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涛：《村落的终结》读后随笔——城中村的发展看中国乡土社会的走向

城中村的发展看中国乡土社会的走向——《村落的终结》读后随笔

《村落的终结》一书，研究的对象是在城市的边缘即将消失的村庄，这些村落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城中村。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中把城中村的发展看成是村落终结的开始。本书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 的调查，强调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在最终形成终结。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 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 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我不知道中国的村落会不会终结，目前很多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城中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看到了村庄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混乱。也提出了一些村庄发展的具体建议和策略。但是村落的终结这一价值性的判断以前还没有学者提出。这种终结的结论到底是不是村落发展的终极呢？我们要从对城中村研究的起点开始看起。

一、         城中村的概念界定

我们先把目前的城中村研究梳理一下。我国对城中村的研究时间并不长，有关城中村的提法也是各式各样的，[1]李增军[李增军，1995]，[2]田莉[田莉，1998]等从外表上对其进行了描述，称为“都市里的村庄”没有具体的定义。后来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简单的描述。[3]蓝宇蕴[蓝宇蕴，2001]认为有狭义和广义的说法。狭义的城中村是指的那些农用地和居民已经非农化，村庄已经变成了城市建制，但是习惯上这些地区仍然称为村。广义上指这些地方已经基本没有农用地，村子的建设也被所属的城市纳入总体的城市规划。李培林[4][李培林，2004]认为所谓“城中村”就是在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大概就类似与北京的“浙江村”、“韩村”那样的村落，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城市话了，但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愤淡一点而已。张金望、谭婷[5][张金望、谭婷，2005] 认为“城中村”是急剧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 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 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 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

二、         村落终结可能性的假定

以上的概念虽然没有形成统一，都是对当前的城中村状况的一种概述，笔者看来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新的活体，是城市地域的一种自然的延伸和城乡差异的体制因素造成的。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必然，也是国家所倡导的，城市化在中国导致了一种独特的城中村的现象。这种看起来是农村向城市过度的中间环节，但是在它的转换中是否会存在问题，是不是真正的会使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社会终结呢？。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令人振奋地告诉我们，随着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农民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必然。有此看来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农业社会基本单位的村庄也就“终结”了。这一逻辑是否适合中国的发展逻辑呢，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隐含了这种观点，我们从几个部分来分析李认为村落终结的可能。

城中村开始具有城市内涵特征，已经具有了工商精神与土地的崇拜并存，在农田上兴办了企业，农民开始经商，开始利用土地谋生转为了牟利。就是从“重农保根观念”到“工商创造精神”的裂变。城市的扩展是一种新的圈地运动，城市开始规划农村，这种圈地带来了农业的消失，另一方面使农民有了资本，开始经营，真正的形成了一种无农的村庄。农民不在以耕种为谋生的方式，开始考出租房屋、开办工厂等一系列的资金投入不断的扩展资本。农民不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从区域范围内农民开起来开始终结。中国农村有比城市多几倍的人口，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行介入，改变了农村的结构。

 村落，一个多少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名称。没有村落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历代的人们都依然流淌着乡土气息的血液。人们怎么会想到村落会和终结一词联系在一起呢。虽然城中村的人们受到了城市化力量的对抗。他们也是经受不住城市的打击。还是被迫妥协，但是村民们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血统。毕竟这是世代的积淀。学者们也许会从经济学社会学各方面给村落的终结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类村庄的出现固然和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为它处在或曾经处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它被城市所吞噬的可能性要比其他类型的村庄大得多。现在这些城市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已经不存在了，城中村虽有村落之名而无村落之实。但是这种村庄毕竟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许多学者也许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一小部分。

三、         对“终结”假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否定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至少目前不能这么说村落会终结，虽然孟德拉斯认为农民会终结。只是他不了解中国，至少不是在深层意义上知道中国。也许目前探讨城中村是担心农民的生活，希望村民可以变好变富。村民自己被迫的妥协也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而不是真正的希望自己成为城市的一员。城中村在本质上还是农村和村落，是在城市化边缘上挣扎的一类农村。笔者认为的村落的终结不是李培林所说的“终结的村落”。城中村引起的村落的终结是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演进而消失的，村落和农民是在财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消失的。笔者认为的村落是因为灾难、贫困全部迁移到城市而消失的村庄。也许有很多原因可以终结村庄，我们从李的城市化的角度出发来探悉是否村落会真的终结呢。

1．首先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工人、市民与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工业与农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整个文明发展线索最深厚的东西与农业都有关系,因此我们才能够知道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是农业文明。

