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帝国王朝的回光返照（3）

    然而，有决心和想法容易，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鳌拜本身勇武过人，又长时间执掌大权，党羽众多，已形成巨大的势力网络，如果谋事不密，措施不当，反而会激起事变，祸及自身！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聪明绝顶的康熙当然深知这些道理。他虽为天子，但一则年幼，二则自8岁登基，14岁亲政，只有短短数年时间，政治经验和力量对比都处于劣势。朝廷大员虽然也有许多对鳌拜不满的，也有对皇室忠诚的，但到了生死关头，又会如何呢？就像当年曹操陈兵赤壁之时，东吴臣子不大都劝孙权投降吗？道理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最大切身利益是做官——至于是做孙权的官还是曹操的官，那倒是次要的问题。同样道理，今天的这些官员也是为了做官，是做他康熙的官，还是做鳌拜的官，很难说啊！

    用我们的“圈子”理论来划分当时的政治形势，可以简单地分出几种势力来：一是效忠康熙的皇室，跟鳌拜不和，或者跟着鳌拜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这几种人是康熙可以倚重的力量；第二种就是鳌拜的党羽，他们的利益已经在鳌拜的大船上，不会主动下船，甚至还想着这条船最好能再大些，走得再远些，以便自己有更多的利益；第三种人是骑墙派，他们的利益就是做官，做谁的官都行，跟谁利益大风险小，那么我就跟谁。

    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不能轻举妄动，可也绝不能完全不动，或长时间地不动——因为你在政治上越软弱，就有可能帮助你的敌人越强大！有很多中间力量甚至是自己人都会对你失望，转而去投靠敌人，使自己的力量逐渐耗散，再难凝聚！

    政治学的奥妙无穷！

    康熙要动，要不动声色地动，要密，要狠，要准，还要快！

    有一次康熙看史书，看到了汉质帝骂梁冀跋扈将军那一段，他就说：“汉质帝聪明是够聪明的了，却不该将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

    康熙在暗中准备着。他首先在身边逐渐聚集了索额图、明珠、岳乐、杰书等青年俊才，成为自己的辅佐力量。这些人中，索额图、明珠都是康熙的侍卫，索额图更是索尼的儿子康熙的岳父，而岳乐、杰书则是皇族，已封安亲王、康亲王。这些人与康熙有着共同的利益。

    接着，康熙利用自己年幼，鳌拜轻视自己的优势，故意装出一副爱玩闹的样子，让鳌拜去掉防备心。他挑选一批有勇力的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布库即摔跤），鳌拜上朝也不回避。鳌拜以为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他误以为“帝弱好弄”，“心益坦然”（《啸亭杂录》），未加戒备。

    然而，就是这批小侍卫，最终置鳌拜于死地。

    康熙八年五月，武力夺权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再宣鳌拜入朝，准备在御书房擒住他。而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在这个时候也帮了他一把，做好了一旦事败如何挽救的准备。

    事实上，康熙的计划是非常成功的。鳌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个年仅16岁的小皇帝竟然有如此谋略，依旧把他当孩子看待，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当他单人入朝之时，立刻就被那些小侍卫给擒获了。

    康熙谋定而后动，一举拿下鳌拜！

    随后，康熙的善后处理也足见高明。他并没有杀掉鳌拜，而是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鳌拜的党羽遏必隆也仅革太师，后还公爵。他这样的处理，将打击点只限于鳌拜一党的主要人物，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肃。这主要是因为，满人入关时间不长，统治集团内部不宜有大的动荡，再说自己毕竟年幼，还是要变复杂为简单。但鳌拜一党也就此瓦解了，根本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康熙夺回权力，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布置，不动声色，没有动用大军，没有经过恶战，在社会上未发生重大骚动，所以人们评论他：“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啸亭杂录》）。后来对付明珠、索额图二人，也是同样采用只问首恶不问其他的办法，同样也未造成社会骚动。他的政治天才，在擒拿鳌拜这一役中已表现无疑。而远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所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以后做臣子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

    少年康熙在他16岁那年就轻松除掉权臣鳌拜，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才华，令天下人震惊不已。然而这仅仅只是第一步，不久之后，康熙就在寝殿的圆柱上写下了六个大字：“三藩、台湾、漕运”。

    这三件事情，就是康熙掌握大权之后所要面对的三大难题。

    而在这三件事中，漕运基本是经济方面的国本，虽然重要但却并不急切，台湾当时还不属于清王朝管辖，还可以算是外敌，心腹之患就是“三藩”——这是政治上的又一大难题。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他们是前明的大将，在清兵入关夺取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们是带兵叛变明朝并为清王朝东征西讨，所以他们的政治待遇比前期被俘获而变节的洪承畴要好得多。洪承畴虽然也“位极人臣”，但忙到死也只封了个三等轻车都尉，在北京有了一座大宅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可谓没出息极了。

    这三个汉人王爷可不得了，事实上是三个独立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尤其是平西王吴三桂，兵多将广，云、贵两地的官员任免也是他说了算，财政收入归他使用，还可以自己铸钱，而朝廷每年还要给他们巨大的财政补贴，作为他们养兵之用。“三藩”的费用据估算，可能要占到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二。

    “三藩”作为政治难题，其分量与当年的鳌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鳌拜是满人统治集团内部权臣对君王权威的挑战，虽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但铲除鳌拜一人即可大功告成。而“三藩”则牵扯到两大问题：第一是满汉之间的问题，满人入关时间不久，天下虽然已经基本统一，但毕竟是“外族入侵”，根基未稳；第二层面上是中央政府与特殊军功集团、强势地方集团之间的问题，是特殊集团对中央政府和国家统一权威的挑战。

    “三藩”作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由来已久，但中央迟迟未有作为，实在是怕一旦激起事端，“三藩”举兵造反，中央又没有必胜之把握，天下大乱，很可能满人就在关内无法立足。作为“三藩”的一方，也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双方都不轻动，维持着一种互有妥协的平衡。

    政治上的平衡是以力量为基础的。谁都没有能力消灭对方时，大家都客气，都会选择等待和拖延。但是，不能消极地等待，要用时间积累自己的力量从而确立自己的优势，如果拖下去对自己并没有好处，而只能增加对方的实力，那就不如早些一搏。

    在当时，康熙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第二十九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帝国王朝的回光返照（4）

    继续拖下去，是最稳妥的战略，有利的因素是：一则自己会年纪更大些，威望更高；二则国力可能更雄厚些；三则吴三桂的年纪已经大了（他比康熙大42岁），也许已经没有几年的活头了。
    但是，不利的因素是：第一，朝廷的威望和颜面都极大地受损，等于承认拿这几个特殊集团没有办法，只能委屈地去拖延和等待；第二，朝廷要继续花大笔的银两去喂养自己的敌人，这样的事情，是锥心之痛！第三，这几个毒瘤不除掉，朝廷始终都要提心吊胆，也要时刻备战，既给敌人开军费，也要给自己开军费，其他的国计民生都得靠边站！

    换作一个一般资质的领导人，可能会接着再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下去，但康熙皇帝不是这样的人，他要积极主动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考虑清楚上述种种因素后，康熙皇帝下定了决心，甚至不顾他的老祖母的反对，开始步步为营地逼迫“三藩”自己跳出来。

