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脚印（续六）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读书人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读书人来源：一是民国在大陆留下的“遗老遗少”，一是新中国自己培养造就的姗姗群星。常宁在民国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受过高等教育的约３００多人，1949年之前已弃世一些，受过高中教育的也不过数千名。新中国1950--1990年４０年间，共培养出高中毕业生４２,３５２人，还培养出大专学生约３,０００余人。从数量看，较之过去增加了十倍，应是大有进步。但从质量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如果和时代进步要求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原因复杂，这就是本题所要探求之一。截至1997年共４８年间，分两章写，本章写到1979年前３０年止，下限写到改革开放的１８年。有的还止于最后定稿时，兹分别叙述之。
第一节 迎接新常宁的先锋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
民国38年（1949）上半年，这些歌声已在常宁城乡飘荡开来，意味着解放大潮就要冲来了。
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主议论》油印本在知识阶层如获至宝地传诵着，在专制独裁的长期压迫下争民主、反独裁的爱国人们总算熬出头了。
因为长期烽火、政府腐败、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失业大潮、沉重赋役，如何挽救国家民族命运，对时事嗅觉最为敏锐的爱国读书人首当其冲。
如果说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的常宁读书人是追求光明的首批先烈，则２３年后的1949年就是常宁读书人与其它各界人士共同解放常宁的先锋。他们为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追求自由民主，前扑后继，接着先烈们的接力棒迅猛向前。当时３８万人口的常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就有六个：
一支以李峰为首的“中共常宁文教支部”，主体成员是青年大中学生。
一支以欧阳成为首的“中共常宁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小商和农民。
一支以李纶玉为首的“中共常宁烟洲支部”，主体成员是小商和市民。
一支以吴集贤、刘世辅为首的“新民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主体成员是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师。
一支以周松茂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主体成员为大中学生和士绅。
一支以邓秀金、在乡军官邓竹修、刘湘辅为首的“湘南游击纵队一支队”，主要成员是民国政府时的在乡军官和绅士。也有一些大中学生。
以上六股革命势力，不放一枪，未损一物，社会有序，人心安定，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和平解放了常宁。迎来中共南下工作团，成立了中共常宁县委会和常宁县人民政府。在中共常宁县委的领导下，参加了接管旧政府、建设新政权、征粮支前、清肃反动残余，做了大量的艰难险阻工作。当时中共派来的南下干部只有８３人，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又是人地生疏，语言难通。而这批本地革命者，除了两支队伍人的文化素质较低些外，本文是写读书人，不在题义。其它４支则多是读书人。（关于起义的绅士、和原有官员在第二节中专述。）
当时百业待兴，需才孔亟，而这批队伍，年轻热情，有文化，有理想，熟悉本地情况，照理正是建设新常宁不可多得的力量。可是不久，一部分人无人挽留而远走高飞；一部分人虽然一度被中共常宁县委暂时用了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但是许多具体工作确因还要一点笔捍子，便藉故清出了党外，内部限制使用。加以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又把他们整得九死一生。当然这批热血青年，不是说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家庭出身，他们是受的爱国、自由、民主教育，饱尝国家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独裁厌恶，对人民的贫穷受欺而难过。他们的思想基本还是平民思想，也可以说是平民知识分子。既有改革社会的理想与激情，但由于涉足社会少，还很幼稚。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激情有余，理智不足，思想容易左右摇摆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几乎近代中国读书人改革家，包括许多先驱共产党的多数领袖，犯这种毛病的人，还大有人在。这些缺点，只能在革命的大潮中去学会游泳，似乎不宜因其存在缺点而将其革命热情棒杀掉。因为不但暴力革命时期不能少了知识分子，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更是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当时社会曾经流传着“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在人们的意识里认为革命先锋们还是这种下场，其他读书人还有什么希望呢。