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涛：后税时代乡村精英的“对抗”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的干群关系的“互动”事件来全面分析，考察村中干群关系在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显示了干部某些权力弱化后，干群关系呈现出一种新式的“博弈”。特别是展现了乡村各种精英在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大主题下，在村庄结构中地位的重建和利益的互动。

关键词：税费改革   干群关系    博弈

一、引言

从根本意义上讲，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制定实施可以视为中央对90年代中后期以来愈加恶化的农村治理状况的一种激烈的反应方式，是对乡村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国家权力在农村地区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特别是税费改革前，干群关系高度紧张。农村问题不断出现，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出现了“官逼民退”的现状。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出现了农村部分地方的干群关系的紧张。给农村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国家近年来先后推行了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先是费改税，紧接着又免除了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并以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成为农村改革的最大局举措。

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进一步退出农村，使得干群关系有了一定的融合。特别值得欣喜的是学者们大多注意了这一点， 宋亚平（宋亚平，2005）[1]认为，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斩断了伸向农民的“千佛手”，使农民的税费负担得以真正缓解，从而缓和了党（干）群关系，廖星成（廖星成，2005）[2]认为，改革的成本是层层下移，最后落到乡镇和农民身上，现在的乡镇政府则是赤手空拳，不光无法有效地实施自己的职责，连自身都难保了，他们戏言：“过去无法，干部有法；现在有法，干部无法。” 王习明[3]（王习明，2006）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业税征收难度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量，缓解了干群矛盾，改善了党群关系，为农村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徐勇[4]（徐勇，2001）所说“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将为村民委员会减轻沉重的行政压力。地方政府不能再以政府指令的方式要求村民委员会必须完成收取税费的任务，村民委员会可以从沉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本村的公共事务，使其更好地发挥维护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职能。”乡村干部将主要精力由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转向为农民服务，就会缓解干群矛盾，保持农村稳定。诚然这种分析是税费改革后乡村政治逻辑的一个明显的改变，但是在关系的微妙变化下，有村庄另有的一套新形式下酝酿出来的潜在逻辑。在税费改革后，国家虽然退出农村，但是却有效的控制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是这种控制的开始，国家对农村、农民的重视程度开始提高，村民在这种潜在的国家政权干预下，开始借助这种干预寻找自己丢失权利。

目前有关目前农村税费方面的一些研究，一般都是在国家—社会的视角下看待的。王铭铭对村庄的非正式权威进行了论证，贺雪峰（贺雪峰，2002）对村庄展开了“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与4种理想村庄的分类吴毅（吴毅，1998）[5]政治中的政治人概念的提出无疑将中国农村精英与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推向了纵深层次从农村村干部“双重角色”、“守夜人”和“撞钟人”的角色分析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了再研究（吴毅，2002）[6]。很少有分析农村各种体制内精英和村庄的内生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新的背景下的互动。笔者认为知识精英是一种体制外精英。（仝志辉，贺雪峰，2002）[7]指在村庄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他们与相对无社会影响力的普通村民相区别。农村知识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掌握话语权、符号权利，而且对村庄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国家机制、和体制性政策的嵌入。知识精英在村庄政治和乡村治理视野中的作用日渐凸现。一旦这种结构遇到变化村庄的整合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本文主要通过事件—过程的分析模式，表明在村庄中干群关系的一种微妙变化。

二、村庄生态结构

 笔者所调查的村落是一个地处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多姓自然村落，按照社会人类学的匿名惯例，笔者称它为新村。新村是镇上的一个大村，位于镇子的中心，人口大约有1300多。粮食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花生为主，一年两熟。近年来农民开始经营多种活动，收入来源也开始多元化，除了农业生产多数的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或是经营小商业，做一些小生意。村里有很多忠诚的老年基督教信徒，信仰佛教和道教的很少。村子也是镇政府所在地，镇政府对村子的影响较大，管理也比较规范，村民在严格秩序当中显得比较朴实，很少出现违法行为。村子也基本上是经济和文化中心，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交通也很便利。每有集市的时候村子里也会聚集了其他临近村子的人，许多本村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会很快的影响到其他的村。新村地域总面积是所有乡里村中最大的，家族力量在前几年力量较大，但是目前已经基本上衰落，家族的公开活动已经没有了，村子里基本上也算的上是个熟人社会，而且村子处于施坚雅[8]（施坚雅，1998）所说的“区域市场体系”次级中心位置，村子是乡的中心，在这两年并村之后，乡的地理空间进一步扩大，因此市场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由于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很多转移支付的公共资金被用来建设村里的公共设施，交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有时候较远村子的人也来市场进行一些交换，新村的市场逐渐成为乡里市场的中心，村庄的影响力迅速增大。

