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磊明 来源：三农中国
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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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10-4 7:33:07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董磊明 阅读297次
村庄治理的变迁
与全国其他的农村地区一样，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尚武村也遭遇了一系列大的制度变迁，国家权力不断后撤，社会控制和公共品提供能力不断下降。但是在这同样的大背景下，各个地方的村治格局差异很大，尚武村的治理状况深深的打上了其村庄生活逻辑的烙印。从人民公社至今有两个重要的节点，那就1981年的分田到户和2004年的取消农业税，它们都是治理状况变迁的分水岭。因此对尚武村级治理的变迁历程，我们分为三个阶段：集体化时期、从分田到户到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以后。对于每个阶段，我们主要从村庄的管理与村庄秩序、公共品供给、对干部的制约与监督这几个角度来描述。
一） 集体化时期
这一时期村级治理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干部对群众的管理严格、社会井然有序；积累了较了丰厚的“家底”，公共设施建设的物质成本低，成效大；有比较有效的监督手段，干部基本廉洁。
当时的基层干部具有极高的权威，不仅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也是村庄日常秩序的维持者。当过生产队长的廖光银老人得意的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非常厉害，“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偷奸耍滑的“大社员”总是有的，尤其是到了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偷懒的动机，以至于有了几乎是全国通用的话语：“干多干少一个样”、“一级唬一级，一直唬到毛主席”。但是当时的管理体制设计的还是相当的成功，起到了最大限度的约束作用，将偷懒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当时绝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是可定额的，在这样的生产劳动中谁也不敢偷懒，因为定额工作量老完不成的，年底分配时工分的底分会往下降，最终的收入可能只有别人的一半。而像临时维护一下坍塌的田埂这样的不能定额的劳动，生产队长一般会安排老实人去干。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给偷懒留下的空间十分有限。70年代后期虽然“磨洋工”的情况多了起来，但是那基本都是发生在农闲的时候，尚武村从来没有因为社员“磨洋工”而耽误“双抢”的。
那些平时能服从管理的人，如果偶尔调皮，干部只是私下说一下，公共场合不会骂。但是一惯偷奸耍滑的，或者违背道德规范的，干部会在开会时会公开批评。当时有一不孝敬老人的小伙，不给老人饭吃。大队里知道后，开大会时干部就罚他站起来，一五一十陈述自己的劣迹，并做检讨。结果回去后小伙再也不敢了。
当然，干部们也不是能完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于一些家里兄弟多的的大社员，干部的管理就要稍微马虎点；而对于那些和自己有隔阂，尤其是没有什么家族背景的人，管理则要严厉些，尽可能多的给点教训。当时队里有个小伙子，队长一贯就看他不顺眼，觉得他很犯嫌。一次，小伙子外面玩了一天，没有参加集体劳动，晚上记工分时他私自模仿队长的笔迹签名。工分员记工时感觉到其中有问题，就带着他找来队长确认，队长当即揭穿了小伙子，小伙子更加怀恨在心。后来，小伙子没有办理结婚证就结婚了，婚礼时还故意不发队长香烟抽以示羞辱挑衅。等不久分田到户时，队长就要求小伙子出示结婚证，小伙子拿不出来，只得登门谢罪，但是最后他媳妇仍然没有分到田。
集体化时期，尚武村不仅完成了各级政府的出工任务，大队和小队都还能经常组织农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当时虽然资金十分有限，但是由于能有效的完成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因此用剩余的劳动力替代了稀缺的资金，完成了大量的建设。例如1958年时，尚武1队就组织社员自己修小水库，资金和劳动力全部由小队自己想办法解决。当时队里把耕牛和剩余的粮食都卖了；队里的“四类分子”出的是“义务工”，其他社员出工则计算工分。水库建成后既能灌溉又能发电。那时候龙游街上的电都由这里输出，电费收入归小队支配。后来小队又在街上办了加工厂，在山上开发副业，因此收入很高，70年代中期时，每个工日收入就能达到8毛钱。经过20多年的努力，尚武在集体化后期的集体资产已经十分丰厚，大队集体资金有50万左右，每个小队也都有好几万。
