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二）
四）村民的互助与合作
在日常生活中，尚武村民之间时常能相互帮助。例如前面提到的办红白事，周围的邻居都会去帮忙。平时一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别人也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前年，有一户新移居尚武的村民家里出现了大的变故：丈夫遇车祸死亡。时值农忙季节，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手足无措，这时乡亲们自发的来帮助妇女处理丧事并且帮她插秧耕田。这类互助在尚武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调查期间，遇到了当地六十年未遇的洪水，6月30日晚上10点多，山洪突然暴发。1组的处在水库下面，面对汹涌的大水，村民们纷纷往高地上走。组里有一户单独住在一个弯子里，紧临河流，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她还浑然不知情。在高地上的村民们见状，就一起喊她，但声音完全被雨声淹没了。由于水位太高，村民也不敢贸然去救她，就拨打了110，当地110民警把情况转到了市政府，市政府又层层把指示转到村里。水位不断的升高，很快就进了那妇女家的屋子，此时她已经不敢开门了，害怕一开门房子就给冲垮，自己性命不保。无奈之下她站上到桌子上，但是水位迅速的上升到1米多，她最后被迫爬到了横梁上。就在她已经几乎绝望的时候，村主任来到了现场，周围的几十个群众也自发赶到。村主任和另一名男子，在腰间捆上绳子，绳子一头由高地的群众牵引，经过几次的努力，在凌晨1点时将她救出。正是村庄中的互助能力和关键点上的干部不缺位救了这个妇女一命。
耐人寻味的是，尚武人生活中能经常的形成互助，但是合作能力却不是很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谷场的使用。分田到户之后，开始是几户或十几户合用一个公共晒谷场。当时用畜力碾谷，打一场谷子需要三个小时，一个家庭的谷子打完往往需要一到两天。如果收谷子时天气晴朗，那么农户之间也比较好协调，顶多耐心等待几天。但是一遇到天气变坏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各家各户都要抢先打谷子，由此每个谷场都会引发纠纷与争斗。在这个阶段可以说资源是极度稀缺的，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规则形成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随后村组将部分机动田抽出来，增加了不少的谷场，基本上能做到3、4户合一个；而且后来人们开始用机械碾谷，大大缩短了时间。但是即便如此，有的谷场也还是纠纷不断。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抱怨资源太少，蛋糕太小了，而是要质疑村民的合作能力了。最后那些难以形成规则，争端不休的谷场只能再分：有的村民拿出一块自家的菜园、稻田来作谷场，干脆一户一个。因此现在尚武村一般说来是一户到三、四户用一个谷场。谷场的分合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筛选过程，它通过一个自然的筛选机制将那些不能合作的“马铃薯”筛离出去，让他们支付更高的生产成本；而那部分能合作的农户则能享受到合作带来的便利与好处。经过20多年筛选后所形成的谷场使用格局，能让我们能比较清楚的看出尚武农民的合作能力。
2005年，尚武1组发生过一起集体上访事件，从这起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出村民们的集体行动能力。1983年，1组挟集体化之余威组织村民集体开荒，修建了一个有2400棵树的柑橘场。柑桔场在1989年开始受益，当时收获的柑桔在小组内集体平分。两年后柑桔场承包给本组的一村民，为期8年，承包费2万块，这笔钱由村里管理。当时大家都有意见，认为钱应该放在小组里，但没人公开提意见，也没人上访。1999年，本组的另一村民邓天发以3万8千元的价格又包了5年。2004年，村里对集体产实行拍卖、承包、租赁，1组的柑桔场也纳入拍卖范围。村里规定，参加拍卖的必须交200元的报名费，邓天发虽然很想续包，但因为未交报名费而没有资格参加竞争，结果柑橘场被一外村人以6.4万元的价格买下。拍卖所得款被村里拿去，说放到乡经管站统一管理。
1组的村民对此意见非常大，一是村里凭什么来拍卖小组的资产，而且所得款还控制在村里，谁知道这些钱以后会进谁的腰包；大家普遍的认为这个钱应该分给1组村民；二是拍卖是几个村干部一手操作，根本没有村民代表介入；三是拍卖时还请了想司法所来公正，他们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就得了4000元。随即1组有四个人挺身而出，发动村民联名签名，要代表大家去上访。这四个人中首先出场的是邓天发，他是利益受损最大的；随后附和的三个人是李昌全、孙厚发、张有云。李昌全今年70岁，在村里的名声很不好，大家都说他平时好占便宜，好挤兑别人，背后喜欢说人坏话搬弄是非，李对现任书记很不满；村民们的共识是这个闹事专业户现在出头是为了自己能多捞点油水、顺便整一下干部。孙厚发是个由于作风粗暴而下台的原民兵连长。张有云平时在外打工，性格耿直。
