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的派性现象已经较为普遍的存在,尤其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表现更为突出。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农村派性现象是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诸多利益个体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必然结果，也是村民政治参与自然形成的组织化形式。这种现象对村委会换届选举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需要基层党委政府正视和包容，并加以正确的引导。
一、当前农村中派性群体的主要特征
1、不稳定性
首先，派性群体是以特定能人的个人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会随着特定能人的退出而解体。这些能人或者是政治能人，对村集体事务熟悉，并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威望；或者是经济能人，能够通过经济纽带对其他村民施加影响；或者是家族能人，亲友众多且在亲友中具有优势位置和内部威望。这些人一旦他们产生政治上的诉求，就能够通过“亲拉亲”、“故连故”的方式，连起一长串的村民，最终形成许多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有着某种利益联系的人际关系圈。派性这种以某个特定能人为核心的特征，也决定了它会随着这个特定能人的退出而解体。其次，派性是在特定事件中被激活和强化的，会随着特定事件的结束而偃息。一般情况下，村内不发生涉及多数村民利益的重大事件，派性斗争就会处在“休眠”状态。目前农村中激活派性意识，强化派性斗争的事件主要有：村两委换届选举和涉及村集体资金分配、资产处置的重大村务决策。这种被特定事件激活或强化后的派性斗争，也往往随着特定事件的结束而偃息或弱化。第三，派性是随着斗争格局变化不停地分化组合的，各方力量时刻处在此消彼长之中。派性的组织结构一般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核心层是以派性领袖人物为核心的亲朋好友，紧密层是通过利益联盟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松散层是依附于核心层、紧密层精英人物的普通村民。随着派性斗争格局的变化，紧密层中的精英人物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改旗易帜”，进而导致松散层中普通村民的派性立场变更。因此，派性斗争各方的力量时刻处在此消彼长之中，各个派性不断地分化整合，一般最终会形成两大对立派性参与最后的角逐。
2、利益主导性。
首先，派性斗争的实质是利益之争。大多数人加入派性群体，就是想从现实或未来的收益分配谋取更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派性斗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本派利益最大化，也决定了形成派性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派性必须找到一定的收益空间，否则派性斗争就难以维系。集体经济资源是派性最为主要的收益空间，村干部“身份资产”的升值也为派性提供了这种收益空间。抽象地说，村集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就越多，形成派性的可能性越大；村干部“身份资产”越高，村干部身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越多，围绕村级选举产生的派性斗争就会更加激烈。因此，在村集体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特别是有土地征用的城效村），在项目建设较多的村（特别是有大量政府投资项目的重点建设村），派性现象尤为突出。其次，派性斗争需要通过利益联盟、利益许诺和利益收买进行针对性动员。无论是村委会换届选举还是重大村务的民主决策，要想取得派性斗争的胜利，都必须把足够多村民的意愿集合到派性意图中，从而形成有利于派性利益的多数人选择。由于派性各方都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努力扮演村集体公共利益代表的基础上，会采取一些针对性动员措施，比较常见的是利益联盟、利益许诺和利益收买。利益联盟是不同派性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如在选举中虽同为竞选者，但竞选的职位不冲突，在各自均存在强劲的竞争对手时，为了双赢结成同盟。利益许诺就是对村集体资源再分配的许诺，包括对一些非竞选村干部职位的安排许诺，以此拉拢处于“中间派”的村内能人。利益收买是当派性斗争进入“白热化”后，直接以物质利益对关键的票数进行收买。
3、内部竞争性。
首先，派性斗争是村集体内部的利益之争，竞争各方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派性的存在就是为了争斗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竞争就没有派性，而这种竞争其实就是各个派性群体所能影响的普通村民进行人数上的竞争，争夺的利益也主要是村集体资源分配。另一方面，当前农村中的派性斗争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的竞争，派性所争取的胜利都是制度规定的民主选举或民主决策的某种结果。因此，派性在竞争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必定是制度规定所不禁止的或者是制度规定虽然禁止但无法有效制裁的，否则就意味着在竞争中的“出局”。其次，竞争各方往往与对立面直接互动，派性冲突现象比较常见。在派性斗争中，并不是简单的“你拉你的票，我唱我的调”，而是要随时依对方竞争和动员策略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竞选双方都会花大力气去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并且想方设法阻断对方动员过程，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挖走对方的助选“精英”。 特别是竞选“白热化”的村，竞选者几乎都会采用诋毁对手的方式来抬高自己，四处反映对方的腐败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四处宣扬对方是借选举之机捞取个人利益，甚至动员上访手段来给基层党委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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