大队干部掌控着那么多的集体资产，但是由于有着一套比较有效的监督机制。基本上能把贪污腐败控制在群众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首先当时村的贫协确实能代表贫下中农有效的监督大队干部：贫协主任的位置排序虽然在大队书记之下，但是平时可以向上级汇报书记的情况，尤其是当“运动”到来时，犯了错误的书记就很容易被“揪出来”。同时，无论是队里还是厂里的管理都十分严格，村办厂每个月都要结帐并公开；生产队是半年一次。由于广大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了，因此这种监督基本能做到真实而有效，每次清理帐目时，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欠帐的都必须还清。不少年龄大的村民还记得，“四清”时，查出大队长和会计等三人合谋贪污了1500元，结果胆小的会计服毒自杀，另外两人退款，在群众大会上作检查，并被免职。从那以后，干部“贪污搞鬼的金额都不大”，查出贪污的，一般撤职，并在年终分红时要把钱补上；挪用公款的，及时补上后一般可以继续留任，但是遇到“风声紧”或者人脉关系不好的情况，也可能会下台。
当问起那段时候大队干部的廉洁情况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与现在比，认为十分的廉洁。考虑到大家对当前干部普遍不满这个情况，我们将许多带着情绪化的观点屏蔽之后，得出的印象是“当时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但不明显，远不如现在这么严重”；多数的村民都说“这种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他们现在对干部的期待并不是那种“水至清”的境界，而是希望他们能有说收敛，不要太肆无忌惮。
尚武村人对这段历史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为那时候实在太辛苦了，尤其是有些干部乱指挥，超过了很多人承受能力的时候。当地的顺口溜“龙游出了个活阎王，三伏天叫人去开荒，三九天叫人挖鱼塘”就是那种抱怨情绪的反映。另一方面他们更留念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与精神风貌，感恩于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物质与精神遗产。
二）1981年到2003年的村庄治理
1980年，龙游地区就开始进行包产到户的宣传，要求推行这项制度。当年，尚武村对此制度进行了变通，实行分田到作业组（一般每个生产队分4个小组）。分田到组后，生产规模小了好管理，产量有所提高。第二年，包产到户就全面推开。这一制度的推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极大程度的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村庄的组织形态、治理绩效：村民们又回归到从前的小农耕作；通过外力建构起来的村庄组织体系迅速松动，村庄的社会关联大大削弱，从而导致了这个自组织原本就比较薄弱的村庄日益原子化；村庄秩序维持和公共品提供能力下降。
在集体组织不再能全面的控制全体村民的生产和分配时，其权威必然迅速下降，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家权力从农村后撤导致村庄内出现权威真空”。经过30年形成的权威不断式威，而先前就不强的村庄内生权威又已瓦解殆尽时，村庄内部必然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前文所提的“分田到户后，纠纷立即多了起来”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那些个性强、心计重、爱占便宜的“大社员”在这个期间表现的尤其扎眼。他们不仅仅在与其他村民划分利益边界时咄咄逼人，制造事端；而且向村庄公共空间拓展利益：尽可能的侵蚀公共资源，在共同劳动、出工时偷奸耍滑，不把村、组干部放在眼里。
当时扰乱了社会风气的除了那些“历史上就形成的”大社员外，还有一股“新生力量”“脱蛹而出”，他们就是随着社会控制削弱而出现的一批年轻的小地痞流氓。90年代之前，这些地痞混混还是以好勇斗狠，欺压乡邻为主，其危害对象主要还是乡村内部。
在这种近乎原子化的村庄里，普通村民和那些本分的村组干部实在无能制约这些大社员和地痞混混，到了80年代后期，尚武及其邻近的村庄几乎都陷入了乱局之中。尤其是那些资源少，权威弱，但对村庄治理又十分重要的村民组长，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了——几乎每个小组都有6、7个左右的人老跟组长作对，有的组长甚至因为工作的事情而被村民殴打。尚武4组在1981年到1989年期间，就换了4任组长。
