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内部不同群体的观念分歧有很多，除去前述的与孝道衰落相关联的代际之间的“观念沟”、与妇道衰落相关联的男女之间的“观念沟”，还有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观念沟”，以及普通村民之间的“观念沟”。
下面首先分析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观念沟”以及这种“观念沟”所导致的后果。
中国自古以来都呈现出国家强而社会弱，社会必须通过国家来组织的态势。特别是北方农村，从古代的治水开始就需要国家政权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国家不组织而通过本地农民自己组织宗族等来对抗这种整体的生存危机是无济于事的，农民对国家、对政府的依赖性就更强。当前仍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区别于青年一代的流动农民工）主要是中老年农民，这些农民都经历过集体化时代。中年农民大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老年农民则在建国之间就已出生，他们对于建国前后农村社会发生的强烈反差更能增加其对于中央权威的臣服。改革之前农村的历次运动都是由中央发动而针对地方的，特别是在“四清运动”和“文革”中，上级下派工作组批斗地方官员，甚至改组地方政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举措更让群众领教了中央的巨大权威。不管我们在当下如何解释和评价这段历史，经过这场运动的农民却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主人，“可以自由提意见，可以开批斗会，大家最齐心，社会风气最好”。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农民这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并不是来自农民自己的自我组织，而是来自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上层的授权。农民认同的是他们心中的最高权威，他们只是在运动中行使了最高权威授予的权力，他们的行动并非来自于自身权利的共同觉醒。换句话说，在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在中国农民的内心深处，是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实行统治的。
当代中国农村实行的基层自治是一种徒有其名的民主制度，因为大多数农民并不知道如果积极地参与，他们对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义务并不看重，而只看重自己的权利，或者更直接一点，看重自己的利益。当村民们对基层自治无法投注集体热情以政权自己的自治权利的时候，直接管理村委会的乡政府当然就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做出对其日常行政有利的安排。而当这种安排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就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下沉和泛滥到村一级。这就是付楼村“接班制”的由来。农民认为村委会干部是“官”，是“村官”，村委会是一级政府，是理所当然地由上级安排来管理他们的，而村干部只要没有侵犯自己的现实利益，“他们占着那个位置就让他占着好了，他们用那点小权力分点利益就让他分好了”。付楼村的富户和消息灵通的“明白人”都不愿去充当村干部的挑战者，因为他们深知普通村民如果没有利益鼓动是不会自发上来支持自己的，“与其去趟这趟浑水，还不如自己现实一点多赚些钱”。少数富户与“明白人”因为父辈在集体时代所遭受的打击，对参与村庄政治心有余悸，他们始终认为“村民自治都是花架子，好看而已，村干部能有多大能耐？上级政府要你横着你还能竖着不成？你斗得过它吗？”
村民眼中有实力、有资格充当村庄自治主力的精英都对村委会选举及日常监督不闻不问，那么其他村民的更为冷漠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村民对村庄政治的冷漠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村干部就没有怨言，恰恰相反，他们的意见相当大，甚至认为村委会根本就没有合法性，“村干部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村民对村干部的严重不信任首先是因为税费改革之前村干部的“为虎作伥”的表现，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各种任务，也为了顺便给自己“加点工资”，做了很多侵犯村民利益的事。这些事情村民们当然记在心里，只是由于缺乏斗争的力量和手段才暂时作罢，但是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用不配合村干部工作，让他们多跑腿、多费劲的这种“弱者的武器”来予以抗争，再或者他们可以拿交粮时的讨价还价为武器要求村干部做好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税改以后，这种干群之间在收粮派款时短兵相接的局面是没有了（收修路款与以前收粮是两种不同的性质，村干部不可能采取“强硬政策”），村民拿交粮任务来“要挟”村干部做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村民不配合村干部工作的局面将一直延续下去。村民已经对村干部失去了信任，认为他们做事无非只是想自己捞好处，村干部想重建这种已经失去的信任何其困难！