一群失去希望的人天天如履薄冰，人命微贱，朝不保夕，还怎能去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全面胜利这一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的权威无可比拟。但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并不十分理解，树立毛泽东思想全方位的绝对权威，就成了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可知识分子对这一大气候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原来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投入革命的进步思想，现在都要重新接受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洗礼，原有革命的法宝争民主、争自由，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对立面，正确的东西固然应该接受教育，错误的东西压着被接受，除非扭曲个性做“驯服工具”，就难以容身。建国前，知识分子主要还是被争取的对象，建国后，一下子就变成了改造对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４０多年后反思，革命先锋们原来真诚地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是一个崭新的祖国，那里将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真正实现，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伟大高涨，人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明显提高，人民的自由劳动和普遍幸福。可是在前３０年的日子里，尽管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某些重大成就，但是总起来看，民主和法制不是得到加强，而是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践踏；个人崇拜和专权，不是得到了抑制，而是越来越泛滥成灾；极左思潮不是得到了克服，而是被政策化、法令化；所谓铲除了封建主义，而实际上许多封建毒素还在加速发酵，国家和人民不是富裕，而是仍然贫穷落后......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焉！
幸而中国共产党内有识之士年过古稀的邓小平东山复出，眼见前段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方法，至使中国积重难返，深感自己在日苦少，没有时间等到全体人民对历史的是非一一争清，必须用改革开放先发展经济做几件拯救党、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事情，留下一份通过自己实践检验的理论，给后人开辟了一条正轨的快车道。正是为了实现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都久已盼望的现代化，特意下了一着妙棋，首先给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掀起一个全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大潮，不但让死者、老者有以慰藉，特别是让来者有了做人的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调动读书人的积极性，就是调动最大的生产力。通过平反后的读书人，在人生的黄昏时节，仍思有所作为，对反思历史更加深沉，没有时间叹惜，实际上还在拼搏，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主题歌有句：
有人说你比泰山还要重，
有人说你比鸿毛还要轻。
苍茫大地可作证，
人间处处重真情。
可为一切有志于改造社会之士存念。在此略举迎接新常宁的几位读书人代表，其他分别在有关章节中记叙：
李 峰：1949年才２３岁时，在学校即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风云突变，他回乡组建了中共常宁文教支部。新中国成立初，在常宁自己还非常缺少革命读书人的时候，1953年就从中共常宁宣传部调去衡山三中任校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干籍，最后流放农村，受尽人间折磨。1979年才撤底平反。
在他这个组织里的张寄祥、萧一湘、张兴等先后长期蒙冤受屈，遭到开除党籍，或开除，或坐牢，即使有的留在岗位上，还是“内部监督使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富强，忍辱负重，他们一颗爱民之心从未稍泯。有位詹益之，家庭中农，父亲又是农运时的烈士，正在急需人才之时，也调去外地，他原对家乡作的贡献之梦，也便告吹。只得再考入武汉大学，从事科研工作，总算得到善终。一向正直寡言脚踏实地工作的彭遗谷，刚安排上宜阳镇镇长位子，1956年肃反，虽然查不出什么问题，还是不能重用，调到衡阳地委当理论教员，最后从正科级职位上转调去衡山文化馆坐个股级馆长的椅子。扭曲了个性，才免于成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对象。
