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近10亿农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70%。虽然几乎人人尽知农民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但是现在能为农民说话，能为农民鼓与呼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能用实际行动善待农民帮助农民的则更少。我们能为一位歌星或明星在某一件事情上是否得到了公平待遇而争吵大半天，但我们却很少能为10亿农民是否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而大声说上几句。互连网上的热点话题很多，但关于“三农”特别是关于农民生存状态和艰难命运的话题却很少。 最近看到几则新闻，使我们在沉闷中感受到了一丝新风。 一是山东省首次允许农民报考县级机关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 二是山东省委、省政府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决定取消所有88项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项目和47种由农民出资、出劳、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 三是陕西省白水县组织部长马银录，为处理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的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率领工作组进驻器休村96天。其间经历了从一进村被村民骂成“一帮狗东西”，到离开时村民们捧着鸡蛋苹果流泪相送的过程。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向农民道歉》。这本书作为内部资料在干部中流传的时候，“不少人潸然泪下”。马银录说，他提出的“向农民道歉”并不是仅仅只就器休村这件事而言，也并不是只针对器休村的农民。实际上，整个中国的农民都享有接受道歉的权利，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四是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最近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他说这场制度革命的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一直位居社会的底层，始终处于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境地。国家和地方发生的所有天灾人祸，最终都要直接或间接的摊到农民头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就是历史的总结。这种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改观，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至今大面积存在，农民的国民待遇还很不到位。身份，户口，责任田，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如同一条条绳索，把农民死死的捆在那二亩三分地上。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正如李昌平所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些地方领导的决策失误和瞎指挥又如同雪上加霜，种下的苦果，最终也都要直接或间接的塞到农民的嘴里，让他们吞下去。 当今中国，最沉重的话题恐怕莫过于“三农”，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恐怕莫过于“三农”，随便拎一个出来就难的叫人头痛。比如农民增收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其病也重，其源也远，断非一时三刻就能解决，想要初见成效也远非易事。 虽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三农”问题，比如杜润生先生、温铁军先生、胡鞍钢先生、陆 学艺先生、秦晖先生等等，他们对“三农”问题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他们的立场和成果都令人钦佩；虽然也有基层干部身体力行探讨“三农”问题，比如李昌平先生、马银录先生等等，他们为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他们为民请命的精神令人感动。但是，这样的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毕竟还是为数过少，他们的声音传到时代的舞台上面，放到历史的时空里面，还是显得太单薄太微弱。 “三农”问题的出现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背景，既不能归罪于一个人，也不能指望由一个人或者一项政策去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家的呼喊，需要众人的推动。虽然农民参加公务员考试录取几率将会很低，虽然取消了一系列的收费以后农民的负担还没有降到合理的水平上，虽然说一声“向农民道歉”与我们所欠农民的比较起来还显得微不足道，虽然“解放农民”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毕竟我们又在尊重农民善待农民解放农民的道路上有所前进。 思想的解放是一种进步，生产力的解放是一种进步，而人的解放是一种更直接更伟大的进步，因为思想和生产力解放的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人的解放。 中国有近10亿农民，让我们从历史使命感的高度出发，为着解放农民，改变农民命运，为着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多调查，多思考，多为农民鼓与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