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 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顺畅，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由于他说话口音太重，所以他发言时尽量把语速放慢，以便让大家都听懂。陈伯达采用了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又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

夫人、生活秘书——江青 　　江青，1913 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婚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她还扮演着“贤妻”的角色，但是江青本质上是一位颇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她地位巩固以后，她便渐渐得意起来，她利用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以前的文化专长，开始干预起政治来。她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批判电影《武训传》使她终于得以崭露头角，这令她颇为得意，从此江青便开始越出她应有的职权，步入了政坛。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就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此时的江青不仅仅满足于只有国内知名度，她还想要有国际知名度。她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她更知道“无冕皇帝”的威力，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最初她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可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江青仍不放弃，继续寻觅着自己的“斯诺”。恰恰这个时候维克特出现了：维克特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是所获无几，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的热烈握手表明了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既然一个愿谈，一个愿写，两人一拍即合，这样写一本书的意念已经明确，于是开始长谈。两人的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记录整理成文稿，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阻止使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但是维克特根据自己的笔记还是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 》，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书的封面上印着江青在延安所摄的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的出版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她和张春桥等人不要结成“四人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紧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玉凤，算“大”或“小”？

应该都是一代精英。上面对有些人的介绍就有些太俗了，还是借你们一双慧眼吧，让你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QUOTE:

以下是引用杞公在2007-9-4 18:11:00的发言：
张玉凤，算“大”或“小”？

五大秘书时代，张还小着哪。

胡乔木的未遂心愿

2007年09月05日 07:37:2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92年9月28日，被毛泽东戏称为“靠乔木，有饭吃”、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理论家胡乔木在解放军三零一医院与世长辞。而就在此前的7月份，他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院时，还在病床上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可病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对未竟事业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一、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

    在中共党史上，胡乔木的名字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乔木奉命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从一名普通的秘书成长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对这份感情更是珍惜，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无论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逝世以后，都有很多人著文记叙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由于胡乔木特殊的工作岗位、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他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党内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议胡乔木写一些纪念文章，但他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后来确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对知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郑惠说了自己为何没有应允的原因：“我虽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繁重的领导工作也使他没有过多的精力担负这项工作，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会尽力干的。”

    同年，胡乔木开始整理他的文集，他看了些材料，勾起对四十年代的许多回忆。10月，曾任毛泽东同志资料秘书、我党著名的党史专家、理论家逢先知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送他审阅，他做了许多修改，并亲自写了《校读后记》。这本书丰满的回忆和翔实的材料又使他陷入了对往事深深地追思之中，萌动了写“回忆”的念头。

    胡乔木一贯对工作抓得很紧，现在下定决心要完成许久以来的一桩心愿，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郑惠谈话，表示想写一本反映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书，用毛泽东的著作、活动作主线，用当时具体的历史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贡献作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目的是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增加一点内容，对这方面的教育有所贡献。这次谈话中，他还谈到了初步设想的六个题目。后来由于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写作暂时搁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送给胡乔木提意见。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两遍，认真提出了读后意见，并亲自写文章推荐，称赞这本书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写出，这是胡乔木多年提倡的一本书。他抱病读完了其中较难写好的几个章节，甚为兴奋。他还特意为该书写了题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原以为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写好的著作，现在不仅出版了，而且达到了较高水平。这给胡乔木以很大启发，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尽快成立编写组来协助他展开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经过仔细考虑后，胡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写报告请求支持和帮助，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报告随即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胡乔木找来著名党史学者龚育之，邀请他参与四十年代的写作并多抓抓五十年代的写作。两天后，他又找来郑惠、石仲泉，希望早一点把编写组的班子搭起来。胡乔木在谈写作要求时，提到了出版不久的薄一波的书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说：“虽然不同薄老的书攀比，大致上要相称。写作不在书的厚薄、文章的长短，我们的书肯定不能那么厚，因为薄老和我的身份、作用不一样。……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相重复，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册尽量少重复。”谈完要求后，他又给这两位负责人详细谈了此时所想到的17个选题。

    这时，胡乔木的身体已经由于癌细胞扩散变得很衰弱了，家人和医生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9月6日，他同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见面，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过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况，对有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志组成的班子表示满意，对有几位年轻人参加更是格外喜悦。寒暄过后，他开始布置写作题目和要求。

