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的帝王术（3）
    最后一点是，出身底层，没有贵族气，刘邦除了对知识分子有看法不够尊重以外，对其他各色人等，都没有瞧不起的态度，自己没有大本事，那么我就用有本事的人。所以，刘邦周围是一个优秀人才组合成的圈子和班子，他能用人会用人，而项羽则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部下的才能基本上被他个人的光环所掩盖了。
    刘邦在项羽败亡取得天下之后曾说过一段话，他说：张良制定战略，韩信指挥军队，而萧何则负责稳固后方，我就是靠着这三人而取得天下的。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能不被我擒获吗？

    相对于任何个人，组织和队伍的力量是更强大的。项羽的个人才华不错，但相对于以刘邦为核心，张良、韩信、萧何等人为骨干的政治势力的绝佳组合，项羽一个人与之对抗，最终必败无疑。

    所以说，政治家不可能搞个人英雄主义，他必须以自己为核心，画出一个美妙而稳固的圈子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后，驱使着这个集团军抗衡、蚕食、消灭各种异己力量，最终的大一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子。到那个时候，开国帝王的新任务就是要搞好大圈子中各个小圈子的平衡和制约……

    与项羽这个“娃娃”相比，刘邦的出身和阅历使他具有了许多优势，他利用这些优势，组建好班子，所以击败了项羽。

    但打败了一个项羽，不等于就拥有了天下。我们进一步把刘邦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考量，把他个人以及他起家的圈子与其他优秀的政治家和历代的帝王来比较，刘邦也不逊色，而且，他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

    第一是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斤两，能重用比自己强的人，自己也能忍让，而且在下属面前也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行，不怕丢人。他无赖出身，打得过就是打得过，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从来不讲什么面子、荣誉之类的东西，单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后世人称“高祖旷达”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圈子的领袖和核心，但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坛”之上——至少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是这样。

    比如在鸿门宴前夕，张良问他：“您现在与项王翻脸，打得过吗？”他老老实实承认：“打不过的。怎么办？”于是就有了鸿门宴上那出戏。再比如他称帝之后，有人告韩信谋反，陈平问他：“您打得过韩信吗？”他也老老实实承认：“打不过。”于是就有了伪游云梦计擒韩信那出戏，并没有顾及到自己身为皇帝的面子。

    刘邦称帝后，有一次与韩信谈论诸将能将兵多少。刘邦兴起，问韩信道：“你看我能领多少兵呢？（如我能将几何）”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问：“那你能带多少兵？（于君何如）”韩信说：“至于我么，带得越多越好（臣多多而益善尔）。”刘邦笑了：“你既然多多益善，那为什么却为我所用呢？（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又回答说：“陛下虽然不善于将兵，却善将将，所以我才为陛下所用。而且陛下的地位，是老天爷授予的，不是人力所能为的。（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韩信真的是毫不给刘邦面子，居然敢说自己比皇帝强，但却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刘邦善于“将将”，心里又不大服气，酸溜溜地说着什么“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之类的话。

    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所以才将事务交给专家去做：让萧何巩固后方（总后勤部长），让张良制定战略（总参谋长），让韩信领军打仗（前敌总指挥）。他只负责揽总，从不对这些人负责的事务加以干预。

    比如他让陈平离间项羽的部下，给了他四万斤黄金之后就不闻不问了。陈平是个什么人？盗嫂、受金！很多人说他是个贪污受贿之徒，这批黄金他说不准要贪污多少呢！但刘邦不管这些，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结果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被陈平的离间计活活气死了。又比如张良，屡屡出谋划策，大的战略方针几乎都是由他制定的：彭城之战后提出联合韩信、黥布、彭越共击项羽；韩信自立为齐王时劝说刘邦稳住了韩信；楚汉和约签订提出穷追猛打的战略，终于彻底消灭了项羽。可以说，没有张良，刘邦最后的军事胜利，是很难想像的。而刘邦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张良的战略，对他言听计从。

    事实上，刘邦的这种特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第二，他知道自己本事不够，所以不会卖弄聪明对部下指手划脚。对于像萧何、韩信、张良、陈平这样的精英来说，刘邦确实可以说是“明君”——他们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这些人，愿意为刘邦效力。

    第二是知人之明。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政治家，只有自知之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知人之明才行。自知之明仅仅能保住自己不出错，知人之明才能把手下的人才都摆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从而组建出最佳的组合，发挥出团队的最大威力。

    刘邦的知人之明更为人所称道。对“汉初三杰”萧何、韩信、张良的知遇我们先放下不表，看其他几个例子。

    他派韩信前去攻打魏王豹，以灌婴、曹参为副手。他问郦食其说：“魏王豹以谁为大将？”郦食其回答说：“柏直。”刘邦就说：“那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不是韩信对手。是谁统领骑兵？”郦食其说：“是冯敬。”刘邦说：“是秦朝大将冯无择的儿子啊，虽然有些本事，也不是灌婴的对手。谁统领步兵？”郦食其回答：“项陀。”刘邦这下就高兴了：“项陀也不是曹参的对手。我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他对敌我双方将领的能力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人而用，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后来刘邦临死，吕雉问他：“您驾崩后，萧相国如果也去世了，谁可以取代他？”刘邦回答说：“曹参可以当相国。”吕雉又问：“要是曹参也去世了呢？”刘邦说：“可以用王陵。只是王陵不大聪明，需要陈平辅佐他。陈平才智是够了，却缺乏独当一面的能力。周勃重厚少文，但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必然是他，可以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兵权。”结果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如他所料。萧何死后曹参为相国，萧规曹随，与民生息，天下传为美谈。紧接着诸吕擅权，危及刘家天下，正是依靠陈平、周勃等人的力量才得以挽救。刘邦之知人，不可谓不明矣。

第十二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的帝王术（4）
    第三是用人之明——笼络人和团结人的高超手段，刘邦在此方面堪称一流的专家。
    对于黥布、彭越等辈，刘邦是采用利诱的策略。但对于萧何、张良、陈平等这班人，他采用的又是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言听计从，放手使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因为这班人和那些“逐利之辈”不同，他们是所谓的“士大夫”，境界比较高，他们追求的是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光靠功名利禄是很难拉拢的，必须采用其他的办法才行。

    关于这一点，三国时期的周瑜给出了更明确的解释。那是在赤壁之战前夕，蒋干受曹操之命前来劝降，周瑜就说：“我与主公，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必听，计必从，君臣融洽如此，即使苏秦张仪复生，又岂能说动我？”这段话，正好说明张良等人之所以效忠于刘邦的原因。

    韩信平定齐国，自立为齐王，不久之后又击败了项羽的部下龙且。当此之时，天下归属大权掌握在他的手中，向楚则汉亡，向汉则楚亡，就算拥兵自立，也并非没有夺得天下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项羽派人来游说他，韩信回答说：“我在项王麾下的时候，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持戟，言不听计不从，所以我才离开项王投奔汉王。汉王任命我为大将军，授予我兵权，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能得到今天的地位。别人提拔我重用我，我却背叛了他，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我们且不论韩信此话是否迂腐，然而“士为知己者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言。前有豫让漆身吞炭，后有诸葛亮鞠躬尽瘁，上到公卿士族，下到平民百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知遇之恩”四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刘邦搭起了台子，让大家唱戏。而且，刘邦抓大放小，大家尽情表演好了，具体的事物刘邦并不过问，在打天下的时候，也基本上做到了用人不疑——所以，刘邦的政治班底是很稳定的。

    刘邦圈子中的次级核心人物是萧何、张良、韩信，这三人被后世称为“汉初三杰”。刘邦自己也承认是靠这三人的力量击败项羽夺得天下的，如何驾御领导这三个人，是刘邦的最大课题。

    一般来说，一个系统中最稳定的架构是一个的三角型结构。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就是一稳定的三角：

    他们是平行的级别，只对最高首长刘邦负责。

    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工作上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也形成了互相之间的制约。

    他们都是专业型人才，性格也不同，三个人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刘邦——他们谁也领导不了谁，不可能产生新的领袖。

    而且，如果圈子中除了领袖，只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的话，那领袖晚上肯定睡不着觉；如果有两个次级核心的话，这两个人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逆——最高首长很容易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三个人联合的难度要大得多；再者，如果没有得力的次级核心和干部，也不行，事情干不成了。

    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刘邦与“汉初三杰”的搭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千古经典的政治组合。

    在不同的时期，三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刘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

