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志 2003-4-21 4月3日，有雨的早晨。9点，吴敏一在温州市政府215号房间里与一些推广“成功学”的人相谈甚欢，似乎充满闲情逸致。大约再过十天，这位被称誉为“政坛清风”的温州市告别这间他呆了4年有半的办公室，辞官经商。温州市的另一位副市长林佩云以及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也同时辞职。作为省管干部，他们的辞职请求已获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批准。 “例外” 在浙江省甚至整个中国，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的潜流一直在涌动之中，僵硬的体制早已松动，成例越来越多，震动越来越小。但是，即使如此，一个省辖市的两位副市长和一位政府秘书长同时辞官，在中国地方政坛尚属首次，而且此事发生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桥头堡”温州，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令人不相信这三人的辞职是一个纯粹的巧合。人们连呼意外，更有人慨叹官场奇变横生，“看不清楚”。 三人之中，尤其是吴敏一的辞职，使很多在官场上摊着双手等待分饼的人颇费思量。此前的辞职“下海”官员，多是那些仕途成长空间已经基本饱和、回旋余地已经极小的人，而且往往对宦海转徙已感疲惫。但今年45岁的吴敏一是公认的仕途远大者——此君系复旦大学管理学硕士，在普遍低调的浙江地方官员阶层中，自信而不浮华，是温州政府高层中惟一能用流利的英语站着演讲的官员——他习惯于站着演讲。除了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他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用讲稿，那些宣诸于口的宏论常令同僚侧目。此外，在浙江省，工龄满30年的党政机关干部，可以提前退休，过去那些辞职“下海”者，多是这种“提前退休”而身家依旧属于“公门”的人，但吴敏一是个“例外”。 对于吴敏一辞官，难免有各种各样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揣度——比如传言说吴敏一是因为对在下一届政府中的职位安排不满忿而辞职等等。吴敏一对这种说法不予置评，但他私下的确表露出继续担任副市长已经难以施展自身才干的想法。此前，当记者获悉吴敏一递交辞职报告后与其联系采访，遭到他反对，并表示担心外界以为他在故意“炒作”。不过，他告诉记者，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对他挽留再三，甚至告诉他可以“换个地方”升迁，但他却去意坚决，激流勇退了。 记者在温州听到的更多是一片惋惜之声。尤其是在当地的民营企业家之中，吴敏一的口碑之好超出了记者的预期。挺宇集团总经理潘佩聪对记者说，吴敏一是她和周围的企业家们的“良师益友”。当记者把潘佩聪的这句话转达给吴敏一的时候，后者倒满一杯酒一饮而尽，颇有得意之形：我是人走茶不凉。 “传道士” 吴敏一对老板们送给他的“良师益友”称号显然极为满意，因为近五年来他一直在为此努力——这四个字透露出吴敏一对温州政经生态的把握分寸和对政府定位的个人理解。 1995年，当时担任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的吴敏一给时任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自己能到地方上“做点实事”，将多年的应用研究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当时吴被有关领导称为浙江“官厅经济学者第一人”，在担任浙江省计划委员会长期规划处处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主持编写过浙江“九五”规划。他从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入手，对浙江经济进行了长期观察，并在1980年代末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级调控”理论。 当吴敏一于1998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时，他分管的工作基本是其研究领域，所以能够很快适应从决策顾问到决策者之间的角色跨越——比如当年浙江省提出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问题，吴敏一曾率先提出通过国企资产变现筹措等设想，到温州后他恰好也分管这一块工作，可谓知行合一。 但是，吴敏一的计委系统官员背景以及他的宏观经济学术取向，与温州民营经济的大背景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过去，由于当地政府无法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东西去管理民营经济，只好放弃管理，“因无能而无为”，之后形成自觉的无为状态，而家庭企业由此支付的“政府成本”很低，相对于其它地区就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从而成就了温州的“草根经济”。其实在吴敏一到温州之前，温州政府在总体产业指导方面的作用依然非常有限。这是一种刻意的“无为”。 吴敏一将传统的温州经济模式戏称为“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种要素都充分得到动员和组织的“全民经济”，利用外资很少，“这种模式对中国的广大地区有很大的借鉴和示范作用”。但吴敏一同时认为，温州企业市场开发能力强但技术能力弱，规模“小弱散”，面对全球经济，“温州模式”危机四伏，政府必须把“无为”与“有为”结合起来，必须把民间创新和政府创新结合起来，帮助温州的“家族企业”变成“企业家族”，惟此才能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竞争力。他认为，政府仅仅对市场经济进行呵护已经远远不够，政府的“有为”应该体现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建设能力上。 吴的上级、温州市长钱兴中绰号“钱小草”，与历任温州党政官员一样，对温州民间经济秩序心怀敬畏，但他也倡导政府应该在“无为”中求“有为”。钱兴中、吴敏一这一批温州官员共同推动了温州的“适度政府”运动——他们希望温州从一个“弱国家对强社会”的状态过渡到“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 此时，温州早已突破意识形态之争。吴敏一说，他到温州已经不再有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政治使命，温州也不需要那些充满激情的大无畏改革型官员。