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雪峰 来源：三农
中国——四川绵竹农村调查之六
徐楠说川西农村的人们会过日子，这是一个离生活常识不远的地方；申端锋说取消农业税后，川西农村出现了“软绵绵的幸福景观”；熊万胜说川西人性格“中庸平和”；罗兴佐说川西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弱关系，这都是我们在川西平原调查的直观感受，这些直观感受综合起来就是川西人的不钻牛角尖，不认死理，不打死锤，不走极端。
川西人不走极端，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们调查的大乘村，几乎没有刑事案件，最多的是因小偷小摸而被拘留劳教。村庄中很少群体性冲突且很少有村民之间的打斗行为。家庭内部的关系也较为平和，很少寻死求活的例子，婆媳关系并非特别好，却也不十分地坏，村民自杀行为甚少，大乘村甚至已有几十年没有老年人自杀的事情发生。相对我们这些外来者，大乘村也发生了多少有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比如已过70岁的老太太与自己丈夫离婚，抛夫别子嫁到城里退休工人；年轻貌美的妻子跟人跑了；子女都已成年的有夫之妇又与同村民组的男子好上，并离婚嫁给相好男子。这些让人吃惊的家庭变动，却没有一例引出大的打斗，更未引发惊天血案。或者说，川西人对在一般中国农村最容易引发刑事案件的家庭关系的变动也可以理性待之。
还有更多川西人不走极端的例子。在大乘村和周边村庄调查，村民对于上级政策很当一回事，而所谓上级政策，往往只是乡镇政府制定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明显与中央政策相矛盾。比如，中央在《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农民显然也是通过电视等渠道知道中央精神的，但孝德镇政府直至2005年仍每年下发文件要求各村民组依人口的增减作土地调整，要调出土地的农户不愿意土地调出，但因为有上级政策，他们也就不会不调。他们不会指责镇政府的政策违反了中央政策。
再比如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代在川西实施以来，大乘村竟然未发生一例超生。四川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即规定无论生男生女，只准生一胎，这么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若没有农民的理解和遵守，显然是难以实施下去的。
川西农村建有众多庙子，农村的“婆婆大娘”尤其热衷于进庙子求神拜佛及参加庙会活动。事实上，川西平原庙子的宗教色彩并不浓重，且庙子里供奉的什么神仙都有，其中大乘村的大乘寺，竟供有数十个神仙，包括青年毛泽东。参加庙会更加为了图热闹。因为上级认为求神拜佛是封建迷信，而在1990年代组织过两次砸庙活动。每次砸庙，村民都是抱着一种无奈情绪，绝少想到反抗或保卫庙子。他们只是在庙子被砸后，很快就再次组织起来化缘重新建庙。最近几年，自上而下对群体性活动有着更高的安全不出事要求，一旦庙会活动中发生大规模的死伤事件，就不只是村干部，而且市县乡镇领导都会受到查处。而庙会聚餐往往动辄上百桌，一旦出现诸如食物中毒，就不是那个人承担得了责任的。2006年大乘村的邻镇的一个庙子，举办庙会中有三人中毒而死，上级立即派人将这个庙子砸掉。而大乘村的庙主及庙委会及“婆婆大娘”们只要听说外面有庙子出事，就会十分地紧张，但也只是紧张和无奈，而不可能有更多主动行为。在川西农村，上级派人来砸庙子，似乎没有担心过农民会组织起来对抗。而上级砸庙子的理由，既可以说是封建迷信，又可以借办庙会未经过批准，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如食物中毒等。
川西农村的治理，表现出不左不右的特点，其中典型是取消农业税后，川西农村仍然能够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并因此通过自下而上的办法解决了农村大部分公共品的供给。现在川西农村仍向农民收取的费用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水费，交给国家，二是公益统筹，相当于“一事一议”费用，交给村级组织，三是生产统筹，据实征收，由村民组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三项费用加起来，亩平近100元，这相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在取消农业税后，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也收不上来任何费用，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农民并非不知道全国大部分农村不再向农民收费，但川西平原向农民的收费一直顺利，并未出现村民坚决不交的情况。在大乘村，问一个妇女，感觉农民负担重不重，她说有点重。问她知不知道取消农业税及不向农民收费的政策，她说知道。问她为什么还愿意交有点重的负担，她说若不交组长会总来收。问总来收也可以不予理会，她有点吃惊竟然可以不理会组长这个办法。组长收钱又不是为组长个人收的。
与收费相同的道理，川西平原因为受都江堰之惠，有完善的大水利系统，但要让大水利与农田连接起来，有很多环节的工作要做，做这些工作就需要有专门的人出来管水。管水十分辛苦，往往几个月要日日夜夜守在田间抽水、放水和看水，而管水员的报酬一般较低。因此，没有人愿当管水员。李德瑞调查的福田村六组，几年时间已请了10多个管水员，几乎每年都得找新管水员。李德瑞问，实在找不到管水员怎么办？组长说，那就多跑几趟，多说好话，多讲道理，总是会有人来做。我们调查的大乘村的情况同样如此。
从以上收费和请管水员的例子看，在川西农村，只要组长有主动性，能讲清楚道理（不是为组长个人而是为了集体），村民即使损失个人利益，也应该去做。此外，从组长收费和请管水员的经验“多跑几趟”来看，村民组长正是国家与村民联结的关节点，正是通过组长多跑几趟讲清道理，通过组长的费口舌，而打通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组长如何讲道理，及村民如何对待组长的道理，在不同地区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一个地方的村民认死理，或认一元化的“真理”，则除非借国家暴力，则难以解决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难题。但借助国家暴力来对待情况十分复杂、收益非常之少的农民，很容易产生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国家可能因为难以区分出“钉子户”与“困难户”，而使国家暴力的使用产生严重负面后果。此方面吕德文的讨论值得注意。川西平原正是因为农民的不钻牛角尖，而使“钉子户”极少，更不会因为有了一户钉子户，然后立马出更多钉子户的情况。这也是川西平原农村取消农业税后仍然可以将农民负担收起来的原因，也是取消农业税前川西平原不必通过极端措施来收取农民负担，从而造成严重群体性事件及非正义事件（如农民自杀等）的原因，也就是川西乡村治理表现得不左不右的原因。——在川西农民的不走极端与其乡村治理的不左不右之间，有着值得进一步讨论之处，相反，一旦农民认死理，则乡村治理势必走入非左即右的陷阱。
