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北京 史书背后的兴替之道 《南风窗》（以下简称为《南》）：继《潜规则》之后，您的历史新著《血酬定律》再一次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吴思（以下简称为吴）：这两本书都是寻求一种对中国历史有穿透性的解释方法，一种上不得台面，但又确实在起作用的现实游戏规则。而在《血酬定律》中，我想着重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有人有资格靠暴力收取租金，而又得到人们的配合？《潜规则》里讲灰色收入，但是需要深究为什么有的人就有资格获得灰色收入。“血酬定律”就是想解开人们心底的某种计算方式。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 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解释那些强盗、马贼凭借害人手段榨取钱财的本质，还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天下兴替。“血酬定律”眼中的历史，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即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的生存资源被合法化的制度。 《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说的是强者逻辑，但历史上还有两句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血酬定律”怎么看待这种“道”？ 吴：历史上统治者最大的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对老百姓来说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最盼望的就是天下太平。当然封建统治者会把自己装饰成道德很高尚的样子，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道德高尚不高尚，而是谁能维持社会秩序，这就是得天下的道。 设想一下，一块土地上，有多股土匪，今天你来抢一下，明天他来抢一下，老百姓是最遭殃的。后来一股最有实力的土匪，把其他土匪都打跑了，跟老百姓说，以后你们不会再被其他土匪搜刮了，保护费统统交给我。这个土匪可能过去也干了不少坏事，可老百姓不会计较这些，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正是因为最凶狠，才能把其他土匪赶跑。 《南》我们常常面谱化地理解土匪，要么被逼上梁山、一心想“转正”，要么就是十恶不赦。我去过山西、东北一些地方，老人们往往说，像阎锡山、张作霖这样半官半匪的“反动军阀”，在当地也干了很多发展经济、兴办教育的工作。 吴：这是一个规律，任何人不管他的名声是不是土匪，只要他不是流寇，占据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在可预见的将来其收益将来源于这块土地，他当然希望这块地方经济发展，这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杀鸡取卵是最蠢的事情。他所要防止的是其他流寇侵入这块领地，同时努力扩充自己的领地。 当他有了进一步的实力，不再满足于做小地方土皇上，想打江山、坐天下，就要找一面旗帜，比如“耕者有其田”、“闯王来了不纳粮”，至少是能包装自己野心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于是土匪就成了“义军”。 权力的黑度 《南》这么说来，人们大多数时候面对的是不好也不坏的秩序维持者，生活在“灰色地带”？ 吴：我过去用“灰社会”来说明这种情况。各种社会在“黑”方面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但我的文章会给人一个误解，似乎所有的社会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不是这样。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明确一个现代观念，即政府、政权不是单方面统治或者管理老百姓的，而是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老百姓缴税不是表示臣服，而是作为换取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 这是理想状态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称作黑社会化，因为它是一种公平交易。那么这种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变灰变黑呢？ 我们拿物业公司来打个比方吧。你的小区召了一家物业公司，一开始他说得忒好，不占居民的便宜，拿了你100元的管理费就给你提供100元的服务，甚至给你提供120元的服务，你能不乐意吗？这个物业公司养了一群保安，实力越来越强大，很快你就发现不对劲了，公司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差，而且收费越来越高。这还不算，他们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都拉进物业公司了，光拿钱不干事，你提意见还对你爱理不理。你回过神来说，不行，这样下去咱得换一家物业公司。这时候，他们就把脸拉下来了：咱们是拼了血本，把别的物业公司打跑了，才占了这块地方，现在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有这么容易吗？再一看，他们把业主委员会也给收买控制了，你要再敢提意见，他就说你干扰小区治安，让保安收拾你，这样你只好认了。