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门份与姓氏
1 门与门份
所谓门主要是指五服以内的家庭联合体，核心基础是兄弟关系与堂兄弟关系。门份比门要小些，门份更类似于户，一户为一个门份。事实上在曹村调查时感觉他们对于门与门份的区别是模糊的，有时将两者混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说法。老年人中的管事或老尊长一般对门与门份基本能够区别，中年人比较模糊，年轻人基本上只知道个大概，再小一点的已经说不清了。门可以分大门和小门。大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祖上流传下来的几个门，这几个门比较固定，比如同一祖先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就是三门，此后往后延续各自发展，这个意义上的门是现在的曹村人最容易区分出来的，因为它不是太复杂。二是指所有门中势力比较大，人口比较多的家庭联合体，比如前述三个儿子为三门，相对于以后发展的小一级的各家庭联合体这三个门都可以称为大门，但这三个大门中有的门人丁兴旺，势力强大与其他人丁相对较少势力比较弱势的两门相比就是一个大门。门的意义与内涵在这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大到可以指一个家族，小到可以指一个核心家庭，所以年轻人一结婚分家就可以成为一个门，这个门叫锅底门，即可以分锅分灶吃饭了。也因子大门的含义也可以伸缩，既可以是同一祖上的如前述三个门中的一个大门，也可以是在发展数代人之后很多小门中的一个大门。这里的门有时类似于南方宗族村庄中的房或房支，比如前述祖上三个门在南方宗族村庄中可以对应为三个房。但南方宗族村庄中的大房与此处所说的以势力大小和人口多少区分的大门是有区别的，南方宗族村庄的大房一般就是指长子所在的房。但不管门这个概念怎么样复杂，只要把握住它的核心基础就行，这个基础一是以五服为区分标准，一是以兄弟和堂兄弟为区分标准，从这个核心基础的标准判断来看这里所谓的门非常类似于小亲族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小亲族。而门与门份则不用区分的太过清晰，一般为了看问题方便可以将两者视作是一个东西，可以互换。
2 门的作用及其表现
（1）红白事
门主要是一个红白事的参与单位。丧事需要的人多，一般就是一个大门的人参加，这个大门可以超出五服以外，类似于前述大门的第一层含义。如果丧事场面比较大，前述三个大门即同一个家族的人可以一起来参加办理丧事，形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也是一个更大的门的概念，这时的门实际就是共一个祖先的在世的所有人。如果一个家族的人还不够，一家族之内负责丧事的管事可以通过家族渠道和私人渠道向其他姓的门中借人。红事需要的人少，大办一般五服以内的人就足够了，小办亲兄弟加上堂兄弟就可。
（2）对村庄政治的影响
门在村庄政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大门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村庄政治掌控权。特别是在生产队或者说小组中，门对队长（小组长）的产生具有决定作用，一个村民小组中，只有门份大的才能当队长，这里的大是前述大门的第二层含义，即人口众多势力强大。换句话说，能否当小队长，看的不是能力而是门份的大小（这里门份同于门，以下门与门份在本文中指同一个意义，不作区分），门份大的叔伯父、兄弟、堂兄弟多，好做工作，门份小的叔伯父、兄弟、堂兄弟少，开展工作很困难。门份在小队里对村庄政治影响极大，对村一级的影响同样也很大。村一级的干部没有哪个是门份小的，门份小的村干部一样不行，不但村民可以不听且与之抵抗就是队长也可以不予理会。