1949年首先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吴集贤、刘世辅、李久成、张庭瑞、唐仲山等等４０多人，本是革命先锋，新中国成立后，奇怪！竟然把这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主要成员先后受到残酷斗争，戴上各色反动帽子。或开除回乡改造，或坐牢，九死一生，受尽煎熬，被阶级斗争这块筛子筛去了他们的黄金岁月，可贵才华。例如第一位民先队成员吴集贤，1950年刚把新华书店牌子挂起，架子搭起，就被取消他的经理头衔调去教小学，1956年肃反运动中，跪在碎玻璃上挨批斗，鲜血直流。捞不上罪证，1957年再打成“右派”，开除回乡，直到８０年代后期才平反。唐势豪与妻彭含球双双打成“右派”，劳教３年后，正当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夫妻双双被清洗回乡，彭被迫自杀，而唐于1967年“文革”中再打成“反革命”，判刑１０年。直到1979年后才平反。常宁唯一一座县立初级中学，民国时期的教师，几乎都是大学生，解放后，只剩下两个大学生教师，又把这位大学生校长刘世辅调去长沙，1957年这位清华大学高才生校长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回乡２０余年，人才的价值已经磨尽。唐仲山，５０年代的中共常宁县委宣传部主办干事，1957年打成“右派”，开除后无法安身，举家逃到新疆打工，又作外流分子抓回，年过半百靠拉板车营生度日。初步平反，还把个大学生放在农业局看门送报纸。
周松茂：1949年２７岁，常宁“中国民主同盟”建立者。创办《民主报》，参与策划组建“湘游一支队”，任“常宁县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主任，在公安局肃特中做了重要工作，岂知1953年被开除并判刑。释放后，搞了几十年的搬运工挣扎生活，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省里出面干预，才得平反这段苦难历史。
民盟成员尹名宛，县中有才气的教师，参与组建“湘游一支队”，任政治部代主任起义。1950年离常去衡阳师范教书。1956年肃反被捕，判刑１５年，病危放出，妻子不敢明留，安置在附近农村一个灰屋，饥病惊恐交加而死，死时才３０岁！
黄金有价，知识无价，谁又能算得清呢！
第二节 遗老遗少
解放前夕，常宁在外青年、老年读书人纷纷返回家乡：一种是已经毕业或在校的热血青年大、中学生，其中一批回乡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欢迎解放的到来，也有直接在外地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各种工作；一种是民国时期的文武官员，其中不乏暂避风头，侍机东山再起者，但是绝大多数也看到大势所趋，厌倦宦途，不想随国民党去台，或者不是蒋介石嫡系，而被抛弃大陆者。他们一面痛感国民党腐败无能，一面对共产党能够深得民心有所敬佩，但又有怀疑、观望、恐惧；还有一种是落叶归根这个更深层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安居田园，当遗老以终余年。一些年纪还不大的官员，他们还在向往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不少遗老遗少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新朝政府，还是任其安享田园，甚至还要从中选其有用之才，以资新朝之用。况乎清朝著名学者王夫之于反清复明失败之后，犹能让他隐居常宁西庄园３年，著书讲学，只要他不再造反，清庭也不加害遗民，以后还让他返回衡州船山书院讲学，著书立说。因为清朝满族自己也深知比汉族文化要低，不任用原有高文化的汉人，是难以巩固和发展他的统治的。于是启用降将洪承畴当了他的宰相。至于早已回乡多年的官员，都已年到古稀左右，只求苟全性命别无它念了。
岂知共产党改造社会，与以往完全不同，它是以非彻底砸碎旧社会的一切赖以生存的基础不足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为已任。一切历史的旧经验都不管用了，连知识分子统统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去了，所以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于是1949年底，人民政府开展证粮前后，大批“遗老遗少”纷纷逃出或出走，绝大多数走往台湾、香港或他乡，逃往台、港的专员、县长有：刘水楼、周仲衡、萧冠群、邓静安、曹启祚、李卧南、秦镜、秦绶章、郭吉兴、萧新民等１０位。留在家里的原政府科局长以上者，或杀或关或管几乎都被镇压了。
县长中参加起义者据笔者不完全所知有５人：1949年刘民英，５８岁在沅江县任内起义后，继任两月被遣归，1951年在家乡被镇压。４６岁的唐伯钧，1949年在家乡教书时加入民盟，任常宁迎接解放联合会主任。年底召开首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唐以开明绅士参加。1950年任职一年县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算是遗老中再受用者。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镇压了。５１岁的邓达五于1949年参加民盟，经常在他的公馆里密谋起义，1951年被镇压了。５０来岁的周礼，在县中任教多年，1949年参加民盟，新中国成立不久也被镇压了。这４人直到中共1978年11届3中全会后才予平反。民国时期人们常称倾向共产主义的县长曹启祚，字景升，民国初年，考取河北钜鹿知事。素以清廉见称。常扶持清贫者读书。抗日战起，年将花甲归来，更家无恒产，常向人借贷与起会支持生活。在未解放之前，就常在乡间宣传共产主义如何如何好，初闻常宁解放大喜。1950年曾受其扶持者老红军干部曹亮接去香港。1956年曹亮因特嫌被捕，５年后的1961年，景升也就无人照顾辞别人间。郭彝尊，抗日前的老县长，返乡多年，潜心自学中医，成为良医，为乡人爱戴，解放来镇压了。专心致志研究学术的古稀老人尹桐阳，被关押后病逝。退休了的留日生工程师尹庶完，1950年关押在区公所里，为建造区公所设计完成后因病重才放回去死。
常宁末代县长４８岁的欧阳耆，原是1949年回乡团长，民国38年8月起才当了两个多月县长，同意“湘游一纵一支队”起义，整齐衣冠，出城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投降了。办了移交后即被关压，1951年被镇压。
