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性的青年研究到解释性的青年研究
——一种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文化人类学反思
[摘要]：严格意义上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带有学理意义的青年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一种前学科时代。满足于统计分析的表面科学的社会化研究掩饰不住内匮的学理和问题关怀，执着于“宏大叙事”下的思想教育引导指向了大量粗糙的政策研究，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问意识”相结合的求真之路仍然漫长。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思路进行学术反思，试图在微观叙事与宏大视野、个别解释与一般建构、生动白描与严谨学理、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等四个层面，探讨青年研究“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学科走向。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真问题；真学问
“问题意识”与“结构意识”的结合大概是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逃脱的“窠臼”，青年研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称谓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的转变，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种趋势。问题是，当时态的青年研究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能否或者说已经在走向这条“学科”的普遍发展脉络？如果没有，又当如何走向这条脉络？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认真反思和深刻自觉的问题。
一、“内卷化”的青年研究与青年学
严格意义上说，青年研究和青年学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对青年的各个方面和角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对象化与问题化研究思路，后者则是将其上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
对于前者，应该不会有多大的理解误区。黄志坚认为，作为青年研究的前者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在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就开始了对走在这一运动前列的青年的研究。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研究一个方面是深入到青年运动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深入到青年本体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青年研究的课题扩展到了社会发展和青年自身发展的各个领域，如青年德智体的全面发展，青年特点及其时代特征，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的成长道路，人力资源开发和青年成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青年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和青年问题，社会变革和青年文化观念的变化，青年生活方式的演变，青年的性与恋爱婚姻，青年事务与青少年政策，青少年犯罪与综合治理，以及青年研究的研究等。
而作为青年学研究的后者兴起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倡议于1986年11月在杭州举办首次全国青年学研讨会标志着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努力程度在学术自觉领域的扩张。在这个初创期，青年学研究在共青团界、高等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有如春潮涌动，新的研究成果和著述不断推出。问世的青年学著作，在初创的十余年里从未间断，相继出版有十余部。最为标记性的成果是张光志主编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收列了32类822门学科，青年学名列其一。
关于青年学的学科对象、方法与定义，国内学者目前代表性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黄志坚（1988）认为青年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作整体研究的科学。它以青年的本质，以及青年的发生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的特殊需求发生与引导的规律。”；陆建华（1990）指出，青年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研究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青年成长的规律，揭示青年这一社会实在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对青年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把握。”邹学荣（1992）提到：“青年学就是研究青年自身发展规律，青年和社会相互作用规律，以及把握青年自身发展规律而进行教育的一门科学。”
客观而公正地说，没有这一阶段前辈学者对青年研究的辛勤探索，对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建构努力，就没有今天青年学研究的方兴未艾。尽管这种探索和建构在当时态的话语分析框架下显得有些粗糙与急躁，但是简单地认为“已出版的这样‘学’或那样‘学’，大多是脱离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脱离青年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实际，关门造‘学’，主观臆造出来的”，确实似乎有点缺乏学术上的宽容性。
但是，一门学科是在不断地继承与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源源不断地“内生自发力”的。如果说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青年研究视为问题研究，将青年学作为学问研究，二者在学理上暂且统称为“青年研究”，那么，与一些学者对目前青年学学科建设与青年研究的发展路径的乐观态度相比，我认为，迄今为止，应该承认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无论是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当然，这种批评对于一门才20几年发展历程的年青学科而言，或许显得较为苛求。但至少这门学科现在处于是一个真问题与真学问没有结合的时代。简单地运用波普尔式的“证伪”理论来攻击现在的主流青年研究，找寻“问题”与“学问”之间的漏洞，是一件虽然烦琐却并不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带有某种“恶意”的梳理是不必要的。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杰先生的话，在目前这个时期，青年研究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的这种漏洞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青年研究在不断吸收各种学科的知识成分的过程中，很容易面临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自身被各种学科所瓦解。比如说，今天研究人力资源开发问题，青年研究几乎主要变成为经济学式的研究，它被经济学所统摄。明天研究的是青年文化现象，那么青年研究又可能被文化学所主要占据。在这两种情形下，面对经济学的公式或文化学的原理，“青年研究”似乎难以找到自身关于青年的本质规定性。
