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先红 来源：三农中国
刚进入L村调研时，一位村民告诉我们说村里人办喜事酒席时都会请厨师，这种厨师不仅负责做饭做菜，而且还提供桌凳帐篷等一条龙服务。这一现象一下子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在随后的调研中，我们便继续关注着这一在其他地方似乎从来没有遇到的新鲜事物。据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L村就开始出现从事酒席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厨师，最初一般只局限于操办诸如婚礼、丧礼之类的比较隆重的喜事，但后来逐渐拓展到其它一些喜事，当过春节（当地人称为‘请春桌’）、过生日（当地称为‘祝生’）客人多时，村民也会请厨师。厨师带来自备的桌凳、碗筷和帐篷（有的餐桌摆在外面，准备帐篷以防下雨），帮忙做饭、摆放桌凳的帮工也由厨师去雇请。在安排酒席之前，由办喜事的主人约定一个酒席的标准和资金预算，具体的工作比如购买菜、烟酒之类的东西则由厨师负责安排，主人则需支付一笔费用给厨师作为报酬。报酬按照酒席的桌数计算，目前的价格一般是30——35元/桌，桌数越多，则主人需要支付给厨师的报酬也就越高。
据说，现在L村里有三个这样的专业厨师，有的厨师光是靠给别人帮忙办酒席这一项副业一年就有1万多元的收入。L村第一村民小组有个年轻的厨师，才30多岁，他以前年轻时参军，在部队里学过炒菜做饭，据说还曾专门给部队领导做过饭。他的厨艺比一些老厨师的还精一些，做的饭菜不仅味道好，而且花样多，跟外面酒店里的饭菜差不多。除了他手艺精、做的饭菜好吃之外，还在于他为人厚道，做事干练，且能够注意为主人节俭，做菜做饭时不会随意浪费，不像有的厨师不为主人着想，经常浪费饭菜。办喜事时，村民们都爱请他来做厨师，甚至有的市里的或者邻镇的人办喜事时都会请他去掌厨。在村里的几个厨师当中，就数他生意最好，每当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他经常忙不过来。
对于村里流行办喜事时请厨师的现象，那些厨师们自然高兴不已，因为他们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同时还可以借办酒席之际打点好跟村民的关系。一些村民认为，近十年来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越来越讲究吃了，对饭菜的口味、品种和样式越来越挑剔，大家办喜事请专业厨师掌厨，因为他们厨艺高，弄的饭菜好吃。此外，请厨师比较省事，不用自己帮忙张罗，就像有的村民说的那样：“自己只要掏钱就行了，其它事情都不用自己瞎操心。”其实，在其他许多地方农村也存在着和L村形式不一样但实质相同的情况，许多农民办喜事都不再在家里请酒席，而是到镇上或者城里的酒店请客，在酒店里办酒席显得更加气派，更有面子，而在家里办酒席会被人视为跟不上时代潮流。
在L村，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村民结婚时还时兴聘请专业的婚礼主持人来主持婚礼，由于L村靠近县城，从县城里的婚庆公司雇请专业婚礼主持人比较方便。一些村民结婚时，家里便去请来一男一女共两个专业婚礼主持人，这些专业主持人比较会“搞场面”，把婚礼的气氛搞得比较热闹，因而受到一些村民的欢迎。除此之外，婚庆公司还可以派专人帮忙摄像，给新郎新娘化妆，布置彩车和房屋等等。村民们说，以前举行婚礼时，一般都是请村里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来主持，其他诸如布置房屋等事情也一般是由自己或者亲戚邻居操办，而现在如果请长辈老人来主持婚礼会被说成是土气，“没有现代化的东西”。
市场和现代性的力量同样也渗透进入了L村的丧事活动中，以前办丧事时，村民需要请阴阳先生做法事，但近几年来，村民办丧事请的阴阳先生除了做法事之外，往往还会提供扎花圈等一条龙服务。此外，死者家里还会请一班乐队举行娱乐活动，雇请的乐队规模大小不一，一般都根据死者家庭经济情况而定，家庭条件好的可以搞“大开灵”，这一般要7天时间，家里经济比较困难的就搞“小开灵”，一般只搞3天左右，雇请乐队花费一般少则七八百元，多则一两千块。对于请歌舞队，村民们也大多表示可以理解，没什么的，“只要有钱，请歌舞队也可以。”甚至有些老年人也认为，“有钱啥子都可以搞”。当然，已经高度理性化的L村村民也不像有些地方那样会在丧事上面大操大办，他们一般不会在办丧事、请歌舞队上面花费太多钱，只是请来热闹一下而已，“有这个东西就行了”。然而，请歌舞队却被人们视为操办丧事时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目，它已经成为村里丧事活动的一个潜规则，如果不请的话，则可能会被人看成是没本事或者不孝。从情理上说，人死了本来应该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请歌舞队来唱歌跳舞，却是非常热闹、欢快的场面，丧事似乎演变成了“喜事”。这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戏剧性转变是否标示着人们对死亡的观念的改变？抑或只是人们悲伤到了极致而需要借助喜庆的场面来缓解过于伤痛的心情？难道死亡不再是悲痛的、严肃的事件，而是一件可以“载歌载舞、举家欢庆”的事情？