到这个地步，这个小区差不多就已经黑社会化了，居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实。 专制政权也是这样，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一旦打下江山，就一代代坐江山，哪怕他的继承者是个弱智或者坏蛋，老百姓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像萨达姆强权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会，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搞选举，但是人民只有拥护的权利，没有不拥护的权利，背后还是靠武力撑腰。 《南》:有一种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不像一般的商品，其中区别之一就是供应的对象即政府官员，可不像厂家那样容易挑选。 吴：这是最可悲的地方，如果政府收了100元的税，提供了95元的公共服务，另外5元自己人打牙祭了，老百姓可能感觉不出来。如果政府收了100元，把50元都供官员享受了，老百姓能感觉不出来？ 但是一个政权的官吏层往往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和老百姓的命运。我写海瑞的时候，写到海瑞被罢官，老百姓都哭着去送他的时候，越往下写越难受，自己也忍不住大哭一场。这些被称作草民的百姓心里明白什么样的官员对他们好，什么样的官员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他们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被动地接受上面派来的官员，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 权力黑化的推动机制 《南》:现在我们回到现实，当前有一种现象，一个地方只要一把手全心全意为人民，就能把一个地方搞好，这个地方的官风也会比较好，反之整个班子就容易烂掉。 吴:一个人就决定了一整套班子，恰恰说明这里的官员任用体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也许个别人的道德感召比较有效，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选择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谁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就得讨好谁。所以在没有民主程序的地方，领导的脸色最重要，如果碰巧一个一把手把老百姓当亲孙子一样疼爱，干部至少面子上也得对老百姓好，才能讨上级高兴。换了一个不在乎老百姓的一把手，谁给他送礼就喜欢谁，那干部也不用在乎老百姓。对每一个这样体系中的个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把手的感召力，而是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南》:好一把手恐怕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吴：一个领导就算他自己再清廉，下面这么多人他有10只眼睛也监督不过来。就算这个人道德高尚而且精力旺盛，盯着大家的一举一动，六亲不认，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众叛亲离。因为他破坏了潜规则，不仅同僚讨厌他，他的秘书在背后骂他，连他的司机都觉得跟他干没意思，这样他各方面都可能特别不顺利。反过来，如果他把周围的干部们护好了，老百姓就算跳着脚骂他，对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影响。到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反思并作一个取舍。 《南》: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假设一个好人做了一把手，按您的推导，他在约束下级方面所采取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吴：最后只有用大包干的思路，说得好听点就是责任下放。这其实是有先例的，清朝道光皇帝有一次出去视察，发现各个驿站，在马匹管理方面，虚报、克扣、私用现象很严重，气得不行，后来一个大臣劝他说，这些你是管不了的，你只要给他们订个任务标准，只要他们有本事能完成任务，贪一点就由他们吧。 在很多贪污、涉黑的落马官员眼里，要保住乌纱帽就要做到，完成任务不惹祸。换句话说，这里有两条底线，第一是只要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比如计划生育呀,收公粮呀。第二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得造反，贪官眼里就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到去北京上访的份上。在这两条底线的范围之内，官员可玩的空间非常之大。 改变民众的预期 《南》:我前一段时间到农村调研，一个村干部说中国的农民其实最好说话了，不管哪朝哪代得了天下，他们都觉得“交皇粮”是天经地义的，除非逼得他们过不下去了，否则一般是不会反抗的。民众的这种坚韧和忍耐，固然令人感佩，但是不是也使得体制上的进步分外困难？ 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预期。这个预期是由历史积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由于惯性的影响，对很多老百姓来说，你对他不好他觉得这是命里注定的，你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感恩戴德，你给他办一点实事，他不觉得这是应该的，他恨不得跪下来，感谢青天大老爷。 