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 “事业改制”从产权改革启动，抓住了改制的要害所在。与以往各种回避利益调整、利益关系重新界定、利益再分配的改制相对比，本次以产权改革为切入口的“事业改制”才叫真改制。这样的改制虽说涉及到大量干部职工家庭的切身既得利益，但在浙江这样市场已初步发育、民众利益观念已同步得到更新的省份，绝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改革终于逼近事业单位的传统利益领地。通过人事部长张学忠之口，传媒已公布了全国事业单位分类改制的消息。除按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及转制为企业的单位外，其它所有事业单位都将在两三年内全面推行人员聘用制度。面对新一轮改革态势，浙江再次走到前面：上月底，改制方案已经公布，本月起改制全面启动。] “浙江方案” 根据公开报道，笔者将“浙江方案”的主要内容作一梳理和概括： 生产经营类、中介服务类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没商量；通过市场运作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公益类事业单位，经试点后改制为企业；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中收费的专业技术服务职能剥离后走向市场———实施“事”与“技”分开；对职能交叉及无法正常运作的事业单位合并重组一批、撤销一批。 由“事”变“企”的事业单位，同步进行产权革命，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经营者持大股，技术与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欢迎民营资本控股、参股、兼并、收购；合伙制、股份制都可自由选择。 改制与人员身份置换同步推进、一步到位。改为民营企业的，解除原有关系给予买断身份后的经济补偿金；重新聘用上岗者重签劳动合同，形成市场化的用工关系；经改制后仍保留部分国有股份的事业单位，重签劳动合同但不予以经济补偿，若今后进一步改制为民营，再予以经济补偿；自谋职业者及按一定工作年限和年龄条件提前退休者，由原单位和本人一次性缴纳各项社保费用。 新华社公布的全国性改制消息十分笼统。迄今为止，笔者也未见有其它省区公布类似的方案。显而易见，“浙江方案”体现了浙江人对改制的热情和对改制的自信。 不仅如此，“浙江方案”的政策界线清楚，可操作性强。 率先公布“浙江方案”既不是有意抢时间，也不带偶然因素。此前，浙江全省已有多类事业单位提前进行了“省内改制”。 “事”改“企”、撤并重组、清退编外人员、全员劳动合同聘用等项改制内容已在全省事业单位中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轮。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全员劳动合同聘用已实施了两年。 正是前期改制的成效及社会对改制的认同程度等综合因素的集合，才使浙江上下对改制的迫切性、必要性有清晰的认知。此次中央政府下决心推进全国性“事业改制”，正好为浙江“二轮事业改制”提供了政策性及方向性支持。浙人率先行动乃势所必然。 产权革命成为最大亮点 “事业改制”从产权改革启动，抓住了改制的要害所在。与以往各种回避利益调整、利益关系重新界定、利益再分配的改制相对比，本次以产权改革为切入口的“事业改制”才叫真改制。这样的改制虽说涉及到大量干部职工家庭的切身既得利益，但在浙江这样市场已初步发育、民众利益观念已同步得到更新的省份，绝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改革的确是个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帮手，浙人有足够的改革承受力。 以往，与政府机构改革相似，事业单位也经历了多轮改革。但由于对敏感的产权问题绕道行，始终无法打破“事业大锅饭”的体制。“事业”缺乏活力还在其次，每经历一次改革，“事业”的闲人反倒越改越多。从产权制度开刀，直接挖掉“人满为患”的根基，事业单位的总量将大为压缩。人员一精干，财政将大大减负。 “事业改制”还是政府转制的关键性配套改革。这些年，为应对政府削减审批、减少收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自我革命，害怕由此失去既得利益的部门，纷纷将收费职能“下移”，由下属事业单位代行行政收费权限。如此移花接木导致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来，政府的统计口径上反映出削减了半数的收费项目，可民间并未明显感受到民负的减轻。由于通过事业单位收费自由度更大，有些部门更是放纵下属事业单位多收、滥收———甚至巧立名目大肆“创收”；二来，在自收自支的名头下，部门下设事业单位越来越滥。举个实例，防疫站本属卫生部门负责公共卫生监督和食品卫生检验监督的带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可受“利益”所驱，许多地方的卫生部门又成立卫生监督大队。再后来，又组建公共卫生监督所。结果，“站、队、所”职能交叉、互相扯皮推诿，惟有“创收”时，各家都劲头十足。 “事业改制”虽不足以完全杜绝滥刮民脂的现象，但至少切断了“自收自支”的通道和滥设“事业”的通道。反过来，当政府职能部门无法通过“权力转移”来实现间接“创收”时，又能促进政府部门加快自身职能转变。 发挥知识财富的创造性步入“市场”年代，知识创造财富的理念已得到社会的初步认同。但对于长期在体制内吃大锅饭的知识分子，一旦被推入市场能否生存就成了问题。有些机构、有些人甚至以此作借口，为维护既得利益拖延改制。好在浙江“事业改制” 的首轮实践，足以打消人们的疑虑、担心和恐惧。再举实例，浙江的各类建筑设计院自改制成民营、合伙或股份制企业后，绝大多数任务充足，设计人员收入增加，企业活力大增。当然也有改制后吃不饱、活不好的。但那是市场的选择，设计师名实不符，谁也怨不得谁！ 同理，浙江的律师服务业、会计、审计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因率先切断了与政府的“父子关系”，加快了这类中介组织的发育。笔者日前对一县、一区的律师服务业进行调查，总体业务量年均递增35％左右，远远超过地方公布的同期GDP增幅。 这就足以说明，“事业民办”、“事业民营”不但不会造成“事业”的萎缩，反而在民营、民办的“土壤”里，使知识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尊重，知识的创造性得以迸发，真正带动“事业”蒸蒸日上。 塑造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秦始皇焚书坑儒起，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自由之路被堵死，入仕成为知识分子追求人身价值的“华山道一条”。 少数被皇权制度抛弃或自恃清高而远离官场污浊的知识分子，固然才高八斗也很难对社会进步有实质性的推动。到了“计划”年代，受“管制思维”的支配，知识分子则几乎全部被纳入体制之内，由此造成的后果，同样不堪回首。 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本该属于最具创造性、最具独立人格、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力量中坚。呜呼悲哉，当知识分子为稻粱谋，不得不纳入体制才能生存，由社会人、自由身变成“单位人”时，知识的原创与积累、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不说消失殆尽，至少大为削弱和消解。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是一个民族民主法治意识的缺失和科学、文化、教育、文明程度的总体失落…… 尽管历史不堪回首，但我们倒也不能就此认为，所有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单位”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一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于“体制内”对社会也是需要的。可不管怎么地，“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都该回归社会、走向民间———自食其力，再也不能由国家‘养’下去了”。 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财力有限，即使富如美国，知识分子统由国家“包养”怕也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方面在于，知识分子本来自民间———只有根植于民间，知识（包括独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意识等）才能嬗变成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器”。 所以，人们当有足够的理由关注这场旨在推动知识分子融入社会———走向市场的“事业改制”。改革的难题在于触动既得利益的分配格局；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新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规则以改变社会的存在；改革成功的希望在于改革发动者、推进者的义无反顾和改革的配套。 “事业改制”就属于既独立又为政府转职能配套、直接打破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建立社会新规则的“不流血革命”。 纵然，就算改革的人文环境都如同浙江，我们也不能指望“事业改制”能一步到位。但改革毕竟在新的起点上选择了新的突破方向，这是可喜和可预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