当时的农村工作中，计划生育、组织义务工、征收费税都是刚性的。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当地的乡村干部们在无奈之下祭出了“强人治村”，甚至是“恶人治村”的一招，于是一些农村社会中的强悍人物，如豪强家族成员、地痞混混开始登上了村庄政治舞台。“以暴制暴”、“以邪压邪”的治理策略的使用，一方面使得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国家的相关任务完成起来也较为顺利；但是另一方面，它形成的新的均衡是低水平的，那些带有“赢利型经济”特征的干部在以后的10多年时间内几乎将村庄的公共资源侵占殆尽，使得农村社会更加“灰色化”，进而侵蚀了政府的合法性。
4组村民廖天生今年40岁，1982年他初中二年级辍学后就“混社会”，结交了很多 “社会上的朋友”，并触犯了法律，一直在邻近几个县范围内逃窜，公安部门几年内都未能抓不到他这个“草上飞”。1989年，4组组长又因为被村民殴打而撂手不干了。村里认为4组只有廖天生能“摆平”那些“混混兄弟”和大社员，就要求他出任组长，并许诺帮他在公安部门说情，免于追究以前的责任。这样廖就在1990年到2002年当了12年的小组长。
廖当组长期间有一套“有效”的治理手腕，他将那些“混混兄弟”牢牢抓在手上，为自己壮声势，并敢于弹压一些出头闹事的“刺头”；同时他又对组里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门保持足够的尊重，过年时请他们吃顿饭，敬他们酒，平时处理事务时得到他们的支持，阻力就会小很多。此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村民提供便利（如本组的村民被外人打了，他出面让对方负足医药费；摆平粮站收购粮食的人，对本组人好点，不扣称、不差级；在大旱之年村民缺生活用水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上游的水库里放水等）。这期间，4组工作就开展比较顺利，90年代农民负担很重的时候，税费总能顺利的征收90%以上；出义务工的情况也非常好。
几乎所有的农村干部们都说“现在都是在凭自己的面子和感情在做工作”，尚武村自然也不例外，而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些“面子”和“感情”更多是针对那些大社员和干部的亲信的，这些“面子”和“感情”很多的是干部们用集体的资源交换来的。在尚武4组，那些势力比较大的村民是不可能白帮廖天生的忙的，廖必须给他们相应的好处。一般说来，每次出义务工的时候，这些人必须带头去，但是可以少出部分工（一般的能少出一半左右），这少出的工就会摊到其他村民头上。税费可以拖着不缴，4组的尾欠款除了个别的特困户以外，基本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这10多年，最多的人已经累计拖欠了7000多元。此外，集体的堰塘、山林等公共资源发包时，廖一般也会低价承包给他们。
廖天生自己也会尽可能的利用各种手段来捞好处。1991年小组长全年的报酬是700元（1993年涨到1400），但是他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些。当年全组的各种农民费税加起来有二万多元，其中上交一万多，剩下的作为组里支配的共同生产费和管理费。这两万多元，上半年要求征收60％，但是廖只交出40％，这样手里可以留一笔活钱，用于自己下馆子吃饭、买香烟。这些缺口等下一次搞工程时通过虚报来填补。如此手法，他一年差不多可获得一千多元的好处。
不少小组将“强人”、“恶人”吸纳进体制，这种情况在村一级表现的更加突出，前文提到的黄老大就是村民们又厌又怕的，大量侵吞集体资产的最典型代表。尚武村“强人治村”、“恶人治村”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目前尚武村已经取消了村民组长，所有的四个村干部里，书记章学文是小学教师出身，非常有心计，虽然家族人不多，但是其弟弟在市财政当干部，章的“上层路线”走的非常好，很多村民说他家每年过年时都要买几十个猪屁股熏了去送礼。村主任是8组的“豪强”，他兄弟加堂兄弟有10多个，且向来做派强硬，村民称他“有狠气”、“有杀气”。治保主任是黄老四。会计鞠华是个廖天生的弟媳妇，但是她出道不是靠廖天生，而是章学文一手提携的，村里都传说她和章关系暧昧，因此廖天生还和章打过一架。
到了90年代末，尚武村经过几十年辛苦积累起来的50万元集体资金已经完全给耗光了。而从98年开始出任村主任，后又任书记至今的章学文却仍能“有幸”的被村民们称之为尚武村历史上“仅次于黄老大的贪官”。一位老干部总结出90年代后期以来村干部捞好处的三条途径：一是上面下拨的款项，如救济款、扶贫款，尤其是工程款，他们能从中做手脚。例如前几年上级拨下来15万元用于村里建桥，但是章学文把工程发包给自己的朋友,仅仅修了3个小拦水坝，村民们都说其真正造价最多只要7、8万；而正是这些拦水坝在今年洪水到来时影响了泻洪，加剧了灾害。又如大前年县里来搞良种试验，每亩补贴农民24元，但是村里实际只发放了10元，理由是其他的部分用于请上面的人吃饭开支了。二是变卖山林、堰塘、果场等集体资产。章书记曾经以700元的价格，私自把一座山头卖给一个村民。后来这个人不允许其他人上山砍柴，说他已经将山买了，大家才知道这件事。“这样的事情多了，这里几百那里几百的，积累起来钱就不少了”。另外就是在外来移民迁户口、征兵入伍等事情上捞油水。这些年来，一共有30多户从北面的山区迁入尚武村，我们的房东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开始村里要他交一千多元的迁入费，后来他请人打招呼，又请干部吃饭，送了点礼，结果只交了400元。
