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延续了9届的全国“百强县”评选，却在今年“搁浅”。虽然在今年8、9月间，准备参与百强县评选的“选手”们就已经获知国家统计局今年将不进行百强县评选的消息，但国家统计局并未就这一变化进行公开发布，一项含义深远的变化，似乎要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悄然完成。但暂停百强县评选毕竟不是小事，因此一经媒体披露，还是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全国百强县排名由国家统计局统计发布，堪称我国最具权威性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统计排名。不但栖身百强的县、区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全国经济百强县”的名号，印在当地宣传材料的首页，且一省、一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能够通过当地百强县的多寡疏密而得到直接的反映。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省的百强县数量不但连年位居全国前列，且四省合计几乎占到百强的80%以上。而这四省显然也是人们公认的经济大省、强省，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也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一事实说明，百强县评选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直观反映全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而这样一个相当准确、权威的统计排名悄然“搁浅”，显然不像对一项错误决策的“叫停”那么简单，而理当是一次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和慎重调整。
实际上，国家统计局从1991年开始推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评选，到1994年便告暂停。到2000年再次启动时，名称已经改为“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这一“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包括了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的综合统计、评价，较之原有相对单一的“经济综合实力”，已经更加综合和多元。在这一评价体系下产生的百强县，往往能够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吻合，也证明这套体系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是，爆发于今年夏天的太湖水危机事件，却使百强县的评选和其所依据的评价体系，受到所谓“太湖悖论”的挑战———太湖周围所有的苏浙县域都是全国百强县，而太湖却在周围一片经济强县的快速发展中，被污染成一盆无法饮用的脏水。与“太湖悖论”相似的还有“合津现象”。借助矿产开发而连续栖身全国百强和山西首强的合津县，却于今年3月和7月，先被山西省环保局宣布实行区域限批，后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流域限批对象。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在太湖周边和吕梁脚下的百强县中，被如此突兀和尴尬地绑定在一起，使得百强县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必然受到质疑。
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如此，经济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屡次冲击全国百强而不成，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的陕西省府谷县，虽因全国产煤第一县而稳居陕西省第一强县的地位，但全县人口的1*3约12万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煤炭开采不但未能惠及这些百姓，甚至由于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水源被污染，而使他们跌入了更深的贫困之中。这种与民生脱节甚至悖反的“强县”评选，再次暴露了原有评价体系的尴尬。
虽然国家统计局并未就今年百强县评选“搁浅”作出解释，但上述悖论和尴尬，显然应该是理由之一。有学者指出，在原有百强县评选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中，虽然有多达33个评价指标，但GDP指标仍然因其具有最大权重，而对评选结果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其“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也往往更多地倒向单纯的经济指标。因此，打破所谓“GDP崇拜”，以更加全面、综合、人性的指标，重新确立百强县的评价标准，也就成为必须面对的课题。
曾经有媒体就“百姓眼中的强县要素”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百姓对“强县”政府的期待，包括降低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强化社会治安、大学生就业、健全社会保障、稳定房价、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环境不受污染等等。这些出自百姓的诉求，显然应该成为再次设计百强县评选标准的重要参照。
在中央高倡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再次修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指标，重新确立百强县评选的评价体系，不但是必须做出的调整，也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