例1：13队前任队长王中，所在门份小，兄弟堂兄弟少，势力弱，当队长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村里交给他的事情不但做不成，还经常挨队里门份大的人的打。比如今年上年要修通往王村的柏油路，途径的地方有些人栽了杨树，其中有一家人不肯把杨树砍掉，王中去做工作，工作没做成，反而遭了这家人一顿打。现任队长王征跟我们说，王中经常这样，有时私下气得偷偷哭。因为王中的工作总是无法开展，村里今年上年把他换掉了，换成现在的队长王征，王征比较霸道，所在的门份大，亲兄弟五个，堂兄弟九个，下面还有十四个侄子，上任后王征同样去做那一家人的工作，王征说开始四次他苦口婆心，心平气和与他们讲道理，但是始终说不通，第五次他再去做工作，很简单地和他们讲，杨树砍也得砍，不砍也得砍，不砍我打你。在王征的暴力威胁下，摄于王征的势力，该家不敢吭声，杨树很快就被砍了。王征说以前王中做什么事都做不成，比如计划生育的孕检通知，王中去通知时，人们敢当着面骂他，而现在王征去通知时，还没有人敢当面骂他的，他说尽管背地里肯定有人骂。也因之，我们在访谈该队一位民间精英人物王意时，他甚是感慨，说好人治不了村，坏人不坏。
例2：12队队长李龙，所在门份大，亲兄弟六个。在98年调地时，他先把自家的地拿出来，说他家的地不参与那次调动，他也不参与抓阄，其他人的地按照抓阄的办法处理。有人有意见，不同意这样做，李龙与他的老婆大怒，对有意见的人说“想动俺家的地，也不看看你的眼”，没人敢言。
例3：5队队长李某，亲兄弟五个，在5队势力强大，我们在访谈村支书的弟弟李领时，他说队长一家人很霸道，经常与别人在街上只要有一两句口角，他们五兄弟就一围而上，更别说是打架了，李领和妻子外出打工时，住在他家后面一排房的队长李某就在他家的屋后面戳了两个窟窿，在窟窿里插两根梁子搭了一个猪圈养猪，李领回来后觉得都是同一姓的人，平时关系也还好就没有说什么，而且回来时也没有养猪了，猪圈也没有了，只是留了两个窟窿。但不久那个队长又把一堆玉米秆放在靠近李领在自己屋侧栽的一根杨树处，结果那堆玉米杆不知因什么原因失火把杨树烧死了。李领把队长叫出来和他说，李领本来只是想与他说说这个事实而已，并不想谈及其他，没想到队长态度很不好，说“要赔多少钱只管说，老子有的的是钱”，这话激怒了李领，说那好，你记住，以后我这根杨树卖多少钱，你就赔我多少钱，另外还申请村上对你进行100元的罚款。后来杨树卖了700块钱，但李领并没有真找队长要，认为忍了算了。再后来李领在烧死的杨树处又栽上两根小的，结果队长在靠近这两根小杨树的地方（1米以内）栽了两根碗口粗的杨树，且罩住李领的那两根。李领的妻子去说了一次要求其移除那两根杨树，队长不肯且说话难听，李领因之大怒，与他吵了一架，之所以没有打架是因为打不起来，因为李领是村中的“武林高手”，他带出来的徒弟有不少还在“武林风”擂台赛上获奖，三五个人打不赢他，队长五兄弟就是一起上也只有挨打的份，因而队长的几兄弟并不会出来帮忙。李领到村主任家要求村主任把队长叫到他家来然后协商处理，结果队长不肯来，叫治保主任去叫，也叫不出来。李领因之警告队长说如果不协商处理就会通过司法渠道把他高上法庭，新老账一起算，包括那两个窟窿和队长建房时往前多延伸了十分，影响了住在前面的李领的屋子，要求队长赔钱，两个窟窿每个赔偿2000块，杨树700块，建房延伸十分影响他的房子十几年，按每年赔偿400块计算。但队长还是不理，李领遂真的将其告上法庭并胜了官司，一共要求队长赔偿4500块。打完官司回来后，李领也没有打算真的找队长要赔偿款，认为得饶人处且饶人，都在一个队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队长每次看到他时便铁青着脸，一句好话都没有，也不搭理他。这让他很老火，他认为俺没有找你要那4500块的赔款，你就不能说句好话，赔个不是。多次碰面都这样后，他把他叫出来，说你这个人太癞，俺今天要是不找你要这笔赔款，你就以为俺好欺负，以为俺怕你。并要求队长到村长家里去再叫上其他几个村干部，当着村干部的面把钱分文不少的赔给他，否则就打他。这次摄于李领的武力威胁队长按照要求把钱配给他了，此后见了面还很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分烟，李领认为这人就是癞，仗着兄弟多，欺软怕硬，要是换了其他人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不但不会赔钱反而可能会挨一顿打。
例4：王德，曹村小学教师，文革时革造司的副头头，“921”组织的头头，文革中曹村的“红人”，通过造反，与革造司的其他头头带领自己的一班人马把当时的支书黄林，副支书黄贵，会计黄来等当时人称“六大黄”的村干部赶下台，1969年黄林被打倒后，红遍曹村的周民接任支书一职，1974年，周民调到公社任职，王德通过“双突入党”接任支书，放弃曹村小学的教职，王德上台后野心勃勃，大有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然而王德所在的门份小，文革时期就几户人家，因之开展工作时他处处受阻，就是在村干部内部他也不能说服别人，每次提出一个什么村庄发展计划比如把当时的苹果园扩大到1500亩还没等到告诉村民就被村干部内部否决掉。王因之感到处处掣肘，没啥意思，便知趣地辞掉支书仍然回到曹村小学继续教书。
