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生产自主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农村面貌开始改变。但好景不长，随着农村人口持续膨胀、农业生产边际效益普遍下降，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开始衰退。现代农业进步缓慢、农民增收困难成为当前农村发展滞后的显著特征。为了增进家庭财富、改善生存状态，亿万农民开始自发从衰落的农村“突围”。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青壮年农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尽管农民工们往往作为低级技能工人和服务人员，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几乎都能获得远远高于在农村种地的收入。同时，劳动力大批外出、农村土地大量荒芜、“皇粮国税”的免除，为一些农民中的精明分子谋求经营变革提供了机会。

　　在一些传统农区调研时，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农民自发“突围”的热情，以及为提高生存质量而迸发出的创造活力。去过那里的人们，定能体味到一种意念正日渐清晰：“农民”这个“以土为生”群体的代名词，已经无法涵盖中国农村人口的全部身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自我“突围”中逐渐分化，这种“突围”改变着他们自身的命运以及中国农村的面貌。

　　“到城市去”催生现代化之果

　　如果还有人认为中国农民安然过一种清贫的田园生活，那他一定是居住在闹市太久。事实上，自从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发动以来，“洗掉身上的泥水进城”就成为了农民的“最高理想”。不然，你很难想象哪怕是在最偏僻的深山、峡谷，农民也要推掉土屋或者木屋，效仿“城里人”建起只有城市才有的“小洋楼”。

　　当然，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民的故事远远不止“小洋楼”这样简单。在高歌猛进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农民从城市化的旁观者到掺和者，而后向参与者演进。自一些“不守本份”的农民进城谋生开始，“到城市去”就成为农民中最响亮的口号。从游摊小贩、建筑工人，到如今遍布城市工厂和街区的“农民工”，农民如同候鸟一样成群结队地来到城市打工挣钱，逢年过节，他们又不辞千辛万苦回到农村的“土窝”。

　　现在，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财富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农民已经不满足于游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候鸟”生活，他们迫切希望分享城市的资源，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在重庆的农区，政府发现了一些“新鲜事”，大批在外挣了辛苦钱的“打工仔”不再倾其所有在农村建设“小洋楼”，而是选择在县城甚至城市购置房产、安家落户。在长江三峡地区的重庆开县，农民宋利全花费近１６万元在县城购买了一套１４０多平米的商品房，耗费十三四万精心装修的洋房中一盏水晶吊灯就价值５０００元，尽管新房几乎花光了他在外了开了１０年小餐馆的积蓄，但他却乐观且自信，“钱嘛可以继续在城里打工挣，孩子能在城里读书、一家人能在城里生活，这就是最好的事情。”同样的故事在一些小县城比比皆是。

　　也许有人说，像宋利全一样的人只不过是农民中的“少数派”。诚然，６亿多农民中能够进城安家的毕竟不太多。但他们的故事预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深谙中国农村事务的人们，应该能敏感地捕捉到这种变化的可贵之处：一朵由国家力量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之花，正在农民自我奋斗、自愿选择的过程中结出点点果实。

　　走进土地“再掘金”时代的前夜

　　家庭联产承包制一度让中国农村迎来了一个财富增长的黄金时代。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并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极大地解放了被“人民公社”束缚的农业生产力，激发了农民创造财富的热情。但日益充足的农产品供给、农业人口的飙升、沉重的农业税赋，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效益渐弱，农业产出的相对价值迅速下滑。

　　当土地产出财富的光辉逐渐暗淡、“到城市去”成为农民谋生的新希望时，良田荒芜、生产退化、村舍凋敝成为中国农村又一场噩梦。这种局面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数千年的国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在经过多番农业政策调整之后，尤其是免除绑缚中国农民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推行农业补贴等重农政策，让沉寂的农村开始复苏。

　　在一些传统农区，农民在探索农地经营模式变革中，重新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在重庆的数十个区县，农户们效仿工商业企业，集中各家各户的土地，成立了３５家“以地入股”的农业公司。江津区李市镇牌坊村的“仁伟果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牌坊村７７户农民以３０９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折资入股组建公司，并与大型农业企业合作生产柑橘。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获益微薄的农民们摇身变为公司“股东”“管理者”和“农业工人”。他们不仅像“城里人”一样领上了工资，还能定期享受公司的收益“分红”。开县剑阁楼村村民用全村近万亩土地组建了重庆首家“土地合作社”，由土地合作社统一对企业业主谈判招商、合股经营，农民在家门口获得了工资性收入。

　　这一连串的“新鲜事”表明了这样一个趋势：农村土地集约化、农业资本化、现代化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农地经营模式乃至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之门逐渐开启。人多、地荒、耕者少的中国农村已经走到了土地“再掘金”时代的前夜。

　　自由多广阔　农民就能走多远

　　探寻中国农村３０年来的变革之路，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破除农民追求财富的制度束缚，最终决定了中国农民提升自身生存质量的高度。

　　从“人民公社”的垮掉开始，农民的自由每增进一步，他们的生存状态就能前进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后，农民获得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经营自主权。小岗村农民跨出的一小步，推动中国农民致富、农村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农村户籍制度的松动，造就了如今２亿农民谋生于城市的生动局面。免除“皇粮国税”、实施农业补贴，重新唤醒了农民种地的热情。历史和现实已然写下了这样的注脚：自由多广阔，农民就能走多远。

　　但是，真正深入农村和农民群体以后，我们不难发现，抑制农民“突围”的束缚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仍在苟延残喘、进城农民工仍面临着社会保障的空白、农民变市民仍要遭遇学历、财产、进城指标等各种千奇百怪的梗阻。而农民手中最大的一笔资产“土地”权属不明、流动受阻、开发不足，农地的成长价值受到严重抑制。

　　从宁静、清新的农村走来，我们深深感到，３０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需要重新树立改革的勇气与智慧，这种勇气与智慧无须庞杂的理论方程式，且看中国农民自由创造出的生动事故吧！

转贴：
写这个文章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肯定没有种过“责任田”。没有因为买种子、农膜、化肥没有钱，让女儿、老婆去“歌厅”“洗脚房”当“炮眼”。一家老少苦了一年，年底收成卖给“公司”不给钱，娃子、老人要养命钱，还欠了信用社一“屁股”钱。“皇粮国税”说是免了，农资价格“胀”的比“求”高，你不要写文章来种地吧。来年我只有去城市打工，去抢工人大哥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