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中国第一“富翁”的官场经营---和珅（4）

    和珅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是收缴议罪银的负责人。议罪银又称罚银或自行议罪银，主要针对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而设。他们一旦犯罪，就必须交出罚银，以免于查处。罚银的数额视罪状的轻重而定。这些罚银归皇帝私人支配，不归国库。和珅作为乾隆皇帝的私人财务大总管，议罪银制度当然由他来负责。这就给他造成了几大好处：第一，可以贪污部分议罪银；第二，可以借此索贿受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借此拉拢人际关系，形成自己的势力。
    乾隆晚年，官场的腐败已然成风。许多官员担心自己被议罪而罚以巨款，便早早向和珅行贿，以防不测。这样，一旦获罪，和珅从中周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和珅也因此建立起了庞大的人际网络关系。这个人际网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贪官们官官相护，其势力足以遍布朝野，也更有利于和珅贪污。

    然而，透过这种种职务后面，我们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和珅所担任的职务几乎都与皇帝的私人事务有关：内务府大臣是管理皇帝和内廷开销的；崇文门税务和议罪银是负责捞钱交给皇帝私人花用的；圆明园与避暑山庄是给皇帝陛下享用的。也就是说，他是乾隆皇帝的私人财物大总管，一旦查他的账，就是查皇帝的账。——谁敢？

    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会发现，和珅很聪明，他只是贪污，不干涉军政。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只虱子，一只稍稍吸点血但不会危害主人的虱子。他不像江充那样会逼死太子，也不像李林甫、杨国忠那样弄权擅权，所以乾隆皇帝能够容忍他。

    和珅也曾经想表现过一回。那是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回族起义时，和珅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前线。他急于立功，让清军急进，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所有将领都拒绝听从他的指挥。军机大臣阿桂赶到后向和珅询问失败原因，和珅说将帅傲慢不听指挥。第二天，阿桂召集将领，让和珅坐在旁边观看，所有调拨，诸将领皆遵其命。布置完毕，阿桂问和珅：“怎么没见谁傲慢呢？”把和珅弄得非常尴尬，随即打发他回京。这件事情乾隆皇帝很清楚，所以他以后很少让和珅干涉军政大事——而和珅也收敛许多，不再在这方面表现了。

    事实上，和珅有一个过人之处是，他不怕丢面子。在皇帝面前他也会犯错误，表露出自己的短处——比如在军政大事上的，因此乾隆皇帝在这些方面训斥他时他从来都是乖乖接受。这就给乾隆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和珅只善于理财不擅长军政，不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而和珅的收敛也让他觉得这是个识大体的人，值得信赖。这样一来，和珅的贪污，对于他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因为晚年的乾隆满足于已有的功业，已不再像早年那样克己勤政，兢兢业业，而是一味享乐，只求能维持这种“盛世”局面。他追求享乐，就离不开和珅，因此对于和珅的那些小动作也就不太在意了。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也就是说，乾隆也知道和珅是只虱子，但这只虱子既然咬得不痛也传播不了什么疾病，而且还颇有用，也就懒得打了。

    《清朝外史》中所云：“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弘历既殁，始由顒琰正其罪哉，此其间盖有故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概就是这几点：第一，他让乾隆离不开他；第二，他威胁不到乾隆的统治；第三，他虽然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乾隆可以容忍的，不会失去乾隆的宠爱；第四，他的问题基本上与乾隆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敌不敢攻击这些弱点，也就无法动摇他的地位。也就是说，和珅将自己的利益完全与一把手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人都知道他贪污，可任何人都不敢告他贪污，因为那牵扯到皇帝。所以朝廷的每一次清查，不仅无法查出和珅的贪污，反倒让他的财产来源更加合法化。

