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爱挑刺儿，干部们躲着走
张显元把半月谈记者带入了一处简陋的农舍，门口放着几把农具，院里晒着大片刚摘下来的棉花，客厅里散落着几张桌凳。张显元招呼远客落座，端茶递水，动作麻利，左眼失明似乎并未给他带来不便。只是在看人的时候，老张会习惯性地微微偏一下头，似乎在琢磨别人。
张显元爱挑刺儿，尤其喜欢给镇村干部们提意见。在盐井这个偏远的地方，镇干部就算是村民眼中的大领导了。见了这些“大领导”，有的人不敢吭声，老张却能够走上前去与他们论理，甚至还可能穷追不舍到镇里。
2002年春天，马庙村遭受龙卷风袭击，村民张庭发家的房子给吹没了。政府给老两口拨了3000元救灾款，却被村里扣下，最终只给了张庭发1000元钱，并把两位老人安排到村部去住。老人没住几天，便发现房间整个屋顶都会漏雨。老两口要求村里补助600元钱，把别人家的一套旧房子买来住。这一请求遭到村干部断然拒绝。张庭发气得往县上跑了好几趟，最后提了瓶农药到村支书家里，咕噜咕噜当茶喝，当场气绝。愤怒的乡亲扬言要把尸体抬到县政府去，村里才勉强给了13000元安葬费。
几千元救灾款、600元补助款不愿意给，出了人命却给了1万多元。这件事成了张显元经常抨击一些镇村干部的理由。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让他得了一个“刁民”的绰号。
有时村干部见了他，远远地就说：“刁民来了。”张显元也不生气。有时候村干部也当面对他讲：“像你们这号刁民……”张显元不太明白这样的称谓是说他好还是说他坏，但他总是这样想：一个普通农民，一不偷，二不抢，只是对干部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做法看不惯，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这也算“刁民”，那就让他们叫去吧。
听了几句好话，当了一回“软蛋”
可是有一件事却让张显元至今痛感愧对“刁民”这一称号。
2002年冬天，张显元所在的村民小组，山地油菜长势喜人。就在这当口，一些镇村干部来了，一会儿说是有大老板来投资了，要统一收地种药材，一会又说要实行退耕还林栽杨树了，并说这是上面的精神，同意得干，不同意也得干。还没等村民回过神来，承包老板派来的人便在油菜地里挖起坑来。
村民们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一天到晚守在地里。可是那些人总能趁着村民吃饭上厕所的工夫，把坑挖在地里。尽管破坏如此，到2003年春天，村民的油菜却长得格外茂盛。但就在快要收割油菜的时候，镇里下了命令：“马上砍掉油菜栽杨树！”
村干部一边叫人强行砍油菜，一边上门给村民们“送钱”。张显元为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他家3亩地，种油菜和棉花，一年下来总收入有5500余元，但是被镇村占去后，他只能一次性得到270元，就这还是村民当中得钱最多的。尽管百般不情愿，但村干部的几句好话让他改变了主意：“你不会吃亏的，啥事都搞得拢，啥事都可以解决。”眼见着地也挖了，杨树也栽上了，张显元心一软，不仅接了钱，还帮助村干部去拉线。在维权方面，张显元是村里的“老大”，其他人见他都接了钱，也就只能认命了。
据张显元事后统计，这次被“征地”农户有12户之多，所侵占山地有150余亩，其中有耕地60余亩，油菜地30余亩，而被占耕地所获赔偿每亩只有区区几十元钱。因为几句好听话便做了“软蛋”，这件事情让他至今后悔不已。张显元说，他那次的表现比对门的海哥（张显海）差远了，因为海哥以“誓死捍卫领土完整”的姿态，最终保住了两亩地。
为了挽回“败局”，求助“县长热线”
张显元后来吃惊地发现，上面的政策其实是很好的：国家拿出了巨额资金以补贴那些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民；退耕还林，必须要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实行退耕还林应履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由有关部门向农民发放权属证明。
可是转眼4年过去，张显元和其他失地村民除了当初领取的每亩几十元钱外，后来的惠民政策一点也未享受到，直到现在，村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书面手续。
张显元决心要挽回损失。他先是到镇里去找有关领导，结果来了四五个干部“接待”他。为这件事，张显元把镇政府的门槛儿都磨破了。“每次去他们都说是人民的政府，一定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可就是没有动真家伙。”张显元很无奈地说。
2006年6月，张显元选择了打“县长热线”。第二天，镇村就来了好几个干部质问他：“你还打县长的热线电话呀？”
“是呀，我有权利向县里反映。”
“县长也不是给你一个人喂起的，想翻案是不可能的。”
“县长不是给我喂起的？难道是给你们喂起的？县长是为人民服务的！”
见张显元没有丝毫退却之意，来人气冲冲地走了。
当晚，在气头上的张显元又一次拨通了“县长热线”，获得如下指点：先找某土地仲裁机构仲裁，如果不行再去找法院。尽管感觉事情复杂得有些超出他的想象，但张显元最终还是决心要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七拼八凑800元钱后，便直奔澧县县城。
他有一个愿望：见到为民“清官”
“他们不仅强制性地占用了我们的山地，还扣留了我们应得的国家补贴，这笔账算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后来一些干部也不害怕我说了，也不躲我了，就好像庄稼地里的害虫，年年打药都有‘抗药性’了。现在他们除了拿些大政策来压我，见了我就主要是笑。他们一笑，我就有些糊涂和惧怕了，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张显元向半月谈记者表示，他不想再去找仲裁找法院了，他想通过媒体去寻找镇村干部的上司的上司，让上面的“清官”们替老百姓说句公道话。
攀谈间，村支书骑着摩托车赶来了，笑呵呵地与大伙儿围桌而坐。时值午饭时间，但张显元在饭桌周围转悠，却并不上桌。村支书不停地搓手，咳嗽了几声后终于开口说话了：“占用村民土地的事是上一届村委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屋外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村支书又说要采取提成的方式，对失地村民实行补偿，张显元听后仍然默不作声。
饭后不久，镇长也到了。在听完村支书的情况汇报后，镇长表示：他刚刚上任没多久，对占地事件毫不知情：“当时村里跟栽种杨树的承包人签了协议，这件事还需要承包人到场才能解决。”
当天下午，就在我们动身赶回常德的时候，干部和部分村民仍然坐在张显元家门口，这个偏远的小村庄因为记者的到来而添了几分波澜。张显元一直目送我们颠簸远行，直至我们的车子消失在一望无际的棉花地。
记者手记：
请让农民亮出权利之剑
到乡下走一走，总会听到一些基层干部们谈起“刁民”，也常常遇到一些“刁民”。初接触这些“刁民”，觉得蛮横无理，很难对付。但是同他们混熟之后，又发现他们有许多可爱可敬之处。他们其实很通情达理，只是见到有些干部侵占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一反常态，事事处处挑点“刺儿”。我们应该理解并感谢这些“刁民”，我们宁愿相信他们都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没有了农民权益被剥夺的现象，所谓的“刁民”还会存在吗？
因此，要真正治本，关键还是要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让农民手上依法持有权利宝剑。党的十七大报告已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希望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变“替民做主”为“让民做主”，并自觉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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