民众忍字当头的最后结果就是腐败的标准一点点放宽，刚解放的时候，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贪污所得折合成今天的币值也就是13万左右，二话没说就给毙了，现在这样的案子可能根本都顾不上管了。 我们如果要建设廉洁的社会，先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根本上就是要让人民成熟起来，改变老百姓的预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明白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吴思现为《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郴州两政界人物被杀折射当地官场生态镜像

本报记者黄钙湖南郴州报道 2004-02-13

本报记者近日在湖南省郴州市采访时了解到，短短几天时间当地两名政界人物接连被杀，他们的“离奇”死因已经引发坊间颇多的传闻。其中，2003年12月23日上午10时许，郴州市临武县政协委员周兵元，被人炸死在天湖大酒店门口的轿车上；2003年12月29日晚上22时许，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被人砸死在郴州宾馆迎宾楼六楼601房间里。两案虽然事隔一个多月，但是当地市民至今仍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两人是被人雇凶杀死的”。从政得罪人遭到报复？ 　　经了解，两宗案件的大致过程是：2003年12月23日上午9时38分，周兵元在云龙大酒店会友时，接到一个电话，随后便开着自己的黑色现代轿车赶往天湖大酒店。10时许，周兵元到达天湖大酒店门口，但是他刚下车就被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堵住，此人随即引爆随身携带的炸药，结果双方均被当场炸死。 　　2003年12月29日晚上9时20分，肖鹏金的两位老乡在电话里约他谈事，肖让两人到郴州宾馆601房见面。两位老乡20分钟之后到达郴州宾馆，但是敲门没有人应。老乡再打肖的手机，对方没有接听。当服务员帮两位老乡打开601的房门时，肖鹏金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湖大酒店与郴州宾馆相隔只有几个街口，直线距离数百米，同属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管辖。两宗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分别成立了专案组。 　　相比“肖”案，“周”案因为犯罪嫌疑人就死在当场，查案似乎更容易着手一些。果然，专案组在案发10天之后，就迅速查清了“周案”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据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是32岁的陈建文，临武县岚桥镇古山村二组人，曾于1992年3月因犯盗窃、抢劫、破坏电力设施罪被判刑8年。 　　随后，郴州警方对外公布，陈建文制造恶性爆炸是“报复杀人”。结论一出，坊间一片哗然。 　　就连周兵元之子周志鹏也满腹狐疑，声称“家族上下从来没有与岗桥镇人往来，结怨一说无从谈起”。但是，郴州警方对陈建文为何报复周兵元一事至今未作任何进一步的披露。因此，正如一些知情人士所言，市民们一度盛传陈建文是“被雇佣杀人”，并非空穴来风。 　　据介绍，周兵元为人厚道，热心公益事业。他的家族，有一个资产过千万的矿业，乡里建学校、修道路，他都是慷慨解囊。但是，也有人评价：自从周当上政协委员之后，“爱说话”，得罪了不少人，也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 　　同样地，对于肖鹏金的死因，也有猜测认为“与其主管的城建、消防等工作有关”。据称，肖在担任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在“关闭小煤窑”、“出租车营运权证拍卖”等工作中，“确实可能得罪了人”。不过，肖的家人却认为，“不至于恨到这种地步”。 　　但是，对于肖的死因，他的家人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解释。北湖区公安分局一位刑警认为，尽管警方已初步认定肖的死因属他杀，但是由于凶手至今仍未抓获，对肖为何被杀自然没有定论，“难怪人们会有这样的说法”。 　　“肖案”牵出当地另一“蛀虫” 　　不过，肖鹏金命丧郴州宾馆之后，当地曾一度传出“情杀”版本。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肖鹏金的致命伤在后脑部，整个头部还有十余处创伤，但案发房间内并不凌乱。“从现场情况分析，肖鹏金是被歹徒从身后袭击，用钝器猛敲头部致死，而凶手作案的工具不太可能是锤子，而是一种便于携带、隐藏、扁状的钝器”。同时警方还发现，肖鹏金身上携带的3000余元现金分文未动，公文包也没有被翻过的迹象，“从中可以推断歹徒不是劫财，估计是熟人作案”。 　　恰好郴州宾馆的服务员在汇报情况时也透露，当晚曾看到两名女子进入601房间。不过，肖的妻子很快就站出来指证，服务员所说的两名女子其实就是自己和大女儿。她向警方介绍，因为天气冷，当晚自己便和大女儿到郴州宾馆601房洗澡，“我和大女儿9点半左右才走，没想到10点多他就出事了”。 　　郴州当地媒体报道，警方随着调查的深入，已初步排除情杀的可能性，不过案情却一时陷入僵局。不过，专案组在农历春节前后，多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决定调整侦查方向、扩大侦查范围，从与肖鹏金主管的行业性质、亲朋好友及工作上的熟人等方面展开侦查，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就此浮出水面。 　　