中央取消农业税、在乡村两级精简人员的政策措施让农民直观上认为这是中央不信任基层政权的举措，所谓“再怎么减都减不掉，干脆取消，让多余的干部滚蛋”。紧接着中央又实行粮食直补，这种“每人每年47块直补到户”的政策更是给基层政权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加强化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农民说，“中央是怕他们给贪了，直接发到农民手上”。这样一来，中央与农民确实连成一体牢不可破了，但是执行中央政策的基层政权却被抛到了一边。这就为如今农村的公共品供给难题埋下了隐患。
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里的中央新闻在削弱基层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村干部说，“中央的政策农民知道得比你还清楚，中央新闻农民绝对相信，只要从电视上找到对他有利的只言片语，也不管是说哪个地方的，也不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跑过来和你议论。除了政策精神和具体政策条文，农民还可以从电视里的各种节目中得到一些浅显的法律知识，他们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理解，并以此为武器反对村干部的作为，村干部的权威在农民从电视上斩获的“尚方宝剑”面前丧失殆尽。
村民还喜欢将现在的村干部和集体时代的干部相对比，将现在的村治状况与集体时代的村治状况做对比，将自己村里的情况与电视里报道的先进村、典型村做对比（尽管这些典型村跟付楼一样是地方官员为了应付检查和宣扬政绩而打扮出来给外人看的），将现在的地方官员跟电视剧里放的古代的清官做对比，总之，只要一对比，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毫无疑问是要被大大削弱的。
当前村民对村干部最大的不满当然是因为村干部实行的“无为之治”，对村里的事情特别是公共品的供给不闻不问（除非争取到了上级拨款）。村干部越是“无为”，村民的意见就越大，失望就越深。那么，村干部为什么由税改前的积极行政变成了现在的消极无为呢？
积极行政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利益促动，此外还有上级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对某些“强硬政策”所作的策略性容忍，而目前的消极无为则主要是因为税改后的制度性安排。村干部现在的工资少了，退休保障也没有了，上级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严格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村民对于村干部极不认同，只要不是给村民好处的事村干部要办下去非常困难。因为农民现在不用交税了，他不按村干部的安排和要求来做事村干部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以村委会的名义对村民施以惩罚，这种惩罚在以前就表现为多收农业税，现在不收税了，村干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实施强制。另外，乡村两级精简机构后，村干部人数大为减少，人手不够，想做成什么事情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特别是村民小组长取消之后，村民组里的许多事情都需要村干部直接去处理。乡政府在取消税费和精简机构之后，收入大为减少，便要想方设法以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打擦边球的方式从村一级得到更多的资源，这个过程中七站八所当然也是各显神通。人数大为减少的乡政府所管理的事情当然也大为减少了，否则剩下的人员在相对较少的经费下就要超负荷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每年组织义务工兴修水利等大型活动自然也就取消了。为了向上级显示政绩，乡政府也会有许多“逼民致富”的行为，这些行为因为眼睛盯着上面，看重的是短期的任上的成绩，而不是对村里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负责，因而也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而这些事又理所当然地是由村委会的干部来执行的，老百姓的指责也就落在了村委会的头上。
村干部觉得自己很委屈，“做事难，又没啥好处，反而要挨不少批评”，干脆“啥都不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闲暇就是最好的奖赏。也有少数村民理解村干部的难处，一个小青年说，“现在的村干部难当啊，你以为国家的钱那么好拿（指修路），国家的钱也是从我们自己这里来的，修路我们肯定是要出钱的。现在的世道是钱的社会，哪有人不贪钱的，谁有钱谁就是老大。我是不当村干部的，叫他做事，（没钱）怎么好叫？都是自己村里的人，全部都认识，又不能强制，不能发狠，管一点就惹麻烦，只能看着不管呗”。然而说归说，少数人这么想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多数村民不会去同情和理解村干部进而配合他们的行动。
村民和村干部立场不同，与村干部观念分歧，互相指责。干群之间的分歧是在这种相互埋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的，有了分歧，群众就对村干部不信任、不配合，越不信任不配合干部工作难度越大，难度越大干部越不想干，越不干群众埋怨就越大，分歧就越深，如此陷入一个无限的循环，直至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只能坐等上级政府的支援。