二是，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青年研究学科化进程的努力已经多年，但仍不乏一些“论文”依然是以随感形式在作“研究”，它们能够罗列生活当中许多鲜活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现象，但就是难以从一种学科的视野来做分析与判断，这似乎距离专业地、科学地认识青年还有一段路要走。
沈杰提出的这两种情形，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青年研究的“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问题——青年学在哪里？现在的情形确实不令人那么满意，表面是“青”字号学科的蓬勃发展，青年XX学、XX青年学的著作和成果不断面世。但问题是，作为元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我无意，事实上也暂时不可能给这门学科下上一个带有普适性和“科学性”的定义——我们如何使这么学科从简单地问题研究发展到带有普遍性的科学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解答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而不是用一种泛道德化的眼光，泛意识形态的话语去直接地试图解决问题，则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一种学术自觉与反思。
换句话说，我们在进行青年研究——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相结合意义上的——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青年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性群体，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青年中的种种问题，并最终试图开出种种“药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大概就是这门学科的定义、方法和研究对象和研究旨归。从一门学科的表层科学性来看，该具备的要素都具备了，这门学科确实也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这种定义，毫无问题是对的，也是科学的，可事实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说了等于白说，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真正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学术反思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在这里。如果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发展进路，我们的青年研究表面的繁华和热闹，不过是落入了黄宗智的“过密化”和“内卷化”圈套——有增长而无发展。成果的日益增多依然不能掩盖学科建设的苍白与虚弱，在繁华和热闹的背后，实质是学科建设的停滞和学理边际效益的减少。
二、真问题与真学问——文化人类学的考察
之所以说上述的青年研究的定义和表达毫无意义，并不是对既有成果的粗暴否定和简单排斥，我并不否定青年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而是要首先弄清楚作为学科的青年研究的一个前提，即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理解、解释甚至是解构我们的研究对象——青年。
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公正与合理的描述与解释。一门科学，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理论，都要追求反映事实本身——真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求真。在求真的过程中，怎样追求“美”——一种合理而科学的解释模式——真学问，最后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达致真善美的统一。青年研究也概莫能外。如此，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究竟如何研究真的青年和青年问题，运用一种什么样的解释模式来建构一门真学问的青年研究。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青年研究是可悲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方面是青年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是作为学科与问题研究对象的青年群体对研究不闻不问。青年研究或者在社会学、心理学、人才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精致的哲学思辩，或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下进行政策研究，演绎出一套又一套的对策性成果提供给某些决策部门。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站在主流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思考，都在自己的话语霸权下解释青年和青年问题，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真问题——青年却是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问题的主体性角度在这种学科的自说自话中消弭，作为真学问的青年研究就只能在一种泛道德色彩的语境下忠实而又虚弱地完成自己“诲人不倦”的社会化功能。真学问——好话你自说之，真问题——现实我自依然。
之如此，才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青年研究自身存在的不少问题，实际上都与这种元研究的不够深入有关。元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有：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法论、理论体系、学科架构与体系，以及上述一切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等方面的问题。青年研究所存在的一个比较弱势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自己根据学科对象而建构出来的独特的理论及其方法。在现实中，每当说起理论时，有的人常常以为，对一个问题只要能罗列出一、二、三点条理性的解释就是理论，甚至就是“搞理论”；或者，在一篇文章中，上半部分从经济学借鉴一些公式，下半部分从心理学引用几个规律，这就算研究中有了理论。