    机会来了。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20岁）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已经年届70，上书请求回故乡辽东养老。康熙顺势答应他的请求，明令撤消他在广东的“藩领”。

    吴三桂和耿精忠在此政治气候下，也故意上书要求引退。这招是以退为进，行的是一步险棋，希望朝廷表态。吴三桂以为，朝廷对其尚有忌惮，决不敢逼他谋反，因此必会加以挽留，则撤藩之事也就无疾而终。他的预料几乎可以算是正确的，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果然正落入吴三桂的彀中。然而吴三桂却小看了康熙的魄力。20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一石激起千层浪。康熙下令撤藩之后，吴三桂等人起兵反叛，其他人等也乘势而起：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爱后赫舍里氏也崩逝。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朝廷上下人心惶惶。这个时候，康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等逮捕处死，彻底断绝了朝廷内部骑墙派的侥幸之心。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同时，康熙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除掉了威胁满清统治的另一大患。当年，满州第一勇士鏊拜敌不过16岁的少年天子，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吴三桂也不是生长于深宫的20多岁的康熙的对手，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全部以康熙的全胜而告终。此后，除了边境和个别地区的骚乱之外，没有人再敢挑战康熙以及王朝的权威了。

    而这个时候，天下才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真正表现康熙治理才能的时候到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先明后昏的君主例子。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当他从韦后、太平公主等人的威胁之中夺得权位之后，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开创出开元盛世，而紧接着，却来了个安史之乱。还有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征北战，天下无敌，最后却死于伶人之手。极端一点说，被列为昏君典型之一的汉桓帝，当他从跋扈将军梁冀手中夺回政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表现得英明神武？而宦官之祸，却也正是从这位汉桓帝手中开始的。因此康熙擒鳌拜，平三藩，虽然难能可贵，但天下承平，没有明确的敌人之后，康熙会沉迷于享乐吗？须知自古虎头蛇尾者多，善始善终者少啊。

    事实上，除了康熙皇帝主观上的自律和勤勉以外，客观形势上也不容许他过几天安乐的日子。

    康熙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两个妨碍他统治的政治集团，但是，他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集团：汉人集团。这个集团是不可能铲除的，而且，惟一的出路一是使自己所代表的满人集团获得他们的认可。

    满人入关后，是一直有危机感的，有一柄利剑是时时挂在他们头上的，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那句话：胡人无百年之运！

    自五胡乱华到南北朝再到大元朝的建立，凡是入侵中原的胡人所建立的王朝，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对于传统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主体的天朝大国来说，他们是外来的蛮夷，即使侥幸入主了中原，也算不得是神州大地的主人。他们文化上处于劣势，人数上也处于劣势，只不过是身体彪悍精通骑射的武夫而已。

    满清入关，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诸如明王朝的昏庸积弱，农民起义军基本上已经打垮了多半个王朝等，大清的建立过程中，军事上的征讨取得了胜利，但在嘉定、扬州等地的残酷屠杀也在政治上失分很多，“留发不留头”之类的文化冲突一直存在。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便指出：清王朝实际上是一种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

    也就是说，在清朝，满州人（甚至还包括他们的政治盟友蒙古人）一直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存在的，他们享有凌驾于汉人之上的诸多特权，是社会架构中的特权阶层，是坚定的政权维护者，康熙首先要代表他们的利益。

    但是，这个集团毕竟是少数，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代表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而最广大的民众，无疑是汉人（满人入关时总人口大约300万，汉族人口大约8000万），如何缓解汉人的反抗与不满，使政权能够稳固，社会和经济能够发展，摆脱所谓“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宿命，是康熙面临的又一个政治难题——以前他解决鏊拜、吴三桂等人，可以说是对付自己大圈子中存在的小圈子，而这次，是要用小圈子来驾御大圈子了。

    康熙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原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学习。康熙自己聪颖好学，我们前文已经说过，他不但有非常深厚的汉学造诣，甚至对西洋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在他的那个年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学贯中西了。康熙以身作则大力推行汉族文化，把自己满族集团中的保守力量逐渐边缘化，使清王朝的封建化和满汉融合的政策得以贯彻。同时，也通过种种手段限制满族贵族的权力。他剥夺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明确提出要建立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

第三十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帝国王朝的回光返照（5）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一个场景，就是康熙这一政治改革的成果。当时雍正虽然已经登上了皇位，但他的政敌八阿哥依旧不死心，从关外请来各旗旗主，意图借用这批旗主的力量逼迫雍正退位。然而由于康熙朝早已确立了君主专制的原则，确保了皇权的权威性，因此各旗旗主的反扑根本就没有任何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被雍正击退。
    其次，对于汉族集团，康熙采取了多种手段。对于坚定的反清复明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拉拢和打压并行。他先在舆论上确认“满清得天下于李自成”，宣布朱明王朝已经覆灭，自己乃是朱明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在道义上站住了脚；接着开博学鸿词科，拉拢天下士人，给汉族官吏和士人政治上的出路；但在思想上，则大兴文字狱，不许知识分子乱说乱动。

    对于广大的基层百姓，康熙则大力发展生产和经济，给百姓以切身的实惠，并且经常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给予减税免税的政策，也经常一笔勾销困苦百姓多年的欠税。有史家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钱粮，达一亿两白银以上。而且，康熙还“轮免”了天下钱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三年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地区的钱粮。

    最为人称道的是：康熙下令，自康熙五十年起，所有新生人口，概不加赋。也就是说，征收钱粮的人口基数，限定在上一年的数字上。这个政策，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鼓励了人口的生长。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人口数字大约在2500万，到了53年后的乾隆二十九年，人口数字就过了两亿……

    诸如此类的种种手段，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但使满清王朝站住了脚，走出了“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宿命，而且还出现了持续百余年的“康乾盛世”。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对脑后拖着的那根辫子也不反感了，康熙也成为了“有道明君”。

    当然，在政治上，康熙一直对汉族是防范有加的，包括他的子孙后代，心目中也一直有“外来者”的阴影，满汉之间还是有分际，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水乳交融。汉族官吏一直不如满族和蒙古族官吏受到信任，如后世的中兴四大名臣曾左彭胡虽然建立了偌大功勋，却一直无法进入清王朝最高决策层。这是康熙的历史局限性之一，我们也不能再苛求于他了。

    也因为这种“外来者”的心态，康熙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明王朝的框架，并且加强了中央集权。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密奏等特务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

    皇帝的集权，主要表现在对相权的废除。废除丞相制度，是朱元璋的发明，但在朱元璋之后的明王朝，实际上相权依旧存在，只是由皇帝和内阁大学士共同分担而已。一旦皇帝倦政，则内阁大学士就会占据上风。因此会出现于谦、张居正这样的名相，出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情形——皇帝数十年不理政事，国家还能正常运转。而张居正之所以被当时人非议，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越权，没有身居宰相职位却干着宰相才能做的事情。因此他的施政效果虽然是好的，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权臣。

    事实上，自秦汉一直到明朝，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在秦汉时有丞相，在唐朝有中书省，在宋朝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元朝有大断事官，在明朝有首辅大学士，虽然各朝名称不同，人数或多或少，但他们都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都拥有一定的人事权和决策权。而只有在清朝，相权是不存在的。