村干部现在要想办成什么事，只能靠两样东西，一个是门头，一个是拳头，二者归根结底都是暴力。“赖孩子吃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这些小混混能够成为一个松散的组织并在村庄中有着长期的利益的空间和活动空间，是因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隙。当国家作为一种暴力从民间退出，尽管它对社会的侵犯会少去很多，但如果退出的同时，农民又不能很好地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那么许多问题便只能依靠国家以外的暴力来解决。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越是强调依法行政，它在民间的强制能力就越弱。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中要依靠法律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农村却因为农民无法支付法治所带来的高额成本而让问题悬置。当传统的乡村治理主体慢慢消失而新的治理方式又无法运行，当机械团结已经消逝而一盘散沙似的有机状态还未形成团结时，小混混势力作为村庄分歧的排泄物就会应运而生。
村干部要靠有暴力背景的小混混做后台才好办事，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起了纠纷也是诉诸小混混，因为“小混混怕大混混”，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也在利用小混混来做一些按照常规方法无法办成的事情，村民和村民之间发生大的矛盾也是去叫小混混。有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隙，有了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分歧，有了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分歧，而这些空隙和分歧又必须有暴力因素来填充的时候，小混混就可以获得生存空间。既然渐趋原子化的村民的无法抵抗，既然缺乏暴力工具的基层政权给与策略性的容忍，那么这些小混混们就可以在城乡之间的结合部找到许多获取垄断利润的空间，有了长期的利润作为保证，小混混也就可以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靠帮派和义气形成一个规则不太严密的组织，并肆意到学校去发展自己的组织。社会中的小混混带着学校里年纪较大的孩子，这些年纪较大的孩子再带着年纪稍小的孩子，这样一级一级排下来，俨然一个规模庞大的预备队。一旦有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胆敢冒犯这些暴力团伙的威严，就会遭受身体上的灭顶之灾。在这帮稚气未脱似脱缰野马的小混混眼中，几乎没有没有不能干的事情，一个杀了人的小混混在法庭接受审判时还笑嘻嘻地说，“是他（指死者）自己撞到我刀口上来的”，这个小混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平时做事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的，他们的惟一指令就是“老大”的一声招呼。
改革开放之后小混混们受港台黑社会题材电影的影响而开始在城市兴起继而四处蔓延，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村庄里的“赖孩子”作为从村庄共同体的裂缝中拉出来的大便居然成了左右村治的一股强大力量，则让人非常的后怕。许多小混混参加竞选并最终依靠暴力恐吓而当选，他们上台之后当然要继续用暴力为自己牟取利益。不排除少数有黑社会背景的村长或支书或村长兼支书也可以造福一方，但是他们一旦作起恶来，那被他侵犯的个别村民也只有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
上面已经谈到村民之间的分歧有助于小混混的成长，这里再谈谈他们的分歧与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联。在村民与村干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村庄公共品的提供要依靠村干部的组织显然是不大可能了，那么村民能够自发采取行动呢？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整体而言，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观念沟”包括两种类型的分歧，一是在村农民与打工农民的分歧，二是少数在村农民作为搭便车者与其他村民的分歧。第一种类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村民乡土观念的巨大差别。由于青年农民工的既非市民又非农民的无归属感，他们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非常之低。他们的生活面向已经改变，主要交往圈都在村外，回村已经相当“难受”，觉得“没意思，不知道干什么好”，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对家的农业耕作非常陌生。他们不清楚自己是否还会回来，尽管看样子留在城市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让他们在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之间做出权衡，他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前者。因此，他们对于村庄的感情已经低落，已经不认为自己就是或者将来还是村庄共同体的一部分。在面对一些需要大家共同劳动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会说，“又不是我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参加（指清塞排水）”，“我又不靠那点玉米过活，淹死了就淹死了，又不是我一家的玉米淹死，一年的玉米我打工一个月就可以挣回来”，说这些话的以打工收入为主且打工收入还不算少的35岁上下的青年农民对村庄公共品的看法的确是“与我无关”，如果有上级政府给的项目，“天上掉下了馅饼”，那他当然会接着，因为好处是大家的，他当然要得。但如果要他自己出钱出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公家的事情，又不是“我的事”，当然不出，如果要他出力，行，那就必须付钱，而且付钱的理由还很正当：“现在是市场经济，做事当然要给钱，不给钱不是不讲法么？”
