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峰 来源：三农中国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02级金融系（475004）
自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立以来，我已经参与了多次下乡调研活动。2003年暑假独自一人到新野贺庄围绕其远近闻名的花生产业展开调研，“十一”随队到兰考县贺村并在返校后不久与协会另外一名会员专门到兰考县闫楼乡大李西村采访村支书周留柱夫妇，2004年寒假带队赶赴杞县仁里寨，“五一”、暑假两次组队到兰考县贺村和汴砦开展支农、支教、调研、共建活动。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是不言而喻的,而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更是关系到国家全面小康社会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调研活动中，我一直在思索究竟什么才是新时期乡村建设最大的制约因素？谁才是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经济落后的村落怎样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往和谐的、全面发展的新乡村的道路？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小农经济怎样应对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挑战？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在不同的调研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在不同的村庄也有不同的反映。在此，我尽己所能将这几个村庄建设的历史加以剖析，现状加以分析，前景加以展望，提供自己的一己之见，希望能够以“管中窥豹”的方式通过对这几个中原农村缩影的认识，明晰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可行性、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贺庄，二次创业步履维艰
首次调研地点选在贺庄并非偶然，其原因除了距离近，调研方便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地享有盛誉的花生产业。贺庄花生产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新野在农作物种植上主抓棉花，政府将种植任务“硬化”、“量化”后分至各乡镇，进而是各村落。无疑，棉花种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然而，贺庄棉花种植的历史告诉这里的人们，棉花不可能带给他们财富，而只会延缓他们发家致富的速度。在此情况下，时任村支书徐明珠带领全村人民顶住压力适当缩减棉花种植，逐渐开始探索出一条花生种植、剥壳、深加工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徐明珠的眼光是独到的，选择是正确的。从那时起，贺庄经济发展就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徐明珠在进一步推广花生产业的同时，提出了让农民“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挣”的致富目标。头脑灵活且深具市场眼光的徐明珠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于1991年底酝酿，1992年3月倡导建立了中国农村首批股份制企业之一的“贺庄农工商贸公司”，开始走“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到了1993年，他再度提出声震全县的“5512”工程，即户均种5亩花生，养5头猪，拥有一辆花生剥壳机，年人均净收入2000元的发展目标长远规划，为全村人民规划出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如今的贺庄是今非昔比，经济发展上的成功是无可辩驳的。贺庄现有3600人，800户左右，不下于250台花生剥壳机。具有发厢能力的个体户27个，客户50个上下，年发厢能力超过1000厢，单花生一项年产值八千多万，利润四、五百万，利税不下于30万。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养猪厂、养鸡厂、棉纺厂、饭店、农机配件中心等一大批个体户兴办企业及配套设施。贺庄现在拥有几十万资产的个体户并不少见，全村占有全镇用电量的3/4之多。全村有电话600余部，平均1.2户一部，手机上百部。村中楼房林立，居民生活殷实，时兴高档用品也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
贺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本村人受益，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现在沙堰全镇6.5万亩耕地，60%以上种的是花生，而且周围乡镇的种植也在增多。花生产业链的形成缓解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而且在农忙季节还能够为来自城镇的下岗职工，邻村、邻乡镇的300余名农民提供用“就业”机会。正是这种发展模式打造了贺庄经济实力在全县的知名度，被作为农村特色产业的典型上了《人民日报》、省电台、《南阳日报》，并录制成长篇纪实片《沸腾的乡村》。花生产业带来的效益充实了贺庄人的口袋，造就了贺庄人的骄傲，促使贺庄人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工农互助全面发展的小康之路。
但这是否意味着贺庄的乡村建设是成功的，无可挑剔的呢？事实并不尽然。我们知道乡村建设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可在贺庄经济上的成就并未给人们的业余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农闲时节，大多数人仍然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的“堆长城”（打麻将），玩扑克消遣，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远未形成。而贺村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举例来说，曾经给贺庄人带来无上骄傲的“农工商贸公司”在花生增殖效应初显的1994年就无法抵御市场化浪潮下农民的功利思想，私心的膨胀最终归于破产。这不能不说是贺庄人的一个遗憾，一种悲哀，尤其是在眼下花生产业经营面临整合需要的贺庄人心中更是如此。