    秦相李斯确立郡县制，汉相萧何帮助刘邦定下汉朝数百年江山，“萧规曹随”传为美谈。当时，丞相的权力非常大，相当于今天某些国家的总理，即行政首脑。到了唐宋，相权被分散开，几个人同时担任宰相，却依旧在政务、人事上有一定的决策权。到了清朝，则上书房、军机处的大臣们只有参赞之权而没有决策之权了。他们能给皇帝提建议，当顾问，是一个参谋和秘书班子，无权决断日常的政治事务。在这种制度下，再加上满汉官员的互相牵制，皇帝自是可以高枕无忧了。

    任何一个集权统治都需要对各级官员进行严密的监控，清王朝没有明朝时明目张胆的特务组织，但它有完善的密奏制度。许多官员都有密折专奏之权，这样一来，不仅康熙可以知道下情，而且各级官员之间彼此监督互相掣肘，也很难结党营私。

    在全国各地，康熙都安插了他所信赖的官员作为监督。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得康熙信任，后来担任江南织造。这个官职的表面任务似乎是负责管理江南地区的织物，职位并不高，但实际上却是担任朝廷的耳目监视江南地区的动向，他拥有向康熙皇帝直接上奏的权力，在奏折中不仅包括江南官场的各种情况，甚至也包括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因此康熙虽然人在大内，却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雍正即位后对此又有发扬光大。据说有一天，雍正皇帝问他的臣子道：“你昨天晚上在做什么？”那臣子很老实回答：“我和几个同僚在一起打麻将，后来少了一张牌，就没有再玩下去了。”结果雍正皇帝当场就拿出那张丢失的麻将牌来。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政治虽不清明但还比较稳定。

    总之，在康熙时代，他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以一个小圈子驾御一个大圈子，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同心圆。而这数个同心圆所围绕的中心，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集权制度和统治有极大的偶然性，权力全部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如果碰上了一个坏家伙或智力低下者，后果自然很严重。

    所幸的是，清王朝寿命296年，12个皇帝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都基本称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属于中等资质，没有出现明王朝中那几个如此昏聩的皇帝，所以虽说是以胡御华，倒还是比较平稳的。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接连一百多年，对外扩展疆土，其鼎盛时期为中国所增加的领土，几乎是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疆土的三倍；对内高压怀柔并用，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长时期的稳定，虽然没有汉唐时期的宏大气象，但亦属太平盛世了，有史家将此阶段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康熙在位61年，是他开创了这个时代，为后来的盛世打下基础。康熙死后，庙号“圣祖”——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庙号！后人则尊称其为“康熙大帝”。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均可傲视历代帝王，但他也不可避免地碰到帝王们最头疼的问题：权力接班人的问题。

    康熙面临的问题也许比前辈帝王的问题还要严重，其严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的儿子多，有35个之多，虽然有几个夭亡了，但还是可以编成两个班的；第二是能干的儿子多，也就是说想接班的候选人多。

    作家二月河曾根据这段史实创作历史小说《九王夺嫡》畅销一时，后来据此改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也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作家、导演和演员的功力撇开不说，故事情节确实够吸引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戏。

    诸王争嫡，成为康熙晚年的最大政治难题。处理不好，不但骨肉相残，而且，康熙本人也有可能步唐高祖李渊或隋文帝杨坚的后尘，被儿子逼迫退位或被弑。

第三十一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帝国王朝的回光返照（6）

    这其中有康熙自己的原因。他鉴于朱明王朝诸皇子养于深宫之中腐败无能的前车之鉴，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出外办差增长才干，以便将来成为新皇帝的得力助手。这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几个儿子锻炼出了才干，也有了一定的势力，就不甘心再当一般的皇子，而想做太子了。如果这个太子的确有本事，到也能压住他们，偏偏康熙早已选定的这个太子虽然也说得过去，但九五之尊的宝位太具有诱惑力了，这些能干的儿子们有“进步”的想法也很正常。古往今来，几乎每个朝代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血雨腥风在所难免。
    康熙的儿子们大概分成了三个小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太子的圈子。康熙很早就确立了太子。康熙十四年，他才22岁时，就册立了不满2岁的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这么早册立皇储，是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三藩之乱正炽，又有朱三太子一说，不免蛊惑人心。为稳定政局，表明决心，因此，诏告天下，正式地册封了皇太子。这其实是清朝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公开册立皇太子。

    康熙对于这个太子是颇为看重的，安排国内一流的硕彦大儒为太子的老师，而且还时不时地亲自教导他，想将他培养成为自己理想的接班人。然而，这个太子却并不争气。想想，也确实难为他，上边是这样一个英明神武的皇阿玛，下边是一群虎视眈眈的兄弟，他夹在中间，虽则小心谨慎，但总归有不如人意之处。而且，他在太子这个位置上的时间太长了——当了近40年的太子，继不了位，上不了台，急不得，恼不得。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使没什么大问题，可几十年下来，不可能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太子本人也有些不检点的地方，这就更给人可乘之机。而且，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前途考虑，处心积虑地想在权力交替的过程中未雨绸缪，捞取更大的好处——在政治旋涡中的主角，有时候也多少有点身不由己的味道。

    太子就被卷入一场党争之中，牵扯到了当时的两大重臣：明珠、索额图。

    明珠和索额图，两人都是自康熙擒鳌拜之时就跟随在他身边的亲信，深受康熙的信任，也深得康熙的重用。明珠聪明伶俐，深体上意，办事很让康熙放心。索额图是顾命老臣索尼的第三个儿子，出身高贵，在朝廷中很有威望。这两个人辅佐康熙，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但随着他们权势的渐渐增大，也就逐渐地形成了党羽。而彼此之间，为了争夺权力，也变得势不两立起来。

    康熙对于自己手下这两位重臣之间的争斗，也并非全无所知，但这正是他要的结果。作为一个皇帝，他不可能让手下的势力集团一党独大，威胁到他的地位，保持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事情的变化是在这两党争夺太子人选时才爆发的。

    太子的种种行为，给了明珠可乘之机。皇太子胤礽是康熙的第二个儿子，康熙的长子是胤禵，乃是明珠的外甥，而胤礽却是索额图的外孙。如果胤礽继位，索额图自然得势，明珠自然失势。而如果胤礽失掉太子位，则明珠就因另保新君而得势。因此明珠竭力攻击太子，而索额图却竭力保太子。

    明珠与索额图之间关于太子人选的斗争，却让康熙生气了。他可以容忍明珠等人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却无法容忍他们动摇国本。在当时，康熙对太子还是颇为看重的，因此首先拿攻击太子的明珠开刀，指使御史郭琇弹劾明珠贪污——只弹劾明珠贪污，是有原因的。因为明珠当时党羽已成，如果直接弹劾他结党营私动摇国本，那么必然会牵扯到明珠的党羽，而那些党羽为了自保，也必然会想方设法保住明珠。这样一来，康熙就很难处置了。但只弹劾明珠一人，不牵扯到他人，那么明珠的党羽也就不会出头了，社会也就不会发生大的骚乱。