    首先，三人之间比较超脱的是张良。

    张良是韩国官宦子弟，其先祖“五世相韩”。韩国被秦灭亡后，张良散尽家财，立志为韩报仇。秦始皇东游时，张良与他找来的大力士刺客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缉拿张良。

    后来天下义军四起，张良也拉了一支小股部队，遇见刘邦后就跟随了刘邦。在随后的征战中，在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刘邦都听从了张良的意见。“夫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张良虽然骨子里很有侠气，但长得却很文弱，男生女相——按中国古代相书上的说法是贵人之相。

    张良身体不好，多病。更重要的是张良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帝王师”——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势力。他是总参谋长的角色，没有实际带兵，也没有把持地方政务，与别的大臣、将领也没有拉帮结派。天下平定后甚至闭门不出，修炼黄老之术——刘邦对他是最放心的。

    相比较之下，萧何就要忍辱负重了。

    萧何是刘邦的同乡。刘邦当泗水亭长期间，萧何担任沛县的功曹，两人相熟识。萧何本人很能干，刘邦对他很敬重。刘邦斩蛇起义之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对他非常信任。项羽分封天下诸侯，刘邦被封汉王，进入汉中。他手下的那些逐利之辈看着刘邦没有什么希望了，纷纷逃离，刘邦都没有太在意，然而一听到萧何也逃走了，顿时大惊失色，如失左右手。后来萧何回来，向刘邦推荐韩信为大将，刘邦立刻就听从了，并没有说“我再考虑一下”之类的话。这固然有刘邦本人旷达散漫的个性在里面，但他对萧何的信任也由此可见一斑。相比起刘备之于诸葛亮，苻坚之于王猛，其信任程度恐怕也不遑多让。

    但是，刘邦对萧何也并非全无防备之心，但萧何却能较好地处理好与“一把手”之间的关系。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到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很善于治国，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于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很充足及时。但如此下去，刘邦深恐人心归萧，于己不利，他就托人捎信，探问萧何，称赞他把汉中治理得很好。萧何是何等聪明之人，立刻就知道了刘邦对自己起了猜忌之心。因为官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善归于上”——所有荣誉都应该归上司所有，下属如果分了上司的荣誉，是会出问题的。萧何立刻就将自己的子弟亲属凡是能参军的都送到了刘邦的军前，说是要为汉王平定天下而效力。刘邦一见，果然十分放心，因为汉中既无萧何的族党，萧何也就不会生二心了。

第十三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的帝王术（5）
    不过后来萧何又犯了一次“错误”，那是在刘邦平定黥布叛乱的时候。萧何身为相国，留守后方。他见上林苑中有很多废弃不用的空地，就将这些空地交给老百姓耕种。这本来是一件善政，但刘邦回来之后却大为愤怒。因为萧何这样做收买了人心，却让刘邦被老百姓骂。萧何后来就多收财物以自秽——自己玷污自己的名声，以让刘邦放心。
    其实不仅萧何如此，聪明有能的大臣莫不如此。“善归于上，恶归于己”乃是安身保命的良方。如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却蓄妓以自污。如王翦，率大军六十万攻打楚国，却不断向秦王要求田地，部下问其原因，则说：“我装出一副求田问舍的小人样子，秦王就不会担心我谋反了。”还有张良，闭门自守学习黄老之术。后世则有郭子仪，敞开大门让老百姓随意进出，显示自己无不可告人之事，这才保住了性命。

    做臣子的很苦，但当帝王的也不好受。用与防之间，是很微妙的平衡。我们再来看一个经典的例子。

    那是战国时期，燕昭王派乐毅伐齐，几乎灭亡齐国。田单施离间计，一举打败燕军，拥立了齐襄王，自己也被封为安平君。田单也可谓是功高盖主了，因此很让齐襄王猜忌。有一次田单看见一位老人在大冬天过河，因为太寒冷了而几乎冻僵，他就把自己的裘衣给了那位老人御寒。齐襄王听到这件事后很不满，说：“田单收买人心，是想谋夺我齐国吗？不早早处理他，恐怕会出祸乱。”他一时气愤说了这话，却又立刻担心起来，赶紧四处看看有没有人听见，结果看见一个贯珠人站在一边。齐襄王忙问：“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那人回答说：“听见了！”齐襄王吓了一跳，忙问：“那你认为如何？”对方就说：“您这招不行。您想杀田单不仅很危险，而且会失掉民心的，不如让他的善事成为自己的善事。您可以嘉奖田单说：‘我担忧老百姓饥渴，田单就把粮食给他们；我担忧老百姓寒冷，田单就解下裘衣温暖他们；凡是我的担忧，田单都替我做了，非常合我的心意啊！’”齐襄王按照这种方法行事，结果齐国的老百姓都说：“原来田单这么照顾老百姓，都是我们的王让他这么做的啊！”

    三人中间，下场最不好的是韩信。

    《资治通鉴》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韩信平定齐地之后，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说：“齐国人狡诈多变，容易反叛，而且又临近项羽的楚国，请任命我为齐国的假王来管理他们！”刘邦看了书信之后，顿时勃然大怒骂道：“我在这里被项羽围困，时时刻刻盼望着你来救我，你小子却乘人之危想自立当齐王？”他的话刚说完，张良、陈平两个人就在桌子下面踢他的脚，悄悄说：“您现在情势危急，能够阻止韩信当齐王吗？不如干脆立他为齐王，安他的心，否则，恐怕他会生二心。”刘邦聪明得很，立刻就改口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当什么假王啊！”马上就让张良带着印信封韩信为齐王了。为了不让韩信反叛，刘邦不得不忍，不得不接受韩信的要挟，但他却也一直对韩信猜忌，最终让吕雉杀了他。《史记》记载刘邦听到韩信被吕后杀后的心情是：“且喜且哀之”——这话道出了多少幕后的故事？

    其实韩信也是个颇能忍的人，“胯下之辱”一事千古留名。他气度宽大，后来当了楚王回到故地，不仅没有杀掉当初侮辱自己的那个人，反而给了他官做。数十年后出了个李广，灞陵尉得罪过他，他再次掌权后就找个由头把人家杀了。千古慨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然而李广未能封侯，究竟是怀才不遇还是自身气度不足，与韩信一比较，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韩信虽然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但毕竟不是政治家。打仗有方，自保无术，在楚汉战争中几次要挟过刘邦，及至天下太平，仍不知道在新形势下自己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还经常发牢骚，恃功而骄，焉能不招忌乎？司马迁曾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其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后人叹曰：“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建议刘邦拜韩信为将，才有了韩信的功业荣耀；后来，萧何又帮吕后将韩信骗入宫中而斩之。韩信自己不懂政治，又岂能怪萧何这个“知己”？

    五

    毫无疑问，刘邦个人的品德、思想境界是不足道的。他抛妻儿，舍父母，言语粗俗，待人无礼，是个韦小宝似的泼皮无赖。但就这么个泼皮无赖，却竟然当上了皇帝，而且很受后人推崇。马援称光武帝刘秀不如高祖，刘文静说李世民“旷达类高祖，神武同魏武”，竟然把他当作了皇帝的楷模。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拥有上面所说的诸特质。

    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在不同地方分别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项羽言：“彼当取而代之！”刘邦曰：“大丈夫当如是也！”

    豪爽勇猛的项羽“取而代之”的愿望也实现了，但他也像秦始皇一样，痛快了没几天。

    阴柔无赖的刘邦“当如是也”的愿望也实现了，而且开创了汉朝数百年的基业。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没有读几天书，可读书人做得出这样的诗吗？

    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也许并不讨你喜欢，可他们的成就却令你佩服。

    所以，历史不是英雄史。

第十四帖
天下英雄谁敌手
奸雄之手段，能臣之谋略（1）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什么意思呢？《水浒传》里多是梁山好汉杀人放火的故事，一言不合，就拳脚相见，少年人看了之后更容易莽撞惹祸；而《三国演义》里多的是计谋韬略，你算计我，我算计你，老年人看后会更加“老成持重”、“老奸巨滑”。

    先不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单从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来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中国最成功的政治历史小说。几百年来，“三国”热经久不衰，普通老百姓多少都会知道些三国的故事和典故，再加上各种评书演义，戏剧野史——据说“三国戏”是戏剧舞台上第一大类，比任何一个朝代的戏都多，可以说三国时代的人物和历史故事是所有历史朝代中普及率最高的。

