这下子他们肯定以为儿子犯什么大错误了。老婆得知我被分流的消息证实后,毫不吃惊,反而安慰我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从年初“分流”的说法传出来后,她就提醒过我,不要那么卖力地给部里干活了,你这样毫无背景而且进部里时间不长的人,十有八九会被弄走,不如早点考虑后路。现在早点死了当官的心,趁着年轻还能干点事,总比你人到中年被抛弃好多了吧。听到这话,我略感欣慰,觉得自己媳妇在一个公司作技术工作真是屈才了,她倒应该去人事部门做思想政治工作。
  分流名单一公布,几家欢喜几家愁。留下的人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看着被分流的同事,还不得不掩饰快乐的神色。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办公厅和人事司凡是山东籍的没有一个被分流-----提前退休和主动要求走的几位除外,看来舒部长对这两个重要司局最后名单做审定的传言是有根据的。我们处四人,处长调到老干部局,算事业编制,实际上是有分流之名,无分流之实。副处长和郑红军两位山东人,被留下了。
  同样是“优秀公务员”、还最早参加“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的小水,刚刚支援西藏三年、荣膺“优秀援藏干部”、“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白成龙、连续两年评为“优秀公务员”的大帅哥英鸥翔、和我一起从社会上招考进来的犯罪学女硕士小岳,无一例外地被分流。中年干部被分流的有当年去京东方政审我的办公室主任老王,以及贺老王死掐的大可兄等几位。
  其它司局虽然也走了相当多的年轻干部,但没有像人事司如此有气魄。当年在牛德贵宣传中很器重我的季副司长,入了新来的舒部长法眼,已调任办公厅没有主任的常务副主任,他知道我被分流后,十分惋惜,让我去他办公室,对我很是安慰一番,说他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去那家报社。对我他有点感慨地说了句:你们人事司干的可真是人事呀。而一起参加牛德贵宣传出了大力的新闻处处长刘大姐,可没有季副司长的好运气,她因为被前任叶部长器重,被分流去了一所大学学习。
  几位同是分流沦落人的兄弟一天晚上相邀喝酒,留任的胖大文、雍可也参加了。雍可已经调任另外一个司的副处长,60年代生人的胖大文一下子成为人事司最年轻的干部了。他酒后长叹一口气说:虽说是我留下了,但你们一走,难免有唇亡齿寒的感觉,以后能在一起说说话的人更少了。说安慰的便宜话没什么用,记住一点,我们还是兄弟。既然发牢骚于事无补,还不如姿态摆高一些,让领导有点内疚感,对妥善安置有好处。现在被分流无非面子上不好看,可人生一世这么长的路,面子算得个鸟?我敢说,一年后你们就会把今天的愤怒忘得干干净净。
  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我们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吵吵闹闹一整年的分房名单下来了,我分到了一套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我妻子比我还高兴,她对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随便找份工作挣钱不比呆在那个没什么权的s部强?后来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有一天,我回部机关,司里的一位处长催促我腾办公桌。我想看来新的工作单位应该确定了,所以才让我们交出在这个部里的最后“地盘”-----那张宽0.7米,长1。5米的办公桌,我把一些书籍整理了一下,用一个纸箱装好搬回家,而把三年来所拟的差不多两尺高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和《政工简报》等统统投进了碎纸机。既然离开了,这些耗费我三年青春垃圾没必要拿回家挤占有限的空间,碎纸机是它们最好的归属。
  诸位被分流的兄弟新单位都找到了,搞笑的是,李大可、小水和白成龙对大衙门痴心不改。大可兄通过关系,去了新成立的海关缉私总局,当了名缉私警察,待遇可比s部强多了。而小水去了国务院的人事局,白成龙进了国务院法制办。这两个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大约因为距离近能真正贯彻分流的初衷,先把一批工作不卖力、知识结构过时的干部分流走,在编制压缩的情况下,仍然留出一部分名额来招揽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因此小水、白成龙才得以出了s部,再进国务院。-----这个结局连本部的许多高层人士都始料未及。
  英鸥翔是北京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本来早就看透了大机关的一切,不愿意在此耗费青春,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分流后不久他就去了一家有名的律师所,三年内仍然在部机关领工资。
  我和其他司局两位年轻人去了《某某日报》,这个安置还算是比较理想,至少当时报社一般记者的工资是部机关同龄人的2倍多。在大机关不到一定的级别,是没什么灰色收入的,顶多是下面来的人请吃吃饭,唱唱卡拉OK而已。
  离开s部之前,我写了八句顺口溜,算是我当时心境真实的写照:
  “栖身部曹四度春,
  案牍如山真苦辛。
  每惭伴虎斥下吏,
  更愧拍马奉上深。
  才钝难习厚黑术,
  根浅休问鱼龙津。
  拿云心事皆成梦,
  流落江湖做报人。”
  
  离开s部1999年3月8日,我之所以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妇女节,我们三人先到部机关,照规例开了个欢送会。魏副司长等人又如致悼词一样把我等表扬一番,然后再让我们发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已经比较平静了,也如演戏似的表了态,无非感谢领导三年多的栽培,单位虽然换了,但革命工作还得干下去,还得一如既往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添砖加瓦云云。------当把一切看成游戏时,大话、假话谁不会说?
  欢送会开完,那位1995年秋天接待我公务员招考报名的张处长,恰好由他送我们去报社,------他们美其名曰这像是“嫁女”,有人护送过去显示郑重。世上的事,常有这种戏剧性,如《红楼梦》中的甄士隐那样,书的开始他和冷子兴一起议论贾府人事,最后和贾雨村一起了结红楼梦。
  车开出部机关大门时,我心里没什么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梦醒了,我该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还是像往常那样,办公楼前国旗猎猎,武警像一柱木桩子那样挺拔地站立,大门两边的两个大石狮子依然冷冷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好像在问:你们为名而来,还是为利而来?门前的草地绿油油的,黄色的迎春、粉红的桃花正灿烂地开着。
  这是个平常的春日,一些东西在潜伏着,一些东西在生长着,也有一些东西在悄悄地死亡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阳光,还是很灿烂。
  我回头再看了看那个不知进出过多少回的大门,笑了,说不上是因为解脱还是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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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网友阅读,我把楼主分所转载的《大部小吏三年半》有关部分全部集并在此楼内。请楼主见谅。
感谢风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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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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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以下是引用仆人在2007-8-17 18:05:00的发言:
为便于网友阅读,我把楼主分所转载的《大部小吏三年半》有关部分全部集并在此楼内。请楼主见谅。
感谢风景在路上!

有劳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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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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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了大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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