    事实上，在明朝时期，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们在后文讲述张居正时会提到：当时严嵩与严世蕃父子下台之后，徐阶改换奏章的故事。康熙命令郭琇弹劾明珠，所用的手法和徐阶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只攻击其一点，不牵扯到其他人。而他当初擒鳌拜之后所用的办法，也正是这样的手段。

    然而明珠也聪明得紧。在被弹劾之后，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只能死中求活，于是下了一招险棋。他让一个名为索党实际却是明党的官员上书弹劾自己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结果索党看到这个可以一举消灭明党的机会，纷纷附和上书攻击明珠。从表面上来看，贪污只是死罪，谋反却要诛九族，明珠是自己加重了自己的罪过。但明珠深知康熙聪明，第一不会相信明珠谋反，第二不会让索党一党独大，因此康熙必定会保住明珠。

    后来的结果果然正如明珠所料。原本必死无疑的他被康熙保住了性命，在儿子府中优哉游哉地颐养天年之后才老死。而索额图，却因为明珠下台后一党独大，再加上与太子结党而深受康熙猜忌，被逮捕监禁，后死于狱中。

    康熙为人宽厚，明珠、索额图虽然都劣迹斑斑，但他还可以包容。然而一旦牵扯到继承人问题，那就绝非康熙所能容忍的了。只是，当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你争我夺之时，即使英明如康熙，对此也颇为头疼。毕竟，再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儿子，是不可能像对明珠、索额图那样下狠手的。

    康熙为了这个太子，的确是费尽了心力。明珠想动摇太子的地位，被康熙废掉了，索额图与太子结党营私，幽禁而死。他原以为这样一来太子就会回到正路上去，却没想到太子不结党不行啊。有几个如狼似虎的兄弟在旁边紧盯着，太子能不培植私人势力自保吗？

    康熙看到索额图死后太子依旧结党，失望之下不得不废黜了他。这是他的第一次废黜太子。然而他对这个儿子感情还是很深的，不久之后又重新立他为太子。可是复立的太子经受了一次打击之后，反而更体会到培养自己势力的重要，变得变本加厉起来，康熙不得不再次废黜了他。

    第二个圈子是以皇八子胤禩为核心，以老九、老十、老十四几个皇子为骨干的“八爷党”，势力很大。但其势力太大，引起康熙的高度警惕，后来给老八下了一个“柔性成奸，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礽”评语，一度免职锁拿。

    第三个圈子是老四胤禛，支持他的有老十三胤祥和老十七胤礼。这个圈子最初是不被人看好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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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帝国王朝的回光返照（7）

    持续多年的夺嫡之争以及两次废黜太子，对于康熙的打击是颇为重大的。更令他伤心的是，在这两次废立之间，几个儿子对于继承人地位的争斗已经到了血肉相搏的境地。康熙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当太子，都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很难坐稳这个位置。然而太子在位，皇子们的目标还是瞄准太子，没有太子，皇子们的目标会瞄准谁？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李渊和杨坚？
    但康熙毕竟是英明的，他也想出了一个英明的办法，那就是不立太子，而选择遗诏继承制度。这样一来，皇子们没有了明确的攻击目标，同时又都有了可能性，只好安心做事博取康熙的欢心吧。

    事实上，当时的康熙已经选定了继承人，那就是四阿哥胤禛。究其原因，可能出于以下两点的考虑：

    第一，是老百姓所传说的，因为胤禛有一个好儿子弘历。康熙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曾亲自教他读书，刻意培养，“佳子佳孙，可保大清三代江山。”雍正能登帝位，沾了儿子的光。

    第二层原因，是康熙对天下形势和胤禛的清醒判断。天下太平日久，法纪松弛，官宦糜烂，需要铁腕整肃。但康熙本人一则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想过太平日子，不愿意多生事端；二则宅心仁厚，又不愿意撕破脸皮向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人开刀下手。

    康熙本人不愿意干，但自己身后得有人来干，勤奋刚毅的老四胤禛显然是当此大任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康熙69岁时病故，其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每天勤勤恳恳，修补康熙皇阿玛留给他的、这个表面上花团锦簇实际上问题堆积如山的江山社稷，基本上没有享过一天的清福，最后还落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事实上，公正地说，如果没有雍正这13年的辛苦和刻薄寡恩，是不会有一百多年的所谓“康乾盛世”的。

    雍正不明不白地死后，弘历继位，是为乾隆——这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一个皇帝。他25岁（虚岁）当皇帝，干了60年（不敢超过他爷爷的61年），然后退位当了3年名义上的太上皇（还掌握实际权力）。他爷爷为他盖好了一座大厦，他父亲为他辛苦装修，他甩着手住了进来——当然，乾隆也还是个不错的皇帝，这是后话了。

    返回头，我们再看康熙最后的人事安排，“佳子佳孙”，真是一切都在预料和计划之中。

    可是，“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残阳如血，美艳中却已透出了暮气。

    康、雍、乾之后的大清王朝，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第三十三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1）

    1901年11月7日，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北京去逝，享年78岁。
    据说临终前，李鸿章力荐袁世凯，他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李鸿章去世的当天，袁世凯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中国政治舞台进入以袁世凯为主角的时代。

    在中国晚近人物图谱中，袁世凯无疑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反面角色。

    很多人将袁世凯比做曹操，同样的所谓“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袁也确实担得起“乱世之奸雄”这个政治评语。

    20世纪初，袁世凯确实是可以左右中国政治局势的实力派人物，不管是垂死挣扎的大清王朝还是风云初起的中华民国，都极力寻求手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的支持。时逢乱世，群雄并起，袁氏并没有什么好的背景和后台，靠着自己的本领，在各种势力中左右逢源，步步为营，最后成为举足轻重的收拾政局的不二人选，没有一定的才具焉能如此？

    袁世凯又是一个“不学有术”的政治人物典型，没有什么道德学问的根基，天生的一个政治阴谋家，其对权术之运用几可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可因为其“不学”，所以本身也就只能停留在“术”的这个层面上，“治世之能臣”这一半，就有点担当不起来。也许他的才能可以与曹操相比，可见识器局，气象境界，就要差远了。

    曹操当年平定北方后，孙权曾上书劝进，曹操笑：孙权小儿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近千年以后，袁世凯已经贵为民国大总统，信誓旦旦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言犹在耳，却又闹出一场复辟登基、开历史倒车的丑剧，遗笑千年。

    大清朝的遗老遗少骂他是“乱臣贼子”，中华民国的革命者恨他是“不赦罪人”，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袁家的洪宪王朝。

    袁世凯死后，在上海的黄兴寄来一幅挽联，挽联是这样写的：

    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袁公路。

    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

    挽联中用“四十余年天下英雄”来对“八旬三日屋里皇帝”，用“野心”来对“短命”，可谓贴切恰当。袁公路，就是东汉末袁绍的弟弟袁术，不自量力，称帝，不久即为曹操所灭。郭彦威，五代后周太祖皇帝郭威，杀后汉皇帝而自己称帝。

    黄兴作为袁氏的敌人，对袁氏的评价也可谓公允：袁世凯四十余年称雄天下，却在人生事业颠峰之际，“陡起野心”，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当皇帝？！