    这是文学艺术的力量。但《三国演义》也有巨大的负面作用，它就像今天许多的“戏说XX”一样，把许多人物和事件给戏剧脸谱化了，代代口口相传，用文学演义和故事掩盖了历史的真正面目。

    三国历史文学化的最大受益者是诸葛亮，其他得到好处的还有关羽、刘备、张飞等；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操，“心胸狭窄”被孔明“活活气死”的周瑜也是蒙冤的典型，曹操与孙权手下的其他人等也多被刻画成了小丑形象。

    诸葛亮是忠义和智慧的化身，千百年来高居神坛；曹操成为奸相权臣的典型，涂着大白花脸在舞台上被人一次次嘲弄。

    诸葛亮我们下文再谈，在此先说说曹操。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黄巾起义开始，汉家江山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路豪强纷纷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武艺，登台表演，十足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甲乙联合攻击丙，明天乙和丁又共同消灭甲，如此这般几有三十年的时间。大浪淘沙之后，基本上成为三分天下，进入曹魏、刘蜀和孙吴三国时代。这三家虽然是三足鼎立，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但实际上孙刘两家的力量要小得多，各自凭险据守，偏安一隅，政治军事上都处于守势。

    曹操的力量和地盘都要强大得多，他统一了中国北方，为日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其实，如果赤壁之战曹操的运气好一点的话（史书上有一种说法是曹操因军中瘟疫太盛，自烧战船而撤兵的），也许在他手里就完成了这个“分久必合”。无论后人称他为英雄也好，奸雄也好，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曹操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早在曹操少年时期，其才华就被人所肯定。当时的汝南名士许子将，一向以识人知名，其给曹操所下的政治考评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话因其灵验和精辟而被后人津津乐道。能臣也好，奸雄也罢，反正他是不同于常人。的确如此，曹操先是在乱世中崛起，称雄一方，尔后在治理“三分之一”天下时也显示出其卓越的政治才能。

    曹操的的“奸”，在其小的时候就有过表现。《曹瞒传》中曾记载：曹操小时候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很不喜欢他，经常在他父亲面前数落曹操，害得曹操总挨父亲的批评。曹操就想办法“修理”这个叔叔。一次，曹操见到叔叔后，假装嘴角抽搐，口吐白沫，叔叔问他怎么回事，曹操说中风了。叔叔赶紧告诉曹操的父亲，父亲赶来后，曹操却什么事也没有，曹操说：“叔叔不喜欢我，所以总说我的坏话，我什么事也没有啊！”此后，叔叔再说什么，曹操的父亲就不以为然了。——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机和手段，这是生性，后天想培养都不太容易。其他能够证明曹操奸猾狡诈的故事很多，如望梅止渴、军粮不够时改小斛发粮后又诿罪于粮官等等，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

    曹操的“能”同样也有非常多的例子。没有史料说曹操如何刻苦攻读，但他在各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包括他的诗歌等文学成就，当然其中最突出的还是他的见识和谋略。

    在大将军何进与袁绍策划除掉宦官集团时，准备召董卓带兵进京。曹操闻之大笑，说：“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就是说，杀个宦官，一个狱卒都可以做到，为什么还要调大军进城呢？这肯定是要失败的，没有这么干事的。后来事情的发展果如曹操所料。

    董卓之乱既起，各路诸侯组织联军讨伐董卓。此时，曹操与袁绍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如何建功立业的对话。袁绍说：如果事情不顺利，“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这一段对话，使当时中国北方的两个主要人物的境界高下立判。曹操认为建功立业的办法就是，将天下的人才集中到自己手中，用自己的“道”来驾驭驱使他们，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成功的了。如果仅仅是占据一块险要的地方，其实会失去更多的机会，偏安自保也许还可以，是不可能有大的成就的。袁绍的见识与曹操相比，确实低了一筹，虽然当时他的势力比曹操要大得多，但最后还是败于曹操手下。

    曹操一生，也有过许多挫败，但其在大事上是没有犯过糊涂的，当得起“远见卓识”四个字。在其“挟天子以令诸侯”平定整个北方后，曹操的威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建安24年，曹操已经65岁的时候，孙权曾上书称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说：“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属下文臣武将多次劝进，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南征北战三十年，天下基本平定，文治武功均达到鼎盛，自己距离九五之尊仅仅一步之遥，可曹操就能抵抗住这种巨大的诱惑。后人多将枭雄袁世凯相比曹操，虽然袁也堪称奸雄能臣，但其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称帝，就从这一点来看，就与曹操相差甚远。

    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远见卓识”——对天下局势清楚正确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谈到具体做事情的方法和谋略。否则，前提错了，勤勉奋斗、机谋百出以及人格魅力都是没有用的。

    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讲，曹操可能会招致许多非议，如杀完吕伯奢全家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个说法仅仅见于孙盛《杂记》，而其他几种记载则与此不同，史学界对此也难有定论），虽不像刘邦那样无赖，也难说上是什么正人君子，其猜疑狡诈的性格多为人诟病，如杀杨修、华佗，确实是曹操的污点，是其“白脸奸臣”的最大证据。他的人格魅力与唐太宗等明君相比也差得很远，但他的“奸”和“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而且，从历史功绩的角度来看，曹操也是有功于天下的，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鲁迅也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曹操并没有当过皇帝，可后人一般都把他当作开国皇帝来看待，是他为后来的魏国，乃至西晋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

    在讨论曹操如何发家之前，我们首先得看看曹操的出身。

    曹操的出身其实并不光彩。他的祖父曹腾，是东汉后期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做官做到中常侍大长秋之职，被封为费亭侯。宦官是没有子嗣的，因此他就从夏侯家过继了一个养子来继承他曹家的香火。而这个养子，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曾经做到三公之一的太尉职位——当然，这个官是花钱买来的，而不是凭本事自己挣来的。也就是说，曹操出身于宦官家族，而且还有一个喜欢买官做的父亲。

第十五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奸雄之手段，能臣之谋略（2）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历来都是不太光彩的角色，而在东汉末年那个时期，由于宦官专政而导致朝政混乱，这个角色就更加为人所不齿。因此，在官渡之战前夕，陈琳在帮袁绍写的《讨曹操檄》中就大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将他的家丑全都给抖露了出来，骂得曹操一点面子都没有了——据说曹操当时正患头疼病，看完这篇檄文后，一跃而起，连呼精彩，竟然头也不疼了。
    这篇赫赫有名的檄文是否治好了曹操的头疼，我们无法考证，事实是从中就可以看出，曹操的先天政治资源实在不怎么样。由于他那不光彩的出身，当时的主流社会的所谓名士起先是瞧不起他的。而这些当时的名士和世家大族的实力是相当强大的，可以说是当时政府机构的主要构成力量。

    东汉时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叫地方长官每年选举地方上的孝廉推举给中央，称为郎，或者叫郎官。只有担任了郎官在郎署历练几年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仕途做官。比如曹操的履历就是：“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徵拜议郎。”也就是说，不被推举为孝廉的话，是无法做官的。而所谓的孝廉，基本上都是在读书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东汉政府是士人政府，读书人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东汉时期，造纸术刚刚被发明，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印刷术则更是在很久以后才被发明的，这样一来，读书就成为了少数人的特权。古代书本必须传抄，一片书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其费时费力可想而知。帛是丝织品，其贵重也不言自喻。而且要抄一本书，必须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极大的限制。但若你便生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因此虽然官位不一定能世袭，但书本可以家传，虽然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以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于原来的封建传袭的贵族了。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这样一来，地方上推举的孝廉，往往也就落在了有数的几个家庭之中，便形成了世族大族。而这些世族大族，在地方上也就有了所谓的“郡望”了。

    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再来看当时的名士和世家大族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

    先来说说名士。所谓的名士，指的是那些非常有名望的读书人，或者说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这些名士，当他们还在野隐居的时候，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权力，但却因为他们的名望地位，代表着当时的舆论导向和读书人的价值取舍观，而拥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东汉末年比较有名的名士，如许子将、桥玄、司马徽等人，不仅可以影响天下读书人的价值取舍观，甚至能够影响到实权人物的人事分配。比如小霸王孙策平定江东的时候，勇将太史慈自告奋勇要去与他对敌，他的上司扬州刺史刘繇就讽刺他说，我要是用你做大将，许子将岂不笑话我不识人？而刘备之所以重视诸葛亮，愿意降尊纡贵三顾茅庐去拜访他，也是受了荆州名士司马徽与庞德公的影响。而曹操杀了名士边让，就激起了兖州士大夫的强烈反抗，甚至连他的心腹部下陈宫都因此而背叛了他，勾结吕布霸占了他的老窝，差点将他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后来曹操就学乖了，对于另一个名士弥衡，就采用了借刀杀人的计谋，不敢亲自动手了。由此可见，这些名士的影响力量有多大。