理论从形式上讲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内容上说是从概念到范畴到原理到体系的一种有机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有机建构，我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的学科也就容易被其他学科所瓦解。元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青年研究在学术领域中的“圈地运动”。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研究者做出的关于这一学科地位与价值认定的元研究。”
我以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式对于我们建立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青年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其实在青年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思维并不新鲜，“许多人热衷于青年学的研究，但苦于找不到区别于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等学科的特殊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青年学的实质和落脚点。青年学实质上就是青年人类学。”“下一个阶段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特别是那些同青年人有关的章节）综合起来，建立研究青年人和青年的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科学的青年学”。
作为一门研究的人的学问，人类学往往因为其首先的殖民色彩而带有某种不光彩的身份。但事实上，同时关注文化的个别性与一般性的人类学，其叙述方式和解释模式对于我们进行青年研究，真实了解研究对象，真正探求解释模式却是拥有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优势的。“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
人类学的叙述与解释模式有几个关键词——“他者”，“离我远去”，“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所谓“他者”，是指“人类学家强调要从被研究者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且拒绝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将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零星的碎片”。
所谓“离我远去”，并不是说“人类学家要抛弃自我，成为疯子，而只是说人类学家的‘自我’表达的是一种‘非我’的艺术，这种艺术使人类学家获得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经验，使人类学家能够比较‘移情’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的局限性。人类学离开自我的的途径，有的是时间的隧道，有的是空间的距离。他们去的时间，是已经流逝的过去，他们去的空间，是一个‘非我’的世界。在本土研究中‘离我远去’的意思，转化为与自己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暂时陌生感，转化为一种第三者的眼光，它让我们能站在‘客人’的角度来对待‘主人’——我们本身”。
枯燥与晦涩的哲学语言表达无疑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对于现在较少受过人类学训练的青年研究来说。其实用简单地话说，人类学主张和强调，在进行青年研究的时候，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问题的指向性，这个研究对象是什么样子——问题的描述性，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问题的解释性，为什么这个样子与我们认为应该的样子不同——问题的互为主体性。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暂时忘却自己的主流文化视角，深入青年群体进行田野调查，站在换位思考的立场，对人进行一种白描性的叙述，解释其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动机和文化模式，而不是将“人”结构化为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工具和对象，套用自己先验的“普罗克汝斯忒斯铁床”将人拉长剧短，来使得历史符合逻辑，使得问题符合理论。
如果这样的解说依然让人不好理解，那么不妨用青年研究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以本人曾经做过的城市社区“街角青年群体”调查为例。按照一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调查模式，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进行调查，很容易首先从心里就开始给这个群体描像：15-20岁左右，长时间呆在街头；游戏人生，游逛街头，经常违点小法但不犯罪，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数人或数十人聚集在一起；染发、衣着奇异、谈吐粗俗，打架闹事等等。自认为对这个群体比较准确的定位之后，进入调查流程，估计照例会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青年进行访谈，设计一份调查问卷，回收后进行严谨的SPSS软件和回归分析，最后得出若干结论，认为这是与主流社区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群体，是犯罪青少年的前身，直接来源于家庭和教育功能的失败，社会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强化矫正制度，引导他们完成社会化进程，否则不利于青年成长和社会稳定云云。最后成果发表、出版或提交相关决策部门，研究工作圆满完成。
我不否认这种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可问题在于，这种研究真正地了解了“街角青年”吗？真正有利于转化“街角青年”吗？仔细推敲，这样的调查与研究其实适用于任何一个青年群体，而不仅仅只是适用于所调查的这个特殊性对象。这样的推论与结果其实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出来了，我们只不过是找到“街角青年”这个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结论的又一次证明罢了，且不说这样的研究在学问上不过是黄宗智所认为的“内卷化，有增长无发展”，在问题上也根本没有弄清楚这个特殊的边缘青年群体。结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化理论，前提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和视野所要求的思想引导，论证是危险性最小而且表面似乎最有科学性的问卷调查（顶多加上访谈，有时为了带有某种高深性，而称为无结构访谈）与统计分析，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浑然自得，一气呵成。可再冷静反思一下，这样的研究不是适用于任何青年研究吗？