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5年的五个“一号文件”，将中央财政的三农投入翻了一番，其中究竟有多少最终留在了农民的口袋里？
此前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将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作为主题，到了2008年，这一主题的变化通过文件名称即可得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若干问题的意见》。
新文件中，以往“支农惠农”的组合提法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强农”的提出，显示出农民主体地位正在回归途中。
不断增长的投入，是否换回了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刘瑞山表示，1999-2007年，黎明村人均年收入从2000元递增至9000元。单以数字论，农民收入确实与政府投入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但坐在刘瑞山的办公室，4位黎明村的农民众口一词：物价上涨一年来，农民得到的好处极少，绝大部分利润都被流通商卷走，西红柿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高达1元2角的差价就是明证。2004年初，中央花费100亿元进行粮食直补。随即，饲料价格普涨，尤其是一些没有替代品的精饲料。“那100亿粮食直补，平均到每亩地不过50元；我们人均3亩地，每人获益150元，但精饲料价格让农民亏了200元还不止。”
生于1943年的刘瑞山经历了每一次的农业变革。政策是否有效率，他了然于胸：光投钱，不投机制，钱就只能从农民的口袋里溜走；溜走的那部分钱，也并不全是流向了饲料生产商和农产品流通商，政府也是受益者之一，途径则是税收。
著名三农学者李昌平在1月初一篇名为《猪肉为何涨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相对于养猪户的高度分散化，生猪生产、加工以及屠宰已经高度组织化，猪肉涨价联盟已经形成，农村的猪肉价格甚至比城镇还高。
权威人士承认，政策上的规定的确失之于笼统。在细节的落实上，文件之外，却缺少细化的配套方案。至于农村金融领域的短板，更是政策制定者的切肤之痛。去年“一号文件”鼓励施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普及范围亦很有限。即使在做得最好的北京市，该项保险普及率亦只有区区9%；同时，险种少、费率高也是这项政策的硬伤。该权威人士表示，该项法规严重滞后，政策制定部门今年将全力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出台，“起码也要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
（据《中国新闻周刊》杨中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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