这些年来，村民们对干部的腐败十分不满，但是村干部却依然能比较安稳的坐在台上，并屡屡得手。从村庄内部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已经原子化的村庄，村民之间也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而村干部们一方面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强人，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成功的对村里有一定影响力和活动能力的大社员、老党员和老干部进行了安抚收买。尚武村现有39个党员，其中60岁以上的15人，每次过年过节时村里都会给他们发放一些福利。这样，虽然老党员干部们对现在的干部也不满，但是村里有什么事情时他们基本上都还会支持村干部。而一般说来，能以低价买到、承包到集体资产的大多是大社员。村里虽然也有民主理财小组，但是完全被村干部操纵在手里（连民主理财小组的公章一直都在书记手里），根本不能发挥一点的监督职能，他们只能看到村里做好的大帐，不能审核具体的条据、发票；他们这种理财所能起的作用就是将村干部们的腐败行为“合法化”。
村干部门如此的肆意妄为，乡里为什么不加以制裁？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80年代以来，乡村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固的利益共同体；而我们在龙游调查发现，这里表现得尤其极端。龙游是J市D区最偏远的一个乡，长期以来外面的干部不愿意来这里任职，90年代以后，乡里所有的干部已经全部由本地人担任了，很多乡领导和部门领导都是从村里提拔上来的。直到2002年，为了打破原有的“土围子”，区里才下决心从外面“空降”了三个主要干部（书记、常务副乡长、组织委员）来龙游；此后几年又陆续调出调进了几个干部。到目前乡里共有7个外来干部，他们全是党委委员（全乡共22个编内人员，其中党委委员9个）。第一批外来干部刚刚来龙游时，工作十分难开展。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加上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村里运转依赖于通过乡里下拨的转移支付，局面才有所好转。现在乡里虽然已经开始有能力拿个别“太过分”的村干部“开刀”，但是仍然不可能做到“是腐败的就整治”。村干部的行为虽然有所收敛，但是对乡党委书记以外的那些“外地人”，还是没有完全放在眼里。我们刚进入龙游时，就前眼目睹了组织委员多次电话催某村书记来乡里办事，而这个村书记就是一直推脱不来的情况。
从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这个角度看，尚武村可以分层为几个村干部、几十个大社员和老党员干部、一千多普通村民这三层。在进行村庄治理和公共利益分配时，村干部收买、拉拢着大社员和老党员老干部，面对着人数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沉默的村民，形成了第一层吃肉，第二层喝汤，第三层抱怨却无奈的格局。
这种治理的格局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维持村庄基本稳定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集体资源不断流失，集体组织乃至政府的合法性大大受到侵蚀。对此一个老生产队长一针见血的指出：“以恶制恶只是暂时保证了秩序安定，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可取的；那些人的胃口是不可能被填饱的，一段时间以后集体就被这些人掏空了。”尚武村是2004年取消小组长的，而4组的廖天生在2002年就主动辞职了，因为这时他已经感觉到当小组长“没有意思了，再也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捞了”。现在，村集体也即将成为一个被吸干的空壳了，今后，还会不会有人当村干部呢？
分田单干以来，由于村集体经济的衰退、集体组织权威的急剧下降和农民的组织成本越来越高，尚武村在物质性的公共品建设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仅有的三个大工程基本都是依赖上级的拨款建成的：1983年开工，85年投入使用的北河水库；90年代初期修建的一条村路；2001年建的三个小拦水坝。可以说这种年来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尚武村完全说是在啃集体时期的“老本”。而这些“老本”是需要维护的，20多年间，依靠集体的组织和村民的劳动，尚武村内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基本上还能得到维护，但是其间的若干变化耐人寻味。