短短３８个年头，常宁产县长人数之多，破了常宁历史纪录。当了几十年官，不能说他们中没有丑闻，但也不能说他们中没有高明的治国经验，可惜余生也晚，很少知情。这批人中，会有罪大恶极者，但是大多数还是有爱国之志，只是在政局的风云变化里，各人的选择不同而已。从社会发展最可贵的生产力角度视之，常宁从封建王朝解体后，民国花了３８年的时间和金钱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源财富，才获得这笔文化遗产。从知识资源角度来看，也算一笔损失。因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一朝一夕、一点一滴地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没有积累就谈不上发展。
民国时的法界人物，解放一来除了转移港、台者外，基本都被镇压了。民国时期常宁法界最高官员邓静安，民国38年加入民盟，参与常宁和平解放。传说常宁派民兵赴省城捉他，解到衡阳住在河街同发祥旅社，旅社老板娘诱开民兵，让邓逃离，去了台湾，已年过花甲，也就赋闲了。有位周本仁，1949年由云南地方法院院长任内绕道至香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儿子参加“两航起义”。随子回大陆返乡后，竟被乡干部枪杀了。1988年平反。民国时期一位法律大师郭卫，1949年他没去台，定居杭州寓所赋闲，为了生活，经营酱油业以终。
民国的军官中参加起义的将军１２人，团长３人。除了民国时期已经去世和去台港８７人，（其中军长１人，少将副师长９人，团级９人。）以及４位起义幸存者外，几乎都被镇压或先后被害者。直到1988年以后，凡是错杀或被害者，才得以平反。民国时期的宪兵副司令吴天鹤在成都率部起义后，安排在西南军区高参室。1970年“文革”中迫害至死，1979年重庆市委才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民国中将吕辛叔早于抗日初即回乡当士绅，1949年参加常宁和平起义。解放后被镇压。
起义人员中有位少将副师长刘湘辅，打仗很勇敢，抗日战争负伤三次。1949年在家乡参与组织“湘南游击总队第一纵队一支队”起义，任副司令员，解放后被镇压。师长欧而农，1949年在四川起义后还暂任师长，1952年判刑１５载，因病重假释殁于家。少将副师长唐南薰，民国37年冬，随傅作义起义于北平，暂任师长，于次年3月回乡被镇压。62师师长夏日长，1949年8月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旋遣散回乡，1953年判死刑，再改无期，1971年病逝茶陵劳改农场。少将副师长袁峙山，这位曾经参加台儿庄抗日战争后又随傅作义于北平起义的军官，回乡后被镇压了。师长易芳煜，民国38年参与程潜湖南和平起义后被遣散回乡，土地改革时，在家被逼，夫妻双双同吊死在一根绳上。詹达山：黄埔二期生，南京军官总队少将区队长，1949年在家乡参加“湘游一支队”起义，任副官主任，也被镇压。
民国师长周上凡因共产党嫌疑，就遭过国民党几次迫害，起义初，被安排在湖南交通厅工作，1953年肃特运动中判刑１０年。1960年特赦，当工人１０载。1978年平反，调任湖南省航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再任省政协常委以终。一家兄弟两位抗日烈士，一兄受伤，一兄失踪。当了团级军官的陈振谓，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后，却被关进了牢房，牢房出来，再当了几十年煤矿工人才以起义人员退休。
起义人员中还有三位将军：邓竹修：黄埔五期生，“八.一三”淞沪战役升副团长。民国33年回乡，在祁阳潘家埠截获日军一个师团的军用物资４９船，光复后升团长、少将副师长。准海一役被共军俘获遣散回乡，任县自卫总队副，组建“湘游一支队”起义，任司令。和平解放常宁有功。先后任衡阳军分区参事，“文革”时被清洗回乡，平反后，仍任市水电局副局长，晋市政协副主席。李田，（1910--1987）黄埔七期生，历任参谋长、纵队司令、政治部主任。民国31年秘密投共产党，民国38年于上海率部起义，转业浙江省工业厅任处长。“文革”虽被审查，但能善终离休。罗召南：（1907--1990）军需主任、高参、专员公署主任秘书。随陈明仁起义，以湖南省政府参事善终。这四位是起义人员中之幸运者。
被镇压的起义将军，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袁峙山、易芳煜二人外，都相继平了反。
Ａ,起义将军１１人名表
李 田 罗召南 邓竹修 吴天鹤 刘湘辅 欧耐农
夏日长 唐南薰 詹达山 袁峙山 易芳煜
Ｂ，解放后未起义被镇压的将军１４人名表
周得山 杨请婴 李国桢 陈铁文 吴庆贤 唐别山 吴大中
吴佑平 吴虎飞 唐谋轶 胡慕岳 李 辉 欧阳少筠 郭宗尧
新政府起初，对于起义的原民国党政军人员及士绅们虽然有“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但是还是“在劫难逃”，遭到镇压。其实对于以上这些人若能不用“政治运动”打击，一开始就用法律为准绳，即使暗藏反动分子，一旦发现有现行破坏行为，立即依法制裁，可能减少差错，既能服众，又有利于保护生产力。尽管共产党中央认定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知识分子参与，但是有些人在实际里似乎认为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了。镇压一扩大，不但被受害者个人受到严重摧残，而且增加日后平反困难。而且一时科学、技术、文化受损，国家建设滞后，损失就难以胜数了。