例5：文革结束后的头几年，黄林与黄贵重新上台掌控曹村，黄门子孙中强者众多，因而也给他们培养自己本门中人作为接班人留很便利的空间，黄林的侄子黄振即是一例，黄林与黄贵竭力培养他做曹村的接班人，黄振的弟弟说除了他哥哥确实很强外，门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例6：访谈中关于村干部与门份的关系时，村民都会说很重要，有人甚至拿门份小的人举例，比如他们说村中胡姓只有一家，就是他能力再强再有材料给他支书当他也当不了，给个队长给他当他更当不了。
由上观之，我们发现门或者说门份在曹村村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单位。门的作用是很大的，门直接地决定了生产队队长的产生，同时也影响到了村干部的产生，村组干部工作的开展无法脱离来自自己所在的门的支持，门小了只会使自己被排挤出村庄政治，一定程度上，村庄的政治运转实质上是门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村庄政治只是几个大门之中的精英人物的游戏。这样，村庄的政治民主实质上也遭遇到了结构性的问题，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实质上使得村庄民主只可能在大门中有能力的精英人物之间才能有民主。
（3）对外与对内的功能
门份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对外功能，很符合孔老夫子所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前述例5队长几兄弟的作为，别人只要与他们兄弟中的一个发生口角，吵几句架，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武力威胁。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例子。如例7。
例7：王德在谈到与自己屋前的一周姓人家的一件纠纷时深深慨叹门份小的无奈，他说那个姓周的兄弟堂兄弟多，门份大，虽然真打起架来他们不一定真的帮忙，但是他们就是“感觉”他们强，我门份小，没什么兄弟，一个儿子还长得很瘦，虽然兄弟堂兄弟多不一定能帮我的忙，但是兄弟堂兄弟一少我就是“感觉”到弱，所以纠纷一发生就只好找村干部。
这种“感觉”很有意思，说明门份的内涵已经内化到村民的深层观念里了，影响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这种观念一旦内化了，门份可以不显性露面，但它能隐性地起作用。
门份对内的作用是要求同一个门的人要精诚团结，不要闹矛盾，不要在自己的门内搞分裂，特别是一旦门内的人在重大事件上不能保持一致时会受到同一门的人的鄙视。
例8：黄山，文革时期参与了反对黄林的活动，与王德、周民等人一起造当时黄姓当权派的反，一起参与“打倒六大黄”，按理黄山与黄林应该精诚合作才对，因为黄林是黄山的堂哥，两人共一个爷爷，但因为私人恩怨的原因，黄山趁文革的东风起来造黄林的反。1959年，黄山做赶马车的事，一直到文革前投机倒把赚了1000多块钱，当时搞社教和四清的时候，据说要把黄山定为投机倒把分子，按照当时的政策标准，超过1000块就要定为“分子”，没有超过1000则定为“投机倒把”，但不是“分子”，定为投机倒把分子与定为投机倒把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处罚比后者要严重得多。黄林当时是支书，看在同一个门的人的份上且是堂兄弟，就想在政策之内想办法来减轻对黄山的惩罚，因此在往上级汇报材料时就报成了900多块。这样一来，黄山由本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投机倒把，但是就是这样也让黄山怀恨在心，与黄林结下了梁子。文革一起，黄山便非常积极地参与打倒黄林的活动，1969年时彻底把黄林赶下台，黄姓在曹村的天下也从此走向终结的日子，因而黄山所在的门后来把这件事怪罪到黄山的头上，豪不客气地给他扣上“叛徒”的帽子，黄姓人现在谈到黄山时更有人咬牙切齿地说看到他可以骂他甚至可以打他。在