既然如此，那么就可以不客气地先问一句：“作为问题的街角青年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再问一句：“作为自己一再声称并追求自成体系的青年学又到底在哪里呢？”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我们已开始避免青年研究中‘量’的模糊，那么对‘性’的判断是否也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量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性同样存在一个问题的真实性。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中，不时看到由于问题意识淡漠而制造的标签式的定性，它于青年研究本身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或曰价值，是让人心存疑虑的。假如只描绘What，便得出how，那么这how仍是凭感觉得出的，因为中间缺失了Why，它便仍不是经由追问与推理得出的。这就是说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还是游离。”“青年研究中互动关系的脱节首先是一种状态的分散。目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较多的是问卷法、交谈法和文献法，这些方法省钱省时，“立竿见影”，但它们的局限也同样较为明显：没有现场感，亦不可能是零距离接触。”“互动关系的脱节使交流成了一条有来无往的单行道。青年研究似乎只在自言自语，它对青年群体产生多少影响、多少指导、多少帮助，不得而知。这样的言说反过来同样让青年感到隔阂，没有现场感。研究青年却与青年无涉，这多少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因此，“当青年研究不能以青年视角去体察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骚动，不能以青年本体为出发点，这样的青年研究只能说是徒有其表。”
人类学的视野在这个“街角青年”群体的调查时，显然是不同的。用这种学科来做研究，其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什么是“街角青年”？为什么这些人是“街角青年”，而不是那些人？那么在调查的时候，就要求调查者暂时放弃“自我”，进入他者的世界——深入街角青年群体，进行互为主体性的观察——甚至是体察和洞察。研究者时刻要提醒自己，在体察和“漂泊的洞察”的时候，放弃自己的主位、偏见和价值优势，甚至放弃自己试图建立合理与普适性解说模式的企图，对“街角青年”进行一种生动和叙事的白描，反思他们的群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与互动。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在“外人所想象的全是“‘偷鸡摸狗、打架闹事、违法犯罪’这种生活，实际上那些被社会认定为越轨者的‘街角青年群体’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都是在干一些非越轨的甚至是单调乏味的事情中度过的”。而且“‘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非主流生活方式，而对于他们而言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主流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颓废和无所作为的非主流生活概念，对于他们而言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主流生活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非主流生活价值，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信赖的‘主流生活价值’。即我们的生活价值理念与‘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概念互为越轨”。更重要的是“‘街角青年’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游戏规则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有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往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社会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头人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在发现自己是被这个主流社会孤立和甚至抛弃了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压抑感，以前的教育要求他们取得主流社会式的成功，但是现实迫使他们放弃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采用了正好相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泄他们受挫的愤怒感情，压抑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促使他们追求的东西的全部渴望。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就成为对主流社会的正统与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这种走向极端的抵制反映了‘街角青年’们对无法得到的东西的长期和隐秘的渴望，换句话说，‘街角青年’的独特亚文化心理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防范性适应和敌视态度。”
我从没有也不敢声称自己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至少我觉得后者的解说模式比前者的理论模型更有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应该是有助于我们真实地面对“街角青年”这个真问题的，而且从这种真实的解释出发，站在研究对象的本体地位出发，离作为主流中人的“自我远去”，进入一种“街角青年”的“他者”状态，坚持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为主体性”，也是有助于我们真正地解决这个真问题的，尽管解释力是在对作为特殊群体的街角青年——单个问题的阐释方面，而不是一种带有普遍适用性的能照搬于所有的越轨和边缘青年群体。
可接着对这种人类学的批判与反思甚至诟病就来了，过分的纠缠于细节与“他者”，偏好于避免教育与社会化功能的教诲，有意回避“宏大叙事”与“结构化”企图，这对于我们以整体的青年与青年问题为考察对象的青年研究又有什么作用呢？
三、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
