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村民委员会设置 重构乡村治理新秩序
人民公社后，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毫无疑问，这是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实质进程，是整个农村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是，二十多年的运行状况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村民自治不仅未完全清除旧体制的残存遗害，还生发出种种新的弊病来，“三农疾重”根源虽不在他，确实是被他恶化的。
一.问题发端
村民自治一开始在设置上就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瘫软。１９８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七条对村民委员会设置是这样规定定的:“ 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几个自然村可以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遗风再现，政府依然显示强大的动员力，一夜间所有的“生产大队”变成了村民委员会，这也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列举的第二种类型“几个自然村可以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通常由几个、十几个村民小组组成，跨一至十几个村庄。
这一类型是否便于群众自治暂且不论，可以肯定是最便于基层政府操作的，现成的组织框架，换个牌子而已，全国大抵都是如此。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因为村民自治有别于其他的区域自治，自治的对象和内容趋向于内倾、向下和具体，突出表现为成员个体经济、文化性质的切身利益，并非范围越大越优越，相反越大则越松散。农村每个家庭独立生产经营，集体形成的公共利益逐渐瓦解或流向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基本割裂，小组与小组（村庄与村庄）之间更是无甚关联，使得自治形式多余，内容空洞。
1.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完整覆盖，没理由/没必要再设一级自治来补充。乡村无政治，一个行政村范围内如果能称得上政治的只有村民委员会选举，为了体现民主政治，虚设政治目标，自治正是这样的东西；
2.农村经济权。主要组成是土地所有权及其经营权，法律确定属于村民小组和农户，村委参与治理无据；
3.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往往仅统一在一个村民小组或一个村庄内部，少有涉及其他小组和村庄的，尤其是整个村民委员会辖区，确有牵连两个以上小组和村庄的，也是牵连到的小组和村庄自主的事，拿到整个村民委员会议程上，让其他的成员单位也参与进去，不合逻辑。
生产大队组织形式适应的是国家管理的需要，这种形式下成员仅依地缘关系而结合即可,不必有村民自治所要求的共同利益（诉求），施行自治则是缺乏基础，这是广大的村民对自治普遍热情不高的根本原因。
二.异化
设置问题导致自治无能，村民委员会像是国家送养给农民又被抛弃的弃儿。为维护这种关系，政府伸手扶植，这是政府干预村政的初衷，随后从中感受到诸多便利不愿退出，空置的村民委员会也正需要获取存在的价值，两者一拍即合，良好的愿望最终异化成违规的媾和，村民委员会有了“村公所”性质，从此没人不拿村委当政权机构，没人不拿村主任当干部。
单纯村公所，上传下达没有什么危险，问题在于村民委员会充分体现杂交优势，原本政社合一，由此兼具多重能力，既能代表政府催粮派款，又能代表农民种粮卖地，还能同时代表自己完成种种交易，上下其手，攫取最大利益。形象说是拿着偷来的民意换取公共权利来诈骗村民利益，部分上供，部分自肥，对上摇尾，对下舞爪。
此外，村民委员会为垄断社区利益，排斥一切其他的适应社会和市场发展需要的组织生存和发展，这种特性近乎反动。
农业税取消后，村民委员会由政府财政供养，一些地方还别出心裁地从所谓的优秀村干部中选拔公务员，更强化了这种态势。
三.分裂特质引发的问题
名分和实质分裂,行为就要错乱。
1.成为农村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最突出的问题——农民重负。村委活动直接产生费用和介入统筹/税收搅混水，捞取利益；最普遍的问题——集体财务混乱。制度上不能明确规范，操作随意性大，监督上村民意识不强、实施不便；最恶劣的问题——村干部腐败。党纪国法不能有效约束，村民难以控制，村干部腐败空间很大，造成腐败成风，村干部个人问题，损害的却是党和政府的形象。最无奈的问题——两委矛盾。支部以党的领导自居，村委以村民自治力据。
2.梗阻政令、民情畅通。村委会形成政府与农民间的屏障，政府和农民通常不能直接沟通，政府因与之利益取向一致不愿绕开，农民则是规矩限制不能绕开。村委有其独立的价值观，经其甄别裁量后的政令、民情已非原味。
3.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能效能。当今的交通/通讯条件，现代的信息传递手段，可以保证政令及时直达村民组和农户，中间的村级组织已多余和不必要，助长了基层政府官僚作风。
4.混乱市场角色。法律确定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村主任是村民的代表人，但农村集体财产的主要（也几乎是全部）构成——土地所有权及其经营权村委无权支配（这是一般意义的村委与实行大集体的刘庄/南街等明星村的最大区别），显然村委法人特征不完整（不一定是坏事）。而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这一法人要件，确不具法人资格。在市场活动中，村委受财产权钳制，村民小组受主体地位限制均难有作为，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四.出路
村民自治制度本身没有问题，通过正确的调整，还是能够展现出美好的愿景的。村民小组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纽带联结的组织，成员大多出于同族和亲族，之间关系紧密，有较强的认同感、归属感，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又使这种联系愈加牢固，较多的利益牵扯使其成为村民自治最适当的承担者。家庭承包经营对此也未有较大的冲击，倒是村民委员会现状严重损害着他，地位被剥夺，存在被忽视，村民委员会直接管理小组事务，许多村民小组组长被架空乃至取消。在当前亟需农民组织化的形势下，确立村民小组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强化其作用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选择。
人们会担心，过小的治理单位会使较大和涉外的公共品供应成本高、失去价值、出现困难。其实，即便辖十几个村庄的治理单位也未必避免出现，自治单位不在于大，重要的是在于有效，可以通过个别、临时会商解决这些问题的。
五.方案
1.村民委员会设置,由“村级”调整至“组级”；
2.可以设置村公所（区）作乡镇政府派出机构，联络指导几个、十几个村民委员会工作；
3.保留或调整村党支部，依组织章程活动，不干预村民自治；
4.原村委会职责分配。担负的行政职能归政府部门，党支部兼做一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工作，民主政治、生产经营和其他事务村民组自治。
村民自治，传说是产生于民间，但不管是预谋或是无意间自开始就被干预，无论是自动放弃或者是被迫始终未交由到农民的手里。中国的乡村就这样一直被基层政府及其选择的代理人主导着，名义上的主角让渡其外，任由摆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貌似强大的力量和所谓的精英较之亿万之众的才智，显现的只能是弱智、低能和狭隘，我们的福祉正因此被搞得支离破碎。调整村民委员会设置，重整乡村治理秩序，切实把权力还于民，一个崭新的农村社会就会立马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