事实上，这些在城乡之间像候鸟一样来回奔波的农民已经成了精神流浪者，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他们“不管”村里的事，更“不管”城里的事，因为想管都管不了，对自己没份。他们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他想的是短期打算，没有长远计划，不愿意投资长远来说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作为城市的寄宿者，即使他们拥有作为城市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对哪一个所在社区尽到责任。传统的对于长期生活的村庄的意义正在消解，他们认为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村庄，或不会长久属于这个村庄，对这个自己不属于的村庄尽自己的责任是一种不划算的行为，同时即使自己不尽这个责任别人也难耐他何，更何况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有一群人。
村里的一些老年人对这些青年农民意见很大，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窝囊，不下地干活，打了除草剂就玩！不改水，偷懒！庄稼都涝死了也不管，宁愿去打工！（他们）图享受，不干活！光想吃肉，吃好，穿好”，他们的话中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就是这些年轻的农民不习惯于土地上的劳动，同时又追求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故而对一些涉及体力的事务表现出冷漠。中老年农民的观念与其相反，却也无可奈何。这里要指明的一点是，观念分歧的主体构成中年龄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许多打工回来的小青年也热衷村庄的事务，而许多中老年村民也出去打工，或者他们受电视的影响，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态度与那些村庄生活面向已经改变的年轻人没有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种类型则是在古今中外所有的个体合作中都会出现的情形，要克服搭便车只能依靠两种武器，一个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共选择，另一个是诺思所谓的“意识形态”。村庄内部除了小混混之外现在已经没有强制力了，另一个“意识形态”也即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现在也正在渐渐消亡。没有了“我们感”的原子化的村庄是难以用集体意识统合起来并应付一些公共品的缺失的。
村民们一盘散沙，他们自己无法行动，完全依赖村干部，村干部无法做成，也不想去做。大家眼巴巴地瞅着上面来的项目，这就是典型村庄的典型公共品供给状况。因为没有公共品，而村庄内部无法解决难题，就将国家做为依赖，国家如果满足了某些要求，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的依赖路径，一旦国家不能再予以倾斜，那就没有公共品。有了这种强烈的对于国家的期待，差序格局中从家庭到小亲族到宗族直到国家的一系列同心圆中，农民就只认同处于最内圈的自己的小家庭和最外圈的国家，而这之间的一系列行动单位就会视而不见。但问题是国家这个“圆圈”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虚的圈子，它是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于是双重认同的行动结构其实就缩小至家庭，诸多公共品的缺失也就发生了，村里那些让人失望的场景也就不可避免。
小结一下，由于村民与村干部以及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观念沟，村民内部难以合作，也难以依靠基层来提供公共品，只能增加对国家的依赖。这种对于抽象的、没有操作性的对于“公”的期待与农民对于中央新闻的期待，从中央新闻中寻求心灵慰藉的心理是合拍的。他们希望从中央政权的无限权威中，从全能政府的无所不能中寻找到自己的问题可以被解决的依据，从而印证自己心中对于那种抽象的“公”的期待。农民不仅仅是在中央新闻中寻求稳定和繁荣的预期，同样是在中央新闻中寻求自己心里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影子。他要让自己确信那种抽象的期待不是幻想，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新闻里好多地方都成了现实。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那只是所谓的典型示范，是某地的地方官员做给上级观赏的摆摆样子的东西，就算是可以推断得到，他们也要在中央新闻这个最大最残酷的虚拟现实中让自己的期待、自己的生存方式得到肯定。只要中央新闻能够让他们这种幻想不断得以印证，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观念沟就永远也没有因公共品缺失而弥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