访谈黄德时，他说“门份现在还是很严重的，黄山和黄林是死对头，我只敢说黄山，其他的我一概不提，黄山我敢打他，敢骂他，另一派我不说，黄山是他所在的那一派的得力干将”。黄德是黄山的侄子，做侄子的敢这样对待叔叔辈，可见门份的观念与作用不是辈分大小所能理解的，也可以说明门份在处理对内的问题上的尺度，在黄德等黄家子孙看来，作为姓黄的同门兄弟是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黄林等红造总一派的，而不能站在“打倒六大黄”的革造司一边，站在革造司的统统被视为黄家的叛徒，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门份的对外抵御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黄山说他与黄林斗了一辈子，就是不服他，文革结束后黄林被平了反，这时黄姓子孙随同黄林差点把他淹死在王村的一条河中，后来他想办法逃到外地躲了几年才回到曹村。但黄姓子孙并没有因此放过他，特别是黄林的直系子孙更是很仇恨地对他，在大小事情上为难他，比如黄林的侄子黄振在当村主任时故意把黄山栽的树拖到，说他栽的地方不对，黄山因此而莫可奈何，因为同一门内的民心早已不在自己一边，想求助村上可村上当时当家的就是黄振，因而只能忍。
例9：8队在2005年联合派出代表与村上打土地纠纷的官司时，李姓人马临阵倒戈，原因很简单，8队中的李姓与时任支书的李民是一个门的，且没有出五服，因此8队中姓李的一开始就对官司不感兴趣，尤其是在8队的李民的堂叔李武更是说：“我也不出来兑（凑）钱，也不参加要地，就是你们把地要到了分给我我也不会种”。
同一门的人对外对内的功能都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五服以内的门，兄弟堂兄弟就更不用说了，在面对外来力量同一门的人可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同时在处理对内的合作如红白事上都是非常成功且有力的，即使是处理门内的如前述“叛徒”性的黄山之类的人或事时，门也有门的规矩与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要求同一门的人要团结，不要分裂，一旦发生与这一共识性规范想违背的事情或人时，门可以通过排斥甚至是极端的打击手段处理门内的“变节者”，可见门的作用之大。此外，由前述鲜活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门的范围其实是可以拓展的，大时可以很大，小时可以小到兄弟堂兄弟，甚至是小到一个因成家而分灶吃饭的一个锅底门，但是门的范围无论怎么样伸缩，又不至有超越同一祖先的可能，而且门内能起基础性的核心作用的主要还是兄弟堂兄弟关系，特别是亲兄弟关系，因而这里讨论的门如果作为村庄中的行动单位它既可以是小亲族型的，也可以是联合家庭型的。
3姓氏
姓氏在曹村的政治生态中同样很重要，特别是对于选举和村干部的分配实际上起着结构性的决定作用。
曹村的姓很多，有十几姓，且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与传说。曹村的姓有曹、黄、屈、齐、胡、杜、李、王、周、马、薄、鸠、沈等十几姓，但现在主要是以李、黄、王、周四大姓为主，素有“五李三周二王一黄家”之称。
曹村之所以叫曹村原因是明朝时期该村姓曹的人多，且出了一个大官曹佳，曹佳的官职是御史，所以又叫曹御史。传说曹佳素来不喜与内侍宦官魏忠贤为伍，当时宦官魏忠贤到曹村视察曹佳未出迎接，因而触怒了魏忠贤，魏回朝廷后参了曹一本，说曹私自在家乡曹村建金銮殿，有篡逆之心。朝廷一怒之下，砍了曹佳，但砍掉曹的头后，曹身却立而不倒，皇上认为此间定有冤情，而是派人到曹村查探真情。到曹村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金銮殿，有的只是一座庙宇，即现在还保存在的洪山庙，魏将洪山庙说成是曹建的金銮殿，显然是诬陷了曹，来人回到朝廷后将真实情况奏报皇上，皇上遂赐一金头与曹佳安上并厚葬曹佳。据洪山庙碑序记载：“明御史曹佳重修洪山庙大殿廊坊，雕梁画栋，门前十二级台阶，阶前白果树遮天蔽日，树径之粗数人合抱”等等，又说“因当时洪山庙气势宏伟，颇似金殿龙亭，曹御史遭内侍宦官魏忠贤残害，说曹有篡逆之心，激怒朝廷，砍了曹御史人头，天灵人怨，御史躯体不倒，始知冤屈，遂赐金头厚葬曹佳”，此间传说在曹村家喻户晓。
