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雪峰 来源：三农中国
川西平原乡村治理表现出来的“不左不右”，实在让人有些诧异。取消农业税前我们调查的绵竹市大乘村农民亩平负担最高时也只有150元左右，相对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个负担不算高。取消农业税后，全国绝大部分农村也同时取消了面向农民的所有收费项目，实际上是已经很难再从农民那里收到什么。但川西平原不仅仍向农民收费，而且收费的名目繁多，负担不轻。大乘村农民在取消农业税后仍要负担亩平80元，包括上缴到国家的基本水费（亩平25元），公益统筹（相当于“一事一议”费，人平15元），生产统筹，生产统筹包括各种具体的由村民组开支的共同生产费用如灌溉、修路、灭螺、疏淘水沟等等。
能够从农民那里收取费用，对于基层组织的运转和乡村治理大有好处。因为有了钱，基层组织就可以为农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农民就不会因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遭受严重损失。川西平原是我们最近数年农村调查发现的为数很少的可以看到希望的农村，是乡村治理良好，干群关系密切，农村公共品供给较为充足的农村。以灌溉为例，农民只要将秧插到田地，几乎不再用田间管理，而等到秋天收割。期间，农民到城里打工赚钱去了。灌溉是由村民组安排管水员专门负责管理的。
川西平原乡村治理状况良好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可以从农民那里收起钱。在目前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已经取消向农民任何收费的情况下，川西平原的乡村干部就是有再大胆量也不敢滥收费，及不敢将收的钱装到自己口袋。他们将从农民那里收到的钱用于办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益事业，这就使得川西农村成为全国为数极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相对充足的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更有保障。这种情况下乡村治理不好，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问题在于，川西平原为什么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收到钱？为什么川西平原不象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旦取消农业税，其他任何面向农民的合理不合理费用都不再能收上来，且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的“一事一议”流于形式，根本议不起来。
一个最直接的解释是川西平原的干部作风，因为乡村治理的最主动者是乡村干部。川西平原的乡村干部廉洁奉公，干群关系密切，农民信任乡村干部，乡村干部又有为农民服务的意愿，乡村干部因此向农民收钱为农民办事，农民交钱给乡村干部而享受充足公共品供给的好处。乡村治理呈现出良性循环。
显然，这个解释不能让人满意，因为这个解释不能说明川西平原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的特殊性。从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是川西平原的乡村干部有良好的作风。
再一种解释是川西农村特殊的地理条件尤其是灌溉条件。川西平原受都江堰之惠，灌溉十分便利，且建有完善的水利系统。从支渠到农渠、斗渠和毛渠，都修建的十分完善。因为支渠是大水利，从支渠放水，要由村组组织起来与支渠管理方谈在哪一天放几个小时的水。支渠不可能与一家一户的农户谈判灌溉的事情，大水利无法与分散小农对接，而只能与组织起来的集体谈判。完善的渠系则可以防止那些不愿出钱农户占到集体放水的便宜。大乘村二组组长就曾威胁说，凡是不交钱的农户，一律不放水。村组集体可以通过完善的渠系来卡住不交钱农户的脖子，从而足以威慑住那些不交钱农户。换句话说，因为存在良好的利益分割系统，川西平原可以有效防止农户在灌溉上的搭便车，从而可以解决集体灌溉中难以收钱的难题。