    再来说说世家大族。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说，由于纸张、印刷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读书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就是世家大族的特权。因此从西汉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唐朝科举制度的实行，这数百年的时间里，世家大族从来都是政权的统治力量。

    世家大族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西晋的王导、桓玄家族可以控制整个朝廷的命运。唐朝时期的名门望族甚至不屑于与皇帝结亲。而在三国时期，各地诸侯无一不是在世家大族的扶持下才得以割据一方的，如刘表得到了蔡、蒯两族的帮助统治了荆州，陶谦、刘备都是依靠糜（竺）、陈（登）家族的帮助才能统治徐州，孙策得到吕范、孙河等大家族帮助得以平定江东，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袁绍。袁门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有了这样的背景，袁绍甚至敢当面与董卓叫板，拔出宝剑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而董卓竟无奈他何。后来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袁绍成为当之无愧的盟主，凭借的是什么？依旧是他世家大族的身份而已。《后汉书》上说，“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可见袁家的社会地位之高。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由于出身的缘故，曹操最初起兵的时候，与袁绍等人比较起来，他的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小的，甚至可以说是负面的。他不仅没有获得政权的主要构成力量——读书人的支持，反而被他们所轻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曹操的崛起，就更能理解曹操的政治才能。

    曹操与袁绍对话时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那么，曹操的出身不好，又没有道德和人格的感召魅力，如何才能将天下的“智力”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又以什么样的“道”而“御之”呢？

    曹操起兵的时候，论将领不过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等数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宗族兄弟而已。论兵力，不过五千（“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而这五千军马，在追击逃往长安的董卓的过程中，“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差点连他自己的小命都丢在了那里，还是幸亏同族兄弟曹洪将马匹让给他骑才逃过一劫。接着呢？《三国志?武帝纪》上记载，在这次战斗之后，“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敦等诣扬州募兵。”——像募兵这种下级官吏就能做的事情，也需要曹操亲自去做，可见他当时状况之窘迫。

    更要命的是，募来的兵竟然还闹起了叛乱，“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真是苦到了极点。后来好不容易才募到一千多兵，在河内驻扎。我们大致上计算一下曹操这个时候的兵力，再多也不会超过五千人，甚至连一个稍稍强大一点的地方豪强都不如，更不用谈与那些诸侯比较了。当时群雄逐鹿，诸州郡互相兼并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曹操的这点力量，不要说建功立业了，甚至连自保都很困难。因此曹操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会被别人兼并。

    怎样才能保住自己不被别人所兼并呢？第一要手中有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第二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养得起自己的兵。“有兵斯有地，有地斯有民，有民斯有粮，有粮斯有兵”，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曹操终于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青州黄巾攻入兖州，杀死了刺史刘岱。曹操在鲍信、陈宫等人的协助下，担任兖州牧与青州黄巾交战，并最终降服了他们，收编其中的精锐30万，号为“青州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曹操才拥有了自己的根本——兖州这块地盘与青州兵这份武装力量，因此史学家都认为“魏武之强自此始”。

第十六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奸雄之手段，能臣之谋略（3）

    青州兵是个颇为有趣的存在，理想主义十分浓重，历史上很罕见的，如果细究起来足以写成一本书，在这里只是略略提一提。
    由于种种原因，青州兵在降服时曾与曹操约定：一，只听命于曹操一人；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改编，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在曹操的整个军事生涯之中，青州兵虽然一直效忠于曹操，对他忠心不二，但对于曹操派遣下来管理他们的将领，却是“只听从其指挥不归其所有”，保持着自己的完整与独立，未曾被改编吞并。而在他们所认同的领袖曹操去世之后，青州兵就不愿意再为魏国的任何其他人效命了——哪怕你是曹操的儿子，领袖正统的继承人，但只要我们不认同你，你就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离开了军队回到自己的故乡务农，只是临走之时以震天鼓乐表示出对自己的领袖曹操的爱戴与怀念。

    有了兵——青州兵，有了地——兖州之后，曹操终于站住了脚跟，不仅能保住自己不被别人所吞并，甚至有能力去吞并别人了。这个时候，曹操发家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将这片家业越滚越大了。而在这之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班子来辅佐自己。

    这套班子的组成结构此时已经有了雏形。那就是：以曹氏宗族为核心，在发掘自己队伍中人才的同时打破当时的门第观念，提拔重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文人武士，争取中小地主阶层的支持，并尽量利用投降过来的敌方人才。

    我们来看看曹操集团的结构组成部分。

    与任何政治势力一样，曹氏集团的结构组成部分，也可分为核心、中层和外围三个圈子。

    曹操集团的构成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曹操的家族兄弟——子弟兵，也就是与曹操有血缘关系的一批人，包括夏侯姓与曹姓两族，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人，这一部分是曹操起家时的本钱，是他随后“滚雪球”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外围，一部分是他亲自提拔重用的将领，如于禁、乐进、典韦等，一部分是敌方投降过来的将领，如张辽、徐晃、张颌、文聘等人；一部分是地方豪强，如李典、李通、许褚、臧霸等；一部分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的人才代表，如贾诩、郭嘉、程昱等；而另一部分，却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如荀彧、荀攸、王郎、孔融、司马懿等。

    在上面的这些人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操手底下的这帮人，五湖四海，来源很杂，各个社会阶层的都有。这固然是由于曹操采用的是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但正如前面所说，与他的出身也不无关系——两汉以来所一直信奉的“德行”和出身门第的传统思想，导致大批士人不愿意为宦官家族出身的曹操所用。正是由于得不到那些名士和世家大族的认同，曹操才不得已大力提拔中下阶层中的人才，从而造成了整个曹操集团中人才来源的复杂性。而最后一部分世家大族的人才也能被他罗致麾下，与他的政治手段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下文再详细讨论。

    我们可以将曹氏集团做如下的分类：

    第一集团是核心集团。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曹氏宗族，另外如于禁、乐进等被曹操提拔起来的寒门之士也可以算作属于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曹操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因此这个集团是曹操集团的核心力量，也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和赖以生存的根本。

    第二集团是骑墙派集团。代表人物是臧霸、贾诩等。这个集团基本上大都出身于地方豪强或者是中下层地主阶级，他们拥有一定的能力和政治上进心，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却并没有固定的政治理念，仅仅只是因为利益而跟随曹操，也有可能随时背叛他。这个集团是曹操集团的外围组织，地位虽低，但人数众多，能够得到重用，却不一定得到信赖。

    第三集团是正统派集团。代表人物是荀彧、孔融等人。这个集团的实力最大，大多是名门世家出身，对汉王朝还具有一定的忠心，同时也想挽回已经失去的政治经济特权，因此与曹操采取了合作方式。在这个合作过程中，他们的利益与曹操的利益有时相同，有时却又截然相反。

    现在，问题就来了。既然曹操手底下的这帮人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那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利益也肯定不一样，与曹操的亲疏远近也各不相同，怎样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很不容易。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死忠于曹操的，仅仅就是第一集团而已。他们要么是曹操的亲族，要么就是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寒门之士，离开了曹操无法立足。对于第一集团来说，曹操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曹操的损失就是他们的损失。因此，夏侯敦才会有“耻为汉官求受魏印”这样的行动。而曹操对于第一集团的封赏也是最丰厚的。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在整个曹魏政权中，政权的基础力量——军队，一直都牢牢掌握在第一集团尤其是曹氏宗族的主要大将手中：曹操南征，留夏侯渊镇守长安对付马超、韩遂；赤壁之战失败，留曹仁统帅徐晃、乐进等守南郡；克张鲁，留夏侯渊守汉中……总之一句话，在曹操活着的时候，外姓大将几乎就没有掌握过能够独当一面的权力。

    即使是在曹操死后，曹氏宗族掌握军权的权力格局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三国演义》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魏明帝太和五年，蜀汉诸葛亮出兵祁山，大都督曹真有病无法统兵，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取代曹真，然而司马懿竟然不敢接任，非得让曹真主动让出大都督印他才敢领命。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做？不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外姓统兵大将，破坏了曹操留下来的规矩，担心因此遭到曹氏宗族的猜忌吗？