曹御史之后曹姓便开始衰落，人口越来越少，后来来了姓马的人家，马姓到曹村后，曹姓人更是衰落厉害，几近绝代，到现在曹村姓曹的已了了无几，因而有“马啃草（曹）”一说，意思是马姓的到来意味着曹姓的必然衰败。现在关于马姓的传说已经没有了，马姓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黄姓来到曹村，黄姓来后，马姓开始衰落绝代，于是又有“马怕见黄”一说，说马一长黄就会死，黄姓来了马退出曹村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关于黄姓的历史，很多人已经说不清，我们在曹村村东南一处黄氏先祖的坟地上发现其墓碑上刻有黄氏迁曹祖先的简单记载。据该墓碑写道：“据其黄氏族谱所载，该村黄氏其先世在清代初年由太康西北东黄庄迁至扶沟县东北曹村村二百余年”。黄姓到曹村后，发展成了两门，一门居村东南，一门居村东北，村东南的叫“前黄”，因为住在村庄的前面的缘故，村东北的叫“后黄”，因为居村庄后面的缘故。前黄与后黄同属一大门，属于一个祖先延续下来的两大支脉，原来人数比较少的时候，红白事前黄与后黄一起做，现在人口发展比较多，事情便分开来做，但在大的问题上，两黄是统一的，比如前述关于黄山的事例。
建国后（实际上从1947年土改就可以算起）黄姓一直是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与决定性力量，如黄贵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曹村的农会工作，是曹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黄贵从1947年开始至1986年一直活跃在曹村的政治舞台上，建国后长期担任副支书一职，文革期间权力曾一度被中断，但文革结束后从1980年开始又开始担任支书，一直任至1984年，退下村庄政治前线后还于1985年至1986年担任两年的名誉支书，此外第一任支书黄林，第一任会计黄来等都一直主导着曹村的工作，到文革时期特别是1969年以前，黄姓是村庄中最了不起的姓，因之有“有钱有粮，不胜姓黄”的说法，可见黄姓的影响力之大。黄林、黄贵和黄来等当时人称“六大黄”的几人于1969年被打倒后，黄姓开始逐步淡出村庄政治，虽然文革结束后两黄（黄林与黄贵）重返政治舞台，但此时的黄姓已经是落日余辉，实际上已经在文革中受到了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1980年代初期黄林与黄贵有意识地在黄姓人员中培养曹村的“接班人”，黄振则是一个，黄振还因为与后来上来的李姓势力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通过拜把子结成兄弟关系的方式在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一阵子，但终究黄姓在曹村气数已尽，黄振于1995年在与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李洪产生冲突后，只干了两个月零十二天的支书便把支书一职让给了李洪，人称“不过百天的支书”的黄振下去后，黄姓从此至现在已彻底退出曹村的政治舞台。
王姓居现在王村与曹村西北角。“二王家”即是说王村王与曹村西北王，西北王因其户数太少，大约就是十几户人家，人口不超百人，影响力较小，文革时期西北王的王德通过造反曾在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露了几年脸，但终因所在王的势力过于弱小，无法延续自己在村庄中的权力，更不要说是发展所在王的势力。王村王的历史也有几百年，王村王共一个祖先，与黄姓一样，王村王也分为两门，一门居王村的7队，一门居王村的13队。关于王村王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民间的传说，一是族谱上的传说。民间的传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且真实性很大。据说几百年前，有三个打莲花落（快板）的乞丐行至崔桥，三个乞丐中一个姓薄的年龄最大，五十多岁，姓李的居第二，但也五十多岁了，姓王的年龄最小，三十来岁。三人打莲花落赚了点钱，于是想到了要发展自己的子孙，因而三人结为兄弟，因薄李二人年龄太大考虑到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三人遂商定一同兑（凑）钱给姓王的买个老婆，并约定生的第一个儿子姓薄，第二个姓李，第三个姓王。买到老婆后果真生了三个儿子并按照约定分别姓薄、李、王，薄姓居现在曹村东头的一个邻村薄庄村，李居现在西华县的巴陵村，王居现在的曹村村的王村。