至于青年大、中学生，都纷纷往外寻找出路。都有各自美好的梦。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候也亟需建设人才，弄理工的还是多容纳到工矿企业中去了，但是弄文科的则很难找到职业，多数参军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即使进到政府，不久也多清了出去。于是多数进了学校之门，操起他们的老师旧业，过起教书生涯，不少人才华横溢，替新中国建设、培养新苗立了出色的功勋。如张祖绅，年方而立，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博士学位，任教授和研究员。1958年返国，担任北京科技学院研究员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4年复去美国。是读书人不爱国爱乡？何以他们还要回国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常宁首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堂上，有四位士绅坐在代表席上，其中有两位白发斑斑年届花甲老人，散会后，两位中年就离开常宁，去了台湾。既保全了性命，又有所发展。1951年这两位年老士绅代表参加了常宁公产清理委员会，还当了副主任。不久，一位以反革命罪被镇压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平了反。另一位幸存者，成了常宁唯一一位老读书人统战对象，一直坐在人民代表席上。此人名叫萧云耕，因为长子是1927年农民革命时的烈士，本人又是无党无派，便以开明士绅、烈属资格成了终身人民代表，直到1973年以８７岁逝世。但是为了打退地主阶级在民众中的威望，还是坐了十几天牢房，再带回乡里接受群众斗争。以后一直以中医为业，所谓代表，也仅仅挂个空名而已。“文化大革命”一来，年已８０岁，虽然也没有批斗他，但是每月只发他１０块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这位一个县的唯一一位开明士绅人民代表，终因生活无着，饥饿贫病交加中离开人间。以后常宁修新县志，把这位常宁唯一一朵统战之花盆也扫掉了，在常宁历史上的统战政策“飞白”一角。
第三节 新苗培育者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老师是知识的传人。几乎世上所有桂冠都给老师戴上了，但人间苦头也都是当老师的“品尝”了。曾几何时，就连古今中外，上至帝王，下及臣民都尊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都被“批倒批臭”了。让我们踏着老师的脚印看看这些文化传人的身影吧。
第一代传新学的老师有留学美国执教美国的邓嗣禹,这位常宁第一博士，国际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尼克松首次访华时的智囊团成员。但一生都执教美国。后来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留美习工的易干球，到湖南大学图书馆当馆长，转为研究文学了。留法习工的萧异兹，因曾同一党中央高层的李富春在法同学，一直担任工程师到死。留美攻工科的杨德功，传说当了总工程师，但家乡人一直不知其名其情。这些人已在留学生专节中记述了。谭嗣仲:这位留美生，大半生都在常宁办教育,建国后被镇压了。周上琳当了常宁县立初级中学第一任校长。依次有廖安世、李绍曾、詹行熙、黄庭等５位，都是大学毕业。建国后，除李绍曾一人早在此前逝世外，周、詹、黄等三位都被镇压了。廖安世：湘南著名地理教师，1950年减租反霸时，６０多岁的高大身材，被扳缯吊在房梁上跌地毙命。唐叔超，从创办简师起，就一直担任校长，人称“唐板子”，治校严谨，为人正直，时人称道，也被镇压了。抗日时期，把长沙广益中学迁到常宁来，为常宁支教立了大功的李之透，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倾向激进革命者，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长沙广益中学者之一，1952年却把他从广益校长岗位上调离了。创办广湘中学常宁分校的殷太白和彭廷秀，殷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常宁劝学所长，常宁最早的宜江中学校长，1950年初害怕病逝，彭则被镇压了。彭雨窗，当过教育局长，湖南著名地理教师，1957年划成右派、反革命双料分子，年近７０，被遣送农村管制劳动改造。曾在衡阳挑河水卖，老病贫弱交加，被折磨死于1978年。刘伯勋，全省著名生物教师，1957年从教４０余年，以７６高龄进入省文史馆作研究员，算是得到善终。湖南著名国文教师方西耕，虽曾当过县长，但从教早已多年，在家乡任县中教师又已十余年，解放后，在家乡被批斗后郁郁而死。至于以前当过县长的教师贺明川、范宗文、陈铁文、唐伯钧等那就更难幸免了。
民国第二代师资，四十年代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才２０多岁的年轻一代大、中学生，则纷纷出走他方。如谭贞禧、刘己仁、刘杰、周大中等等去了台湾，欧阳德威、廖世范、张奎、谭玄等等去了外地，后来分别成了大中学校名师，致使新中国初期常宁的师资力量大大削弱。当时堂堂唯一一座县立初级中学，由原来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教师队伍，只剩下国立师范学院正牌本科毕业的滕菊生和张若金两位教师，也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双料货，判刑２０多年，张则打成右派，劳改多年。于是常宁中小学绝大多数是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文盲、半文盲当校长，管文化教育的县长也是文盲、半文盲了，奏起了一曲杏坛的哀乐。
新中国成立后，就得积极培养自己的读书人，而新读书人就得依靠原有读书人的精心培育，在解放初期顶台柱的教师就落在刚从大学出来不久的青年读书人肩上。这批人确有扎实的学问基础，又有追求进步的热情，有理想，有事业心。对新中国的新苗费尽心机。不管自己处的环境顺逆如何，都是义无反顾迈着沉重的步伐默默无闻地耕耘着，耕耘着。这里试举几例：
1949年才３２岁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的张奎，不但很有才华，而且强烈追求进步。民国三十八年回乡后，任教县师，加入民盟，担任民盟主办的《乾报》主编、副社长，为常宁和平解放吹起了号角。南下干部进城时，没能留用，50年即往湖北参教，再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却由湖北省教育厅科长席上调到黄岗师专任教。1979年担任中文科主任，1987年才升副教授。被选为黄州区政协副主席。著作甚丰。