    袁氏为达此目的，对内镇压革命党人和异己力量，对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列强的支持，虽不择手段，也仅仅是个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流下千古骂名和笑柄。真不知道那个“袁大头”里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做出如此蠢不可及的事情来！

    袁世凯生于1859年，河南项城人，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袁项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很多名人以籍贯称呼，别有味道，如与袁世凯同时期的康有为，就被称作“康南海”。当然，这个地名也得读起来上口，有点味道才行。穷乡僻壤，叫起来就不雅了。

    袁家祖上也风光过，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做官，但几个叔叔都是三四品的官员，所以说，家里还是有些老关系的。这一点“祖荫”很关键，有父辈的一层关系，见了一些大人物，开口可以叫“叔叔”“伯伯”，自然同别人不一样。

    袁世凯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个公子哥儿，不好读书，也有点曹操年轻时候的样子。十四五岁时，他随嗣父袁保庆（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来到南京。

    袁保庆有一个交情很不错的朋友，就是当时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在早年平定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与袁保庆之父袁甲三各自领兵。有一次，太平军围困吴廷香，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不顾别人的反对，力劝父亲出兵救援。后来虽然援军终未及时赶到，吴廷香被太平军所杀，但是，吴长庆还是感念袁保庆的援手。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时，吴长庆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此二人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袁保庆死后，另外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袁保恒、袁保龄，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要求很严，尤其是对他浮滑的性格多有约束。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也留心向叔叔学习处理事务的经验，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叔叔也有意栽培，给他创造不少历练的机会，如华北大旱成灾时，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

    但这样的日子没几年，1878年，袁保恒染疫病故，袁世凯只得返回老家。没有人管教和督促之后，袁世凯又开始放荡不羁，追欢逐乐。他前后参加了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只好捐了个功名。

    袁世凯确实不是读书的料，不过，他却有另外一种天赋，就是天生的善于言辞和交际，虽然顽皮胡闹，却总能讨人欢心——只要他想让你高兴，想结交你，他总能找到最恰当合适的办法。否则，这几个叔叔为什么愿意带着他并器重他？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尤其从一个下等圈子里往一个上等圈子里钻营时，这个天赋都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有个满清皇族增崇的儿子曾描写过与袁世凯的一次见面：

    当时，这个皇族子弟还是个孩子，有一天袁来拜访他的父亲，他因久闻袁的大名，想见识一下，遂进客厅上前给袁请了个安。

    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双手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去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这时袁世凯便问我说：“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又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第三十四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2）

    第三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片给少爷送书。”
    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其核心问题是：第一，交什么人？第二，怎么个交法？

    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可要回答好了都不容易。

    关于第一个问题，似乎谁都知道，要交大人物呗。可是，大人物很多，到底谁更有前途和希望，需要一个判断。如我们在前边曾讲到过曾国藩不给肃顺写感谢信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旦投靠错了，后果更糟糕。

    而且，同时有多个大人物都有前途时，结交哪一个？这就要分析哪一个可能接纳自己，在哪一个圈子中混会有自己更好的位置等因素，不可贸然行动。如果四处碰壁，那么名声就很糟糕了，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问题也很有学问，交际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尺度，是个细致活，要不卑不亢，不能急着提要求，不能厚颜无耻，让人看轻了自己；要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才华，又不能轻浮狂妄等等。

    钻营门路，结交高人，笼络人心，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中国古代有不少官员以“能”著称，所谓的能臣、能吏，除了精通具体业务外，就是人情世故上的精明练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尤其对那些热中于功名的人来说，具体业务能力只是敲门砖，关系网经营的如何才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上边没有人赏识，下边没有人追捧，哪年哪月才能出人头地啊？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贵人”一说。所谓的贵人，便是那些位高权重，在关键时候能够关照自己的人。而贵人不是毫无来由地就能关照自己的，要靠自己平时大量的“工作”：要让贵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才有可能轮到自己。所谓，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那么准备工作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光埋头做业务是不行的。否则，当机会来临时，贵人头脑里的备用干部名单中根本就没有你，怎么会推荐你？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的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袁世凯是极有天分的。而且，除了天分以外，他还下足了功夫。比如说，跟人家见过一面，多年以后再见时，袁马上张口就能说出对方的姓名籍贯等基本情况，甚至还可以说出上次见面的细节经过，这让对方很受用。对于上司等重要人物，就像上边那个满清贵族描述的那样，袁在交往中更是做到了不着痕迹又非常周到的巴结，不让人讨厌，还让人很舒服。对于下属，袁的关怀体贴，也是会让对方如沐春风，在许多细节上他都会替你想到前边，确实有不少过人之处。

    不学有术，这是袁世凯最基本的“术”，这种“术”也确实不是书本上能学来的。

    袁世凯发迹于朝鲜，他仕途中的第一个贵人是淮军将领吴长庆。

    我们前边交代过，吴长庆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好朋友。袁世凯科举不第，还惹出点事，在家乡不好混了，便投到了他的门下，从此进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圈子。这时是1881年，袁世凯22岁。

    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不久就提拔他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算是有了正式的官职。

    1882年6月，时为满清藩国的朝鲜发生兵变，吴长庆奉命率军赴朝。大军仓促出发，军务繁杂，吴长庆把很多事项都交与袁世凯处理——这是给他机会，也有实际考较的意思。你没有科举功名，如果再没有处理实际问题的才干，即使是自己人，也不好再安排你了，没有办法服众啊。

    有些人可以专心地把一件事情做得完美，但不能同时做几件事，事一多就头晕；而有些人是事情越复杂，他越有精神，头绪越多，他的办法也越多——袁世凯显然是后一种人，这样的人是能够把握全局理清复杂头绪的人。袁世凯的实际工作成绩，使吴长庆对他更加喜欢，也使吴长庆的许多手下对他刮目相看。

    大军船队开抵朝鲜马山浦时，有一个营官报告说许多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接任营官的职务。袁世凯指挥士兵两小时就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在清军登陆后的军事行动中，袁世凯也立了不少功劳，吴长庆借机保荐，袁世凯也得以迅速升迁，后成为清军驻朝鲜驻军的三位长官之一。

    1884年5月，朝鲜“甲申政变”爆发。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勾结发动政变，劫持国王，处决亲华派。

    变生肘腋，情势危急。当时中国驻军的最高负责者提督吴兆有，急忙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看如何应对。袁世凯大为光火，这种时候，还要等待首长指示，真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等国内决策层讨论完了，拿出意见，这边的局势早就不可收拾了。——其实，有些人不一定就没有才干，只是在官场中混得时间久了，不知不觉中就有了许多官场的习气，加上自己胸无大志，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出头怕担责任。

    袁世凯的应变之才和处理乱局的能力在此充分展现出来。他向另两位长官力争马上出兵平定事态，最后结果是，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一日一夜，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朝鲜亲日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落空。如果再拖延下去，很可能就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要想再挽回局面就困难了。