据警方调查，肖鹏金被害当天，李述标也住在郴州宾馆，并且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述标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当专案组调查人员找李述标核实情况时，“李尚未开口便高度紧张，如同惊弓之鸟，将自己挪用数千万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输得精光一事和盘托出”。 　　李与“肖”案有无关联，目前尚未有官方的正式说法。郴州市纪委却认为，无论如何，能抓到李述标这条“蛀虫”，也算是“肖”案的一个收获。据专案组目前掌握的材料，李述标此前曾多次到澳门参赌，生活十分奢侈，为饱口福，曾乘专车“不辞劳苦”赴广东品尝野味。 　　至于肖鹏金当时为何在郴州宾馆开房？郴州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份材料介绍：2003年12月29日至31日，湖南省政府消防安全检查组来郴州检 　　查消防安全，被安排住在郴州宾馆贵宾楼。作为分管城建、消防、规划等工作的副秘书长，肖鹏金被市里安排全程陪同检查并汇报情况。29日15时至17时，肖鹏金参加了向省检查组情况汇报会，18时30分陪同省检查组吃晚餐，20时至21时期间，陪同省检查组对市城区内消防单位进行现场检查，21时整送省检查组回宾馆，22时许肖被害于郴州宾馆迎宾楼的接待室601房内。 　　在采访中，专案组成员不愿进一步向记者披露“周”、“肖”两案的更多情况。不过，对于市民们的“雇凶杀人”传闻，专案组某成员认为，“这只是一种猜测，目前并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 　　断裂的官场生态链 　　当“雇凶杀人”一说在坊间游走的时候，也有人认为“郴州官场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得不行了”。 　　据知情人士介绍，几年来当地的官场发生过连串的怪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一位市人大代表刘际辉成为街头恶霸，据说他在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留下的“材料”达几十页，当地媒体也曾因此报道过刘际辉的“先进事迹”。比如1998年刘际辉在与郴市职业病防治所一墙之隔的地方买了块地，兴建办公楼。1999年初，刘际辉向该所提出，在其围墙上开一道门供自己出入。该所领导婉拒了此事，身为郴州市人大代表的刘际辉竟叫手下人将围墙推倒一截，装了一道铁门。 　　在与刘际辉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防治所副所长吴绪友安排两位民工去焊死那扇门。刘际辉当即令人把两位民工捉到了自己的工地上，冲上前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又抓起几把泥土，硬塞满了一位民工的嘴巴。刘还不解恨，又朝这位民工的头部飞起一脚，将其踢昏了过去，再叫人将奄奄一息的民工抬进办公楼内进行审问。 　　后来，刘际辉还命令手下去找吴绪友算账，“谁打断姓吴的一只手，我给谁5万元，谁把他杀了，我把谁的崽女养到18岁。”因为吴不在家，刘际辉指使手下滥砸吴家的窗户，结果砸伤了吴5岁的女儿。次日上午，刘际辉又带领手下去找吴绪友，称“要在那里搞死一两个人”。 　　报道提道，“刘际辉的公司有个老规矩，上下班是打铃，出去打架则是吹哨子”。结果，这次吹响打架的哨子，刘集合了40多人赶到防治所。这帮人在该所办公楼上蹿下跳寻找吴绪友，如入无人之地，并对前来阻拦的所领导口出狂言：“你们不要管，我今天要搞死吴绪友”。 　　接到报警后，郴州市公安局黄运生中队长带领巡警肖东溟、田国秋赶往现场，要求双方当事人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刘际辉根本不把巡警放在眼里：“我是市人大代表，有事你们去找人大！”说完，刘对防治所的雷云顺所长大打出手。田国秋立即上前制止。刘际辉一声令下，其手下几十人如狼似虎，围着3名民警和雷云顺拳打脚踢，打得他们浑身是血。报道提道：“在郴州各个派出所、各个法院，刘际辉牵涉其中的案子比比皆是”。 　　因为挪用公款赌博，刘际辉曾被判刑。不过，刑满释放后，刘靠自己的海外关系，办起了旭辉公司，专门生产乙炔气和氧气之类。 　　为了垄断郴州市场，刘不惜用一切手段，或压或诈或打，将其他厂家整得不能生存，直到停产为止。用不法手段垄断了郴州市场的刘际辉发了家，也“当”上了郴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结果“关系网也越织越密，也更加肆无忌惮”。 　　1996年，刘际辉的旭辉大酒店生意一直很冷清。他便买来“啤酒乐园”电子游戏机明目张胆开设赌场。郴州市公安局于1997年7月8日晚上派一名支队长带队查处。到了旭辉大酒店，那位支队长给刘际辉出示警官证。刘际辉一把夺过警官证扔在地上，掏出一张人大代表证晃了晃：“警察算什么，我是人大代表！我经营啤酒乐园这样的小事，你们也敢来抓，你们是专门捣乱的？”结果，警察不仅“捣乱”不成，反被刘际辉告了一状，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耐人寻味的是，在郴州刘际辉打着人大代表的招牌，几年来一直平安无事。一位知情人士说，如果不是他长期恶霸一方、天怒人怨，后来也不会栽倒。在郴州，各路势力纷纷寻求政要的“保护”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近年来郴州查处过不少这样的案件。 　　当官、商越走越近，甚至“合二为一”也见多不怪，郴州早有人预言“要出事了”。一家媒体的记者便直言，“如果大家都有私心，为了各自的利益暗中出手毫不为奇”。 　　官场生态环境的重建，对眼下的“郴州们”而言应该说是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