2004年底，这四人发动群众签名，全组70多户除了4户村干部的亲戚外，其余的都签了。2005年元月份四人开始上访。第一次到乡里，结果乡里说集体财产不能分给个人，没给答复。第二次上访到D区，区里转给乡里解决，乡里仍坚持以前意见。第三次他们上访到市里，最终乡里提出把30％的钱分给村民，其余的由乡里代管。
有意思的是，整个上访过程中，始终只有这四个人在积极活动，其他的村民虽然对村里很不满，虽然也很想分那笔钱，但是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签名和发牢骚。上访期间，四人要求村民每人出1元钱作为上访经费，但是全组200多人，只收上来20多元。
1组的这次集体上访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虽然这关系到每个村民的利益；虽然大多人都签了名，但是真正行动的只有那四个人。而那四个人中，要么是为了自己的更大的个人利益，要么是怀有其他猥琐卑微的目的，除了张有云外，可以说都不是出于“公心”。这次集体上访可以看作是少数几个人抗着民众的幌子去追逐个人利益的临时苟合行为。狡黠的村民们自然深明就里，顺手赋予“代表”们以“民心”的象征资本，来换得一趟便车。
到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悖论：尚武人有互助，却无合作。互助与合作是一回事吗？或者说是遵循同一个逻辑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对两个词汇的语言学分析入手，在字面上兜圈子，而应回到具体村庄生活的语境中来把握。
在尚武农民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里，每一个互助行为都是针对具体事情临时发生，群体的边界不十分确定，其本质上是“情分”而非“义务”。而合作则往往是群体边界明确、需要长期维持的行为，对每个成员来说，他需要承担“义务”而非施舍“情分”。合作维持的门槛相对较高，需要很多的必要条件，必须有一个公认的规则和维护这个规则的力量，每个成员即使在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必须承担义务，否则搭便车和成员随意退出的情况就会发生，从而使得合作失败。而互助的门槛则要低出许多，它只要具备少数的充分条件，只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底线，通过个人的意愿和能力筛选之后就能发生，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对自己付出的“情分”有良好的收获预期，因此互助得以维持。
从根本上讲，合作已经属于“公”的行为，它需要克服搭便车，需要有效的游戏规则，每一个必要条件都直接决定了合作的有无；而互助则属于“私”的行为，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只需要道德底线这个软约束，那些充分条件只是影响着互助的多少。从经验上看，一般能形成合作的地方，村民间的互助不存在问题；而村民间有互助的，则未必能产生合作。
尚武村是个无分层无民间权威、地方性规范日益解体的地方，因此这里很难有效的合作。同时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村民的好客热情，每次问路时，乡亲们对我们这些陌生的外地人总能不厌其烦的反复指点，有的甚至还直接把我们领到目的地，让我们好生感动。调查期间我们看到一村民家十分贫寒，又遭遇天灾人祸，就丢下了100元，几天后这个村民还特地打听到我们吃饭的地方，送来了感谢信。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助人为乐，给人方便、知恩图报的道德、价值仍然存在的地方，村民之间能经常性的互助是必然的。尚武的“有互助，无合作”让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地方性规范已经很弱，但是道德的底线尚存。
乡村灰色势力
在尚武有一类令人头痛的群体，他们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虽然称不上是有组织的黑社会团伙，不会明目张胆的公然对抗国家法律，却时常从事各种边缘性的活动，他们经常越过道德的底线，给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直接的肢解了地方性规范。对于这些人，国家难以绳之以法，道德舆论丝毫无力约束，老百姓拿他们无可奈何，畏惧避让三分。这些人把边界逼近到别人承受能力的临界点，捞取这个空间的利益。这类不“白”但也够不上是“黑”的灰色势力，在道德底线很高的人民公社时期往往被定性为“黑五类”之一——“坏分子”。我们把目前尚武一带的灰色势力归为三类人：豪强家族、地痞混混和大社员。