    在两次朝鲜事件中，袁世凯都表现出了常人所不及的才干、胆识与谋略，短短两三年间，他顺利完成了从初步进入吴长庆圈子到在圈子中站住脚跟并成为主要人物的过程。

    “蛟龙终非池中物”。吴长庆这个圈子只是一个中低级的圈子，已经不能满足袁世凯的胃口了，这只是他的第一个台阶，他开始为进入下一个圈子、上一个新的台阶做准备了。

    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第二个贵人可以说是李鸿章。

    晚清形势，内忧外患，公认的说法是李鸿章独撑危局，政治、军事、外交，基本上都是李在维持局面。李虽然风光不亚于其恩师曾国藩，但大清王朝大厦将倾，李鸿章左支右撑，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在军事、外交方面，清王朝实力已经大大落后于列强，总是吃亏，李鸿章也总在救火善后签条约，今天割地，明天赔款，回来再挨举国上下一通臭骂。过不了几天，又得他出面……

    袁世凯在两次朝鲜事件中的表现，引起李鸿章的注意。同时，袁又通过其在京师的叔叔袁保龄牵针引线，倾心攀援。李鸿章的人才备用名单上就有了袁的名字。

第三十五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3）

    袁的这种举动在政治圈子中多少是有点犯忌的。袁世凯当时毕竟年轻气盛，骤立大功，加上又能结交上李鸿章，不免有骄矜之态。吴长庆在朝鲜之时，袁世凯对这个政治上的领路人就已经不太尊敬，等到吴长庆离开朝鲜后（1884年初吴长庆调离朝鲜，不久病死），袁世凯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一切更改，露才扬己”。——这是许多少年得志的年轻干部容易犯的错误，有才华，但要经过历练和挫折才能成熟！
    袁世凯在朝鲜的跋扈作为，终于给他带来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打击：吴长庆圈子中旧人上书弹劾他；在朝鲜吃了亏的日本人也恨他，向清廷不断告状；而袁世凯自己也不够检点。多种原因，尽管李鸿章有意回护，但毕竟也得给各方一个交代，况且，以此时袁世凯的身份，李鸿章只是对他有好感而已，也有点犯不上为他费太大的力气。

    清廷派钦差来“审查”袁在朝鲜的问题，虽然在李和袁的努力周旋下，大事化小，但袁世凯还是被迫离开朝鲜回国，一度告假回老家“隐居”。这是他第一次领教官场的险恶，也是他刚有点根基就急于转换圈子的一个小教训。

    好在生逢乱世，国家大局靡乱，人才出头的机会相对于太平时期要多得多。太平时期，政治上要是摔一个跟头，想再爬起来，很不容易。因为政治机器在四平八稳地运转，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没有什么事情非得你来处理不可。乱世时就不同了。

    不久，朝鲜局势再度发生变化，李鸿章决定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护送在中国保定住了两三年的原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回到汉城，并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李鸿章见到袁世凯时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 袁希望领兵回去，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以李鸿章的身份地位，对一个后生小子说这样的话，可谓高看一眼，也说明当时能处理复杂的外交以及军事事务的人才匮乏。

    袁世凯完成使命后，进一步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上奏为袁请功。1885年9月，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加三品衔——此时距袁世凯投靠吴长庆进入政治舞台不过四年时间！

    此后袁世凯在朝鲜待了接近十年，虽竭尽全力维护大清在朝鲜的利益，但面对日益强大的日本，也无法有太大的作为。

    随着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强大，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最后还算是及时脱身回国，没有丧命在日本人之手——这也是袁世凯圆滑的一面。

    袁世凯没有传统士大夫坚定（或是愚忠）的政治理想，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以死明志”，这不是他的政治哲学和性格。他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但实现这些抱负，在他看来，靠的是自己的智慧、能力、手段、谋略、机缘以及人际资源，而不是一条道跑到头的坚贞和死志。

    虽然，在出卖维新君子（也有说法是袁世凯没有事先告密而是事后检举揭发）和复辟之前，袁世凯没有什么有亏大节的地方，但在他的性格中，是缺乏忠义品德的——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随时随地转身调头！他不忠于大清，也不忠于民国，也不忠于自己所宣称的政治理想，他只忠于自己的利益。

    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李鸿章在日本签定屈辱的《马关条约》（李本人还几乎被日本人刺死在春帆楼），国内一片哗然，清流舆论大肆谴责李鸿章“卖国”。李鸿章老病交加，被撤职赋闲在家。

    在此关口，袁世凯的表现别具一格。一方面，他也随声附和指责李鸿章（这让他赢得李鸿章政敌的好感，这些人在打倒李之后掌握实际权力），但仅仅限于对淮军军事战斗力的批评和分析，没有在人身上攻击李鸿章。另一方面，他又请假到李居住的天津，专程登门拜望。此时的李鸿章，正是落难之时，门前冷落车马稀，袁世凯的到来肯定让他感到高兴和安慰。

    这是袁世凯的聪明之处。一则，他办过军事外交，能够比一般人体谅李鸿章的处境，而李对自己也有知遇之恩；二则，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知道，大清政坛上，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真正替代得了李鸿章。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暂时平息一下民情舆论而已：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没有朝廷的旨意，他签得了字吗？一旦情势危急，那帮满清子弟都不是任事的料，还得李鸿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仕途上的重要转折点。

    大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后，最大的政治问题就一直是军事和外交，能办这两方面业务的，就是“宇内人才”，这是国家大环境和形势所决定的。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更是举国震惊：西方列强咱打不过，怎么小日本也变得这么厉害了？

    大清的军事力量，自曾国藩的湘军之后，倚重的就是李鸿章的淮军，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李在操持，但没想到的是，淮军（陆军）暮气已重，新建的北洋水师也这么不经打！

    组建新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是当今第一要义。

    聪明的袁世凯看到了这个方向。

    “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东北前线返京的袁世凯就居在北京的蒿云草堂。摒绝杂物，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军事著作……人皆未见，目为奇书。” “联系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凯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材’。”

    而在人事上，袁世凯也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甚至是众望所归。1895年10月，袁世凯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就这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组建了大清第一支全部西洋装备，并采用西方编制的陆军部队，被称为“北洋新军”。——从此，袁世凯真正有了自己的圈子和势力，有了自己的政治本钱，真正成为政治上的一“极”。此后的岁月，袁世凯的政治命题就不是要把自己混进某一个圈子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把自己做大做强，在最高层面的圈子中如何平衡和转圜。

    我们来看袁世凯此后的仕途轨迹，更可用一帆风顺来形容：

    1900年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1901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李鸿章的班。

    1907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同时陆续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别的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1908年因权高位重，引起猜忌，被罢退，隐居河南漳德洹上村，但仍实际控制局面。

感谢楼主不断的发帖，

真正的好帖
平时的圈子也很重要！呵呵

第三十六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4）

　　1911年出任总理大臣，海内外一致认为他是能担此重任的惟一人选。
    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封建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得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而在朝廷比较软弱或世道比较混乱的时候，最好的势力集团就莫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了，所谓的“有枪就是草头王”，任谁都得让你三分。当你有一千人时，也许可以当个山大王，自得其乐；当你有一万人马时，就可以左右地方局势，以此为本钱要个官当了；当你有十万精兵强将时，你说句话，天底下的人都得认真考虑你的意思。

