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解水浒之三十七论辩的艺术 ——宋江和韦小宝的比较研究（11） 在美国遭遇“911”世纪恐怖袭击之前整整九十年，也发生过一场同样被称为“世纪大爆炸”的恐怖事件，《洛杉矶时报》大厦被爆炸后的熊熊大火化为灰烬，20人意外丧生。更让人意外的是，该案被告的辩护人、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律师”的克莱伦斯·丹诺，竟因此案生平第一次站上了被告席。丹诺因贿赂陪审员而被指控。情况对他很不利，行贿时他在现场。在此后历时八个月的“加州人民诉克莱伦斯·丹诺案”中，他的辩才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陪审团流着眼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宣判他无罪。后人称，这是丹诺60年律师生涯中最精彩的法庭之战。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自我辩护的时候。也许是用进废退的缘故，一生混迹于黑白两道的宋江和韦小宝不时地需要自我辩护，他们的辩才也不亚于能把死人说活了的丹诺。宋江在循私枉法放走抢劫犯罪嫌疑人晁盖时，要在长官面前洗清自己；把梁山往招安路线上领，要在众人面前辩称自己完全出于公心；以武力为手段同政府讨价还价，还要表白自己对元首的忠诚和不得已的苦衷。对于韦小宝来说，自我辩护的工作量比宋江大了很多倍。他既是黑社会大佬，又当国家高干，不同岗位的工作需要和利益冲突的现实，使他每天都要跟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成了他必备的专业素质。宋江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自辩是重阳节与鲁智深的交锋。鲁智深认为，宋江今天也招安，明天也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宋江乘机对自己执掌梁山以来施政方针做了总阐述和总辩护：“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 韦小宝炮轰神龙岛，把偌大的帮会轰得七零八落，却失手被擒，九死一生。在这关头，他的自辩术发挥到了最高水平。他义正辞严地说，炮轰神龙岛完全是出于听说教众造反、教主和夫人被擒后，忠心耿耿、心急如焚之际的救驾护主之举。小宝的这番自辩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老西的转述不能体现其精微奥妙之万一，读者有兴可阅读《鹿鼎记》自学。但从以上引述可以总结出，宋、韦二公的自辩术体现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大帽子原则”，以一种主流的、堂皇的价值观为自己铺垫理论基础；二是“指鹿为马原则”，搅乱因果关系。在这个领域，中西文化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丹诺的自辩的成功同样体现了这两项基本原则。丹诺严正指出时报爆炸案是富人欺凌穷人的社会原因造成的“社会罪行”，他凭借自己“美国穷人和劳工保护神”的名誉，宣称他为被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弱者的正义。他宣告：“我代表死者，我代表弱者，但从不代表欺凌弱者的强者！” 丹诺这番雄辩使得其后关于他不具备行贿动机的辩解成了细枝末节，也使得行贿的指控在陪审团眼里变得微不足道，因为根据英美法系陪审团“自由心证”原则，陪审团出于良知，即使认为他有罪，也允许为了维护正义而将他无罪释放。他赢了。论辩的目的在于打动听众的心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堂皇的大帽子即某种价值观来彰显自己的正义性，以吸引听众。帽子下面藏的是不是真货色，藏得巧妙不巧妙，一考论辩家的水平，二考观众的眼光。自经济学成为显学以来，经济学家大概是应用论辩艺术最多的人群了。上次老西谈到，经济学家有科学家和决策者两种身份，由于价值观念各异，无论是实证判断还是规范表述，可能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论点。这是经济学自身对经济学家“测不准原理”的解释，难怪青年经济学才俊周一先生说经济学家是股市的“反向指标”。正因为“测不准”，经济学家才要应用论辩艺术。这几年，转绕证券市场，国产经济学大腕们应用论辩艺术的表现可圈可点。以前，有人指出市场有不规范之处，应该改进，大腕们嗡地扑上去说这人是想消灭证券市场——这是应用 “大帽子原则；”后来，有大腕言之凿凿地说年内股市要走牛云云，成功实践了“测不准原理”，这时候，就需要自我辩护了。于是，有人搞了一个“中国股市标准”的讨论，大腕们一致认为，熊市是指责市场不规范的人的“错误认识”“唱衰”的。这是否应用的是“指鹿为马原则”呢？经济学不这么解释。经济学认为，很多种原因（变量）引起了一种结果，如果经济学家忽略了其中某种变量，就会得出不妥的结论。既然英国警察对狄更斯说“允许虚构”，我们也应该允许大腕们“忽略变量”一把吧。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