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冯骥才谈过年
分享传统节日的精神内核
让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建新 赵建玲
距离除夕越来越近了。商家早已用属于“年”的大红颜色把橱窗店面妆扮起来，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准备年货的人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欣欣然涌动着对“年”的期盼。
今年春节除夕将是国务院调整法定假日后的第一次放假。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说，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成为法定放假日，重新还给我们的传统一个载体，这反映出我国政府的文化眼光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政府部门还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来弘扬这些传统节日，帮助大家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年”文化的博大深厚
我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六个传统节日已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中的清明、端午和中秋新近被国务院宣布为法定节假日，除夕也被调整为法定放假日。冯骥才说，让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如果不给传统节日一个表现、表述的时间和空间，人们不能充分享受到这些节日所蕴涵的特有的精神内核，遗产慢慢也就不存在了。
冯骥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过节的民族，节日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的节日都是非常人本化的，比如清明节表达的是对先人的怀念，七夕节蕴涵的是对妇女的尊重，中秋节寄托的是对家庭团聚的希望，重阳节则体现了对长者的敬爱。
在中国民间，最重要的节日，莫过于“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
中国人过年，与农耕生活有直接关系。从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灌溉，到秋天的收割冬天的贮藏，“年”预示着旧的一轮生产生活的结束，新的一轮生产生活的开始。过年最重要的生活与生命意义就是“辞旧迎新”。人们对未来的企盼和热望，都在这个时刻熊熊燃起。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年的意味便在这生活与理想的混合中升腾起来。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一代代的中国人创造出无数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使年充满喜庆、情趣与魅力，构成了庞大、深厚的年文化。
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年时吉语，在年节里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苹果代表平安，自然就成为年节走红的礼品；梨子有离别意味，过年时便被冷落一旁；年糕可以用来表示高高兴兴，它几乎成了年的专利品；而鞋子与“邪”字谐音，便在人们口中尽量避免提及。
年前一切筹备的目标都是家庭，人也往家里奔，年夜大团圆的合家饭是年的最高潮。过了年，拜年从家庭内部开始，到亲戚、再到朋友，逐步走向社会。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就纯属社会活动了。这“年”的行为趋势，则是以家庭为核心，反映了对家庭幸福的企望与尊崇。
冯骥才说，中国的年是最有人情味儿的节日。每逢过节，我们都能重温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体味他们对生活独有而诚挚的情感，感受深藏在中华大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朗朗精神。一代代中国人就这样，对年文化，不断加强，共同认同，终于成为中国人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之所在。每一次过年，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发扬，一次民族情结的加深，也是民族亲和力的自我加强。于此，再没有别的任何一种文化能与年文化相比。
不能让传统彻底商业化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寄托着中国人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然而当我们重新盘点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时，却发现传统节日“味道”变淡了。
冯骥才说，以过年为例，曾有一段时间，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有人说，如今过年只剩下吃年夜饭、看春晚和拜年，而且拜年还变成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如果春晚没意思，年真就变成了“大周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现在中国家庭中年轻一代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另外，现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比以前增多了，节日偏爱简便、舒适与休闲的生活，不愿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比如有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到体育馆打球、健身。当现代生活方式与工具渗透到年俗中时，移风易俗自然悄悄发生。
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将一些传统节日推向市场，民俗变成了卖点。冯骥才说，在商品经济时代，商业是主动的、强势的、霸权的，商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把一切能够成为卖点的全变成卖点。把利益的关系、把营利的目的放在传统文化方式里，容易让人感觉不舒服。比如清明节商家会借机出售很多商品，这样会使大家对先人缅怀的情感受到影响。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节日不被商业化也是不可能的，商业的介入对传统节日也有好处，商家对节日气氛的营造有很大帮助。但商家应该遵循商业文明，用一个文明的方式来参与节日。
现代生活方式的确会对传统节日文化产生影响，比如中秋节，城市里满街的霓虹灯，使赏月都受到影响。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忘却抛弃了，把很多民俗伤害了、抛弃了，把很多仪式也都抛弃了。这是无知的抛弃。冯骥才曾经写过很多文章主张坚持过年放鞭炮。他的名言是：“一个静悄悄的春节和普通假日有什么区别？”
冯骥才说，由于忽视了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节日被人为地淡化。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从文化的角度享受传统
中国人真的远离“年”了吗？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底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黑压压的人潮，嘴里叼着火车票，肩上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带给父母妻儿的土特产，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前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明白，真正缺少的是“年”的新的方式与新的载体。
“想过年的人有的是方式，是我们自己把年淡化了。”
冯骥才介绍了他是如何过年的。他说，“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到过年，我都会做这么几件事情，年前到娘娘庙，到郊区的静海、独流、杨柳青年集上选购年货，买吊钱、买剪纸，还要给我母亲买头上戴的红绒花、红纸的石榴花，还有香烛。在那些兴致勃勃准备过年的老乡中间挤一挤，年意就来了。年意在哪儿？一是在自己心里，一是在相互之间感染。
“在家里，我要把屋里西洋风格的陈设收一收，摆上供桌、香烛和祖宗像，还有天地亲师的牌位。天地是必须要拜的，因为天地是大自然，她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必须要感恩。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叫《灵感忽至》，新的一年特别感动的是，上天又给了我一大把的时光，当我把上年的时光用尽的时候，所以对天地应该感恩。君是不应该拜了，亲和师是要拜的。亲是亲人，师是老师，是教给我们知识的那些人，在精神思想上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
“三十晚上我一定要陪母亲过年，然后回到自己家里，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放鞭炮、烧香拜祖祭天。我不叩头，但是要带着小孙女一起作揖祭拜。大年初一一早还要到母亲那里拜年。以前初二我要给老丈人拜年，现在老丈人故去了，就是亲戚朋友相互拜年。初五我把热爱天津文化的学者和搞艺术的聚集到南开区，因为那里是天津的老城，天津的根，大伙聚餐，聊聊天。初六给读者签一次名，我把这个活动叫‘接地气’，跟老百姓见面。因为生我的是父母，养我的是老百姓，是我的读者。那天队伍排如长龙，很多读者会把一年来有关我的消息都粘在本子上送给我。每年那天我都过得热血沸腾。”
节日总要按照传统的格式和民俗来进行，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但因为长久不放假，我们把很多内涵忘却了，要重新衔接起来是有困难的，需要慢慢恢复。比如端午节我们不仅可以卖粽子，还可以卖萱草啦、艾普啦、老虎搭拉呀这样的风俗小品，可以提高人们的节日情怀，唤起一种遥远的但是已经稀薄了的记忆。比如清明可以给先烈、历史名人扫墓，社区单位也可以组织很多活动。
冯骥才表示，节日遗产不同于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传承者是艺术传人，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过好节日，从精神到心里都能得到充分满足，节日遗产才能传承下去。这也是最好的文化保护。
冯骥才说，以春节为例，如今春节已经是一半过年，一半文化。远离农耕生活的我们还能够一年一度重温自己的历史，重温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符合人的精神需要。但长久以来，很多人一直把年文化当作旧俗，如今依旧不能从文化上认识年的精神价值。待社会的文明与文化达到相当高度，会出现年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当“年”及其风俗渐渐质变成为一种文化时，创造出一种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有魄力的新习俗来取代旧习俗，从文化的高度去享受传统，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精神财富，把过年从生活上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是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瞭望周刊 文摘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