    太平天国起义，大清无力平叛，不得已让曾国藩练成了湘军，曾以此纵横天下，曾不敢有非分之想，自己主动裁撤湘军，自剪羽翼，这是大清的福气，否则还不定怎么样呢。曾之后，李鸿章的淮军平定捻军，成为可以左右政局的主导军事力量，李本人也因此可以只手撑天。但是，淮军虽然在国内没有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可其战斗力与西方列强甚至发展迅速的日本的军队相比，均相差甚远。李鸿章尽管大力经营，但一来淮军暮气已重，二来朝廷腐败，如大家熟知的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过生日修园子，不惜挪用军费，淮军已经担负不起国防的重任了。

    时移世易，淮军的历史使命结束了，给了新人新的机会。

    在小站练兵前，袁世凯的仕途虽然还算是顺利，但却没有扎实的根基和自己的圈子。就像浮萍一样，只能跟随着政治势力的大方向而飘浮，仰赖他人鼻息生存，却无法自立一方。然而小站练兵，就使得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逐渐形成了足以影响整个政治格局的雄厚资本。

    有了练兵的资格和机会，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成功。怎样才能把兵练好呢？一是要有战斗力，要有新气象；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己的武装。

    最关键的当然是用人，也就是干部队伍的建设，把正确合适的人选安排在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并笼络他为自己办事卖命。而要用好用对人，首先要知人、识人。

    这些方面都是袁世凯的强项。

    袁世凯有识人之能，在对人的性格、能力、器局等方面的判断堪称高明。

    据说，有这样一个例子：民国初年，袁世凯曾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会谈，会后部下问他对这些人的评价。袁世凯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陈氏一跳动少年，资质尚明敏。”后来许多人都认为袁看得准评得当。

    再比如，袁世凯与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等人的订交，也为时人所称赞。袁遇见徐世昌时，徐是一个连上京赶考的路费都没有的穷书生，袁慷慨解囊相助，徐也争气考取了翰林，当袁到小站练兵时，徐就进入其幕府帮忙；唐绍仪虽然是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首批幼童之一，但与袁相识时只不过是朝鲜驻军的低级军官；赵秉钧是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的一个普通捕快，被袁赏识提拔——这几位后来都是总理、总统级的人物。

    袁世凯也颇有容人之量，自己不读书，对读书人却很尊敬，所以在他周围能聚集一大批当时的人文俊杰。如他当政时，章太炎、杨度、王闿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刘师培等与他都有交往，有的还死心塌地地为他筹划。

    最好玩的一个故事是：在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时，想办法让多方名士劝进，一代名士王闿运开出三十万的劝进费用。袁世凯慷慨答应，并且电令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可还没有等到王闿运把剩下的一半拿到手，袁世凯已经被迫取消帝制。

    王闿运不依不饶地索要约定的余款，派自己的“贴身”老妈子周妈（大名士王闿运晚年跟这个下人周妈的关系颇有些暧昧）来北京要帐。此时的袁世凯焦头乱额，哪有心思再付这笔乱帐，后悔还来不及呢！这个周妈拿出死缠滥打的本事来，每天都到府上哭闹不休，一代枭雄袁世凯居然束手之策，最后只好照付剩下的那一半“劝进费”。

    国学大师章太炎素有“章疯子”之称，后与袁世凯交恶，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他，只是将他软禁了一段时间。不像后来的一些强权人物，动不动就把持不同政见者逮捕下狱甚至暗杀了事。

    至于对待其部下，袁世凯笼络人心的手段我们前边已有介绍。北洋系统的精兵强将算得上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王世珍、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这些都是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全部出自袁世凯的门下。他们中间有些人声名狼藉，但是没有人可以小看他们的力量。

    后来，袁世凯势力坐大之后，满清勋贵对其也很不放心，曾想办法削夺袁的兵权。但是，北洋军中，几乎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非袁不从。朝廷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全部骨干，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晚清大员中，张之洞的影响很大，其幕府人才也很多，但多清流，论办事实绩，袁世凯则要厉害得多，因为他手下有不少实干家，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一时之人才。袁能将这些人物尽揽左右，用其所长，可见其当时声望和影响。

    客观公正地说，这个阶段的袁世凯对历史的前进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盖棺论定”。可以说，对一个人的最终评价，要等待其把人生的戏全部演完谢幕以后，才好做出相对公允的定论。对于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物，甚至还要再等若干年，一些史料解密公开或者是有了新的发现和证据，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清其真正的历史面目以及其是非功过。

第三十七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5）

    政治人物尤难定论，就因为其暗箱操作幕后秘密太多，相对客观的史料较少，许多当事人的记录与回忆，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能掌握更多的信息，或者是搀杂了自己的好恶，不能公正。
    袁世凯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如果不是他最后一出复辟登基的拙劣表演，那么其定论也是很难轻易做出的。

    我们可以说，袁世凯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是一个政治滑头，在各种势力和圈子间左右逢源（其实，这样的说法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往往是在已经有了结论的前提下倒推过程了，也就是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但若是仅仅如此，尚不足全面否定他：很多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表现，评价政治人物关键还要看他的作为客观上是有功还是有过于国家民族。

    如曹操也有很多奸诈的表现，但他平定了北方，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否则，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对老百姓绝对不是好事情。

    1900年，袁升任山东巡抚，率领新军赴任。当时山东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大肆镇压。未几，形势变化，慈禧太后听传西方列强欲逼她还政于光绪，怒不可遏，同时又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竟然下令同时向西方十一国列强开战——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大手笔”！

    义和团得到朝廷的承认和支持，迅即围攻教堂和使馆。同时，慈禧太后命令正规军队参战。

    这时候，袁世凯政治上的“滑头”又表现了出来。

    办过外交和军事，有与义和团打交道经验的袁世凯，自然知道慈禧太后的荒谬和无知，这样的宣战除了把国家进一步拖向深渊，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可不执行命令，自己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袁世凯的做法是：一方面，遵命出兵，但只是派少数军队到山东、河北交界处应付一下；另一方面，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条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再者，还派人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讨好老佛爷，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

    最终，八国联军侵华，使投入战斗的正规军队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力量得以保全而且还顺便扩充了不少。更凄惨的是，战败的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还得严厉惩处奉自己命令参战的将领。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你说袁世凯的滑头，该怎么评价？

    还有一个例子是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

    甲午战争后，举国上下要求变法自强。袁世凯也不例外，他练新军就是一个实际的举动，是握有实权的新式人物的代表。1895年，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踊跃捐款参加强学会。袁世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接触频繁，来往密切。

    1898年4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随后陆续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史称“戊戌变法”。

    应该说，在当时的大局势下，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意识到了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甚至于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是支持变法的，至少是迫于压力表面如此。但在光绪皇帝的推进过程中，加上一帮毫无政治经验的康梁等人，许多举措未必得当，且锋芒似有指向慈禧之意，威胁到这个权力欲望极强的老女人的地位。慈禧抢先发动，一举覆灭维新派。

    在这场政治交锋中，历来公认的说法是袁世凯告密邀功：

    当时，维新派也很倚重袁世凯，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8月3日（农历）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