    然而，在曹氏宗族的核心大将一一先后过世之后，军队就直接落到了外姓的司马氏手中，并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的篡权。

    对于第二集团，也就是骑墙派集团，曹操的办法是利用但不信赖，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却不让他们掌握真正的实权。这些人有主动投靠的，也有被曹操征服收降的地方豪强：今天不投降，就没有命在了，可明天局势发生变化了，他又可能成为曹操后院的不安定因素。对于这部分人，曹操是又拉又打，恩威并施：总不能把他们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吧？

    大家都应该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在官渡之战结束之后，曹操收缴了袁绍帐中诸多的书信，其中就有许多是自己的部下与袁绍互通款曲的证据。这是典型的第二集团骑墙派做法，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才不管你谁当主子。

    曹操的解决办法是看都不看，就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并说：“当时袁绍强盛，我都不能自保，更何况其他人！”

    话虽说得漂亮，但却也有几分无奈。趋利避害乃是人之常情，他又能怎么办？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曹操还是懂的。很明显的，只要曹操的力量依旧强大，第二集团就会继续为他效力。他不会绝对信任这帮人，但又不能没有他们，这也是势力的必然组成部分。

    在这第二集团的骑墙派人物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贾诩。

    贾诩字文和，以谋略著称，堪称三国时代阴谋之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眼光谋略高超已极，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鼓动李傕、郭汜攻入长安控制朝政，为张绣谋主屡屡击败曹操，献离间计协助曹操击退马超、韩遂等等。然而他换过好几个主子，名声因此而变得很不好，因此在曹操手下，“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活得很窝囊，最终还是依靠帮助曹丕成为世子的大功才得以善终。

第十七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奸雄之手段，能臣之谋略（4）

    第三集团，也就是正统派集团，是曹操集团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一方面，这个集团大部分出身于世家大族，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能够在群雄争鹿战中起到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不拉拢他们是不行的。而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个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并且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不一定完全听从曹操的控制，有的时候还会和他别别苗头，因此曹操也会对他们进行打压，保住自己统治的稳固性。
    我们先来看看曹操是如何拉拢这第三集团的。

    上面已经说过，曹操由于出身的缘故，并不被当时的士人所看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曹操集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谋士如荀彧、郭嘉等人，最初选择的主子都是名门世家出身的袁绍，只是眼见袁绍不争气不值得辅佐才不得已选择曹操。这些具有识人之名的谋士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士人了。因此，为了树立形象，拉拢人心，曹操手下的谋臣们，就给他出了一个点子，那就是将代表汉室正统的皇帝抓在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奉诏命以讨不法”。

    在公元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许昌，以皇室的代言人自居，从而拥有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此后的曹氏集团高举汉帝这张政治牌，讨了很大的政治便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名誉董事长”——实际权力在“总经理”曹操手中，但整个政治势力的名义领袖却是汉帝。

    有了以皇帝为首的东汉政府在身边，曹操就找到了名正言顺的“道”，实现了政权两面性的辩正统一，无论士人们在主观上是向汉还是向曹，客观上都不能分开。《三国演义》中关羽提出的“降汉不降曹”就代表了这种观点。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正如曹操所言，他就是汉丞相，降汉就是降曹，只不过说法好听了一点而已，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别小看了这一点。清朝人赵翼在谈到荀彧弃袁绍而投奔曹操时说：“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赵翼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很多士人不得不为曹操服务的事实。也就是说，曹操的所作所为符合了第三集团的政治理念，他对第三集团的拉拢因此而成功了。

    然而，这个“道”有个先天性的致命弱点，而且是无法克服的，那就是：随着曹操权力的不断增大，他的利益不仅不再代表汉室的利益反而威胁着汉室利益时，就与第三集团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根本性冲突，从而发生了碰撞。在这种冲突碰撞中，第三集团的一部分人承认了事实的不可逆转性，即所谓的“天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转而为曹魏政权效命，如刘晔、王朗、华歆等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曹操打压的对象，如荀彧、孔融等人。

    在这些人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人是刘晔和荀彧。

    刘晔出身于汉室宗亲，是汉光武帝儿子阜陵王刘延的后人。他出身名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当时乡人所敬重，曾单枪匹马收服扬州地区的多股盗贼势力，智勇兼备，非常具有才干。按照道理说，他既是汉室宗亲，又如此有才，即使没有像那个卖草鞋的大耳贼刘备那样割据一方的野心，至少也不应该帮助曹操覆灭汉室政权才对，但他却是曹魏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之一。《三国志》上记载说：“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其小心谨慎如此！

    关于荀彧的事迹，凡是略略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他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为曹操筹划过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然而，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对汉室政权还具有一定的忠心，因此，当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表示出对汉室政权的威胁之意时，“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的行为与荀彧的政治理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则是荀彧被曹操疏远，郁郁而死（也有说法是被曹操毒死的）。至于孔融，则更惨了，身死族灭，成为了曹操杀鸡儆猴的最佳对象。

    但不论如何，曹操终于不敢（愿）在自己手中灭掉汉室而自己称帝，就是对舆论和这些力量有所顾忌。

    就这样，在组建了以第一集团为核心，第二集团为外围，同时拉拢并控制第三集团这样的一个政治军事班子之后，曹操依靠着这个班子，终于完成并巩固了整个曹魏政权的力量，实现了他建功立业的理想。

    纵观整个曹操集团，我们会发现，曹操本人各方面杰出的才能是组建、稳定和统帅这个集团的关键：刘备三顾茅庐请来了诸葛亮，诸葛亮则成为刘备集团中后期的核心；孙权则前有父兄的基业后有周瑜、鲁肃、陆逊等人；而在曹操集团中就只有曹操一个人是绝对的领袖与核心，政治、军事其无所不能，集团中的任何一种势力都不可能颠覆曹操，也不能不听命于曹操。及至司马懿之时，则世易时移，又是一番田地了。况且，从权力集团的稳定性来说，曹操之后，曹氏集团仍然强盛，曹操的儿子也比刘孙二位的后人强多了，更不用说其集团中的文臣武将人才济济。读《三国演义》，有人说，诸葛亮一死，三国时代也就基本结束了：虽然暂时还是维持着三家的局面，但已经无人能再制约曹魏，曹魏一统天下是迟早的事了。

    乱世之崛起后，在治世方面，曹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如曹操命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就是因为汉末天下大乱，一切制度全归紊乱，朝廷用人没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而行，不仅与当时士人政府的传统不符，而且很有可能造成武人擅权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将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录登册由吏部斟酌任用，形成固定制度，让士人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让政府有了录取人才的标准，不仅拉拢利用了读书人，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定稳固也起着重要作用。还有建安元年实施的屯田制，保证了军粮，安置了流民，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由乱变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立刻就风行全国，甚至连作为其对手的蜀汉、孙吴两家都采用了这一制度。

    治世之能臣也好，乱世之奸雄也罢，事实上，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这类英雄人物表演的大舞台。当天下纷乱之时，往往是群雄并起。初时看的是军事实力的强弱，人多则势众，但几个回合走下来，更多的却要较量领袖的政治才能。这种政治才能是一种综合素质，包括曹操所表现的奸和能，也有刘邦式的赖皮，也有李世民那样的胸怀襟抱和人格魅力，也有武则天所展露的很辣权谋等等，无论如何，总得有几方面的杰出和过人之处，否则，只能是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曹操同时期的各路诸侯，也不都是泛泛无能之辈，但与曹操相比，还是等而下之了。

    正如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越繁茂——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虽说一切皆如过眼烟云，但曹操响亮的声音却会回荡在历史的殿堂：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第十八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历史在玄武门转弯（1）

    遍观整个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满清灭亡，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若要推举出一位最贤明的君王出来，第一人选当之无愧的应该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已经迹近于神话传说般的存在。而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盛唐时代，也是他一手打下的基础。一直到今天，国外华人的聚集之地，都依旧被称之为“唐人街”。
    隋末农民起义轰轰烈烈之际，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乘势起兵，最终雄霸天下，开创了李唐王朝三百年的基业。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同时也是唐王朝的实际开创者之一。早在青少年时期，他的才华就为当时人所瞩目，“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而在唐人传奇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卫公李靖未发迹时，拜访隋司空杨素。杨素虽然权倾天下，却对李靖大为器重。他的歌妓红拂女也非常欣赏李靖的才华，连夜前来投奔于他。这就是有名的“红拂夜奔”。李靖与红拂女为躲避杨素的追捕离开西京，半路上遇到豪侠虬髯客。