上述这个问题曾经一度抓住了人类学的把柄与缺陷。事实上，直到今天人类学也很难说从根本上解答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一个起码的辨证法则是：正因为人类是有限之身，以有限之身不可能作出无限之事，惟其如此，理性与现实之间永远不能逾越的鸿沟决定了人类文明与历史才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在拥有其个别充分解释力的同时，仍然会有其难以构建“宏大叙事”的“结构化”缺陷。之如此，作为学科与问题结合的青年研究在实现从青年研究向青年学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人类学的解释模式，并“克服”一些在“宏大视野”看来的缺陷，就似乎成为这种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我看来，这种克服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不论微观与宏观怎样找寻结合点和平衡处，这种张力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而且这种克服也是实质上不必要的，因为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应该说已经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只见点不见面的内在缺陷，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学看来，关注个别与特殊，实际上更有利于上升到“一般”与“结构”。“在这里，这种独特性就好似是可以窥见‘一般’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孔穴”。
用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的互为主体性”和“他者”眼光对青年研究进行学科转型，实现真问题与真学问的结合，这种学术反思与自觉本不应该受到质疑。但为何却在青年研究中，这种自觉往往遭致批判呢？我以为，是作为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与作为学科建设的青年学，在这里出现了传统语境和思维模式下的张力，从而直接影响作为真问题与真学问结合的青年研究处于一种前学科时代，最终导致前者的软弱无力——无法充分解释，后者的无病呻吟——无法落入实践。
武断地说，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需要短平快和直观性的解释模型，需要在泛道德的话语状态下的社会化功能实现，需要主流社会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快速对问题作出反映，并为追求效果的最大化，这种反映必须是“宏大视野”下的“结构化”。学科化的青年研究要求在达到前者目标的同时，可能更为关注学理的修养与解释模式的说服力，力图阐述或叙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模式与文化背景在与群体、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形成了现在的状态，然后才会据此提出解释和分析。两者的出发点看似不一样，可落脚点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前者可能往往更“急功近利”，后者是需要时间、耐性和学理素养的。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做芝加哥社区的“街角社会”，花了整整两年，我们做一个“街角青年”的研究，能有如此耐力吗？而且怀特的出发点并非为了要崇高地解决“街角青年”，而是为了真实地解释这个“灰色社会”，更最终的结果却是他的研究几乎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而且美国的社区青年组织“街坊文教馆”也从其研究中获得不少营养，进一步完善其转化和服务功能。
由此可见，作为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与作为学科建设的青年研究在实质上是并不冲突的。从学理上说，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没有叙述就没有建构，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就没有对象化的研究客体。从实践上看，没有真正理论上的充分解释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相情愿。这样真问题的青年研究与真学问的青年研究是可以通约的。真正的政策研究与真正的学科建设，既是有真问题关怀的真学术，也是有真学问底蕴的真问题。否则“如果研究只是旧内容的洗牌，那么表面的喧哗就只能是学术的末路”。
那么，如何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反思出发，进行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青年研究道路探索，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其一是微观叙事与宏大视野的结合。与二十世纪8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相适应，叙事型的文本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与前历史主义的“偶像崇拜”、“政治崇拜”和“编年纪事崇拜”所不同，新的转向主要是“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无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中的当事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的社会实践，这是一种人类学的转向”。
这种转向就要求在进行具体的研究时，要从个案入手，从微观入手，从不为我们平时所主义的细节入手，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宏大叙事”，将活生生的人和事件“规训”在预先设定的“结构”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某一社会集团成员的主观的心态世界和弄清任何人类行为的思想与概念体系”。这是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不研究客观结构与追求宏大理论建设，而是研究历史与生活中日常意识的现实内容、心态现象、符号系统、习俗与价值观、心理目标、理解定式和行为模式，将人和事件放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进行叙述与理解。
人类学是如此，其实作为学术的青年研究又应该何尝不是如此。众所周知，青年研究的起步与发展是离不开共青团和团校系统的推进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怎样在进行具体的青年研究时暂时搁置“宏大叙事”就成为青年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学术自觉，因为“青年研究如果要想跻身于社会科学之林，得到社会科学界的认同，那就必须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依附于某一群众团体，追逐其中心工作而进行工作研究。这几乎已成为有志于献身给青年研究的学者同仁的共识。”当然此话比较偏激和极端，但在学术研究中，使作为学术的青年研究和关怀下“遮蔽”的现实保持恰当的距离，恰恰是进行我们真正的政策研究的前提。
微观叙事表面上不追求宏大结构和宏大叙事，似乎只满足于对具体现实和现象的解释与描述，甚至讲某些看来不能入眼的细节描述的津津有味，完全是在猎奇和奇谈怪论。这是典型的在宏大视野下对微观叙事的误解。事实上，宏大视野的关怀是隐藏在微观叙事后面的，而不是出现在微观叙事的前面。这就是我们现在总是批评微观叙事宏大关怀意识不够的根本误区所在。还是以前面所讲的“街角青年”为例，在调查中，本人曾发现“街角青年”在一夜之间撕毁和破坏了某社区居委会张贴在外面的全部计划生育宣传海报，一边搞破坏一边大声坏笑，惟恐其他人不知道。如果一开始就带有宏大视野的进行宏大叙事，这种细节是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而且即使进入，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帮青年就是“打架闹事、为非作乱”的群体，这是宏观视野下的现实，但是这种现实的叙事除了让我们在增加与这个群体的隔阂感和厌恶感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有助于我们在描述和了解后进行带有“宏观视野”的“宏大建构”吗？由于带有太强的宏观性，真实的现实反而被遮蔽了。恰恰却是这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在进行微观叙事后，我们才会发现，“‘街角青年’的本能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极端冷漠主流社会，对外界充满警惕和敌意，自觉与主流社会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年轻人的自我表现欲求在正常途径得不到发泄，渴望被外界承认的心理，使得他们时不时以一种亚文化群的心理激起主流社会的反映。两种矛盾心态的结合，“街角青年”们往往会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越轨行为”。这样微观叙事后的理解我想在比前者解释力强的同时，应该比前者更有助于进行“宏大视野”下的“结构化努力”。