    近年来史学界也有一些别的说法，指出袁没有事先告发的时间，也没有史实证明，慈禧是接到告密后才发动政变，应该是事后袁世凯为了保命，马上反戈一击，将维新派兵变围园的计划供出。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去考证。但在这次事件中，袁世凯虽然保住了性命和官职，但却在政治上大大地失分。这一次耍滑头成为政治上的一大污点。

    道德上的评判姑且不说，他被迫将自己摆到和光绪维新派敌对的地位，使得他后来的政治地位非常尴尬，所以慈禧一死，光绪的弟弟摄政王载沣第一个收拾的就是袁世凯——“你卖主卖得好！”

    然而那时的袁世凯，已经不是载沣所能随意处置的了。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

    有趣的是，慈禧虽然对维新派人士恨之入骨（是因为威胁到了她的权力地位），但在幽禁光绪之后，基本上还在推进原来的那些新政，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袁世凯也依旧可以实施自己的“新政抱负”——只不过是高层领导经过了一次人事变动。

    1906年，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内阁制主要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在政务处的一次立宪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也是袁世凯力促而成的。

    你说袁世凯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袁世凯的政治滑头也许不一定就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当时的局势下，即使没有袁的告密或揭发，光绪与康梁等人的维新可能也是“百日”的宿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十八贴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6）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与袁世凯素来不和的载沣（新皇帝溥仪的爹爹）成了摄政王，袁世凯的日子不好过了。
    载沣并不是大器之材，他本想杀掉袁世凯，可又害怕北洋军的势力，激起事变使儿子坐不稳江山，加上张之洞等大臣反对，只好罢斥袁世凯，让他回原籍“养疴”。49岁的袁世凯身体强壮，惟一的“病”是“足疾”——可能是哪个脚指头有点问题。

    袁世凯回到了老家河南漳德洹上村，中国的政治中心几乎也随着他搬到了这个村庄里。袁世凯坐在家里，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他在养寿园中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保持着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袁世凯每天依旧要处理一大堆公务。北洋将领还随时赶来向袁世凯请示汇报。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来拜望。

    而袁世凯也很善于演戏，表面上过着悠哉游哉的隐居生活，还叫人拍了些他垂钓之类照片公开发表在杂志上。

    暗地里，袁世凯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了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在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有资料表明，袁还资助过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

    总体来说，这三年间，袁世凯基本没闲着，时刻关注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他的实力和影响力并没有打了折扣。相反，由于局外人的身份，他还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主动权。

    后世有人批评载沣对袁的处置极为不当：要么杀掉他，要么重用他。虽然袁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但袁毕竟是在大清的舞台上唱戏，要让他真的贸然造反，可能他也未必会干得出来。载沣让他赋闲在家，一厢情愿地想把他排挤出政治中心，而自己终非袁的对手，最后又得弯腰去请，实在是进退失措。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清政府却难以调度和指挥北洋军将领。载沣迫于无奈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怎肯轻易出山，嫌官微权轻，托辞足疾尚未痊愈，按兵不动。

    有史料这样描述：

    一位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

    随后，袁世凯开出价码，总计六项条件：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经费。载沣已别无选择，能拖一天是一天了，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军政大权集于袁一身。

    此时的袁世凯再度出山，已不是为了挽救大清王朝了。他要收拾局面，但要将局面收拾成什么样子？估计当时没有人能知道，包括他袁世凯自己。

    袁世凯的基本策略是两边打压，逼迫两边都向自己让步，但绝对不让局势迅速明朗化，不让其中任何一方彻底绝望或占优势，造成最有利于自己开口讲话的局面。

    比如，他告诉前敌主帅冯国璋要先尽力打，展示自己的实力，给革命党人以充分的军事压力，然后再休战，又给清廷巨大的压力。总体来讲，是用北洋军先压制住革命党人的势力，反过来利用革命党人的势力来胁迫清廷，袁世凯本人是总导演，他在中间可进可退，南北双方都必须听他讲话。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虽然就职，但客观地说，当时的局势并非他能够控制得了。而且，革命党人也做出承诺，袁世凯如果能迫使清室退位，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

    袁世凯最终获得全面的成功。清廷被迫答应了他的退位要求，因为不如此的话结局可能会更惨；革命党也被迫对袁世凯让步，拥戴他做临时大总统，因为不如此革命的成功性也极其渺茫，革命党人要想战胜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绝非易事。

    这是袁世凯政治舞台表演的经典之作。其正确判断形势，尤其善于使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权术，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平衡矛盾，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实力加权谋，袁世凯如愿以偿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革命党人在当时的实力对比上不如袁世凯，让出大总统一职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为了限制袁世凯，也做了许多努力。

    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袁到南京就职。因为南京是革命党人的根据地，北京则是袁世凯的大本营。以袁世凯之精明，怎能不明白个中的奥妙。虎不可离山，龙不可离渊。袁略施小计，授意手下曹锟在北京来了个“兵变骚乱”，就把革命党人的这招给拆解了。

    第二是革命党人在政治制度上做了许多的设计，企图限制袁世凯个人的权力。比如，在孙中山做总统时，政治模式想借鉴美国的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就想搞法国的模式，内阁的权力大，总统的权力相对要小许多。但这招同样没有收到效果，还搭上了宋教仁的一条命（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近来也有说法是赵秉钧因总理之位受到威胁而自己进行的，事先袁并不知情）。

    总之，政治是要以实力说话的，种种谋略手腕都要以实力做基础和后盾。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制约得了袁世凯。

    与以前的种种小机会相比，历史在此时给予了袁世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机会：中国向何处去？袁世凯具有独一无二的发言权。

    从当年发迹于朝鲜到今日成为天下第一人，30多年的历程，袁世凯纵横捭阖，机谋百变，为一代之风云人物，如果套用今天常见的语言来说，能否说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可惜的是，袁世凯与所有寄希望于他的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与历史老人也开了个玩笑：在共和民主的世界潮流面前，袁世凯居然想复辟到“君主立宪”的路子上去，实际上就是自己想过做皇帝的瘾，从终身大总统的百尺竿头，想再进一步，成为终身皇帝。

    1915年12月，袁世凯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于北京去世，终年57岁。

    袁世凯为什么会有这种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的想法？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的说法，我们就不多做分析了。总之，这个不学有术的政治天才，前边的“术”都取得了成功，而在最后，其“不学”的致命弱点，使他犯下一个毁他“一世英名”的最致命的错误。

    孙中山的“术”不如袁世凯，但其道德学识无疑均要高出袁许多，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阴谋权术可以得逞于一时一地，又岂可改变得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就是要把握历史的潮流与方向，为人民谋福祉，带领自己的国家与人民，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和最大的政治之“术”！——偏离了这个根本，那么再高明的权术和经营，也没有用，终将被人民和历史抛弃！

    袁世凯的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如果袁世凯当时没有这个想法和举动，他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名声？

    中国又会走向何方？

    这些都成为没有意义的假设和命题了。袁世凯给自己和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最错误的路线！

    随着袁世凯复辟的失败，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老百姓至少又多受了几十年的罪。

    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百姓生计艰难。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银币“袁大头”一度成为硬通货的象征和百姓的最爱。用手指夹一枚“袁大头”，使劲一吹，放在耳边，那种“嗡……”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