三、事件中的“博弈”

由于新村是乡镇中心，国家力量较早就进入，在国家力量的不断渗透下，以前相对发达的家族势力遭到打击，目前村庄秩序相对较好。但是现在乡村正在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下，国家开始有效的控制了乡村的精英阶层，我们也可以说国家力量在不断加强，市场经济的渗透使得相对保守的，半封闭的村庄开始经受村庄历史以来的最复杂的现代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博弈。在这种和现代性的博弈之中，许多乡村精英开始打破传统，在转型时期，突显出在村庄结构中的平衡作用。是在国家新政策的开展下，村中出现很多“新鲜”事，之所以新鲜是普通村民没有意识到的。我所关注就是令村民吃惊的村里的知识精英上访事件。

在税费改革后的新形式下，国家政策开始贴近农民自身，特别是乡镇老教师的保障问题得到了解决。许多老教师在退休后的生活得到了保证，国家为几十年为村庄尽职的知识精英们解决了后顾，也是为了农村的安定，进一步使国家政权在无形之中得到渗透。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中出现了问题，许多有关系的村民首先得到了正式的退休证明，而没有和村里体制内精英有关系的一些村民，没有得到这项政策的惠顾。他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获得自己的权利。在政策的允许内开始突破传统的限制，决定首先向村干部发难，但是在与村干部的多次交谈中，他们也认识到村干部在其中的难处，但是在改革后教育事权和财权的上收，随着工资由县财政统发,乡镇政府也不再负责乡村两级中小学的其他财政性投入。因为决定权在县。村干部也多次向乡里反映，他们也多次找乡镇政府和县教育局，但是都是无用之举。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很多老知识精英的群策下决定采用上访的形式，开始去省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去上访。但是村干部害怕老师给村庄制造麻烦，主要是自己的干部位子的稳定性会受到威胁，所以多次“善意”劝阻，乡民政的有关人专门派车在路上把上访的接了回来，还给以很好的应付。使得这些老师感到这种对待自己的态度有些不知所措，为什么会在这种过程中得到了“优惠”对待呢？在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下，国家建设方案和权威的影响，打破了村庄的传统体制精英的绝对权威，新农村建设，使得现代化的因素不断进入村庄，村庄内围绕；利益分配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传统人伦割据的冲撞，导致了村庄权利结构的微妙变化。在问题经过协商之后，乡镇政府许诺尽快解决遗留问题，因为很多老教师在退休后基本没有什么收入，村里有很多教师都是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的，退休后如果没有什么生活支持，生活会成为很大问题，这种状况会给村庄秩序带来很大问题。但是三个月后乡镇干部仍然以各种借口推脱，说政策复杂需要时间来解决。这样不断的推辞使得事情越来越复杂。杳无音讯的等待使得状况再次突变，这次老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收集了充足的材料，并且组织了所有的没有被公平对待的老师去省城找个说法，最后在经过老师的不断努力下获得了成功，这件事最终也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对于这次老师的上访，是村民没有想到的，而且取得了意料之外得收获。以前村民听说上方基本没有成功过的，而且会受到很大的惩罚。但是这次“意外”怎么来解释呢？笔者认为知识精英这些属于非体制精英的普通村民有效的利用了民主技巧和政治策略，特别是目前国家对农村、农民问题重视在不断提高。在这种转型机遇下，有效地把握住了机会。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因此具备了和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且在这次博弈中获得了胜利。话语是知识精英掌握的主要资本，语言的所指结构受乡土社会的共同价值与思维方式决定，但是能指结构却能在单音独鸣下招致反思，从而获得认同。在传统遮蔽的村落中，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在传统中很难取得常理的支持。但是在新的乡村秩序背景下，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利而当村落政治导入程序性的话语——如国家建设——精英在创造新话语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村庄的老师这个掌握了较多知识的阶层首先注意到了国家新政策的实施。有效的运用话语权利获得了村庄系统中的资源，占据了一个有效的位置。