70年代，尚武村在修水渠的同时，用挖出来的土在渠边修了很多的机耕道，这些路很宽，能走手扶拖拉机。分田到户以后，农户为了增加一点收入，经常把田边的路毁掉，变成自家的田，于是路就越来越窄。到现在许多地方不仅拖拉机过不了，甚至连2个人都不能并肩走过，给收割和平时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毁路增田的行为纯属损人利己，但是利益受损的农户却无法阻止，因为被损坏的路不是自己家的。在这种原子化的村庄里，原先集体化时期“只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的逻辑已经变成了“只要不是你个人的，我就可以拿”。在这样的行为逻辑下，不仅普通的村民不能制裁那些破坏既有均衡的人，甚至连村、组干部也无能为力。
到现在，尚武村每年都能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村民出义务工进行渠道的清淤。80年代中期以前，村民们出义务工都很自觉；但是以后就开始有人偷奸耍滑（有的是偷懒；有的是对干部有意见，故意挤兑干部），尽量的找理由不出——当然这些人也不是每次都不出。遇到有人偷懒，干部拿他没办法，其他人也会心里不高兴，但没有人会当面批评指责，都是背后会有一些议论或者当面以开玩笑形式旁敲侧击地说几句。90年代中期以前，小组里都有一点集体资产，年终分红时算“平衡帐”，少出了义务工的人会因此而扣钱，因此对偷懒的人能有所制约（由于小组“平衡帐”算的义务工钱不会很高，有的人也不是很在乎，因此才会偷懒）。但是以后，有的小组集体资产“耗”尽，不能分红和算“平衡帐”；有的小组虽然还有分红，但是组长为照顾偷懒的亲信，废掉了算“平衡帐”的做法，偷懒的人便多了起来。到现在，全村只有黄老四家所在的7组（也是由他包片负责）是个例外：这个组里不出义务工就要出钱。7组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黄老四在当地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不涉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有一定的公心。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到目前尚武村仍有80%左右的村民每次出工都不偷懒（每次都偷懒的人不超过5%）。这些淳朴的村民虽然对那少部分人不满，但是总觉得自己出义务工是“本分”，“别人不对，自己不能那样”。他们对将来的预期是“偷懒的人也就是那些，不会增加的”。对此我们并不是这么乐观，总担心随着这里日益的原子化，原本淳朴的农民的道德底线会不断下滑，偷懒的人会增加。在这个问题上，真不知道是尚武的村民“没有远见”；还是我们的调查、认识肤浅，没有真正读懂他们的行为逻辑呢？
分田到户来的20多年，是尚武村摆脱了集体全方位管理、农民获得更多自由的20多年。他们在80年代中期前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成为那一时期粮食增产的原因之一；他们在90年代之后大量的外出务工、经商，部分剩余的劳动力得以转移出去，有人甚至因此而发家致富。但是同时在这20多年间，尚武村在村庄秩序的维持，对干部的监督制约，和村庄公共品维持等方面的水平却大大下降。这20多年是尚武村庄的边界不断开放的20多年，村民的水平流动大大增加，外面更多的信息与观念不断进入。但是同样在这20多年间，尚武村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直接的面对了风险莫测的市场，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村庄的公共空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传统的道德价值舆论系统遭到了空前的冲击。
20多年间，无论是尚武的村民还是干部，对村庄集体的认同大大下降了，他们根本没有全村庄“共同致富”的预期，抛弃了集体主义传统的尚武村已经原子化。这种状况使得管理成本大大增加；使得村、组干部几乎已经完全成为上级完成任务的“腿”，而不是村庄社区发展的领导者。原子化的村民根本无法制约乡村干部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那些“赢利型经纪”将尚武村当作了自己的“采邑”，将集体资产化作了自己的“下酒菜”。村民之间的不合作，干群之间的相互不满，公共品的匮乏、道德的下滑，但是社会秩序尚能维持，等等，说明了尚武村治跌入了一个低水平均衡的状态。
三） 取消农业税后的尚武村治
2004年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一年，尚武村自不例外。伴随着这一改革，尚武村也进行了其他的变革：撤消村民组组长，村干部精简为4个，每人分管2个小组。从表面上看，2004年前后，尚武的村庄治理面貌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发现2年间，村干部的工作内容和村庄的社会关联悄悄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在今后对尚武的村庄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说现在尚武村的治理尚能维持住表面上稳定和谐的基本“底线”的话，今后则有可能“底线”不保，将会“村将不村”。