２９岁的欧阳德威，因家庭之累，1949年从县中席上离去。在湖北师范学院教语文４０余年，致力唐宋文学教学与研究。1980年才晋教授，辅导研究生。被选为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２１岁的王俊杰，后来任湖南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湖南省数学协会常务理事。他的《关于有一无限数限的函数的雅可比级数对于负指数的总和性》等多篇学术论文，先后于1986、1987年发表后，已为美、德、苏等国数学评论重视转载。
２２岁的吴良俅，1949年在县中任教时参加过“民先队”革命组织。一家世代书香，但亲友多地富出身，幸而从县中教坛离开，去了湖南师大附中。1979年后，任教研室主任，评为高级教师，享副县级离休。应国家教委聘参予全国《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草拟，人民教育出版社高、初中教材及教学用书的编撰。著作甚丰，是学者型的中学教师。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２６岁随军南下的武汉大学生刘璧，解放初任县教育科长，为常宁教育的恢复就绪和发展做了奠基工作，可1957年打成了“右派”。开除回乡，苦熬20多年才平反。
新苗培育者８人名表
张 奎 欧阳德威 王俊杰 吴良俅
刘 璧 李 峰 张寄祥 谭 玄
第四节 科技的奠基者
如果要问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是什么？笔者认为莫过于人才的浪费：中国地震毁了个唐山市，但是有了人才，不久又能矗立个崭新的唐山。而一个天才的失去，他的价值就无法估算了。好像看不着，一旦拿同时期的毗邻的历史的发展情况一对比，自己落后的距离，就最清楚地凸显出来了。这里略举四例，就可证实这些都是新中国的科技奠基者，他们不仅是专家而有一颗爱国爱民的纯洁高尚之心。
1949年才31岁的张懋积，家境清贫，边读书边教书，1939年先后就读国立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工学院等三所大学，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在杭州起义，1950--1954年还在解放军雷达部队工作，参加抗美援朝。因国防部门不能信用旧职人员，便转业抚顺煤矿机械厂当工人。可张并不介意，竟然埋头解决２０多项高层次关键性技术问题。1982年６４岁才授予高级工程师，担任辽宁省煤炭行业高级工程师电气专业组评委和电子计算机领域顾问。这就是旧社会来的所谓“旧老九”。
才30岁的廖世范，1945年获中山大学理学士。1952年地质工程师，先后在中南、湖南、贵州、云南、四川以及支援越南等地发现各类大矿数十处，1980年被地质部评为中国找矿工作有重大贡献者５０位之一。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位为新中国矿业开发的奠基人，竟是土地改革时被活活打死的名教师廖安世的儿子。但是他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曲爱国爱民之歌。
24岁的王玺，1950年湖南矿冶工程学院毕业。历任鞍钢、攀钢、鲁中冶金矿山公司等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矿长、副总指挥长兼总工程师。参加组织总体设计、建设、生产、运营工作。中国冶金矿山建设协会理事、中国金属学会矿山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四方机械电子公司高级顾问。副厅级干部、高级专家，传入《治金部光荣册》、《山东省名人录》、《湖南大学众星之光》。
吴光汉，解放后，从县中离开教坛出外，50年代就任职长江水利委员会到总工程师，为长江第一大桥立了功勋，1956年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82年晋高级工程师。算是常宁早期水利专家。
詹镇川，父亲是位湖南著名铁打损伤骨科中医，镇川传其衣钵，亦早有令名，新中国初，被打成反革命，因其技术好，边管制边行医20余年。许多领导和群众，一要他看病时，非常和气，一斗争他时，就非常严肃，这个阶级斗争界线怎样划得清呢。80年代平反后，周围数省慕名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镇川子金山，80年代任湖南省中医学院副教授，将祖传医术总结上升至“詹氏茅庐骨科医学体系”理论，成了詹氏流派。上下已传五代。
科技奠基者１２人名表
詹镇川 周炳麟 吴天柱 吴启契 欧阳莹（女）张懋积
廖世范 吴树民 吴光汉 周国梁 周国藩 王玺
第五节 新文化的孤雁
常宁文化一向不甚发达，作者不多，名作自然也很少。1957年后，人们就很少有文化活动了。除了政府举办过几次民间小型文艺会演以外，农村连春节的龙灯、狮子灯都被禁止了。特别“文化大革命”，八个样版戏统占了舞台十年。阶级斗争这根弦早晚把人绷得紧紧的，什么工作、学习、生活、休息都胶结成一个东西了。只见到一个光辉画面，只听到一个万岁呼喊，只读到一种“红宝书”，只跳个忠字舞蹈。常宁作家吴侬有诗展现当时文艺一大景观。
文章不见浅和深 万曲 千 歌 一 个音
怪事奇谈日日有 谁多“最”字最忠心
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环境里，文学艺术领域是一个残酷的战场，文化人只能是一、二受伤的孤雁了。下面两人还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文人。
李震一：（1906--1991）历任记者、教师，民国35年（1946）深入湘西土匪窝里采访，写出《湖南的西北角》一书，很有勇气、眼力、笔力，发行一版再版，洛阳纸贵。名收《中国新闻年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但是长期受到不公正等遇，直至80年代才得以平反。
吴侬：（1923--1991）家贫，自学成才。１６岁即发表作品。历任《国民日报》编辑、记者。新中国时任上海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旧体诗词皆能，著作甚丰，名收《中国文学家辞典》。“文化大革命”受到无情迫害。
第六节 寂静的政坛