对于豪强家族，当地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称呼，老百姓提起这些人时就是说“兄弟多、势力大、有些狠气的人”。当然也并不是兄弟多的人家都是豪强家族，还得要是兄弟间团结，能形成一定的势力，且做派很强硬的人家。例如治调主任黄云兵家兄弟六人，在全乡范围内都没有一个人敢得罪，而同村有一户人家也是六兄弟，但都懦弱无能，则成了几乎个个都能捏的“软柿子”。这些豪强家族倒也够不上是“村霸”，他们一般也还能与大家和睦相处，不会无端的欺压百姓。但是他们平时说话语气粗，总希望别人让他们三分，遇到利益时总是要占点强。虽然他们也就是亲兄弟几个，最多再加上几个关系好的堂兄弟，但是面对的却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的农户。因此他们在当地是如此的“扎眼”，显山露水。这完全是一个“水落石出”的结果。在龙游乡一带，每个村够得上称豪强家族的就4、5户左右。
以黄家六兄弟为例，六兄弟中首先发迹的是老大。黄老大胆子大，狠气重，心计多，80年代初退伍回来后经营了几年就当上了村主任，并从这个位置上捞取了“第一桶金”。当时村里修小学，他让他连襟当包工头。盖的4层楼没3年就裂了缝，教育局来看了后，拆了2层。大家都说他光从学校的房子上就不知赚了多少钱。“他家的房子原来只有3间，学校建起后，他家就用转、石头圈起了6亩大的院子”。后来陈老大又很传奇的转了好几个“油水多多”的地方：乡电管站当站长、D区开发区的某居委会主任、尚武村书记、乡兽医站长。
黄老二就是一个普通农民。黄老三在哥哥的帮助下当到了乡城管所的副所长，也是个敢跟所长打架的厉害角色。黄老大村主任时，让老四当了小组长，后来老四又成了村干部。老百姓的评价是老四是六兄弟里最本分的一个。老五曾经当过乡粮管所主任，现在到了市粮食局当一般干部了。老六原来杀猪卖肉，后来开饭店，现在农贸市场的收管理费。
黄家兄弟黑白两道通吃，在当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乡里的农贸市场他们用10万就买下来了，“其实菜场的造价都不止10万。菜场一共大约有50个门面，他把门口的2个门面就卖了10万。如果不是在乡里有人，能买得下来？”同时那些小地痞混混对他们也十分的敬畏，有事随叫随到。六兄弟心齐手狠，打架一起上，当地没有一个不怕的。一次老四在处理村务时与一“愣头青”的村民发生口角，那村民居然在老四脸上抓了一把。乡派出所马上说要处理这个人，就是这个“六兄弟中最本分”的老四却不干，放出话“不需要组织出面，我自己拿下他一条胳膊”，吓的那人全家跪到黄家来求饶，并送上300元药费，老四说非1000元不可，后来那人又立刻追加了700。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一个离谱的现象：当地的猪肉价格比7、8里以外的其他集镇要高整整2块钱。后来才知道，原来黄老六主导了全街的猪肉价格联盟。现在很多人如果不是有急事，就花上一块钱的路费到其他集镇去买肉。
我们说尚武是个缺乏分层的地方，正是面对着沉默的、无组织的大多数，极少数的强势家族通过各种机缘巧合得以畅通无阻的迅速膨胀，成为浮在一潭死水上的一层油。他们现在不仅有人，有钱，还有权有势，在那群沉默的羔羊面前能轻而易举的实现自己的各种目标，因此他们也不需要采取多么极端的手段，反而在多数情况下能表现出平易近人，温情脉脉。当然，黄家兄弟在当地属于比较极端的个案，他们已经接近于近代中国农村的那种“劣绅”了。
地痞混混是另一类重要的灰色势力。分田到户之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放松和社会控制体系的转型，尚武一带的地痞流氓一下子急剧膨胀。他们打架斗殴、敲诈勒索、偷窃抢劫、流氓强奸，几乎是无恶不作。83年严打之后，地痞混混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后，又开始死灰复燃。不过与80年代初相比，现在地痞混混们主要是在集镇和城市为非作歹，而当时更多的就在本地。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除了现在社会流动更便利频繁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80年代初期，地痞混混们以好勇斗狠为主，捞取财富为辅；而现在他们则更多的把目标直接指向经济利益，几乎以做地痞混混为职业了。乡下实在是贫困，仅有的一点资源不足以养活他们。因此现在那些职业地痞混混们直接的危害面向基本在存在村庄之外。
不过现在新出现了一种“双头鹰”式的地痞混混，他们虽然不直接的鱼肉乡里，但是通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手法来虹吸农民手头仅有的一点剩余，那就是地下马庄。2005年以来，龙游地区的地下六合采开始盛行起来，尚武村经常购买的农户达到了80%左右。六合采的赔率是41倍，虽然还比不过体育彩票，但是中奖的概率要高出许多。它十分契合当地农民的冒险心理与承受能力，在发横财与风险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现在大家一般玩的都不是很大，每次下注是几块到几十块不等，这样输也输不了多少，还能承受。但是六合采每周都要开一次，那些经常买马的人手上的零钱就不断的往里投，这样六合采就象蛔虫一样，在人们感觉不到痛苦的下将其营养慢慢吸光。