    虬髯客意图逐鹿天下，问李靖可曾见到什么“异人”，李靖就推荐了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李世民。虬髯客一见李世民之面，就“默居座末，见之心死”，对李靖说：“真天子也！”但虬髯客还未完全心服，又请了高人来为李世民看相。据说李世民刚到之时，那高人正在下棋，一看到他，顿时面色惨然，落子道：“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劝告虬髯客“此世界非公世界也”，让他死了争夺天下的雄心。后来虬髯客就将家产全部赠送给李靖，自己到扶余国（松花江流域的古国），杀其主自立，不再与李世民争夺天下了。

    其故事虽不可信，然而李世民少年英豪，风度亦可略见一斑。事实上，唐高祖李渊之所以下定决心起兵反隋，也正是因为年轻的李世民早已看清天下大势，“首倡大义”之故，因此李渊当时就说：“今日破家亡国在你，化家为国也在你。”

    李渊的宗族与隋朝是有着很深渊源的，他家跟北周的宇文氏，隋朝的杨氏均出自北魏的军人，是关陇集团的成员之一。所谓的关陇集团，就是指的诸如宇文氏、杨氏、独孤氏、李氏等北魏鲜卑贵族出身的军事贵族。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历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例如隋文帝杨坚就是通过与独孤氏的联姻夺取的北周政权，而李渊的母亲却正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姊妹，他与隋炀帝乃是表兄弟的关系。

    正因为李渊的起点如此之高，再加上李世民雄才大略能征善战，因此四五年时间就扫平天下，统一全国。但在这个时候，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尖锐起来。

    大凡开国皇帝，多是英武人杰之辈，而一旦坐稳江山，回过头来就要用权谋对付与自己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高官厚禄，解除实际兵权；提拔新进文人，占据要津——这样就会形成有军功有威望者没有权力，有权力干实际工作者又没有功劳和威望，不同的圈子相互交叉制约，自己超脱出来，分而治之，稳稳地当领袖和裁判。

    但李渊的情况有点特殊。

    一则他本人并不是很能干，他起兵并夺取江山登上皇帝宝座，一方面是当时各路起义部队已经把隋朝灭亡了大半，而各路义军又群龙无首，互相厮杀，他拣了个大便宜；另一方面是他的几个儿子很能干，大唐的天下很大程度上是这几个小家伙东征西讨打拼出来的。

    二则是天下安定后，李渊要对付的开国功臣是自己的儿子。儿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江山社稷是要传给他们的。儿子窝囊，是英雄老子的悲哀，可儿子太能干了，也不见得就是皇帝老子的好事——因为那张龙椅太有吸引力了，有很多等不及老子归天的儿子会“想办法”早日坐上去以免夜长梦多，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而这个不太能干的高祖皇帝李渊面对的是两个很能干的儿子，李渊确实很头疼。   

    李世民南征北战，打下了大半个江山，为争得唐朝的天下建立了赫赫战功，麾下也云集了一帮文臣武将，在军政各界中都有很高的声望和势力。为褒奖李世民的功绩，李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开天策府，置官署”。

    李渊的这个安排，其实是很不妥当的。且不论李世民的功绩如何，然而天策府的存在，无疑将李世民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天策上将的地位也 “位在王公之上”——这样在太子之下，又搞出了一个“第三把手”的特殊人物。

    李渊这种一厢情愿搞平衡的安排，使李世民的地位直接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客观造成了李世民可以与太子分庭抗礼的后果，虽然主观上李渊也不曾鼓励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相争，但却在事实上为兄弟相争提供了条件，这么做不出问题才怪。所以曾有后人评论李渊的这种做法，斥之为一大昏招：“如果认同李世民的功勋才华，就应该立他为太子，让李建成退位让贤；如果还想保住李建成的地位，就应该废掉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尊号，关闭天策府。一个国家有两个储君，玄武门事变的发生乃是必然的结果。”唐高祖李渊并不如何英明，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天策府的特殊资格，因此李世民可以名正言顺地积聚自己的势力与太子相抗衡。他的天策府可谓人才济济：十八学士中，房玄龄、杜如晦有“房谋杜断”之称，成为一代名相；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为后人所敬仰；褚亮、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才华出众且以书法名世，其余李玄道、薛元敬等十一人也都是当时的才俊人杰。至于武将，秦王府中的精兵猛将是极其著名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这些人多是李世民招收、提拔起来的，追随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且对他忠心耿耿，王府中还养着许多士兵。

    客观地说，太子李建成也是很精明能干的。在起兵之初，他的军功与李世民不相上下，但到了后来，他更多的是随着父亲驻守长安，帮助父亲处理军国政务，虽然也有一些成绩，但与李世民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就相形见绌了。但太子的势力也不容忽视，由于他身为帝位继承人的正统身份，更是大张旗鼓地延揽人才，文臣如魏征，武将如薛万彻，都是一时之俊杰。而为了与天策府的精兵强将对抗，他还召集了天下勇士两千人作为王府卫士，再加上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帮助，他的势力实际上比秦王府只强不弱。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唐高祖李渊虽然也曾有过犹豫，但还是是比较支持太子李建成的。文干谋反时，李渊怀疑建成与此事有牵连，曾想立世民为太子，改封建成为蜀王，并且告诉世民：“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确凿的李建成参与叛乱的证据，另一方面与他的手段也不无关系。李建成的手段之一，就是拉拢李渊身边的嫔妃，送给她们大量的珍宝，让她们给李渊吹“枕边风”。

第十九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历史在玄武门转弯（2）

    太平天下，皇帝多半会沉迷于声色。李渊晚年多内宠，其中尤其以张婕妤、尹贵妃二人最受宠。李世民攻克洛阳，张贵妃等人派人向李世民索要珍宝并为她们的亲属求取官职，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引起这帮女人的嫉恨，自然偏向李建成。淮安王李神通因为作战有功，李世民赏赐他良田数十顷，张婕妤却向李渊求情，要求把这些良田赏赐给自己的父亲。李神通当然不肯让出良田，张婕妤就向李渊告状说：“秦王夺了陛下赐予我父亲的良田。”引得李渊大怒，骂李世民道：“我的诏书不如你的手令？”尹德妃的父亲骄横，打了秦王手下杜如晦，尹德妃却反而向李渊告状说：“秦王身边的人欺辱我的父亲！”又陷害了李世民一通。
    这样的事情几次三番下来，李渊就对李世民开始不满了。这个时候，张婕妤她们使出了最后一招，对李渊说：“秦王记恨我等。一旦陛下驾崩秦王登基，我们母子必不被秦王所容。太子李建成仁慈孝顺，如果他继位，我们母子的性命就可以保全。”李渊听了顿感大有道理，也就偏向于李建成而厌恶李世民了。

    除了拉拢李渊身边的嫔妃吹枕边风之外，李建成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加以剪除，分散和瓦解天策府的将领和兵力。凡有调兵遣将派防出征的机会，李建成都要派给秦王府上的将领，还屡设计谋，让秦王府的将军调出外任。正史对此有记载，民间的野史传说就更多了。《隋唐演义》就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影响虽不及《三国演义》，但在中国民间也流传甚广。建成与世民斗法，按正统的伦理道德观点，应该是世民理亏，是他以下犯上，可文学作品中把建成和元吉描述成了坏人，屡屡设计陷害李世民以及他手下将领这些“好人”，如戏剧舞台上的《罗成叫关》，就描写齐王李元吉用卑鄙手段害死大将罗成。

    史书上还记载了几件事：李建成曾经邀请李世民喝酒，却在酒中下了毒药。但不知道是李建成的毒药不好还是李世民的身体够强壮，他在灌了许多解毒药之后竟然保住了性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李建成说服李渊出去打猎，几个王子自然也一起陪同。李建成特意给李世民安排了一匹性情暴烈的马，希望能够把他摔死。但李世民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骑术精湛，因此虽然被马摔伤，却并没有什么大碍。李建成的阴谋再次失败了。

    李渊当然也察觉到了这对兄弟之间的争斗。然而，他虽然偏袒李建成，但对李世民也无可奈何。一方面，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另一方面，李世民能征善战，朝中离他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又出一昏招，竟然打算仿效汉朝梁孝王的故事，让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分治长安和洛阳，也就是说，他准备将国家一分两半各占一边。这下子将李建成吓了个够呛，他知道真要与李世民凭武力来争天下，自己肯定不是对手，于是赶紧让李渊打消了这个主意。