温州已经从一个依靠勇气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需要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吴敏一恰好成为温州政治中心中理性技术官员的代表人物，他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展现自己的政治才干——这种转型其实是中国改革未来对文官政府的共同要求。 但是吴敏一并不是主张用“行政力量为资本力量开路”的那类官员，尤其不喜欢“一对一解决问题”。他认为，温州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投资空间的狭小——温州有资金，但是没有投资的空间——政府在这些方面怎么规划？他很乐于使用“平台”这个词，并致力于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两个“平台”——“数字温州”和“信用温州”。 “数字温州”，即所谓“温州数码城”，是由产业、创业、网络、教育和交易五大主体部分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为了区别于纯虚拟化的数码城，“温州数码城”建设了一座19层楼的“数码大厦”。在大厦内，“产品创新设计中心”、“虚拟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等机构成为推动温州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另外，“温州的信用中心建设一开始就从传统道德范畴中走出来，”吴敏一说，“这是一个用法律法规手段评判经济的平台，按照政府推动、企业运作的模式，为企业提供信用等级评估及相关信用查询、信用风险管理等服务。我们所说的信用是能力信用，而不是行为信用。” “温州数码城”和“信用中心”的建设，是吴敏一到温州后耗费精力最多和“感觉最难”的工程，因为这两个平台的构筑是对温州传统经济格局与市场理念的一场革命，而政府的势能和权重也在这场“革命”中悄悄增加。但温州之所以成为温州，就在于温州的政府从来不是某种改革的推动者，而仅仅是民间创新的维护者，那么，吴敏一如何才能处理好政府推动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 他的回答是——以讲代管。在温州，政府官员一直在扮演民营经济辩护人的角色，具有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吴敏一则更像一个“传道士”。他到处演讲，刻意在政商之间营造一种协调、温和的氛围，潜移默化地推展自己的理念。他对自己的行政风格非常自信，而且的确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他知道，一种改革模式的价值，并不表现在其产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于它对社会资源和社会秩序最小的破坏性。 诘问与回答 温州每年都要搞一个企业评政府的大型活动，让企业评价政府的服务是否到位，以此促进政府的服务创新。吴敏一语气肯定地说，如果用这种方式测评官员，那么他的分数一定相当高。他的话外之音也许是，如果拥有这样民主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拥有不受权力、人情等干扰的人才环境，他或许不会辞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敏一多次对目前领导干部的选拔机制提出了批评。 但他不同意记者使用的“逃离官场”的说法。“我不是江湖说法中挂官而去的‘英雄好汉’，我有我个人的设计。”他把自己的一生规划成三个阶段：治学、从政、经商，现在即将开始第三个阶段。记者问他准备到哪一家企业，是否是传闻所说的南德集团，他只给出了一个判断标准——他要去的地方一定是那些立足温州但却超越了温州、超越了一般利润目标和风险度的企业，他本人“百分之九十九”将在上海发展。只有三五家温州企业进入了他的视野。“现在是我选择它们，”他说，“我是想到企业做一次实验，继续展示自己的实力、勇气、自信和智慧。” 有人用电影《卧虎藏龙》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吴敏一的“政绩”：李慕白是虚名，青冥剑也是虚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这句话与潘佩聪“良师益友”的评价相得益彰，但也另有一番意味。早有传闻说吴敏一与温州的大老板们过从甚密，能歌善饮，而这样的传说难免使吴敏一精心打造的“亲商”模式遭遇诘问。吴对下一阶段的人生设计在一些人看来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遁词”，他们怀疑吴敏一无法“脱俗”——比如用权力为“下海”铺路。辞职之后如何淡化自己的政治身份，如何处理原有身份带来的商业机会的不公平和社会资源的非均衡使用，是吴敏一现在就要面对的问题。据悉，鉴于省内政府官员辞职经商呈上升趋势，浙江省委组织部正着手制定相关规制。 不过，对于温州独特的政商利益输送渠道，吴敏一有自己的解释：“外面总有人认为温州官员钱财很多，或者有人认为官员有腐败行为，但我总的感觉温州政府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你不能够排除发生一些个别的与局部的问题。温州的政府官员为什么比较稳定？为什么大的方面问题比较少？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是温州的‘一家两制’——比如先生在政府部门工作，妻子下海。” “一家两制”这一现象显然违反有关规定，有悖于官员与商海之间的“隔离缓冲”原则，但吴敏一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治建设，将“公权”和“私权”界定清楚，“我们主要是因为市场透明度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问题。”有一个例子成为吴敏一观点的佐证——当年香港税务局长黄河生的家人可以在香港堂堂正正地开税务公司。黄河生后来被解雇，但不是因为其家人开税务公司，而是因为黄河生本人在申报个人财产的时候没有如实说出自己在该公司的10元钱的象征性股份。 在吴敏一看来，他与温州的民营企业家“走得很近”，决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是一种良好的“朋友关系”——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作为政府官员的他能不能辞职从商，当然也不在于温州“一家两制”是否违背原则，而在于政府是不是真正的“适度政府”、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不是一种被公民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有限权力。当社会资源是以市场配置为主而不是以权力配置为主，那么官员“下海”与官员亲属经商又有什么妨害呢？ [fly]温州副市长为何提前辞官？ [/fly][SHADOW=255,blue,1] [/SHAD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