那么，贺庄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应该从哪里寻求突破？二次创业的困境在哪里呢？就我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在此加以阐述。
首先是道路问题，贺庄花生外销至今仍不能摆脱道路的影响。因为花生收获正值秋季多雨季节，泥土路严重阻碍了花生外运，而市场行情瞬息多变，贺庄人因而不得不承受巨大的损失；其次，分散经营的现状亟待改变，花生产业亟待整合。目前，贺庄人也深有体会，迫切希望改变单打独斗的经营方式，对重新入股组建新的地方龙头企业深怀厚望。现在主要就是一个领导协调和恰当把握机遇的问题；再次，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也有待转变。虽然，沙堰镇政府因为花生产业的兴起而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来领导管理，但其作用仅限于征缴税收。即使如此，花生剥壳征税依然缺乏明确的标准（靠近村边、路边的一辆剥壳机年征税2500元，村中间的1000元，而二者如何划分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最后，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现状必须改变，“一条腿走路”至多能形成经济上的小康，而全方位的小康将永远是痴人说梦，难以实现。
大李西村，泡桐经济的巨大魅力
专访周留柱夫妇是因为在我们草拟会刊栏目时考虑设置“乡建精英访谈”专栏，而周留柱既是大李西村村支书，又是年产值达2000万的鑫福木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妻白丽是大李西村文艺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鑫福木业有限公司的会计。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使我们对大李西村的经济现状以及文艺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来又在有关资料上看到了同济大学同学关于大李西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查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当地村情的了解。
大李西村今天的成功受益于焦裕禄时代大量种下的泡桐，她的发展也是起步于泡桐。80年代早期，大李西村民在王继堂的带领下创建了木业社。1986年，大李西村组建第一家出口工艺板材加工厂，从此板材业开始蓬勃发展，时至今日，大李西村共有大小板材加工厂56家，其中，鑫福木业有限公司的年产值更是达到了2000万，实现利税200余万，被认为是兰考最大的纳税企业。
如今的大李西村，泡桐经济已经显示出巨大魅力，产业结构、产业链已经形成并日趋完善。从企业的设立、成长的角度看形成了“在现有板材厂加工——向国家、私人融资（借贷或者合伙）——自己办厂——融入产业链和商业链”的良性的带动结构；从板材加工的角度看形成了“泡桐种植——砍树——拉树——卖树（收购）——粗加工（可售）——精加工”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产品销售的角度看形成了“企业——中介——出口、外销”以及“企业——直销”的商业链。同时，由于泡桐经济的带动，养猪、养羊、饭店等一批副业也发展起来，共同筑成了大李西的产业结构。
在经济发展结构日益成熟的时期，大李西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我们专访白丽的时候，村里秧歌队的运作已经有条不紊。在秧歌队的成立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创立人赵大娘的热心执著以及各个板材加工厂主的资金支持，有了这两方面，自然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如今，秧歌队的成员数量不断增多，队伍日渐稳定，节目丰富，花样多变，在兰考已经小有名气，经常接到外出演出的邀请。秧歌队不仅填补了村民娱乐生活的空白，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更激发了村民尤其是老年人的参与热情和创造精神。等我们暑假再到兰考的时候，听说大李西村的老年人协会也在赵大娘等人的努力下宣告成立，而且我们还亲眼见到了协会组织大家手工制作的“十二生肖”锦绣。制作的相当精致和美观，很有市场前景，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困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大李西的乡村建设进行的是有声有色，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相得益彰。但是，问题仍然客观的存在着。第一、家族式经营的转型困境。自入世以后，中国政府为了履行承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逐步放开了板材加工市场的许可证限制，新的竞争者不断加入，来自国际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逐步取消对板材业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放开市场，很明显，这对缺乏国际贸易经验的家族式经营者而言是雪上加霜。因此，板材加工目前进入到微利保本时期，许多板材厂主都处在苦苦挣扎的境地，坚持只不过是为了等待时机的好转。如何转型，如何赢得竞争的胜利，度过眼前的难关并为将来的发展注入活力是大李西板材厂主面临的极为棘手的挑战。第二、大李西经济的持续发展严重缺乏人才的支持。说心里话我一直认为周留柱的成功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没有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的辅助，单纯依靠自身积累的经验和并不完全可靠的人际关系，无论如何难以让我相信他拥有的是一个年产值2000万的大型企业。