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常，起起落落，曾几何时，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公务员，而踌躇满志，然而，当岁月的风尘，洗尽年少的痴狂，蓦然回首，才知既食鸡肋，已经没有回头路……
——题记 或许，观此文者，会把她当成是又一个“吏场”失意者的牢骚，然而，我却真真切切地想告诉你作为一名最底层公务员的生存状态，或者说，一名对生活充满激情，对人民充满感情，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年青人，如何在“吏场”风尘中逐渐变得平庸、郁闷、懒散、得过且过的心路历程。
我，一个世代居于农村、祖祖辈辈靠农生存的孩子。幸运的是，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在国家取消大中专院校安置分配之前，进入了一所定向分配的中等农业学校，跳离“农门”是每个农家子弟的愿望，我也不例外。学校毕业后又回到了农村，分配在省道线上我县最大的乡镇政府上班，每天都在有乡土气息的地方上班下班，虽然平平安安，但蠢蠢的心带来的却是无边的苦闷。这个群里有很多是在农村工作或有农村工作经历的，我想这种感受不用我说，大家也一定感同身受。十四年，在平平淡淡中历经十四年（人生有几个十四年的青春昭华？），期间，我结婚了，有孩子了，提拔到“吏场”了，东拼西凑在县城买房了（到现在还没去居住）。
初入单位，什么都不懂，政府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圣，当我第一次迈进那政府大楼时，脊背上竟然渗出阵阵冷汗，这的确毫不夸张，小时候我对政府工作人员都肃然起敬。现在我竟然成为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一切都象做梦一般。每天小心谨慎地上楼下楼，和以前只有在电视中才看得到的县领导零距离接触，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也神圣起来，并逐渐地对这里热爱起来，每天都坚守岗位，就连晚上也喜欢坐在房间看电视，和同事聊聊天，或躺在床上看看书，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利益之争，名利之争，觉得能在这里上班，就是把我家的一切都贡献出来也在所不惜。
因为我9月份开始上班，政府人员分工是在年初，所以我只有干些杂七杂八的事，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哪里人手不够就帮哪里。
记得第一次下村，那是在国庆节后，适逢省里来我镇计划生育检查（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领导就知道是在我们镇检查，还知道是在具体的村），吃过午饭后，包该片的副职领导说他有点事，叫我先下到该村布置迎接检查的准备工作，他简单的交代我怎么布置，我不知拐弯的直说：“就我一个人去，我不知道怎么去，我没经验啊”，他说你不知道问路问的去啊，一来就批评了我一顿。我只好硬着头皮，骑上自行车下村去。10公里上坡下坡的山路，有时我骑自行车，有时自行车骑我，功夫不负有心人，二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终于到了村里，找到了居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个村会计。先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就把来的意图，来的工作任务、工作目的跟他作了个详细传达，并要求马上和村书记取得联系，组织全体村干部把工作落实好，确保检查不出问题。我自认为我工作到位了，大功告成了，可以回去向领导领表扬了，喜滋滋的打道回府。不料，没出该村的山坳，包片领导带领几个计生办的人员来了，我就迫不及待跟他汇报我的工作情况，又是一顿痛骂：“你这样有屁用，光靠他们几个村干部有屁用，没点政治敏感性，跟我回到村里！”。顿时，我喜悦的心情飞到了九霄云外，一天挨几次骂，心里乱糟糟的。回到村里，村干部全部集中了，开了个干部会，进行了分工，明确了各自任务，一个镇干部带一个村干部。诸如计划生育帐卡、报表、人口出生率、计划生育生育率等等，每项都要做好成符合省里的目标管理。不敢说我读到了书，但我头脑还是比较聪明，一说就会，一点就通，况且我对抄抄写写是比较内行，所以进入角色很快，但工作量太大了，时间有紧迫，只好加班加点，一连三天日夜不停。最苦的是，村委会的伙食差，不是说没大焜大肉，而是伙头手艺差，而且炒菜用的油是打油场下脚料扫起来重新打出来的油，吃得个个干部的嘴巴厚了几十层。后来才知道，镇里对这次检查相当重视，做出了具体分工，除了我们这般做好软件资料的，还有把计划外生育对象、环孕检四术未到位对象撵走的干部（是为了不让检查组查出），还有组织拉甘蔗货车堵塞交通的干部（是为了拖延时间，多给些我们在村里工作的时间），还有严防会七嘴八舌、对政府有意见的群众的干部（是为了防止那些人对检查组人员道出真实情况）。各项工作都很严密，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等检查组人员进村时，为不让被检查组发现我们，我们这些干部就抄小路出村。不言而喻，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后来我听说，为预防万一，镇里主要领导还是请检查组人员大吃大喝、唱歌跳舞、洗头按摸，当然红包还是少不了。这就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检查，也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腐败，第一次感受到最基层的无奈，第一次感到干部就这样当，第一次改变了我原对政府神圣的态度。
计划生育天天抓，人口警钟天天敲。要说计划生育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上面提到的迎接检查的事，其实年年季季检查都是换汤不换药，无非是检查重点不同，检查内容大同小异，这里就不累赘了。上级对计划生育抓地这么紧，下面怎么搞，十几年了，什么都经历过：从包村，到包片，再到分管，不敢说我业务精通，但可说我不外行摸出些门道；从搬东西、抬猪、牵牛、拆房子，到晚上出动抓二女户结扎和人流引产，再到中央出台“七不准”，再是计划生育立法；从罚款分成，到收钱不开票、少开票或不开专用收据，再到乱办证、办假证，没到位说到位，克扣保证金；再是放水养鱼，都历历在目。说实话，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并不容易做。一是农民的观念未根本改变。计划生育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功劳很大，但农民传宗接代的观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很多农民千方百计都要生育一个儿子，生育儿子成了很多农民生育的终极目标，一副“一间茅房献国家，不生儿子不回家”的对联就是真实写照。