    胡乔木对工作一向严谨，这次写毛主席更是一丝不苟。在谈到内容和主人公时，他说：“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中央整个活动放到里面。中央一些活动同毛主席没有关系的，就不说了。因为是个人回忆，拟定的题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没有接触过，就不好写进去。有些事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从个人回忆方面说，比较清楚，就列到题目里了。说是个人回忆，但有相当多的事也不能仅限于个人回忆。有些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这种事还是要写，因为它很重要，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这在四十年代中的情况更多一些。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写的时候不要勉强加入个人成分。勉强加入不适当，使读者感觉是故意把个人加进去，失掉书的主旨，成为不是回忆毛主席，而是回忆自己。回忆成分多少要看事实。凡是可以回忆的，个人接触多的就写进去，也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在谈到每篇专题的篇幅时，他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一万字，现在看一万字不行，可能要到两万、三万。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在材料来源上，他谈了三个：“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的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三是个人的回忆。” 在谈到出书的时间与写作质量时，他明确地说：“出书的时间，1993年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最好在那个时候出。这样，时间比较紧。当然还是以书的质量为第一标准。如全书不能都写完，也可以分册出。”谈完总的要求后，胡乔木宣读了他想到的37个题目，其中四十年代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等15个，五十年代有共同纲领等22个。

    敲定大纲后，胡乔木安排了一个相当紧张的日程表，要求每个星期听取一次汇报，谈一个写作题目。有时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就要谈一次，仅 11月份就谈了五次。即便是在住院治疗期间，他还找有关同志去谈了两次。从 1991年 9 月编写组成立至1992 年 4 月的七个月内，他一共谈话十多次，加上编写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谈话，共达二十多次。胡乔木逝世以后，编写组商定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十九篇文稿。这个方案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中央有关方面审阅这部书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评价。有的领导对文稿一一批阅，或曰“此篇已看，以为很好”；或曰“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好”；或曰“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记录”。还对全书批示道：“整个看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有若干篇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不可能。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这本书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修订再版时还印刷了75000册，这是党史著作中不多见的。

    中央有关方面领导的肯定和读者的喜爱也许能够部分实现逝者胡乔木的遗愿吧！

 

    二、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

    如果说胡乔木一生的转折点是来到毛泽东身边，那么他第一次为全国人民所知则是由于十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那时起他就以理论家和党史专家闻名于世了。

    1951 年7 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6 月 30 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5、6 月间，刘少奇找来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尚在休养之中的胡乔木，请他代为起草庆祝报告。胡乔木在四十年代曾协助毛泽东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三十年的历史了然于胸。有了在党史方面这样的知识准备，他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长达四五万字的初稿。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可把胡乔木难住了：“这么一来，我怎么向少奇同志交待呢？”后来毛泽东传话过来，少奇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人民出版社还印了单行本。一时间成为各地纪念建党30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

    胡乔木长期在幕后工作，即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次，他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开始为人们所知道。他的一生，虽写过很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少有的署名著作，而且国内外影响极大。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程的第一本开创性简明党史，也是第一本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中共历史的书。它在以后长时期中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甚至成为后来党史著述的范式和蓝本。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然而胡乔木对这本为人所称道的小册子并不满意，认为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一些错误。后来党史界曾多次建议他修改，写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可他觉得那要下很大的功夫，读很多书，把自己一辈子精力都用上也写不好。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历史反思的日渐深入，胡乔木感觉到必须重新写一部完整的党史著作来教育人民，总结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85年至1987年，胡乔木对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了多次谈话，不仅回答和论述了从党的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次革命时期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对党史研究从指导思想到方法论都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意见。其中党史研究要有坚定的党性、要注意四面八方、要有科学性、以及写作要兼顾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等原则后来都成为党史著述中普遍遵守的规范。

    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后，胡乔木对秘书说今后惟一的工作是搞党史。他根据杨尚昆、薄一波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的要求，向胡绳等建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集中力量写一部四十万字左右的比一般教科书站得高、有新意的能够反映党的七十年历史的著作，作为献给党七十岁生日的礼物。起初，他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可是由于健康状况，他没有承担起这项工作。在健康不允许的情况下，他吩咐秘书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近几年来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著作，让秘书帮他购买海外出版的有价值的书籍。他说“不读这方面的书，不掌握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就无法提修改意见”。1991年7月28日，胡绳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看着胡乔木日渐加重的病情，胡绳劝他不要着急，慢慢来，着重看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及结束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些写作难度较大、分寸难以把握的部分就行了，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把这几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彩。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8月3日，胡乔木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他对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评价，要胡绳转告北京的同志。随后他立即报告杨尚昆，请他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8月8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举行批准出版这本书的会议，胡乔木在会上主动提出他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8月15日写成，这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1991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了。出版后得到的反应果然像胡乔木在题记中所说的，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许多读者指出书中还有某些应该修订的地方。大量的读者，包括身经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的老同志，对这部书表示首肯。10月8日，胡乔木抱病出席了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他在发言中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赞赏和高兴。

    虽然胡乔木一生竭忠尽智，对中共党史著作的编著和党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还是为自己不能亲手编写一部完整的党史而遗憾。今天党史学界已经有了大、中、小三部完整党史著作，还有难以计数的其它形式的党史著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胡乔木若看到今天党史工作的繁荣局面，一定可以欣慰了。(吴自涛)

前辈们不容易！

知识分子的精英田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