除此之外，在L村的茶馆里面，我们同样可以捕捉到市场的影子。茶馆，顾名思义，本是喝茶的场所，然而，L村里现实中的茶馆却并非如此。据村民讲，现世的茶馆主要有两个变迁来源：一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茶馆，也就是专门喝茶的地方；二是以前村里的副食店或者代销店。在随后的打牌风盛行时，这些茶馆和副食店便逐渐演变为现在的茶馆。如今，虽然在茶馆里也可以喝茶，但茶馆所提供的服务除了喝茶（0.5元/杯）之外，还包括出租牌桌和麻将桌以及销售香烟。而且喝茶只是一个附带的、辅助的服务项目，主要是打牌的人口渴了买茶止渴（喝茶对于村民而言主要是一种‘入场券’的意义，村民进了茶馆，便免不了要买一杯茶喝），出租牌桌给村民打牌、打麻将才构成茶馆的主导服务。
L村的茶馆规模大小不一，少则三四张牌桌，多的达到20多张。村里规模最大的茶馆在第五村民小组，该茶馆开张于1984年，至今已有23年的历史。茶馆里面共有20多张牌桌。牌桌分为手搓牌桌和自动麻将桌（俗称机麻），手搓牌桌摆放在大厅里，机麻设在专门的包房里面。其中手搓牌桌数量比较多，而机麻比较少，只有两三张。大部分村民都是在手搓牌桌上打牌。因为手搓牌桌的租金比较便宜，每桌只需4元钱，租金由打牌的四个人平摊。租用机麻打牌的村民都打得比较大，带有赌博性质。这也是茶馆一般将机麻设在专门包房里面，隐蔽起来不让外人看见的原因。机麻的租金比较高，一般至少都要15元，按照规矩是由赢家支付租金。据老板说，在生意高峰时有的茶馆一天可获收入100——200元，人少时每天也可收获20——30元。
从茶馆的运营机制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私人化供给的公共活动场所。村民进入茶馆“耍”需要付费，这种付费不仅表现在花0.5元钱买一杯茶喝，而且体现在租用茶馆的牌桌来打牌上面。如果村民仅仅是为解渴喝茶而付费，那么这样的举动也尚可理解，茶馆的性质也可能不至于蜕化至此，但村民为了在茶馆里赢得机会打牌这一曾经一度被人们视为不雅的活动而付费，则着实需要仔细琢磨琢磨。假如我们将L村的茶馆和豫东平原的代销店做一个比较，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共同之处。茶馆与代销店一样，都是由私人提供的公共活动空间，供给者都带有赢利的动机（只不过茶馆的赢利色彩比代销店更为明显）。然而，L村的茶馆如此之多，打牌的人如此之众，这又是其他许多地方的代销店所难以匹敌的。茶馆比较浓厚的赢利色彩本身就已经代表着一种市场化的东西，或者说是市场化的产物。和其它许多地方的农民相比，这里的村民爱“耍”的程度、对现世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极致，正是这种生活化的心态促使村民愿意在“耍”字上面花上比较多的精力，甚至不惜为此而付费。为了“耍”好，即使出一点钱也无所谓，这也可能是当地茶馆众多的重要原因。这样一来，茶馆就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所，而更是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至于这种生活态度是否意味着村民缺乏对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和追求？抑或这本身就蕴藏着一种终极价值追寻？我们仍然可以讨论）。
综合全文，
L村农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当下的村庄社会生活形态实际上是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对农民生活理念和行为的再造。在农民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已经实现高度市场化之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也在逐渐地走向市场化。城市的生活形态和生活理念不断地向农村渗透，市场和现代化步步紧逼，而农民传统生活方式步步退却。农民传统生活领域越来越多的内容让位于市场和现代性，受市场化和现代性冲击的农民日常生活正在逐渐走向“仿城市化”，农民必须为自己生活形态变迁支付越来越高昂的成本。笔者所担心的倒不是脆弱的小农能否支撑起这样快速的生活变迁的问题，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农民的经济基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生活的超前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农民生产上的小农性与生活上的现代化城市化之间的张力？此外，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市场化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农村文化建设又有何意义？
初稿于2007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