不过，这个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有二，一是川西平原向农民收钱不只是灌溉，而且包括其他方面的收费，诸修路、灭螺、不明支出方向的由村集体收取的人均25元的公益统筹，等等。这些收费所生产的公共品，似乎缺少有效的利益分割机制。农户能否说，我愿交灌溉费，但不交其他的费用？村组干部能否说，只要农户有任何一项费用不交，我就要用灌溉来卡住农户的脖子，且有这样卡脖子的例子吗？事实上，川西平原几乎任何一个村民组都总有农户拖欠甚至一直没有交纳各种费用，但几乎没有出现如大乘村二组组长所说不给农户放水的事情。农户不交钱的理由千千万，而村组干部不给农户的田地灌溉，则是断了农户的生路，这在任何农村都是会结死怨的。村组干部有必要与农户结这个死怨吗？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任何农村都存在钉子户和特困户，有些农户的确是因为经济条件极端糟糕，而交不起任何费用，若村组干部因此而不让特困农户灌溉，不仅于情不合，而且于理不符。本来就特困，再不能灌溉，那不是要将特困农户逼上死路吗？但是，若有农户（甚至是特困农户）没有交钱却仍然灌溉了，其他农户又会怎么想？一般农户当然是有同情心的，且地方性共识告诉他们不能与特困户比，他们理解村组干部的决定。但村中还有各种与村组干部存在矛盾、有各种利益纠葛没有解决而想以拒绝交钱来生事的人，有一些好吃懒做之人，有一些未来不再存有前途的光棍户，有各种不讲道理的钉子户，这些人完全可以借口村组干部让没有交钱农户灌溉，而自己要求享受灌溉好处而拖欠交费。这些认死理的人去说自己虽然看起来衣着光鲜，其实身无分文，甚至比村民公认的特困户更加困难。村组干部几乎不可能在道理上说倒这些认死理的钉子户，或者这些钉子户往往不是完全不讲理，而是有一些道理的——虽然往往是其他的道理，比如对村组干部的不满而借题发挥。
一旦有钉子户不交钱却可以得到灌溉的好处，其他一般村民就感到不可忍受，而会争相效仿，最终，村组干部做工作越来越难，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想想一年很少的报酬，干嘛还再管这等乱事。他们积极性就成为问题，村组的事情逐步一团糟起来，最终，集体灌溉不再可能，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其实，这正是全国大部分农村所出现治理困境的逻辑。
通过存在完善的灌溉系统及良好的利益分割机制来解释川西乡村治理，是一种结构性的把握，这种把握仍然未能揭示出川西平原乡村治理的特质。
我们再来从文化角度作些讨论，看能否有效解释川西乡村治理的特质。李德瑞在调查中发现，因为管水员报酬低而工作量大且辛苦，村民组长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每年年初找管水员。找管水员的说法本身就有些奇怪，因为管水员的报酬低，村民不愿意管水，接我们的想法，就是提高管水员的报酬，直到有人愿当管水员。这是现代的逻辑，与乡土逻辑有些差异。川西平原管水员的报酬与工作之间的落差，依靠的是村民组长给村民说好话，让他们来当至少一年管水员。李德瑞调查的福田村六组，每年都要换管水员，村民组长因此每年都要找管水员。李德瑞问，要是找不到管水员怎么办？组长回答说怎么会找不到呢？若村民不愿当就多跑几趟，多说好话讲道理，自然就有人当了。这里，乡土的逻辑是多跑几趟，说好话，就有人来干这个吃亏的事情。与李德瑞调查的福田六组村民组长的说法类似，徐楠和彭晓伟在大乘村问一个妇女，是否认为负担有点重？她说是。又问中央减轻了农民负担，你为什么还要交？她说组长总是来收。这个回答很奇怪，组长总来收，不该交的费用仍然可以不交，不理组长就是了，为什么组长总来收，这个妇女就要交呢？大乘村村主任兼六组组长的徐主任说向农民收钱，没有收不上来的，大不了多跑几趟。
核心正在于多跑几趟。这是乡村社会的逻辑。又与不走极端有关。是一种生活化的态度，是一种中庸、平和、不出头，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这种乡土逻辑的核心是不认死理，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人云亦云，大家都这么做，自己就这么做了。
但问题恰恰是，认死理恰恰可能是熟人社会的逻辑，因此熟人社会中存在多次的利益博弈，因为长期的利益博弈，会形成利益分配模式，让“不怕饿死的人不会饿死，怕饿死的人就会饿死”，[1]使钉子户不绝，从而使所有公共品供给最终都不再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筹集资源。
认死理是熟人社会的逻辑，钉子户是熟人社会的产物，但是，认死理和钉子户并非乡村社会的逻辑。当前中国农村的麻烦在于，乡村社会的逻辑正在解体，但熟人社会仍在。川西平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使川西人尤其表现出不走极端的特点，从而使川西平原乡土社会的逻辑仍在。这应是川西平原不左又不右的乡村治理特点的一个关键。
2007年11月4日上午
于江西鹰潭上清镇
2007年11月4日上午
于江西鹰潭上清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