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社会的治理逻辑
作者：吕德文 来源：三农中国
高兴村处于人民渠的下游地区，因而，其水利系统就形成了渠灌与井灌相结合的状况，两种灌溉体系对农田灌溉的贡献率基本上相当，即各自占50％。高兴村3、4、5、7组的农田受惠于人民渠28支渠的水，1、2、6组的农田则受惠于29支渠，不过，7组已经基本上用不上人民渠的水了，3组的条件也较差，5组的条件最好，但由于田地多，农忙时刻的人民渠的水也无法保证灌溉，在这种情况下，取用地下水就成为必然，高兴村共有14口沉井，其中，1组2口，2组3口，3组2口，4组1口，5组3口，6组1口，7组2口。人民渠的水进入高兴村，相当复杂，而要管理好沉井，也相当不容易，围绕农田水利的灌溉，高兴村的治理就显得比较复杂。
人民渠于1955年左右修好，当时高兴村的几乎所有田都变成了水田，人们的积极性极高，基本上在两三年之内就把土地完全平整，形成了现在的格局，而在解放前，高兴村2000多亩土地中，只有200多亩的“冬水田”（在冬天的时候即利用天然降雨“泡田”，开春时种水稻）。人民渠作为一个大工程，灌区比较大，跨县，因而，水的分配就需要相当科学，这种管理体制，至今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从技术上来看，人民渠的水必须通过控制流量和时间平衡各个地区的用水，如此，每次地区都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用水时间。而这种技术上的控制，在需要一整套的组织管理体制来加以保证。高兴村所在的孝德镇，其乡镇干部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工作人员，“水利员”，并且，其身份还标注的是“下派”，水利系统是垂直管理的，按照当地人的理解，就是下派的干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公务员”，这显然揭示了水利管理在当地的重要性，或者说特殊性。不过，单单靠水利员并不能有效管理孝德镇的水利。孝德镇干部最忙的时候是五月份“双抢”季节，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乡村干部都必须加班，五一是不可能放假的，并且，所有乡镇干部都要下村协调用水，而村组干部除非是特殊情况，不能请假，组长请假都必须由镇的党委书记批准，高兴村为数不多的社员大会，其中的一次就是在这个时候召开的。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人民渠的水，孝德镇每年都会规定“双抢”结束的时间（一般是5月28日），而农户也相当紧张，必须在这个时间以前完成任务，否则就得面临无法用水的状况。而具体到村，28支渠的水进入高兴村之前，要经过处于上游的5个村的6道口子，因而，第一个要保证的就是要保证这些水可以保质保量地进村。管水员实际上只能在技术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每个村的时间和流量的控制，但是，并不能控制处于上游的村把本来属于下游的村的水给截流了。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其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好上游几个村的村干部交涉，以保证这些水能够足量地流到高兴村。不过，仅此还不够，村干部还得协调这些支渠的水在各个小组的分配。28支渠的水进入高兴村以后，各个村民小组的用水时间是一样的，即只要控制流量即可。问题在于，这种流量的控制显然也不可能完全到位，因而，像7组这样的处于下游的村民小组就会吃亏。不过，更让村干部觉得麻烦在于渠水在各个农户之间的分配。渠水进入农田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农户用水的先后顺序。因为，泡田必须有足够的水来进行，在水量有限的情况下，农户间就必须有先后顺序，而确定先后顺序就显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实际情况需要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村民小组都必须配备管水员，主要工作在于调配用水，像5组这样的有150户的大组，有三个管水员。
如人民渠这样的大型水利，其用水要进入农田，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关键的还在于管理体制问题，而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有专业技术部门（水利部门）的管理，还需要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高兴村所在的地区，这两种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相配的，这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看出来。人民渠在孝德镇主要有两个支渠，叫做28支渠和29支渠，而孝德镇的村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是按照数字来命名的，孝德公社一共有10个大队，高兴村是“第一大队”，而别的村这分别是“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一直到“第十大队”，至今人们还习惯称这些已经改了“村”的地方称作大队，如，人们还习惯称高兴村为“一大队”。这两组数字，是有相当的契合关系的。支渠对应的是乡镇，换言之，28、29支渠，在技术管理上，很容易对应上孝德公社（镇），而接下来的毛渠、斗渠则对应的是村组（大队－生产队），技术管理是按照行政体制设计的。而实际上，行政管理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契合了技术管理。孝德公社时期将各个大队“编号管理”，怎么说都有点数学思维在里面。管理上的“技术化”倾向，使得水利管理相对比较有效。
不过，渠水要进入农田，仅仅只是技术化的管理甚至加上技术化倾向的组织管理，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因为，一旦进入农田，就会遇到乡土社会的许多数学化思维无法把握的意外出现，而这些意外都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因而，进入乡村两级，水利管理的系统就显得相当有弹性，组织管理压倒了技术管理，并且，这种组织管理并不能是技术化倾向的，需要的是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下村，村组干部不能请假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
而实际上，乡村社会中的技术化的管理也往往会被消解。村组的“管水员”实际上与乡镇的“水利员”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业务”关系。如果从组织体系上看，把乡镇两个水利员垂直管理了，恰恰表明技术管理本身无法进入乡村组织管理系统内。管水员实际上是“社员大会”选举或村组干部指定产生的，其遵循的是组织管理的逻辑，而不是技术管理的路线。实际上，技术管理和组织管理是“错位”的：高兴村的“水费”（用于上缴人民渠管理机构）是村民小组长收取的，而“管水员”则不仅仅从技术上管理渠水。
而如果把管水员与沉井联系起来的话，则更能表达出乡村社会中水利所具有的组织管理的意义。高兴村的管水员，并不仅仅需要管理渠水，还需要管理村民小组的机沉井。而机沉井是属于村民小组所有的，可见，组织管理消解了技术管理。
高兴村的水利管理，表现出来的逻辑是基层组织管理的逻辑，而不是技术管理的路线。如果联系历史上的北方的“水利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发达的民间组织的特征，则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川西平原上的“水利社会”实际上具有浓厚的组织管理色彩。
2007-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