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调研工作

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许俊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办公厅（室）的一项基础性、常规性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这对于我们做好办公厅（室）工作，特别是做好调研工作，具有更直接、更现实的指导意义。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更好地发挥党委办公厅（室）的参谋助手作用，很关键、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来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
     近年来，我省党委办公厅（室）的调研工作成绩显著，不少调研成果为省委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省委书记卫留成同志在党委办公厅（室）调研时，明确指示我们要清醒、睿智、勤勉，要搞好服务、当好参谋、做好表率，特别是要创新调研工作，多为省委出好点子。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来加强和改进办公厅（室）的调研工作是加快海南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做好决策服务的职责所在，更是突出经济特区“特”字的应有之义。
     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常干常新的工作。如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没有创新，调研工作就没有生命力。创新调研工作，就是要使我们的调查研究从形式到内容都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创新调研工作，必须明确方向，选好课题。课题体现方向。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的方向，也是调研工作的方向。我们办公厅（室）的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省委的中心工作和海南发展的重大课题来进行。选择调研课题，就要把握住这个大方向，特别是要把握住海南发展的大趋势，着重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用力，在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规律性研究上下功夫。具体来说，要做到三个“密切关注”：一是密切关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抓住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热点、焦点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二是密切关注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及其落实情况。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在落实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追踪调研和反馈。三是密切关注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掌握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是工作中矛盾的焦点，如不及时发现和解决，不仅会妨碍工作任务的完成，甚至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善于发现，主动调研，快节奏、高效率地摸清情况，及时拿出对策。
     创新调研工作，必须改进方法，提高质量。党委办公厅（室）经过多次机构改革，机构设置比较紧凑，人员精干，任务繁重。在人手紧张、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开展调研，需要我们特别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注重发挥办公厅（室）的组织协调作用，充分利用好各种调研资源。一是继续用好传统的调研方法，面对面地开展调研。传统的调研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具有感受直接、体验深刻、互动性强的特点。对于一些重点工作、重要课题，要坚持运用这些方法，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摸清真实情况。二是加强对外协作，充分利用“外脑”来开展调研工作，提高调研的成效。办公厅（室）要积极主动地加强对外联系与沟通，更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一些行业性较强的课题，可以联合政府相关部门来进行；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课题，可以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来进行。三是利用先进的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调研，提高调研效率，减轻基层的负担。如一些调研可与新闻媒体结合，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开辟专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讨论，献计献策。还可以开展网络信息调研，从各个网络中捕捉信息，以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创新调研工作，必须求真务实，突出实效。党委办公厅（室）的调查研究和一般性的学术调查研究不一样，它实质上是政策研究，政策性、实用性很强。这就要求我们在调研过程中，要始终突出一个“实”字。调研选题要切实，过程要扎实，特别是调研成果要实在管用。调查研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善于从政治和政策上考虑问题，从服务领导决策和服务社会的需要出发，真实地反映情况，客观地分析问题，有理有据地提出有针对性、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要特别注重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研究特殊性上下功夫；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海南的省情实际结合起来，在研究针对性上下功夫；把当前发展和长远规划结合起来，在研究持续性上下功夫；把全局和局部结合起来，在研究协调性上下功夫。总之，调研工作一定要注重实效，有思路、有办法、有招数，能为省委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创新调研工作，必须完善机制，规范程序。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机制，是调研工作持续深入、有序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党委办公厅（室）要从实际出发，把调研工作的各个环节和程序都规范起来，形成一套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要加强调研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经常性的学习考评制度和激励机制，促使调研人员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基本理论，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调研实践；认真学习现代经济、科技、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找准业务与兴趣的结合点，钻研一行，精通一行，争取成为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要建立调研工作责任制，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到人；完善组织协调制度，明确联系具体协调人，确保联系沟通渠道畅通；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优秀的调研成果要进行表彰奖励，对优秀的调研人员要予以重用，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同时，各级领导要把调研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要多给调研人员出题目、压任务；要带头搞好调查研究，重要课题要亲自组织，亲自参与，亲自撰写调研报告。要想方设法保障调研工作所需的经费，保障调研人员有尽可能多的学习培训机会，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党委意图、工作思路和重要部署的机会，努力为调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回忆毛主席在浙江搞调研

王芳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和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这里我讲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浙江期间开展调查研究的往事。
    与农民话家常就像老朋友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下的一个烂摊子。同时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式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那是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毛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沉浸在冬天的睡梦中，毛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一两公里。那天早晨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
    毛主席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毛主席戴上口罩，之后他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毛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王关林家走去。
    在王关林家，毛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毛主席详细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毛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我催毛主席可以走了。毛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毛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就像朋友间聊家常一样，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毛主席送到村口。直到20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大干部就是毛主席。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思想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在浙江期间，他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亲自下农田、进农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不喜欢听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
    毛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毛主席问，你回答，他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毛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
    因此，毛主席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扎实、深入群众的干部，听到毛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毛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的范围内的事情都能说得上来。而那些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
    毛主席开座谈会时，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还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具体情况都问清楚。毛主席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随着毛主席的思路大家把话匣子自然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毛主席的收获都很大。
    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给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
    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现象，许多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一些明知不切实际的做法也不敢提出批评意见，“大跃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幸而毛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扭转了错误倾向。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毛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天下午5时举行的。在毛主席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都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毛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
    下午5点整，我带他们来到毛主席办公车厢。这时毛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毛主席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坐下后，我把他们逐个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等。毛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在座谈会上毛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毛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毛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毛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办集体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时，毛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得到同样的回答。这时毛主席说：“看来大办食堂不符合群众的意愿。”
    毛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但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尽管浙江省委领导有些吃惊，还是没有对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
    毛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生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毛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毛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毛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毛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毛主席从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毛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毛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1960年3月14日，毛主席从江西到杭州途中，在金华火车站下车，风尘仆仆地视察了金华双龙水电站。到了双龙水电站，毛主席走进厂房，仔细地察看每个部件。当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告诉毛主席，发动机、水轮机是上海制造时，毛主席很高兴，并亲切地问值班工人：“配电盘是你们制造的吗？”工人们回答：“是的，仪表也是我们自己改制的。”毛主席大声说：“很好！”毛主席对修这种小水电站也表示满意，并说：“用水发电，不浪费，好！”
    在回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进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个战士看到毛主席，立即列队向毛主席致军礼！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地与战士们拉起家常，还看了战士们出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省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主席深情地鼓励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
    毛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
    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毛主席要求工作组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并向他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还是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
    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毛主席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毛主席在浙江开展调查研究已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了，但他倡导的调查研究风气，创造的调查研究方法，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深刻的教益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