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http://nmg0000812.blog.sohu.com/，作者：牢骚满腹农民工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国家制度改革上。
      第一是减少政府通过国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对资源的控制，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越大、管制越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继续扩大，这会继续逼着农民不顾一切地走进城打工的路，“三农”问题会继续恶化。市场配置资源反而能缓解“三农”问题。
     第二是取消户籍制度、将土地私有，这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让他们能像城市人那样自由地流动，这当然意味著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和生活选择。
     “三农”问题谈了多年，是不是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对农村投入的增速就终于超过城市了呢？数据显示，在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元。但“三农”方面的投入，即使到了2007年也不过人均489元；从增速来看，2007年人均489 元的“三农”投入同比上升了15.3%，而在过去5年里，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就已超过15%。
     “三农”问题是这些年流行的话题，也是最好让人出名、让政治家捞取资本的题材。“三农”问题谈了多年， “新农村”运动也搞了两年，可是，中国农民的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还是以比其他群体更慢的速度在变化。从表面看，2006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由前年的2975亿元增加422亿元，到3397亿元，在绝对数字上似乎多了很多，但分到8亿农民的身上，人均才增加52元，真是雷大雨小！如果按增长速度看呢？那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4%，远低于去年国家财政收入22%的增速，由此看，对“三农”的相对投入反而下降了！
      2007年两会期间，媒体又是欢呼政府预算对“三农”投入的增加，说农民又得到额外关照了，说今年“三农”投入多了520亿，农民人均又多了65元！也就是说，今年农民人均得到489元的“三农”投入，比2006年上升了15.3%。这种增速是否特别优惠了农民呢？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4%！对“三农”投入的增速只是国家财政增长速度的一半。所以，表面上看，对农民投入在增加，似乎农村在一片“三农”热中得到特别的照顾，但农民经济机会改善的速度还是低于城市和社会其它群体。
     那么，5万亿元财政收入和各种项目公债资金都花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收入、国有资产财富、集体所有土地呢？本来，搞国有制、搞集体公有制以及政府管制，消灭私有制，说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为了人人平等，也当然为了工人和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都能享受同样的经济机会，“科学”配置资源总比那无序的看不见的手更能促进人人平等、更能平衡发展吧？
      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以及受教育机会、就医机会等这些方面的城乡差别不说，单从固定资产投资就能看出行政配置资源的实际后果如何。比如，在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元，省会城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9223元，地区市是人均5137 元，而最底层的县城平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才590元，农村人均300元不到，是北京的五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从北京到省会、到地区市、到县城，配置资源的权力依次递减，于是，各地居民所能享受到的收入增长机会（亦即，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也依次递减。所以，将资源、资产和土地都集中为国有或都由政府管制以后，实际的结果是权力决定收入机会，哪里的权力大或者靠权力中心近，那里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多。即使到了2007年，在“三农”问题讨论得最热、最让人感动的时候，“三农”投入也不过是人均489元！这是政府整天喊解决三农问题，农村越来越穷的主要原因。
      是不是随着讨论“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对农村的投入增长速度终于超过城市了呢？据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371.5亿元（跟为全国8亿农民的“三农”投入金额一样），过去5年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15%。也就是说，到2007年，“三农”投入的增长速度终于接近北京一直有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真不知道这种“三农”和“新农村”运动是特别优待了 8亿农民，还是终于让农民也享受一下北京以及其它权力城市一直享有的收入增长机会。连农村以及县城本地的金融储蓄资源也要上调到省会或更高的城市，把本来属于本地的发展机会也上调！
      50年运行国有经济、公有经济以及近年的管制经济，结果是大城市跟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受教育机会差距、医疗机会差距是如此之大，是人都会要往大城市搬。有人说，“难道靠贫民窟来城市化？”对于本来就在北京、上海长大的人来说，这话听起来是有说服力的。但，对于过去50年里历来就在付出、历来就在为国有经济牺牲自己天然的发展机会的农村人来说，在北京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在农村强，更何况到北京、广州打工之后，自己的小孩也可以跟去北京上学。尽管他们的小孩还只能去受挤压、受歧视的民工学校，但这也比农村家乡的学校强！特别是，从此，他们的后代就看到了农村之外的世界，看到了北京的世界，多少让后代有少许机会也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享受城市人的特权。
      城市相对农村的特权是这么大，农民都要进城的压力当然不会小。于是，过去推出户籍制度，今天要想法维系城乡户籍制度，将中国公民划成几等。否则，靠国有制和政府管制支持的城乡差别就无法维系了。这是今天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制度。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会得到真正的改善？难道我们的政权在建立时的工农兄弟之间可共患难，建立政权后永远不能同甘苦 吗？      
     今天，户籍制度对于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效果因市场化发展而越来越弱，他们也能进城打工，只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只能干苦活并且收入比城市人低。
      当然，最后一道关卡是土地不能私有。正因为农村土地不能私有、不能买卖或抵押金融化，所以，农民无法真正卖地进城，土地公有是最后一道将农民捆绑在农村的锁链，增加他们进城也享受特权的成本和障碍。
      如何理解土地公有对农民的负面影响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看，对于城市人，他们的资本包括两部分：流动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和人力资本；而对于农村人来说，他们的流动资产少，人力资本也少（因为教育低、收入机会少），他们主要的资本本来应该是土地，但土地的产权又不属于自己的。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人不能随便换工作，所以，那时的人力资本不能流动，也不属于自己，但，过去29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将城市人的人力资本流动起来，并且人力资本已基本“私有”了。相比之下，农民最核心的财富——土地却还是公有，不能被流动，连自己的宅地也不能被正式私有并可以做抵押金融化。
     城市人最重要的财产——人力资本已经私有，并且能随时、随地流动，而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却继续公有，不能流动。这种不对称的后果之一是，城市人可以自由地追求收入以及生活的最大化、最优化，而农民的选择空间继续被限制，继续依附于土地。这种不对称会继续从根本上制约农民的前景。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是减少政府通过国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对资源的控制，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越大、管制越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继续扩大，这会继续逼着农民不顾一切地走进城打工的路，“三农”问题会继续恶化。市场配置资源反而能缓解“三农”问题。第二是取消户籍制度、将土地私有，这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让他们能像城市人那样自由地流动，这当然意味著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和生活选择。
    农民，中国的农民，土地革命70年、建立新中国60年来，已经几代人牺牲了切身利益，无私的支援了国家的政权建立和经济建设。
    谁能告诉农民工，不知道还会要多少年才能消灭这不平等的体制呢？
    农民也是公民！农民呼唤公平！