二是中央的“七不准”束缚了乡镇干部的手脚。以前是“动不动，龙卷风”，拆房、掀瓦、牵牛、抬猪、搬东西等等，样样都可以，这样的措施放下去，个个都怕。现在有了“七不准”，哪个干部会与自己的饭碗过不去？三是政策规定和检查内容不一致。政策只规定对造成了计划外生育的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没对四术和环孕检不到位作出规定，而检查内容多的不得了，计划生育率、人口出生率、四术及时率、环孕检率、性别比、社会抚养费征管、社会稳定等等。四是农村流动人口多。由于改革开放，外出务工人员成了农村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成了计划生育的“避风港”，有些乡镇甚至80%以上的育龄妇女（重点管理对象）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更增加了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难度。五是法院执法力度不够。由于乡镇没有强制性的执法权，靠做思想工作想做好计划生育简直是“屁话”，而一个县才有一个计划生育巡回法庭，人员才那么五六个，怎么个执行法，况且法院程序多时间长，乡镇哪里等得起。六是农民躲计划生育的策略提高。为生到儿子，索性来个“未婚先育”，为逃避执法，索性来个“逃跑”。因此，农村里的计划外生育现象比比皆是，出生人数远不是报表上的数字。
打杂是辛苦的。计划生育检查结束后，又派去消灭荒山，说是第二年年初要迎接国家的检查。那时，经过封山育林的强硬措施，农村山更青了，水更绿了，但荒山还是不少。上级下了死命令，年底不打好穴，明年年初没种上，导致还有荒山的，主要领导就地免职，最贴切的比喻是，“把你们的乌纱帽已经挂在树梢上，被风一吹就会落地”。“铁锤打锉，锉打磨”，这就苦了我们这些乡村干部。十几个干部由副职领导带队，浩浩荡荡开到村里，开会动员、思想发动、标语宣传、任务分配、上户工作，号召全民上阵，一个人须完成几个树穴。配合政府工作的群众就扛着锄头、拿着铁锹上山，大部分群众还是比较纯朴、比较配合，能够按照政府规定的时间和任务完成，但还有少部分群众思想不通、推三拉四，就是不完成。“五天一通报，十天一调度”，“完不成任务的扣工资，不能回来”的工作措施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说什么：你们工作力度不够，对付那些“刁民”（第一次听说这是对群众的称呼）要有些过硬措施，不然说我们政府软弱无能。可想而知，我们被逼的加大工作力度，没完成的采罚款措施,不交罚款的就搬东西,什么值钱就搬什么,诸如黑白电视机之类。结果，任务完成较好，受到了上级好评。虽然说工作比较辛苦，每天要上山串户，口干汗流，但一起工作的人多，工作之余就扯扯西皮、开开黄色玩笑、说说天下大事、讲讲乡村的风流韵事，就这样工作的疲劳很快就消除。开始时，我只是听他们天花乱坠的说，后来，慢慢的与他们打成了一片。因为这事，有一个关心我的老乡（也是副职领导）告诫我：少说话，多做事。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搬群众财物时的手软，第一次知道行政手段是这样。
乡镇的工作没停过，也没双休日。之后就进行“三冬生产”，就是所谓的冬修、冬造、冬种。最不可理喻的也是抓的最紧的是冬种，要求是：完成多少亩油菜，多少亩红花草，抓好多少个示范点。对于上级来说，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多种一季作物或改良土壤，以增加农民收入。没料到上级也缺乏调查研究，当时我镇境内适逢修京九铁路，很多群众到铁路上做工，在铁路上做一天有20多元（在当时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一个冬闲时间下来，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在家种油菜，拼死拼活才500元左右，所以，冬种工作很难推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是我们领导有水平，考虑到上级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就去公路沿线看看，不会去偏僻的村，因而，果断作出“以点带面，以线带面”的决策，意味着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抓好公路沿线和示范点，示范点全种油菜，公路沿线视线范围内的全种上油菜或红花草，是冷水田的全部要翻耕。即使这样，工作量虽然少了，但由于群众感觉不划算，不支持，干部也费尽心机，只有以理带蛮了，蛮不了的，只好出钱请人或干部亲自动手，干部亲自去撒红花草种、亲自卷起裤子下到冷水田踩禾兜，可笑吧，这是最后一招。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形式主义。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经过半年的工作，多少对乡镇有所了解了，干部重新分工后，我被派去包村，是一个县委副书记挂点的村，我感觉到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是我的幸运，是把握机遇的时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决不是好士兵”，我不知疲倦的工作着。先是甘蔗留种工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甘蔗是我镇乃至全县的农业支柱产业，制糖厂（现在破产了）每年都为县财政提供几千万的税收，农民从中得到的收入也占总收入的近50%，最高峰时期每年甘蔗种植面积达1万多亩，称的上是能种的田都种上了。可惜的是，到了我工作时就要催群众种甘蔗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制糖厂的工作人员对群众吃、拿、卡、要。毕竟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在学生时代也听大人说这说那，也亲眼目睹了那般贪图小利的人。不管怎么样，上级布置的工作必须完成，我通过了各种办法，采取了各种手段，与村干部一起把任务完成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要培植一个产业多么的艰难，要毁灭一个产业多么的容易。
[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十四年鸡肋之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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