现在，尚武村组织每年的运转费只有上级下拨的2万元了，这些钱只能勉强够开支村干部的报酬，根本不能用于进行公共品提供。关于取消农业税对村庄的影响，目前很多人已经给予了关注，但是大多数都是停留在乡村组织运转和公共品提供的层面上。而调查中最为冲击我们的感受的是，现在村庄的社会联结在进一步下降，本已孱弱不堪的“村庄共同体”存在着彻底解体的危险。
由于取消了过去最为棘手，也是与村民之间互动最多收税任务，现在尚武的干部们与村民间的联系大为减少，对此干群双方都感觉轻松了许多。但是正如一些敏感的村民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税费虽然是个负担，但是干部们也会因此有求于我们，因此当群众需要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时，他们也不敢过于怠慢。现在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捏在我们手里，今后我们要他们做什么就更难了。”事实上，村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村干部们在纠纷调解的问题上推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村干部们这边来说，他们都认为这2年来，工作的重心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当地乡村干部们中所流行的“软指标变了硬指标”。取消农业税之前，收税、计划生育是干部工作量最大的任务，是上级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被称为“硬指标”，而其他相关工作都是“软指标”。现在，费税不再要收取，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也随着农民生育观念的改变而大为减轻，当前他们耗费精力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文本上“完善”各种制度，忙于填表、做材料。过去这些无关紧要的“软指标”现在成了“硬指标”。
从这几年来尚武村的会议记录我们发现，从2003年6月17日到12月24日（取消农业税前的半年），村班子共开会22次，其中有12次是关于征收农业税和公路建设集资款，6次是关于计划生育，2次是关于村级债务，1次是关于区人大换届选举，还有2次是干部例会，内容不详。从2006年5月8日到7月5日近2个月的工作日志里，我们又看出这58天中，村干部有18天在应付填各种表格、出黑板报、大扫除、完善党建制度等各种务虚的工作；22天“一切正常”，即干部基本没有办公务；而涉及移动通讯网络线路架线、讨论村路维修、抗洪救灾（突发事件）等公共服务内容的只有15天。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乡里给尚武村定的干部编制是6个，而尚武村的书记认为4个人“辛苦点”就能完成任务，于是村里就减少了2个干部职数。村会计坦率的说，上面的拨款不变，我们干部少了，每人的报酬也会增加点。事实上，现在尚武村的4个干部确实也能完成上级的各种任务。
村干部这种“软指标的硬指标化”表明了他们已经完全成为“守夜人”。尚武村的干部对考核内容和工作内容的这种变化也不满，认为是上级“没事找事做”。事实上尚武村已经真正进入了“没事可做”的状态了吗？在尚武村路上行走了10天，笔者的一双新皮鞋就彻底报废了；调查了几天后有的学生走到龙游街上的水泥路时，就夸张的说“我感觉自己快飞了起来”，“在这样的路上走两天两夜都不会累”。调查中村民们一直在抱怨干部们不能组织农田水利和路桥沟渠的建设，不能带领大家致富；认为干部现在“不想管事，少管事，就拿几个清闲钱”。或许村民们对干部的有些期待是不切实际的，如要村干部们带领大家致富；但是他们希望干部们多给他们提供好公共服务的愿望又是十分的真切。
“软指标的硬指标化”实质上是“硬指标的软指标化”。现在农民对公共品有着急切的需求，取消农业税后这本应成为乡村干部工作的“硬指标”，但是这些并没有被列入干部的考核指标中来，并没有成为当地干部工作的重点，而是成了仅仅落实在口头上的，可有可无的工作。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尚武村干部们一半以上的工作量，给他们腾出了很大的空间，可是他们却没有积极的去为村民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乐得享受清闲。
尚武村的干部们在谈到公共品提供的问题时也很无奈，他们抱怨村集体组织已经完全成为空壳，上级的拨款又十分难得。不过对这个问题老书记宫家联不这么认为，他说“很多建设不需要什么钱，号召人就行。尚武村在家的剩余劳动力有的是。当然凭他们现在确实也指挥不动人，因为他们平时只为自己考虑，已经没有任何威信了。”“如果上级现在将公共设施建设作为考核的硬指标，情况肯定会不一样的。这样会逼着干部们平时对老百姓好点，从而重新改变形象”，“尚武村的民风淳朴，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办出不少事情的。”