与其直接补贴农民现金，不如通过好政策帮扶他们！保障他们！

看了主贴的两个建议。第一条是不可能。对资源的管制是国家的基本经济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放任资源自流，肯定要引起天下大乱。第二条是没有意义。尽管目前还存在着户口，但实际上已经再没有起到控制人口流动的作用，对人们自由择业也没有起到什么限制作用。土地私有化问题已经谈得不少。土地私有不私有，目前对农民的择业和流动、甚至对农业生产效益并不能起到更多的促进或限制作用。强调土地私有化的人，无非是认为土地私有化后可以让农民自由买卖赚点土地资源出让费。——这些人的这个视角大概是从近些年城市建设的城效地区土地征用补偿中得出的这种结论。不要说国家是否允许全国所有的耕用全部改变用途令其自由商业化，即使是国家不计较耕地的多寡，放任自流，是不是全国的农地都同样值钱？都有人去买？全国的农民就能因买卖土地富起来？应该看到，居住在城郊的农民只是全国农民中的很小部分，大多农民是居住在远离城市的深山老林，这些人的土地估计送给人都没有多少人想要。因此，仅从经济角度上看，既使推行土地私有化，也至多只能让小部分的城郊农民更加理值气壮地受些小益，对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基本上没经济上的意义，离解决三农问题更是近不了多少米距离。

政府减少对资源的控制资源也到不了你农民工或者“人民”手里。

楼主说到了实际问题,可是中国要想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整治贪污腐败,之后才能解决农民问题

引用:

原帖由 gclcl 于 2008-2-29 14:50 发表
看了主贴的两个建议。第一条是不可能。对资源的管制是国家的基本经济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放任资源自流，肯定要引起天下大乱。第二条是没有意义。尽管目前还存在着户口，但实际上已经再没有起到控制人口流

看了主贴的两个建议。第一条是不可能。对资源的管制是国家的基本经济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放任资源自流，肯定要引起天下大乱。

——何处此言？


第二条是没有意义。尽管目前还存在着户口，但实际上已经再没有起到控制人口流动的作用，

——错，所谓的公民就是税民，就是我拿钱政府来办事。当前的户口政策无视公民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公民权益无法实现。



对人们自由择业也没有起到什么限制作用。土地私有化问题已经谈得不少。土地私有不私有，目前对农民的择业和流动、甚至对农业生产效益并不能起到更多的促进或限制作用。

——错，农民无法舍弃的那部分土地一方面限制了农民财产权利的兑现，导致部分农民无法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成本太高，无法提高土地效益，抑制了农村的分工分业。


强调土地私有化的人，无非是认为土地私有化后可以让农民自由买卖赚点土地资源出让费。——这些人的这个视角大概是从近些年城市建设的城效地区土地征用补偿中得出的这种结论。不要说国家是否允许全国所有的耕用全部改变用途令其自由商业化，即使是国家不计较耕地的多寡，放任自流，是不是全国的农地都同样值钱？都有人去买？全国的农民就能因买卖土地富起来？

——傻，真正放开土地之后有几个会卖土地的？但是这起码保证了产权的自由流动和权利的可兑换性。农民靠买卖土地是不能富起来，可是农民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分工富起来。但是目前的土地制度限制了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社会分工发展缓慢，市场发育也问题多多，难道农民不卖土地，光靠种那点农作物就能富起来？


应该看到，居住在城郊的农民只是全国农民中的很小部分，大多农民是居住在远离城市的深山老林，这些人的土地估计送给人都没有多少人想要。因此，仅从经济角度上看，既使推行土地私有化，也至多只能让小部分的城郊农民更加理值气壮地受些小益，对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基本上没经济上的意义，离解决三农问题更是近不了多少米距离。

——仅仅只是从土地的现值来计算所谓的财富问题，而没有看到流动的产权是市场交易顺利实现的基础，你离解决三农问题的距离更远。

引用:

原帖由 文盲 于 2008-2-29 21:33 发表
楼主说到了实际问题,可是中国要想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整治贪污腐败,之后才能解决农民问题

贪污腐败和农民问题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结果，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提出了一个好的问题，但不一定就能找到一个好的答案——无处不在的现实！
汉朝王莽篡权后推行改革，重用的朝臣都是饱读圣贤书、刚正不阿的清流，结果天怒人怨，不久分崩离析！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终究是坐而论道。
“三农”是国之病，“去病如抽丝”，丝丝相连，慢慢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