当然，在进行微观叙事的基础上，具有“宏大视野”是必须的。否则纠缠于故事与细节，不能跳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情景，那么就和前面讲的没有真学术的问题一样，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说自话”。在我看来，二者的结合是必要的，但前提应该是微观叙事，只有在具有充分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叙事”状态中，“宏大视野”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照顾。
其二是“他者”解释与“自我”建构的结合。文化人类学强调“换位”之后他者的解释，从结构主义观点走向“他者”的主观阐释，“解释派的社会分析家将社团当成文本来研究，其目的是想把陌生的东西译成熟悉的东西。解释性知识受到尊崇，这是因为它使差异成为合法，宽容得以推广，多样性得以提倡，不同群体的理解和交流得到促进。”
青年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因为在进行选择研究课题，收集分析资料和最后作出广泛的理论解释的研究三步曲时，自己的价值观念最有可能被带入研究工作。而时刻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研究，对于习惯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化”引导功能的青年研究来说，的确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但却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原则。因为我们发现站在“自我”的立场继续研究时，当我们在痴迷于自己的“自说自话”时，作为“他者”的青年却变得已经越来越陌生。这时，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反思与自觉就成为必然了，青年的生活、心理、行动和文化的意义需要理解，而不是我们站在主流文化的高度，继续自己的价值优势进行说教。因此，青年研究转向“他者的自我解释”为主的研究方式是自然而然之事。
有学者指出，青年研究的这种转向是和西方的青年研究相接轨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结构的，这是我所部分赞同的。但是认为这种解释与实证相冲突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主观解释或者说解释性主导的研究与客观路径或者说实证性主导的研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就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是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对立。解释性主导的研究和实证性主导的根本性不同，在于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而前者的重点在于理解。”这种说法实际上在误判人类学解释功能的死刑。解释的出发目的是为了反结构，但这种反结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结构”。因此，首先解释与结构不是必然不可融合的两极，解释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有解释力的“结构”，而不是一种泛化的结构，这种泛化的结构没有建立在充分说服力的基础上，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摩天大楼，一推就倒，事实上，多年来空洞的说教式青年社会化研究后面层出不穷的青年问题已经给了证明；其次，解释不是一种唯意志主义的“痴人梦呓”，而是建立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这种调查不是我们简单地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人化约为一个个枯燥的数字和表格，后者才是我们所必须警惕的趋势。在运用文化人类学进行青年研究的解释方法时，说明和理解是同一的，说明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理解的前提是进行更好的说明。在“他者”的解释、说明和理解中，我们实际上也就完成了青年研究的“自我”建构。
其三是生动白描与严谨学理的结合。在很多人看来，人类学喜欢讲故事。其实真正的人类学是喜欢把高深的理论和道理融入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白描中。如果青年研究能够做到这一点，倒或许反而是青年研究的幸事了，至少，作为研究对象的青年群体不会看见一堆高深晦涩的理论就退避三舍，惟恐避之而不及。
人类学中国学派代表的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必读经典。但我们可能也不应该忘记与费老同时代的人类学者林耀华的经典著作《金翼》。在某种意义上说，《金翼》就是一部小说，就是在讲故事，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金翼》在讲述生动故事的字里行间的深刻学理。事实上，人类学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而是通过故事的“深描”，将严谨的学术追求寓于其中，这不比我们在传统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板脸训人”更为生动有效吗？一门与现实贴切如此紧密的学科不能变成粗糙的大话语之下的简单对策学问，也更不能变成青年“哲学”。否则，又将带来真问题与真学问相割裂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研究与青年研究应该也必须是统一的。
因此，作为学术研究的青年研究，同样也是作为问题研究的青年研究，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学科的殿堂里又贴上一门学科的标签，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解释和了解我们的青年，最终服务于我们的青年。从青年研究向青年学的转变，或者说从作为问题的的青年研究向作为学术的青年研究的转向，是不应该排斥方法论自觉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试图提供一条学术与方法论自觉的路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要真正实现青年研究的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需要青年研究的学者们进行不断地深刻学术自觉和问题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