中国自古一直倡导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历代贤明君主都是非常重视农业的，战国时期由于诸侯战乱。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一般各国都注重农业发展以富国强兵。西汉时期开始实行“重农抑商”的措施，召集流亡的人口回乡，解放奴隶，军民共建发展农业。并且开始减轻赋税，许多的流失农村劳动力开始回乡。并且进一步抑制商业。农民回乡社会稳定。农村人口开始增长；唐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对村落的地缘和人口的扩展都起了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乱造成农村的劳动力过少，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不上去。只有流亡的人回村才会恢复农业的发展。来带动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农业的重要性。宋代农业在技术上最重要的进步表现为朝廷从越南引进著名的占婆稻，培养出迅速成熟的品种，促使江南稻作种植实行两熟制甚至三熟制、稻谷与其他作物轮作，或不同品种的稻谷轮作。新方法一方面导致产量增加，另一方面保证了农民的抗灾害能力，损失一次收成并不一定损失全年的收获。宋代农业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宋代的畜力比近代农业还要充足。无畜农民可从地主或政府手里租到牲畜。宋代农业的发展还得益于交通和市场网络，许多农民发现投入土地的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专业化生产承担较小的风险，大米、茶、盐可以远销至北方、东南沿海和东南亚，且不必担心长途运输的费用。宋代地租有三种：实物地租、固定的实物租或固定的货币地租，以实物地租为多。佃户如用自己的农具、役畜和种子，则租量为收获的40％—50％，否则为50％—60％。宋朝廷用减税的方法鼓励开垦荒地。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是惟一的农业税收不到朝廷全部税收1/2的朝代，可以说宋朝的农业税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元虽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也相当的注重农业，设立了劝农官一职。鼓励开垦，劝农官要巡视农业发展情况，以农业的发展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而且大修水渠，开通了运河。交通便利，便于农产品的运输。农村人口增加，村庄得到了进一步膨胀。我们可以从建国到现在的一段历史也可以得出明显的教训。不重视农村、不重视农业、农民是发展不好的。建国之后有些政策过于侧重工业和城市发展。实行的是以农促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哺育工业的做法。首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与我们现在的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只有经济的下滑。从中国的历代政策来看中国政府都是非常重视三农问题的。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制定国家政策。以农为本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也是不能放弃的。不仅是传统，也是我国的社会结构，地缘环境的产物。任何时候放弃土地、放弃农村都不可能有稳定的。

2.再次我们来看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较早实现首先是国情决定的，西方很多国家较早的完成了工业化，几百年前就开始城市化。较早的实现了农村向城市化的过度。他们能够实现这个过度也是有条件的：首先是结构性的因素，西方内在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西方的展是必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是需要巨大的资本的，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时期，国家政权就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支持资本的积累。西方国家从开始工业革命就一直在不断的扩张，进行殖民掠夺。不平等的交换等多种手段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虽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善良一面。正当勤劳工作的积累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但是历史证明了它掠夺，残暴的一面还是抹杀不了的，也是它的本性。中国农村人口是非常庞大的，城市化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即使城市化也是不完全的城市化。在城市的膨胀中有的城市边缘农村开始畸形发展。在城市和农村的两侧挣扎。中国一直是人多地少，吃饭的问题一直在困绕着我们。国家的政策也是一直在倡导粮食增收，保护粮食生产。这种结构下我们是不会放弃农村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是吸收农业劳动力的关键。但是中国在工业化进行时首先强调的是重工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工业的落后，和欧美的差距太大。工业不强国家就没有发言全，就不会有真正的国富，人民不会过上好日子。于是全国砸锅卖铁支持工业。强调重工业的发展的传统政策一直在延续。这种工业政策在吸收劳动力方面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近而建立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这样农村的劳动力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号召全国人民则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真的会成为大问题。城市吸取农村劳动力要有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这种畸形的发展严重影响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发展，书中具体的情况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村民比城市的市民要富裕很多。但是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却有很强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烙印。因此虽然政府已经把村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中，但是在许多的方面还是小农经济时的私有意识主导着他们的行动。违法用地，自主私建楼房的现象比较突出。与现在的城市规划法规相冲突。毕竟这种小农的思想是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而且在这种不完全的城市化中，有着制度，结构各方面的制衡。村民还是村民，他们只是在为生活为求生而生存。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趋势，我们是不应该接受的。

3．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也是对这一终结论述的否定。新农村建设也要求以农村为平台进行建设。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增长主要靠非农产业带动，依次非农产业的发展是重要的。[6][韩俊，2006]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时期，如果及时加强农业，反哺农业，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协调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反之如果继续挖农业、忽视农业，就会使农业萎缩、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后提出的课题。农民从中受益，自从税费改革以来农村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没有想终结农村，农民自己更不想。由此可见农村的建设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工业化之前还是之后，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我们都应尽力支持农村的建设发展稳定，农村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目前的城中村的各种情况和《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基本一致。这种村是城市的一块“夹缝地”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现象所以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如：土地使用的不规范，非法出租、倒卖。管理非常混乱；建筑没有规划，住宅建筑面积不断随意扩大，形成了所谓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的风景区。鉴于这种情况加快向城市化的转变是有难度的，农民害怕政府介入后会对目前的利益不利。农民多没有什么技术，肯定不适应城市的竞争性的压力。从城中村的发展是不能看出中国城市化的前景的。

四、由此得出了一点结论

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过渡没有能够实现，我们看到是我们的国家政策和现状决定的，也是受工业化的方向影响的，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有限性，使得农村被很好的保存下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仍然是成千上万的村落，而不是城市。也许农民想不到“村”会结束，甚至以为村落会终结城市。温铁军[7][温铁军，2004]到“假设中国到2020 年人均3000 美元的目标能够实现，而且真的能够让55%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这样大约有8 亿人生活在城市，还会有7 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按照现在的统计，农业人口是7 亿8000 万，到那个时候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过仅仅减少几千万而已。”  我们是不难看出村落“终结”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目前农村的状况，要更好的发展好农村，搞好新农村建设。不要依靠村落的终结，农民的终结来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