萧韶、崔农山、曹亮三位老红军干部长期坚持在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他们在追求真理、实现美好社会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待到社会主义建国成功，却又带来人生最大的悲剧。1956年肃反前后，都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恢复名誉，惜都已年过古稀。萧韶还幸运活着但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崔农山出任南宁市政协委员。曹亮平反最迟，但平反后即辞别人间。艰苦得来的果实，都让后来者享受了，这就是真理追求者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面已经谈过党政界很少读书人的原因，常宁党政各部门，当时都是南下干部执掌。留在家乡的仅仅一点地下党员和其它革命组织成员，且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早已打得落花流水，已如上述。有位1954年县政府秘书邓芝兰，高中毕业，当时可算党政部门正科级干部中唯一一位最高学历者了。家庭成分还是中农，但是在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只因他反映了他父亲对他说的实话，农民粮食征过了头，马上遭到批判，说他的屁股坐在富裕中农那边，替富裕中农喊叫，就是为农村资本主义代言，马上调离常宁了。这样一来，全县党政部门科局级干部中仅仅留下一位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的原地下党员，几十年一直蹲在副局级的位子上，一直被走在党与非党的钢丝绳上摇摆，未成“右派”也难进左派浮沉多年。三进两出共产党，几经死里逃生，反复的副科级。
奇怪的是建国后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工农家庭出身的中专毕业生，80年代前也只有一、二位坐在科级席上。但是始终没有一位大专毕业生摆上县级的台阶。当然各部门的具体业务总还得要点文化才能做，所以有些部门的一般业务人员还有点老高中生。其余都放到中、小学去拿粉笔去。或者是科技人员，也只有安排到政府部门的工农业科技或者医务岗位上。
第七节 深沉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常宁的中、小学教师，只剩下两位正牌大学本科毕业生留在县立唯一的高等学府常宁第一初级中学，其余几乎都是高中生教高中，初中生教初中，甚至小学生教小学。但是他们还是埋头苦干，零买零卖，现买现卖地边学边教，即今天听一堂课，明天再去教一点。由于他们还有一种奋进思想支持，也还获得可喜的成绩。可是连续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镇反、土改、思想改造、三反、肃反、反右派、反右顷、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等等，搞掉一批又一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全县划了２５１个“右派”分子，３３人进了牢房。常宁一中仅有两位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的滕菊生和贵州大学本科毕业的张若金。滕因抗日战争国家危亡时刻参加过青年学生军，便被打成“右派”加反革命“双料货”，劳改２０年，被打残了一条腿。而张把他参加过耶苏教，也作了一条罪状，被打成“右派”，其实两个人不过是个性甭强而已。所有“右派”或者劳动改造，或者下放农村，交群众管制劳动，或者开除回乡。学校因教学急需者还不得不留下一点人来教书，但是这些“右派”教师另有特殊“待遇”：
上课、下课、学生不喊起立。
下课后，由学生监督他们去挑水、种菜、扫厕所，稍一不中学生欢心，就要挨骂：
“右派、右派、丑八怪！”任学生凌辱。
白天向学生传授知识，晚上接受革命师生员工批斗、恶骂。
这样一来，不但教师人格受侮辱，而且给了学生最大的心灵创伤。学文化还有什么用？农民叫“鸡屎分子”，市民叫“臭老九”，因为毛泽东就把他们的地位排到第末叫他们“老九”嘛！谁还愿意去学文化？可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块阴冷的筛子，总想把革命阵营筛得纯而又纯，这种超常求纯的心态，加上个人崇拜无限膨胀，结果物极必反，忠良离弃，奸人得宠，才子摧残，庸人升迁，越筛越杂。才会有大跃进干出那样的蠢事。
方今之世，乃竞争之世界：政治、军事之竞争，归之于经济的竞争，而经济之竞争，系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的竞争。当时社会发展的模式，压抑知识分子，办学者外行，教学者无法教下去，学生失去学习动力，三者的积极性，全都被摧残了。加以学制缩短，内容简陋，我们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面又在教育上传承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衣钵，只求实用。加以政治运动不断，劳动当饭，形成恶性膨胀。慢说还要停课，就是开下去，也是徒劳。而周边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正在这时候拼命发展科技，加速发展经济，这一进一退，差距更加拉大。古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一代，以30年为一代，就将连续影响三代。结果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高中毕业生，再复习一年两年甚至三、四年，才能升上大专学校。不仅浪费金钱、时间，而且浪费青少年的青春，难覆东流之水。教师也不容易提高教学能力。用方今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去使用与国际水平接轨的教材，更需要多大的力度呀！
士可杀而不可辱！ 你敢！