薄王李三人死后，遂一起葬在曹村东南地，从左至右依次为薄、李、王和王的老婆，墓碑上写的就是薄王李之墓，据村中老年人介绍说墓碑文革时期因破四旧把它砸坏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墓碑，但是这三姓现在修族谱时仍然在一起修，只是仍然各姓各的，而且三姓每年派代表到薄王李之墓处祭祖，李姓因居西华巴陵村离曹村较远现在已经不来了，但邻近的薄姓和所在的王姓仍然每年到这块祖坟上祭祖。族谱上的记载则比这个传说要简单的多，且族谱上现有的关于王氏祖先的历史也没有经过真正的证伪。族谱上载：“吾王氏龙孟组于明初由山西洪洞县迁扶定居王村以来至今已五百余年矣”。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关于王氏祖先的历史，现在修的族谱实际上是依照1938年黄水泛滥后逃荒回来的人的记忆修就的，所载人物均是近一百年的人，没有王氏远祖的记载。
王村王在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没有多少痕迹， 1999年之前王村的王姓官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个组长，后来因为王村作为一个自然村，且有400多口人，两个生产队，已经发展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收取税费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出于村庄“地缘政治”的考虑，1999年遂将王村7队的队长王顺提为副村主任，起到平衡的作用，以便于曹村行政村在王村自然村的工作更好地开展。2005年曹村第一次举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主，王顺通过在王村与曹村的活动顺利地通过海选提名且获票率最高，此时的李姓当政者才意识到王姓已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在第二次正式选举前夜，据王顺和部分村民说，李姓人马连夜奔走呼号，一宿未睡，第二天选举时因为李姓结构性的压倒优势，票数迅速走高，将王顺选了下来，因保住王村基本盘的王顺票数位居第二，出任2005年以来的副支书和副村主任并兼任7队的队长。
李姓是现在曹村的最大姓，人口占曹村的70%，李姓原来是五李，后来有一李因儿子越生越少到最后绝了代，就此绝掉了一李，因而还剩了四李。四李分别为南冯陵李、崔桥李、鹿邑李，还有一李现在已经搞不清自己是哪里迁过来的李，遂归置到鹿邑李，鹿邑李也因之表示欢迎。前两李是现在曹村的大李，南冯陵李占了李姓的近50%，崔桥李约占李姓的30%，另外两李合占李姓的约20%。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至现在，活跃在曹村政治舞台上的李姓全部是南冯陵李和崔桥李，且以南冯陵李为主，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出于姓氏与门份的作用所形成的村庄政治格局。八十年代中期起到现在的历任村支书、村主任和会计等三个主要干部的演变可以非常生动地说明这一点。黄姓退出村庄政治历史后，李姓上来当第一任村长和支书的是李洪，李洪先在黄贵80年代初担任支书时担任村主任，黄贵卸任支书后，他自己和黄林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黄振接任李洪的村主任，李洪则升任支书，李洪所在李是南冯陵过来的大户李，此时已颇有势力，人多势众。黄振当了三年村主任后，便退了下来，南冯陵李中的李民上来接任村主任，李民的上台与李洪有很大的关系，一为两人同属一李，门份近，且李洪与李民是拜把子的关系，黄振也与他们二人是拜把子兄弟，此时的黄振下台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做生意长期不在家因而不想在村两委班子继续工作，一是黄姓在村庄中的政治历史已经趋近终结，与黄振结拜为兄弟的还有李培武，李玉，这五人中李洪、李培武、李民同属一李，李玉是崔桥李，此时四李在政治上挤一黄已经心照不宣，只不过兄弟关系还保持着，但冲突实际已经开始，潜伏的矛盾在后来搅动着村庄的政治生态与村庄生活（后文将详述）。