龙游的大马庄大多是外地人，但是仅仅凭他们自己是难以立足的。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纽带在当地发展了一批小马庄，这些小马庄实际上就是中间人，他们直接面对千家万户，按照业绩获得提成。这些生活在熟人和半熟人社会里的小马庄能清楚的知道各个马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信用。而能够成为小马庄的大多就是当地的地痞混混，他们能很有把握的上门收取赌金。这么长时间以来，当地还没有出现过谁敢赖帐不交赌金的现象。现在买马已经公开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谈论内容。“全民买马”不仅使得农村的资源不断流失，还使得社会更加“灰色化”，更走向颓废衰败。虽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禁止地下六合采的宣传标语，但是听说乡里的一些执法人员每次买马都能中奖。
地下六合采盛行，从普通农民的角度看是由于负担减轻，这些年的粮食价格尚可，手上的活钱多了一点；更由于他们已经很难有致富的机会，整个社会向上移动的大门基本已经对他们关闭了，因此他们更把希望寄托于赌博。从那些马庄、地痞混混的角度看，他们之间一般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小地痞混混一般依附于大地痞，地痞混混们之间彼此“讲义气”、“给面子”，遇到事情时，相互之间会给予一定的支援。他们面对着原子化的农民和不作为的政府组织，甚至是已经成为他们保护伞的部分干部，因此能够游刃有余。
稍微能成点气候的地痞混混往往都是投资经营的高手，尤其是经历过几次严打之后，他们更深谙“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对有实权的干部恭之敬之，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的依附于权力。而干部们则为了获取灰色收入，或为了借助地痞混混的力量来减少眼前的治理成本，甚至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也不愿意轻易的得罪他们，只要他们还不“过格”，也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村民们自然是不敢招惹地痞混混的，地痞混混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没有钱的“窝囊废”也不感兴趣，因此彼此基本能相安无事。但是这些年来，尚武和邻近的村都出现过村民之间发生冲突，援引地痞混混，甚至是外乡地痞混混的力量介入来“摆平”的情况。虽然发生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其潜在的影响是十分恶劣和深远的。原先村庄中的矛盾冲突基本都是内部解决，最多是偶尔的国家力量介入，这样村庄内部实际上具有一个“自净”的功能，能够维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均衡。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半熟人社会里遵循着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情、理、法”和力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的治理逻辑。但是地痞混混力量介入进来后，原来平衡往往会被打破，更关键的是它直接强烈的冲击了原来的治理逻辑。虽然国家力量和地痞混混都属于“外力”，但是两者的差别巨大。因为国家的大传统和地方的小传统实际上是比较匹配的，地方性规范往往都是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之下，原来的平衡点是尽可能的偏向于“情、理、法”的一维。而地痞混混在处理问题时虽然也会顾及一点“情、理、法”，但是他们则更加倾向于“力”的一端。
豪强家族和地痞混混的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村里还有一种人，他们没有什么暴力资源，几乎从来不作奸犯科，甚至有的也不主动的侵犯别人，但是却经常爱偷奸耍滑，调皮捣蛋，煽阴风、生事端，活动能量比一般老百姓要大出许多。当地人把这些类似于喉中之鲠的人称之为“大社员”。大社员的行为远没有豪强家族和地痞混混那么恶劣，影响力与社会危害也要小出许多，形象的说，他们是“浅灰色”一族。前文提到的1组的上访代表李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大社员。