川西农村，村民的不走极端，还表现在并因此让乡村干部无比激情的其他方面，比如大乘村村支书徐书记在2001年在全村禁止打麻将。具体地，徐书记认为，打麻将使人懒惰，在农闲时节，村民不应聚在一起打麻将，而应外出务工赚钱。他说现在是“勤快人日子好过，懒人日子不好过”。懒人只种田，农闲时间不出去打工。只种田就只能维持温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维持温饱而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若勤快一点，到外面打一天工，少说也是20元的收入，有了收入，就可以改善生活，搞好家庭环境，及娶妻生子。但村中有些懒人只是种田，农闲却不外出打工，而是到村中茶馆打麻将。徐书记的意思是通过禁止打麻将，来逼村民外出务工。为禁麻将，徐书记组织村组干部巡逻，见到麻将就收。茶馆里是无法打麻将了，村民就回到家里打。公开打是不行了，村民就偷偷地打。不准打麻将，村民无事可干，因此就生出许多闲气，尤其村民指责说徐书记自己不仅打麻将，而且打的很大，一次输赢数千元，而且村民竟然为了村组的财务问题上镇里上访告状。总是，村民不打麻将了，村干部也不得安生了。禁麻一年后，徐书记只好妥协，不再禁麻，村里10多个茶馆因此在农闲时节天天爆满。
徐书记还对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处境不满。按当地惯例，子女只需供养丧失劳动力的父母最低限度的物质：一年600斤谷子，一月10元零花钱即可。而当地五保户则除有承包地外，每月有115元生活费，115元是10元的10多倍。也就是说，在当地农村，有子女的老年人的生活水准大大低于无子女的五保户，这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徐书记因此建议成立老年人协会，其目标是子女给老年人每月的零花钱至少要达到五保户一半的标准。徐书记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说要立即行动起来，凡是子女未足额给父母零花钱的，由村里老年人协会组织老年人到他家门口静坐。
问题不是大乘村徐书记禁麻和要组织老年人静坐，而是他为什么竟然敢想这些事情并且敢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从道理上讲，或说实质正义上，应是无问题的，因为村民也认为村干部是想办好事，而非为了村干部的利益，问题是村干部有什么权利来干预农民的私人生活？从程序正义上，村干部的行为合法性大成问题。只是大乘村的村民似乎并未从这方面提出问题，川西人也不大从这些方面提问题，他们的不认死理，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列举了川西人不走极端的诸多例子及由此产生的有趣效应。那么，为什么川西人不走极端呢？这与川西建国前即有完善基层市场体系（尤其表现在土地买卖和租佃上的高竞争性）有关，又与其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与其种植结构、水利条件，与其经济状况有关。此处亦不展开。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川西特定的家庭关系来作些新的理解。如前已述，川西农村最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是平静发生的家庭巨变：在中国农村，家庭往往是寄托了人们所有终极关怀、感情投入和生活情趣的空间，是极其敏感的场所，是充满爱恨情仇、是引起满腔情绪的领域，也是引起极端行为的塑源之地。家庭是一个人的全部。但川西农村的情况似乎大不同，就是家庭似乎并未被村民寄予全部的终极关怀和爱恨情仇。家庭是村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无疑的，但家庭却不是村民生活的全部，村民生活中，还有超出家庭的更多的部分，如热闹的茶馆和庙子。家庭既然不是村民的全部，家庭关系的变动就不会激起村民的全部感情，也就不会因一时冲动而造成血腥事件。川西的家庭显然也较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更为理性化。（为什么？这要追塑到川西平原的特定历史与地理条件，与川西早熟的市场化有关）。
因为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以前寄托了村民全部生活目标和意义关怀的家庭，就不再能承载过去厚重的意义，家庭成员因此有更多走出家庭寻找生活意义的要求。这正是川西农村茶馆和庙子闹热的原因。通过广泛的社会性活动，村民获得了以前从家庭中获得但现在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意义和满足。社会性价值被赋予了本体性价值的内涵。
茶馆和庙子是农民对传统的再造。正是川西平原这种对传统的再造与利用，而构成了不走极端的川西人特征。
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现代传媒有力渗透，现代性因素快速进入村庄，理性化已对家庭本身造成巨大的基础性影响的背景下，全国大多数农村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巨变，其核心之一即家庭内部的理性化，家庭不再成为可以让村民寄托所有终极关怀和生命意义的领域，这个时候，家庭以外的社会能否承接由家庭内部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人们对社会性活动的巨大要求，将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巨大考验。川西农村因为早熟的理性化，而有了闹热的茶馆和庙子来被再造和利用。而全国大部分农村却缺少这些可以利用的东西。在农村人财物流出的背景下，由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人们对意义寻求的巨大能量，就可能泛滥成被邪教组织利用的灾难。新农村建设则可能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给农村以文化建设，并借此来承接农民在转型时期从传统家庭中释放出来的这种能量。
这个意义上，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建设，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
2007年10月21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