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重奖公务员，反对者称之为“谬赏”

重奖公务员，反对者称之为“谬赏” 专家呼吁，应尽快出台《行政奖励法》，使行政奖励这一代表政府权威性质的 行政行为回归规范 综合新华社及《人民日报》报道：近些年，某某政府单位或个人获颁“重奖”的新闻屡见不鲜，对于公众而言，对作为掌握公共资源的行政机构，如何颁奖、如何获奖、奖金从何而来、如何使用等却不甚明了，而如何规范这些行为也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对此，2007年12月15日，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表示，我国将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行政奖励，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单位或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奖励。不久前，《公务员奖励规定》新鲜出炉。作为《公务员法》的配套法规，《规定》的颁布，无疑会使公务员奖励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明晰化。 然而，对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各种行政奖励的讨论，并不会因规定的出台而画上句号。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视线，已开始聚焦到行政奖励这个特别的“蛋糕”上。 ■重奖成风气 2007年5月，山西的一则新闻拽住了很多人的眼球：山西省环保局和省财政厅针对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工作，联合制定出一项具体的奖励办法，对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给予重奖，奖金最高可达200万元。奖励对象主要为各环保重点城市的地市、县(市、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环保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相关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重点城市中对改善当地环境有突出贡献的企业领导及有关人员。 果然，以铁腕治污而退出全国污染严重城市前三名，也就是所谓“黑三甲”之列的阳泉市政府成了“重奖之励”下的首个“幸运儿”。2007年11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文件，对阳泉市重奖100万元。 其实，山西这样的“大手笔”在全国并非首例。早在2004年8月，广东省便对县域经济发展快、财政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奖，最高额可奖励500万元。重奖措施实施后，在广东省2005年公布表彰的名单中，包括连平在内的47个县(市)获得2004年度县级领导班子奖励，其中有14个县(市)的奖金超过了100万元。此后，国内一些省市也相继采取了重奖公务员的举措，一时间，“重奖”似乎成为一种风尚，因此引发的各种讨论也不绝于耳。 ■特殊激励还是谬赏主义？ 山西的“重奖”之举一出，招来一片反对声，网上的“声讨”言辞颇为锋利。其中，有一种声音甚为特别：与其说是奖励，不如说是“谬赏”！重奖实则是一种谬赏主义！ 谬赏一词，出于唐代名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的“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诚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所言，所谓“谬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而一步步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众多人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涛表示，应当正确认识行政奖励的功能和作用，针对公务员的奖励应严格区分公务员的职责、职权以及相应的报酬福利等方面的关系。对于本身属于职务、职责行为范围内的事情不宜“重奖”，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 ■专家呼吁尽快出台行政奖励法 其实，《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奖励早有规定，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公务员法》还规定了给予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奖励的10种情形。“虽有法律规定，但是关于奖励的具体标准还不够清晰，有关规定在执行中也不够严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说。 对此，专家呼吁，对行政奖励标准、数额等“热点”问题，应当尽快出台《行政奖励法》加以厘清，使行政奖励这一代表政府权威性质的行政行为回归规范。 刘旭涛认为，从各国经验看，行政奖励的获奖者多是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一般很少涉及国家公职人员，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行政奖励的公平和公正，也能防止公权对行政奖励资源的滥用。“奖励的内容应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刘旭涛表示，政府奖励更多地应体现一种弘扬国家精神和社会价值观的荣誉，无论是否针对公务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重奖，似不足取。湛中乐强调，在行政奖励法制定过程中，尤其应该在立法层面避免地方再出现所谓的“重奖”之赏。 湛中乐建议，建立系统、完善的行政奖励体系，还得合理设定行政奖励的权限，进一步健全行政奖励的程序。他认为，行政奖励代表着政府引领社会价值的方向和高度，也是考量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准高低的尺度，属于稀缺性资源，因而必须是“高标准、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