当过大队书记的罗文全老人说“大社员和兄弟多没关系，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大社员。打不过人的人、脾气坏的人、奸猾的人也都可能成为大社员”。“他们一般占村民的百分之四、五”，换句话说，一般每个村民组总有这么两、三个。这种人古往有之，这个称谓形成于人民公社时期。当时干部有权威，对于那些爱偷懒、搬弄是非、会影响其他人劳动积极性的大社员，干部会进行弹压，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开大会批评、罚站，甚至还可能扣工分。分田到户之后，一些大社员开始能公然挑战干部的权威。对于大社员，干部们用了软硬两手办法：一是在有的地方让一些地痞混混当村组干部来管他们；同时对他们妥协，给他们点好处，如少出工，费税可以拖欠一些。现在干部已经不能有效的制约大社员，虽然大社员一般不会直接的去侵占其他村民的利益，但是在公共空间总是要占便宜。因此大社员是农村公共领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毒瘤，他们不仅侵蚀了地方性规范和道德体系，还影响到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合法性。
小结
从尚武村民不能制约那些不孝子、内部不能调解纠纷，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和灰色势力能畅通无阻的成长这几个村庄生活的侧面，我们能判断出这是一个已经原子化的村庄，因此村庄内生的地方性规范已经初步解体，难以形成一种笼罩性的力量来制约村民的行为，村民之间也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而通过人们在红白事和其他生产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互助现象，通过当地人对外地人好客、热情的各种表现，我们又能看出这里依然民风淳朴，还能守住传统道德的底线。
有人认为村庄呈现出原子化状态主要是市场因素的冲击所致。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遭受着市场化因素的冲击，为什么有的地方却没有原子化呢？例如东南沿海的一些村庄，市场因素渗透的更加彻底，但宗族势力却依然强大。贺雪峰的解释是东南沿海是市场经济的获益地区，因此传统的组织因素得到了资源的滋润，得以维持；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中部地区的利益受损，村庄内部的资源日益枯竭，因此传统的组织因素逐步衰败。这种分析确实能解释部分问题。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的是市场因素进入农村之前，各地的自组织化状况及其生态环境。整个J就属于一个移民地区，村庄基本都是杂姓村，历史和记忆都很短，解放前这里虽然也有一定的家族势力，但是与南方其他地方的强势宗族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同时这里居住又十分分散，村民之间日常的交往与互动远不如聚居的村庄那么频繁，村庄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舆论、道德、价值体系形成、维持的条件也要差出许多。因此这里村庄自组织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在集体化和市场经济的轮番冲击下，瓦解的很彻底。造成村庄原子化的因素很多，非常复杂，需要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龙游与J市南部的农村地区都同样是属于“原子化”的类型。但是龙游的民风更加淳朴，道德的底线要高出许多。例如，前几年出义务工的时候，尚武虽然总有大约百分之十几的人赖着不出，但是其他的大多数人尽管心里不满，但是每次自己都还会出工；这种“别人搭便车，自己不搭”的现象在J市南部农村几乎不存在：小组里只要有一两个人搭成便车了，其他人马上就跟着效仿，结果造成没有一个人出工的局面。又比如，尚武的一些地方处于整个水系的上游，村民即使不交水费也能用的上水，但是大家还都基本自觉的能交水费；但在J市南部农村，则多次出现过因村民赖交水费而停水，最后导致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出现这个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尚武地原子化的程度还不如J市南部农村高，这里处于比较偏远的山区，所受的市场因素的冲击要小一些。
但是随着现代交通、通讯、传媒技术的不断下乡，各种外来的解构性力量的不断渗透，这些年尚武人的传统道德底线也在开始逐步下滑。村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现在“人情味没有那么重了”，邻里之间的互助也没有原来频繁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花钱请知客先生的情况开始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种趋势下，今后尚武村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