但即使如此，周也认为摆在自己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所以他把儿子送到了日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亲人身上，而不愿也不敢过多的用所谓的“外人”。“信任危机”的存在制约着加工厂主引进人才的步伐，而后备人才的培养又是迟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经济深化发展的“悬念”。第三，秧歌队、老年人协会的成立确实起到了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作用，但是“潜力”还有待继续挖掘。老年人的赡养、适龄孩子的就学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大李西村，秧歌队与老年人协会就可以通过寓协调规劝于演出节目，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宣传新观念，从而逐步改变村民陈旧落后的思想，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仁里寨，平静安详的中原小村
说仁里寨是中原小村是因为她只有八个村小组，332户人家，1300多人，1400来亩耕地；说她平静安详归因于她既没有经济上的辉煌也没有干群关系紧张的矛盾出现，大家仍然过着传统的生活。
仁里寨一大亮点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很多，将近200人，外出打工地一般为北京、广州、新疆以及开封等地，尤以开封居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村中有两个包工头，在开封拥有自己的建筑队，成员多为本村村民。而他们每月的收入大多在500-900元。为了这份属于自己的“工资”，他们长时间离妻弃子奔波在外，干最脏最累的活。我们调研时正赶上过大年，不少的民工回家短聚。椐他们反映：民工的工资被拖延发放、克扣的现象还严重存在；精神生活极度匮乏，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还得忍受别人歧视的目光和话语。但是问到这么艰难为什么不回来时，他们大多摇摇头，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这里的种植业以小麦、棉花、玉米为主。近年来，在焦跃进书记的提倡下开始大力发展大蒜种植。但是去年的“非典”使大蒜种植的收益急速下降，同时由于粮食种植面积一味压缩，去年庄稼遭灾，村民的口粮都不能得到保证，还得借助于政府借粮度过年关。我们去的时候乡政府正在组织放粮，在仁里寨，村委在借粮问题上实行农户申报，小组审定的方式最终确定少粮贫困户，每人借粮30斤。自然，这对少粮农户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即使如此，在大蒜种植热潮渐退的同时，村中发展了近800亩的柿子种植。
在仁里寨的乡村建设问题上，还有一支外来力量值得关注，这就是河南大学驻村工作队。就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工作队的作用主要发挥在农村义务教育和局部帮贫上。他们帮助仁里寨小学将所有的桌凳进行了翻新，而且多方筹资24万余元重建爱心楼，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办学条件。在2004年春节来临之际，他们为了保证贫困农户过一个好年，为贫困户送去了钱和白面。据村委反映，工作队在新的一年将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努力。
对于仁里寨的乡村建设问题，值得一提的主要是：一、质疑现阶段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冷眼相看其盲目性、政绩性。无论出发点如何，无论长期效益如何，在种植业外经济收入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到农民无法保证口粮的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二、外来力量（驻村工作队）在当地乡建的地位和作用。就已经做的工作来看，其作用局限在义务教育领域，这与工作队自身的性质与优势相一致。我想下一步工作队如果能把作用发挥在农民思想观念、致富技能和知识、合作理念与管理意识等方面的培训上将对这里的乡村建设作出极大贡献。
汴砦，鞋垫支撑起的一片天空
初次到汴砦开展支农调研活动主要是因为我们在4月份举行的“｀河大学子关注三农——爱心传递你我他｀募捐义卖活动”中的义卖鞋垫就来自那里，而且我们听说那里是中国农村各种矛盾交汇的一个典型。暑假再次去多半是因为我们“五一”支农队的返回信息说，那边的秧歌队成立很有希望，只要我们稍加推动就有成功的可能。我觉得在一个矛盾交汇的地方通过文艺的带动说不定能够带来问题的好转，有利于村子下一步的发展建设，所以最后在我的提议下最终决定回访汴砦。
该村总共1300多人，933亩耕地，人均大约7分地，人地矛盾异常突出，依靠土地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生活所迫，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去打工。事实上在当地，政府对外出打工一直持鼓励态度。留在村子里的人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是他们充当了该村鞋垫产业的“工人”。
该村发展鞋垫产业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开始的时候村民是把旧衣服、旧裤子剪成布，用面糊将几层布粘在一起，晾干以后剪成鞋垫的形状，然后将他们扎起来。发展至今，该村现有经营鞋垫加工的个体户7个，小小鞋垫撑起了汴砦经济发展的一片天。据村支书汪红杰介绍：目前全村９５％的妇女和老人都在从事鞋垫的最初加工，然后把半成品卖给村中７家稍具规模的生产户，每年光鞋垫半成品加工的手工费就可以为汴砦村和邻近几个村的妇女、老人带来１５０多万元的收入。至于详细的生产加工状况我在此就不再详细叙述，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鞋垫发展的初期，效益才有点起色的时候，村里的许多村民贪图眼前利益，用烟纸盒代替布来做鞋垫，这种鞋垫不能见水，投入市场自然是毁了声誉，汴砦的鞋垫产业也因此而中断了几年。