    当然，李世民也觉察到了建成的意图，他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羽翼，并积极储备力量。他曾派心腹领兵一千多人驻守洛阳，又派人带着金银财宝拉拢山东豪杰，引为外援。同时，他也采取收买的手段拉拢李建成手下的人，争取到了一些关键人物，这其中就有负责防守玄武门的常何，常何的官阶虽然不高，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常何的倒戈直接导致了建成的失败。

    这对兄弟之间的争斗，是大唐开国后政治舞台上两大势力的角逐，孰是孰非，很难从道德伦理上说清楚。以李世民之天资，他就没有对皇位动过心思？这似乎不太可能，况且李渊也曾有过表示，所以他对建成太子地位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太子建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可能采取了许多阴谋手段，但或是运气天数使然，或是还不够周密狠辣，总之并没有除掉世民。而李世民玄武门反戈一击，即置建成元吉于死地。

    在持续数年的政治斗争中，大体上来说，是李建成处于攻势，李世民处于守势，但基本上还是僵局的状态。僵局的打破是在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

    当时突厥人入侵，围住了乌城。一般情况下来说，应该是由李世民领军出征讨伐突厥人的，但李建成却推荐了他的党羽齐王李元吉领兵。原来他是有预谋的。他准备在李元吉领兵出征的时候，让效忠于李世民的大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人跟随出征，并将李世民帐下的精锐士卒也一并带出去。这样一来，李世民身边就没有了护卫。当李建成与李世民一起为李元吉饯行的时候，李建成就敢让人当场杀了李世民，并强逼李渊让出政权。同时，李元吉作为统兵大将，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杀掉尉迟敬德等人，永除后患。这招计谋不可谓不毒矣！然而，他的一个部下却被李世民收买了，将他的阴谋告诉了李世民。

    是年六月三日，秦王府戒备森严，李世民召集王府幕僚，召开紧急会议。被贬斥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两人也应召假扮道士回到了秦王府。会议上，李世民开始还有些犹豫，怕骨肉相残的名声不好听：“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众幕僚和将领以为不可，以离去相挟，“逼迫”世民下定了最后之决心，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当天晚上，李世民首先入宫拜见李渊，状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秽乱宫廷，并且说：“儿臣对于兄弟之情从未有过亏负，他们却想杀我，似乎是想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我冤枉而死，到了九泉之下，恐怕会被王世充之辈耻笑。”李世民说这话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就是在表功。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想让李渊召李建成、李元吉进宫好下手除掉他们，但他状告李建成、李元吉秽乱宫廷并没有什么证据，李渊可能置之不理反而会大骂他一通，但扯上自己的功劳，李渊就得安抚他，也就必然会把那两个人召进宫来双方对质。果然，李渊愣了半天对他说：“明天就追究这件事情，你明天早上再来吧。”

    然而还没有等到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就带着一千多人埋伏在了玄武门内外，等待着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奉诏而来。其实这个时候宫内的张婕妤已经约略听到了一些消息，派人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就和李元吉商议是否听从诏令入宫。李元吉觉得不该入宫，李建成却认为自己身边人马齐备，再加上负责玄武门守卫的将领常何是自己的人，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于是就决定入宫。他却不知道常何已经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因此，当他带着人毫无戒备地进入玄武门去拜见李渊的时候，常何却很快就紧紧关闭了玄武门。建成等人便成为瓮中之鳖，即使外边的部属得知了消息，增援都来不及。

    建成和元吉来到临湖殿前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异，立即转身上马就往玄武门奔逃，但已经晚了。这时，伏兵尽起，一番厮杀后，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赶杀殆尽。

    当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得到消息时，部分将领率领两千精兵赶赴玄武门。由于玄武门守将常何拒不开城门，士兵强行攻打。但由于门既高大，守得又顽强，所以久攻不下。在这危急时刻，尉迟敬德用长矛挑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在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保证生命安全，愿意归附者一律保持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和齐王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少部分人逃了出去。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的有力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灰飞烟灭了。   

    紧接着，李世民又怕李渊有什么异动，就派尉迟敬德以宿卫之名告知李渊此事并守在他身边。尉迟敬德披甲持矛而入，将正在“泛舟海池”的李渊吓了个够呛。李渊见事情已经变成这样，只好顺水推舟承认李建成叛逆，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就将皇位让给了他。

第二十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历史在玄武门转弯（3）

    “汝何生在帝王家?!”
    政治和权力是非常容易将人异化的，这个丛林游戏中，有着独特的游戏规则。

    君臣，父子，兄弟——在政治生态系统中，是最讲究等级秩序的，但正因为这些等级秩序的存在，使权力具有了无上的吸引力。那么，反过来，为了自我保护和追求更高的权力，又必然要利用一切手段打破原有的等级秩序，弑父杀兄，宫廷政变，在这个时候，人伦道德，骨肉亲情，对各路枭雄都没有什么约束力了。可一旦身登大宝，则又要满口仁义道德了，又要用纲常伦理等级秩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捍卫自己的权力地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帝王皇室，是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风光无限。所谓的那些龙子龙孙们，是一群非常特殊“特权阶层”——他们离最高宝位是最近的，龙椅对他们的吸引和诱惑也是最直接的，所以接班人问题历来是各朝各代帝王最头疼的难题之一。

    按照传统，一般说来嫡出长子是未来皇位的继承者，但是，变数太多了：弟弟比你这个哥哥能干怎么办？父皇不喜欢母后了，宠爱上了别的妃子，那个妃子也生了个不错儿子怎么办？你不害别人，可别人认为你是拦路石怎么办？某一个弟弟的娘家人（舅舅外公等）在朝里很有势力怎么办？……

    帝王如何对继承人做出一个妥善的安排，是很困难的事情。家天下，肯定是要把江山社稷传给自己的儿子的。老百姓给儿子分家，几个破铜烂铁，都要闹纠纷矛盾，何况江山天下？再说，也不能把天下分成几份平均给儿子们。

    作为帝王之尊，老婆多，儿子多，难免有喜欢的有不太喜欢的，烦心和闹心；儿子不能干平庸，窝心和伤心；儿子太能干了，担心（他做了几十年太子，等不及了甚至会想办法结果自己）；能干的儿子多了，互相攻击和残杀，更是寒心……

    把他们养在深宫，将来难当大任；放出去历练，将来又难以收拾——后世的另一位英明皇帝康熙不就是这样吗？康熙因为看到了明朝诸王子是养于深宫之内而成废物这一前车之鉴，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办差历练增长才干，给予了实权。然而，拥有了实权和势力的皇子们却瞄上了太子宝座，而太子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培养私人势力。因此康熙的晚年过得相当不顺，几个儿子争权夺利，让他天天提心吊胆，害怕自己也落个“李渊退位”的下场。康熙尽管比李渊英明得多，但太子几度废立，让他伤透了脑筋，最后虽然开创了“遗诏继位”制度，不立太子，让儿子们的争斗没有了共同的打击对象，彼此互相牵制平衡，但临终时的权力交接仍然是血雨腥风……

    而且，数王夺嫡这种事情，也非常容易伤害国之根本和元气。

    在这几大圈子和势力的斗争中，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皇子们的死伤倒还在其次，关键是会把政治舞台切割成几大圈子，把朝廷重臣卷入其中：你只要身在重要位置上，想置身事外几乎没有可能。

    你所拥护的主子登基了，你有可能恃功而骄，或者你知道的机密太多，主子对你会有猜忌——雍正为何除掉年羹尧和隆科多？你反对的主子胜利了，你能保住身家性命就是万幸，像李世民那样重用魏征的例子是千古罕见的。

    而且，在政治圈子的交锋中，要想打击对手，首先就是要铲除对方的羽翼，逐步削减对方的势力，扔石头掺沙子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很多良臣名将不就做了这样的牺牲品吗？假设建成、元吉计谋得逞，世民的那些文臣武将不就被铲除殆尽了吗？这岂非国家之损失？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大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政局的动荡。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们再回到玄武门来。

    在这场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之中，第一责任人应该首推李渊。

    李世民固然功勋卓著，但李建成也颇有才干，他的功劳也不小，也并非绝对管辖不住这个弟弟。然而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在制度安排上将其提到了仅次于李建成的位置上。李建成自然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而李世民也因此而得到了鼓励，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最终演变成骨肉相残的局面。