李洪担任支书时李培武是会计，后来因盘根错节的原因在1995年李洪退下来担任会计，黄振突然上来当了两个月零十二天的支书，事实上据黄振的弟弟和黄振的另一位拜把子兄弟王意说，黄振在当他那“没有超过百天的支书”时实际是李洪的傀儡，支书被会计控制在曹村的政治中这还是第一回，原因就是李姓的强大，两个多月后黄振被李洪又挤了下来，从此到现在12年黄姓在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彻底没了踪影。李洪把黄振挤下来后，自己上来继续担任支书，从此以后村两委班子中的主要领导就成了李姓的天下，不到一年后即1996年李洪卸任村支书，李民上台担任村支书兼村主任，李玉上来担任会计，此两人一直到现在仍居村庄要职，2005年因为黄振率领8队与村上打土地纠纷的官司且两次上访，导致李民与李玉在2006年调换了职位，会计换支书，支书换会计，此间1998年另一南冯陵李的李敏上来担任村主任直至现在。
周姓在曹村有三周，共约400多人，有70多户人家，住在曹村西北角，周姓的历史因没有找到他们的族谱因而不太详尽。这三周因长时段聚居在一块在某些大事面前与一周无异，当然在周姓内部还是门最大的那一周说了算，在村庄政治中担任过要职的周姓人员就是文革时的红人革造司的头头周民，周民在1969年打倒黄林后担任村支书，1974年调至公社，后来文革结束从公社又退回到家里。另外现在周姓所聚居的4队队长一直是周姓中门份最大的门的人担任，现任队长是周金。
周姓虽然势力不是太大，且不像王村的两门一样实际属于一个王，而是三个不同的周，加上本身居在曹村，没有“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以也不会有像王顺那样的可能。但是周姓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因之4队有几户姓鸠的因担心自己的势力单薄在村庄中会被无限的边缘化而提出要改姓周，归到周姓一族中，开始时周姓也欣然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鸠姓人口因本身的少而发展太慢，周姓的人口因本身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而发展很快，这样一来原本姓鸠的人在周姓一族中辈分变得很高，刚生下来的婴儿在周姓中都是祖父甚至是高祖父辈，因而很不好称呼，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要他们叫刚生下的婴儿为爷爷或老爷甚至更高的不知道叫什么才好，他们当然不愿意，因为如果是周姓本身的发展使然那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是接纳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家族的姓所造成的，因之原本欣然接纳的周姓遂开始不同意，并要求姓鸠的人仍然姓回原来的鸠而不要姓周，且以后在续家谱时也不能把鸠姓人员再列入到周姓家谱中。
至于其他一些小姓在曹村是被严重边缘化的，没有任何发言权，很多时候都是受这些强势姓氏欺压的对象。另外在一个姓氏比较平衡的生产队里是谁也干不成队长的，比如8队，刚好由曹村的四大姓即李黄王周构成，且各自在8队的势力都旗鼓相当，又加上8队本身离曹村较远，很像是曹村的一个独立王国，因而里面谁当队长都不行，无论哪一姓的上来当队长总是打架，尤其是动地的时候更是打得不可开交，村上没有办法就采取“空降”的办法，从村委班子中派村主任的亲叔叔担任副支书兼副村主任的李芳到8队当队长，一直到1999年因王顺担任副村主任而卸掉此职仍续任副支书的李芳直到现在仍然担任8队的队长。
由上观之，姓氏实际上是门份在村庄中的变种，两者在某些大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到村庄政治格局的分割时是异形同构的。姓氏在村中的影响同样很大，权力无论怎样交替主要还是在大姓中演变，小姓想驾驭村庄政治是不可能的，文革时期的周姓与王姓之所以能够昙花一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那个年代的独特的非常规手段，在超出那个独特年代的今天小姓想要在村庄政治舞台中有所作为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之小姓和小门想在这样一种村庄格局中求得生存就只好借助于倚仗大姓和大门或者采用自己的非常规手段来获得自己在村庄中的合法生存权，如在夜里进行报复性的举动或者一旦因各种原因出去当官后成为村庄中的破坏性力量从而来彰显自己在村庄中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