宫家联是对尚武的民风村情了然于胸的人，但是他的话也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不知道最近几年湖北省正在沿着“官权退，民权进”的思路，以减少财政支出为核心目标进行着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交叉任职"的乡镇领导体制、和"以钱养事"的乡镇事业改革。究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乡派"式改革，即，将乡镇政府变为事实上的县级政府派出机构。这项改革是将国家权力进一步从农村后撤，其结果可能是乡镇机构也成为“守夜人”。在这种背景下，乡镇政府怎么可能积极行政，将公共服务作为考核村干部的主要考核指标呢？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它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减少了社会摩擦；但是很多人担心它也会影响乡村组织的运转和公共品提供，甚至担心会影响到农民的国家观念。对于农民国家观念方面的担忧，笔者并不认同。在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取消“皇粮国税”未必会对农民的国家观念产生多大的影响。笔者所担忧的倒是此取将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村庄的联结和农民对村庄的认同。
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后，像尚武村这样的农业型村庄的公共财将更加稀缺，空壳化的村组织将更加难有效的提供公共品，进而整合村庄社区。另一方面，在小农经营和农民日益流动的背景下，征收农业税客观上就构成了村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繁，干群之间的牵制复杂。它对建构和维持村庄的公共空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尚武村这样的已经逐步原子化的村庄来说，村集体组织犹如木桶上的铁箍一样，使之虽然内部处处裂痕，但表面上却浑然一体。今天的尚武村，只是能勉强的维持基本的秩序，已经完全处于“底线治理”的状态（这在全国来说，有着很大的代表性）。今后如果村组织进一步的消极、无为与无能，再加上村庄外部离散化力量的进一步冲击，尚武村难道没有可能跌破这种治理的底线吗？
四） 小结
小农是弱势的，弱者唯有组织起来才有希望，这是大家都熟知的道理。但是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下，农民的组织与合作又是如此的艰难。归根到底是因为分散的小农无法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
建国后，共产党政府通过强大的外力将一盘散沙的农民捏合成一个“共同体”，通过各级行政组织，尤其是“先锋党”组织承担起组织成本。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组织起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尚武村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才完成了荫及今天的基础建设。但是“神州六亿尽舜尧”的过高期待和要求过于超出了农民的本性，加上一些僵化的管理，到了70年代后期，尚武村民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消极倦怠的情绪。因此1981年的分田到户在当时才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共有的美好预期的丧失和对村集体认同的下降，以及试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的基层政府，必然会出现社会的失序和管理成本的提高，这种情况在村庄的社会关联薄弱的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于是我们看到了尚武村的地痞混混沉渣泛起；“盈利型经纪”近乎畅通无阻的侵吞集体资产；村庄的公共服务不能有效的提供。
在尚武村已经处于“底线治理”的21世纪初，国家彻底取消了农民的“皇粮国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的减缓了矛盾，但是却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背景下小农降低风险、减少生产生活支出、增加公共服务、提供良好秩序等最迫切的需求。甚至，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变迁还使得村集体组织变得更加消极无能，村庄社区基本和谐的“底线”都可能难维持。如果这些担心都成为现实，那么尚武村就“村将不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