在社会文化方面这里原本也不是一片空白，有几个老人经常出去参与其它村庄的文艺队演出，而他们现在也成了汴砦“夕阳红”秧歌队的主力队员，肩负着教练的职责。这个秧歌队我们参与了整个的筹建成立过程，我们总共投入资金500元，其余的他们自己筹备。我们还制定了章程，遴选了负责人，签定了共建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成立秧歌队的目的：一是为了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活跃当地的文化气氛；二是为了尝试探索在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能否通过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改变引起各个方面情况的好转，毕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作用的发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我们所不能左右的。
在汴砦的乡村建设中有几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1、村委村支部在地方建设上的位置和作用。在秧歌队成立前夕，为了征得村中领导班子的支持，我们专门拜访了支书。支书刚开始百般推脱不愿意成立，并列举了一系列理由，如：秧歌队的部分成员存在“信神”的现象。并且表示领导班子对上不对下，中心任务抓经济建设，其它的不管，而事实是村委领导的工作基本上集中在收税收粮上，所谓的经济建设方面作用远没有发挥。2、诚信问题的客观存在。由于眼光的限制，加上功利化思想的影响，农民在更多的情况下看到的、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而不会顾及长远利益，因此失信的现象时有发生，就象汴砦鞋垫产业发展的短视行为一样。
贺村，正在探索中的乡村建设
贺村是中原农村的一个典型，这里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亮点，在其它方面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一切都很平淡。不过，位于孟马路与兰曹路交汇处的地理优势还是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好处，临街店铺林立，有糖烟酒副食批发零售、农资批发、加油站、理发店、饭店、粮食收购、五金交电等门市。
然而，在平淡中它默默地发生着变化，正酝酿着新的发展基因。首先，贺村现有约20台花生剥壳机，正常年份的利润在5万元/台——6万元/台。即使在较差的年份，市场行情不好，年利润也能达到2万元/台。单从个体效益而言，这里的纯利润比新野贺庄更高，但是受限于当地花生的种植面积，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其次，村民养猪、养鸡的不少，而且收效不错。拿养猪来说，贺村其中一个自然村耿砦，一年养猪数量超过20头的有10多户。猪的生长周期约为3个月，一年能养三茬，利润较高。不过，这里的养殖业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技术、市场、疾病防治依然阻挠着村民们前进的步伐；再次，这里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集贸市场。5天一小集，在当地被称之为“赶会”。集市比较热闹，交易量也不少，村里对商贩不论规模大小统一征收2元的管理费；还有，这里具有一定的乡村文艺基础，有一些能拉会唱的农民，在我们“五一”举行的联欢会上有精彩的表现；此外，村中部分人眼界开阔，具有一定的市场前瞻意识和合作思想，而且愿意为乡亲们服务。这所有的一切决定着将来贺村发展的走向，是不可忽视的，在实际中可以运用的力量。
说这里的乡村建设正在探索中进行，主要是因为自去年“十一”至今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支农调研队已经三赴贺村，两次回访。在我们的努力协助，当地政府的领导，以当地农民为主力的三方配合下，这里正在发生着给当地带来福音的变化。去年，调研队与村委、村民王德显达成共建政策、科技、法律信息交流站的协议以及与村中学就校园广播站的共建达成协议，两个共建协议加强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本次下乡，通过我们的牵线搭桥，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与村委、部分村民进行座谈，初步达成在这里尝试进行合作社知识培训的意向，并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己的经济联合体。
在贺村的发展中，以下两点应该引起注意和思考：1、农民有无合作意识，有无合作倾向，合作有无成功的可能？曹锦清在对中原农村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善分而不善合。这在新野贺庄花生产业发展的历史中也得到了间接的证明，而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提出合作的概念，是否可行，能走多远还需要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农民确实存在着有合作的意愿与需求；2、大学涉农社团和在校大学生在新时期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实践尝试，值得每一个关心三农，关心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人注意。