四、互动过程与村庄逻辑

在探讨中国乡村村民与精英的对抗基本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对农民税费负担的征收过程,来讨论新时期干部与农民和农村社会互动的方式，并深入挖掘当代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特点(孙立平、郭于华,2000)[9]。另一种是村民选举和村庄自治方面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村干部和村庄内的权力精英仍然是关注的焦点。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使村干部更倾向于代表村庄的利益而不是完全将自己作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代理人。更深入一些的研究着重讨论村民选举与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贺雪峰、仝志辉,2002)[10]。我们看到,在税费改革后在农村权力精英和村庄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由此看到在新的背景下，这种互动有自己潜在的运做逻辑，我们更要试图探讨这种运做模式，在税费改革前村干部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经常以一副可憎的面目形象出现在分析之中，作为村庄精英研究中的对里面来看待。这样一来,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一种压迫—反抗的权力博弈的简单模式中。但是在目前我们要改变这种观念，要更加注重村庄内部自身的逻辑结构。在上访过程中，“上访”过程逐级“渗入” 到各级政府内部的,显现出不同地方政府行为的复杂特点。我们在此更加注重的是村庄内部的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的互动。

我们可以看出事件的解决中，国家做出了潜在的退让。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更加注重了村庄自身的运做逻辑，不在执行强制干预。这种转变不只是在税费改革的结果，有一种干群关系虽然在税费改革后表面上有了一个改善，呈现了一种新的乡村权威与秩序割据，但是在这种割据背后潜在的乡村伦理割据正在变化。改善的干群关系，使得村民更加注重村庄乡亲的面子。金耀基[11]（1992）认为“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脸面规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及人际行为。因此在这次的上访事件中，群众碍于自己和村干部的面子，没有声张低调办事。村干部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中庸者的形象，极力的在村民与镇政府之中斡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权利、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权利结构的构成之中，已经有了很大的结构偏差，原来代表国家权利的乡村干部开始为了村庄的利益开始背离地方权威，改革后对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仍然承接了以前的传统。这种因此碍于乡亲面子，乡村的普通村民很少在正式的场合公开表明个人的不满或是利益取向。以指桑骂槐的方式表达对村干部的不满，就是这次上访过程也是村里其他村民很少知晓。一位老教师在我询问时说“村里都是熟人，以后会经常见，事情弄的太大，大家见了都过不去”。另一方面村干部也是为了继续留任，多注重自己的处事方式，还是从维持村庄整合和个人利益双方来考虑，因此村庄秩序在新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得到了稳定，干群关系也会以新的方式互动。在面子关系的潜在特质下我们要知道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情况，乡镇不在向农民索取，农民不在有任何的体制上的压力。在税费改革后，村干部不在执行破坏村民关系的硬性规定，都是以协商的方式进行，面子和关系得到加强，平时干群关系的互动明显加强。从上访事件来看村民不在是沉默的，而是在知识精英的组织下有目的的行动，他们已经逐渐开始有意愿、能力和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因此在笔者看来民主的机制开始不断的嵌入乡村社会。

五、小结

    在税费改革之后，中国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主要从乡村中干群关系的微妙变化中着手，描述乡村的一个潜在的运行逻辑。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国家的正式权威对于农村的制约上后退了一步。国家现在对于农村的政策一直都是在“官退民进” 的思路下进行的。在以往的收税过程中群众和干部有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需要农业税了，在两方为难的困境被解决的情况下，干部的个人利益的主题性突显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的体制外精英的权利意识不断的增强，在有效抑制体制内精英权力扩展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税费改革通过取消税费和加强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实现基层政府财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力图将国家—农民的“汲取型”关系转变为一种“服务型”关系。在这种转型中乡村中的干群关系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恶劣。但是也存在一个内在的互动过程，我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导致的，国家过于贴近农村。另一方面农村的利益结构也在开始发生转变，新的权威力量在突显。乡村知识精英成为在结构变化中的动力。我们在分析农村权利结构的变化，描述干群关系的状况时，也要注重村庄自身的运做模式，不要只从国家—社会的宏观模式看待微观视野下的村庄，这样才可以为我们从村庄内部理解村庄奠定一个基础，也为村庄治理的有效进行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宋亚平，2005. 在武汉首届中国县乡干部论坛讲话

2、廖星成，2005. 在武汉首届中国县乡干部论坛的讲话

3、王习明，2006. 《农村税费改革和政治发展》.《中国农村观察》 2005年第2期

4、徐勇，2001．《村民自治、政府任务及税费改革》．《世纪中国》，2001－8－10

5、吴毅，1998.  《政治中的政治人》.《站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

6、吴毅，2002《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仝志辉，贺雪峰.2002.《村庄权利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8、施坚雅. 1998.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 史建云,徐秀丽.译. 中国社会科会科学出版社

9、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10、贺雪峰，仝志辉，2002.《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