    当然，并不是说李渊压制住李世民就一定能够阻止这两兄弟之间的争斗，但从他作为皇帝的角度来看，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平稳过渡，要么就废黜李建成立李世民，要么就全力支持李建成压制李世民，是肯定不应该让这两个人的地位差不多，而且都各自培养自己的势力的。李世民晚年也犯了和李渊一样的毛病，宠爱次子李泰，逼迫得太子李承乾不得不谋反。当时李承乾的处境，实质上和李建成面对李世民的处境差不多。后来李世民干脆两个儿子都废黜了，立了三子李治为继承人。

    其次，作为李建成来说，他的手段虽然有些卑劣，但毕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建成本人还是比较老实仁厚的，只是情势所逼，不得不为之。即便如此，他也仅仅是想制造“意外”：让世民喝毒酒，可以说是暴病身亡；至于骑马摔下来，不更是意外了吗？元吉曾建议在请世民吃饭时，直接加以刀兵，一了百了，建成不肯，而其他计谋又屡次失手，最后身死玄武门。

    再说李世民，从打天下以及兵变之后坐天下的种种作为来看，他确实是千古帝王中的佼佼者，更无须说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民间传说了。在大唐开国的历程中，李世民的见识、德行、才干、胸怀等就展露了出来，众多的人杰才俊追随在他的周围，把他作为“真命天子”来对待。李世民的志向和政治抱负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这样一个弟弟在身边，李建成就是当上了皇帝，也睡不安稳。情势逼人，建成要是不想拱手让出太子之位，龙争虎斗无法避免。

    在两人斗争的过程中，李世民一直采取守势，他除了征战天下以外，没有或很少主动对建成搞小动作，好像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最后迫不得已了才有了发生在玄武门的事情——至少历史是这么记载的。

    历史在玄武门转个弯，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从再设想李建成当了皇帝后会怎么样，但事实是正因他的失败，使中国获得了一位千古少有的明君，奠定了盛唐的基础。

    玄武门之后不久，即公元626年的八月初九，李世民登上了帝位，是为太宗皇帝，时年27岁。在他治下，大唐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

    “上任”之初，李世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玄武门事变的遗留问题，随即调整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稳固住自己的帝位。

    在夺取帝位的斗争中，舞台上主要的角色是世民和建成的两大政治集团势力，在这个阶段的斗争结束后，李世民就要以一个新的角度来平衡当时政坛的基本力量了。

第二十一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历史在玄武门转弯（4）

    李唐王朝是由三股力量建立起来的：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一支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上面已经说过了，是由北魏鲜卑贵族组成的军事集团，也包括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李氏家族就是属于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则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并且具有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进可以控制朝政，退可以控御乡土。而山东豪杰则是在隋末混乱下崛起的寒门地主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中势力迅速崛起的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江南文士则是在隋朝统一南方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唐朝政治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于唐朝的建立和前期国力的恢复壮大都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这三大政治势力，李世民利用他们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例如关陇集团，大部分都是李氏家族的勋亲贵戚，有些还在李唐开国过程中建立了战功，如李神通、李道宗等人。这些人虽然对李唐王室忠心，但如果插手国家政务，则又会成为妨碍。李世民让他们分居各地，一方面可以监督地方，起到镇邪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地位虽高但却没有实权，不会干预地方行政。而对于山东士族和江南文士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豪门大族，李世民一方面利用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下令修撰了《氏族志》对他们加以抑制。《氏族志》的修撰，分化瓦解了山东士族与江南文士之间由于地域、渊源等原因形成的小集团，而将他们统合整一为整体。另外，他采用科举制度录用官吏，打破了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对于山东豪杰，李世民则尽力加以安抚。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魏征。

    魏征在历史上，是作为谏臣闻名的。然而李世民早期重用魏征，却是为了用他来平衡各势力。魏征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他为李世民所用，能够起到“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翻开《资治通鉴》我们就可以看到，魏征投入李世民麾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慰山东，听以便宜行事”。而其背景，则是玄武门事变结束不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散落民间，李世民担心这批人与山东豪杰勾连作乱，故派魏征前去安抚。至于魏征后来成为一代贤相，却是意外之收获，并不是李世民初用他时的本意。

    李世民不仅在政治势力之间保持平衡，即使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他也依旧保证分权均衡。唐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政策的制定，门下省负责政策的审核，而尚书省则负责政策的执行。这种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是有些类似的。权力并不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而是分散到不同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牵制，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因此终唐之世，并没有出过特别昏庸的君主。并不是那些君主之中没有庸才，而实在是因为制度完善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种种平衡制约，再加上一系列的与民修养的经济政策，社会迅速稳定和发展，财富的分配也处于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门阀士族的力量并不如南北朝时期那么强大，陇西贵族的地位也不像魏、周、隋三朝那样高高在上。没有了特殊利益的势力集团的存在，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比较平和开放，国力也迅速强大起来，这正是盛唐建立的基础。

    当然，这个基础的建立不仅仅是制度的关系，李世民个人的影响更是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

    李世民之能，其实首先体现在“德”。许多帝王和臣子，一味地追求“术”，不修德而研术，实在是舍本逐末的下乘境界。而道德胸怀到了一定的境界，则无招胜有招，因为他每一次的出手都堂堂正正，大气磅礴，出乎本心本性，任意驰骋，无私则无破绽，也自然没有遮遮掩掩——这的确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到了此时此刻，所谓的权术谋略就成了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了。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李世民清除奸臣。李世民问道：“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良忠臣，你知道谁是奸佞之臣吗?”

    “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此试验群臣。如果谁能不怕陛下的震怒，仍敢直言进谏，就是忠正之臣；如果只是顺从陛下旨意，一味阿谀奉承，则就是奸佞之人。”

    李世民听后，哂然一笑，说道：“流水是清是浊，在其水源。君主是政令的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群臣百姓好比是流水。君主带头伪诈而要求臣下行为忠直，就好比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合乎道理的。我想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想用伪诈的方法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方法虽然很灵验，我却绝不能采用。”

    贞观三年，东都长安郊区发生蝗灾。李世民到苑中巡视，发现蝗虫就向上苍祷告说：“百姓有过，在我一人，你若有灵，请食我心。”竟然捉了几只蝗虫吞下。

    李世民之能，还在于他的“明”。他鉴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认真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使是“圣哲”，也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经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李世民纳谏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书不胜书。例如他曾经征调兵役培修洛阳的乾元殿，用来做巡行视察的行宫，但被给事中张玄素劝谏之后立刻说：“这是我考虑不周”。又例如中书舍人李百药劝他放宫女出宫，他一下就放出了三千人。此外，为了能够让百官竭诚进谏，他甚至连自己的表情都控制住，总是微笑着听从对方的进言，鼓励对方大胆说话。正因为他的这种虚心纳谏的品质，所以贞观时期百官踊跃进言，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魏征。

    魏征相貌不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李世民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李世民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你责备我，所以没有去！”还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架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由于魏征忠诚敢言，李世民对他也非常器重。魏征病重，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他们君臣二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这段话也成为千古名言。

    有德有明，天下人才尽为所用，政出令行，能不大治乎？

    以上种种原因，终于促成了“贞观之治”。据书记载，贞观四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于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携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唐玄宗时期的史官吴兢将李世民治世期间的言行编录成《贞观政要》，开篇就明确称赞道：“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话虽有些夸张成分，但贞观之治，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清明政治。

    泱泱大唐，煌煌盛世！太宗世民，千古一帝！

好，好，好，奇文共欣赏！

谢谢！请继续欣赏。

第二十二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千古无字碑--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权力之路（1）

    公元624年的一天，大唐著名的术士袁天纲应邀来到一位朋友家做客。朋友命家人将刚过满月的孩子抱出来让袁大师给看看。
    袁天纲一看孩子面孔，即现惊讶之色，继而仔细观看，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主人疑惑，细问端详。袁天纲沉吟半晌，方才说道：“此子器宇非凡，将来定有作为。可惜……”

    “可惜什么？但说无妨。”

    “可惜是个男孩，要是女孩的话，有称王天下之贵啊！”

    听完此话，主人一家面面相觑，表情复杂，原来，这个做男孩打扮的孩子正是一个女孩——称王天下!? 大唐开国没有几年，这要传出去，不是灭门之祸吗？以袁天纲之盛名，又岂有胡言之理？主人不自然地一笑，赶紧让家人将孩子抱走。随后，又严令不可再提此事。

    24年后，正是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盛世，可在年初的时候，太白星屡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的结果是：女主昌。同时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对此事颇为不悦，后来疑虑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倒霉的家伙官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