中国传统“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因为即使他们自己不要命，父母妻儿还要生存，要饭碗。一旦你本人死了，而子而孙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破产，只能忍辱负重苟延性命于乱世。一旦回到乡下去，所谓群众管制更厉害，“文革”当中，一位老实善良的小学教师廖常美两兄弟，竟被基层干部用乱棍毒打、蛮吊半空，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被鸟铳打得脑浆拼裂。有个人民公社书记对一位教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拨你去当营业员。”令人哭笑不得。
用藁荐卷起给狗吃了
特别革文化命的十年，中、小学教师遭到一场大劫难，毛泽东一贯要求做驯服工具的人，突然号召学生们大大的“造反有理”，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还是驯服，只是更加明显地要大家接受一个人的驯服而已。红卫兵纷纷争着表现能忠于毛主席，便大打出手，如县一中的红卫兵不但把学校的藏书全部作“四旧”烧毁了，而且把教师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为残酷的是红卫兵把教师陈炽强毒打得体无完肤，烧光了他的衣服，用小刀刺他的脑袋，玩得不亦乐乎了，最后头头用体育用的小口径步枪连射两枪，立刻毙命。唐国新教师从写毛主席语录架上跌下来，腰腿折断，还在批斗，被逼得横路闯车自杀未遂，仍逃避不了斗争，只得悬梁自尽。但还有一传说是被暗杀的，成了不解之谜。最后叫两个“黑帮分子”教师，用藁荐卷起丢到田沟里给狗吃了。
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心无力
虽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代表中央向全国人民宣布：“经过建国六年来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反右运动34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共产主义理论家胡绳在199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说：“那知1957年又反右，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未成熟的青年，由于被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胡氏还说：“反右后，毛泽东个人更否定了中共八届全会的决议，仍然‘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知识分子又被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反映到理论上，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1962年，在广州科技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毅然再次肯定他1956年的科学论断。陈毅特别强调：‘八年、十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定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是这二人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反对，周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竟然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这种少数人不同意却令多数人不能通过，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幸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下大力气给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接连出台提高教师政治、经济待遇政策：如给教师增加工龄工资，1978年给知识分子授职称，颁发荣誉证书，在党政机关开始有知识分子参与等等。让存者得慰于心，即死者亦稍瞑目矣。他们只是说：叹年华虚度，未能为人民克尽绵薄，虚度人生矣！
给知识分子平反是拯救国家急赶现代化的一着妙棋
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余毒未能肃尽，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民一旦看到昔日被自己批斗、管制、叫住牛栅、扫厕所的“臭老九”，一下子地位提高“上了天”，大大不服气，仅常宁县1983--1985三年期间，共发生基层干部、农民殴打教师侵占校舍就有８３案之多，直到由省1985年直接干预，方才得以解决。但是愚昧、狭隘喷出的妒火，长期搭上了极“左”思潮的快车，刹车后仍有它一段贯性要走。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给知识分子平反是对国家现代化恢复生机的关键一着。没有这一着“妙棋”，这第一生产力又从何谈起？不但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是新知识分子也培养不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谁还愿意去过十年寒窗之苦捞顶臭头衔呢？一个充满文盲的国家，想要踏进天堂，那不是白日做梦？国家不亡，才是死无天理，多么可怕。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３０年，读书人虽然力也下了，但还是到８０年代初，才开始受到重视，可惜人都老了，其价值终难巨显，非人之不力，势所以然也。数十年来，西方人与自然斗，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人老是人和人斗，致使国家长期落后，人民长期贫穷，不能不为忧国忧民之士痛心疾首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