关于现阶段乡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新时期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和定位。时隔二十多年后，农民组织化再次被提上历史舞台，这绝非偶然，而是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个体迎接市场挑战的必然选择，在上面的五个村子中除仁里寨外都有组织化的影子。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1、迄今为止还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2、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自身定位不明确，是“企业法人”还是单纯为组织成员服务的“非盈利组织”？如果是前者自身的运做很难避免公司化模式，最终难以保证它是为所有成员谋福利的组织，而且自身力量能否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值得怀疑；假设是后者，则更加难以实现成员致富的梦想。3、经济性组织（养殖协会、专业经济合作社等）与公益性组织（文艺队、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等）关系的处理问题。就现在看来，多数村子这些组织的成员是相互渗透的，因而造成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从长远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明确双方关系越早越好。4、农民组织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也绝不是万能的，不能被神化。各个地方应该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避免盲目、脑子发热、好“全”“大”喜功等现象出现。5、组织化的主导力量究竟是谁？无可辩驳应该是当地的村民，然而就现今的情形来看，由于农民自身知识能力的局限，大多数地方外界的介入力量还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各个方面引导着组织化的发展，这不是组织化的理想状态。
二、经济优先发展战略的适宜性。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离开经济发展的建设是乌托邦式的建设。但是能否就此认为农村的发展一定要千篇一律的从经济层面着手把经济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呢？我看未必可行，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自然资源又很欠缺的地方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显然是痴人说梦。所以在这些地区从文化、村民观念等角度开始尝试建设未尚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即使如此，所有工作努力的方向以及围绕的中心仍然应该是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发展趋势。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而言是一个福音，虽然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富裕问题，但是它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逐渐消除了千百年来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农业税，因此受到农民的欢迎和拥护。然而，它却给基层政权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贺村我们了解到一亩地的农业税已经降到不足30元，乡镇、村级基层组织都存在办公经费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去向难以确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新时期乡村建设不能达到“利益均沾”的效果，很难排除基层政府阻碍“乡建”的可能性。
四、人才战略实施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新时期乡村建设成败的关键依然是人才，抛开人才谈建设是绝对要失败的。现今农村人才战略的实施必须注意培养三种类型的人才以满足三个层面的需求。首先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像徐明珠、王继堂、周留柱这样的农民精英，他们深具市场眼光，能够看到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有勇气义无返顾带头做事；其次是一定数量的乡村建设精英，像贺庄的各个花生剥壳个体户，大李西的板材加工厂厂主，贺村的王德显以及一些养殖、种植能手，这些人都是单枪匹马闯市场的英雄，如果能够通过某种途径合作起来，各自发挥独特的专长，农村发展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第三就是具有一定技术，能够进行熟练工厂加工操作的“准工人”式农民，他们是家乡发展的主力。如果把农村人才战略的希望寄托在外来人才的输入上，显然是没有可能的，那就必须依靠土生土长的村民自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教育，尤其是第三类人才的培养。培养的途径可以是建立乡村图书室，也可以是挖掘利用村小学的资源。
写在最后
一路走来，尽管心中还有诸多疑惑，但对我所一直思索的问题还是初步形成了自己尚不成熟的答案。我个人认为抛开制度、体制等客观、非短期所能解决的因素外，新时期乡村建设最大的制约因素不是缺资金、少技术而是多层次人才的匮乏。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具有乡村建设理念，有志改变自我做乡建主人的当地农民。在经济落后的村落可以围绕“最终服务经济发展”的目标从文化、教育等层面着手尝试，低成本地寻找一条通往和谐的、全面发展的新乡村的道路。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可以通过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民组织化模式来应对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挑战。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出路更是要因地制宜，组织化是一种思路，但并不唯一。即使选择了组织化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有目标的进行，避免盲目、一心求大求快求全。总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宏伟的工程，没有统一的、现成的药方，必须在实践中探索，我将继续关注农村的发展，希望能逐步消除疑惑，并能为之尽一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