    乾隆皇帝早把孙嘉淦当年的话抛到九霄云外了！

    和珅虽然是只权势熏天的“御虱”，让人感觉无法下手，但还是有正直之士希望能将他扳倒。

    典型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全：“（刘）本系车夫，洊管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当时和珅正在热河陪着乾隆，推说不知此事。事实上，在乾隆接到奏折之前，和珅已经从自己的党羽吴省钦处知道了这一消息，立刻命令刘全立刻毁其居室、衣服、车马，凡有逾制一切器具，全部藏匿，不留痕迹。如此一来，自然查不出什么证据，和珅倒打一耙，乾隆也偏袒和珅，最后的结论是：一，刘全“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有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常”。二，曹锡宝参奏，“或其意竟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 这位一心为国的监察御史不仅没告成和珅，反倒被皇帝怀疑他的人品，几年之后就活活气死了。

    和珅为了确保于己不利的舆论传不到皇帝耳中，对监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他规定：以后所有送给皇上的奏章，都必须同时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这样谁去皇帝那儿告他的状就不容易了。他还规定，御史位置空出时，只能用60岁以上的老臣担任。和珅用权力几乎把所有通向皇帝的渠道都堵死了，这样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还有一个大胆的御史钱沣，曾经在与和珅的较量中取得过一次局部的胜利。当时，钱沣在刘墉的支持下，巧妙地抓住了和珅党羽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的罪证，将二人处死。随后，钱沣又乘胜追击，弹劾和珅本人，皇帝任命钱沣兼任“稽查军机处”一职。可是不到一年，钱沣便突然暴毙。时人传说钱沣乃和珅用毒药毒死。而另一个御史管世铭刚在一个宴会上扬言要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便突然暴卒。

    还有一次对和珅的攻击是在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和珅负责筹办庆典。和珅将这次庆典办得是花团锦簇富丽堂皇，很让乾隆满意。这个时候，恰巧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本奏折，是批评议罪银制度的，说各地督抚借口要缴纳罚银勒索地方州县官员，造成州县亏空。不仅没能让各地督抚诚心悔改，戴罪立功，反倒让官场更加腐败。请密派大臣，前往各地清理盘查亏空。

    这个奏折一上，乾隆顿时大怒。他对自己的治世是非常自信的，不相信“盛世之治”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更不相信如此聪明能干的自己竟然会被小人蒙蔽——太伤他的自尊面子了！因此他对尹壮图上奏折的动机深表怀疑。

    和珅建议皇帝派大臣去调查，却让自己的亲信担任这钦差大臣。结果自然不会调查出什么问题来。皇帝心满意足，宽宏大量之下没有治尹壮图的重罪，仅仅只是革职留任了事。

    就这样，在几次攻击之中，和珅都安然无恙，而攻击者的下场却都不美妙，此后便没有人敢轻启战端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乾隆皇帝已经被和珅活活捧上了神坛，认为自己是完人圣人“十全老人”，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会有哪怕是一点点的问题——这是绝对不能碰的。

    而攻击和珅的理由，要么是被乾隆认为是无足轻重，要么就要牵扯到乾隆本人。比如前边提到的两个攻击者进攻的方向都不对。无论是崇文门关税还是议罪银，都是为皇帝个人享受而设立的，无论乾隆再怎么会狡辩，也逃脱不了“敛财”二字。他自己都难以觉得理直气壮，所以越是心虚对此就护得越紧——那就是乾隆的逆鳞，碰都碰不得的。曹锡宝与尹壮图都不了解乾隆的心理，恰恰指出了他最难堪的地方，自然会倒霉了。

第六十一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中国第一“富翁”的官场经营---和珅（5）

    而和珅的厉害之处，就是牢牢护住了乾隆的逆鳞！
    你说和珅贪污，而实际上他是在为皇帝理财，最大的贪污犯是乾隆本人。乾隆早期惩贪是比较严厉的，当时，主要是为清帝国的长远考虑，整顿吏治。而乾隆后期，经过连年战争，军费巨大，再加上生活骄奢，挥霍浪费，乾隆的手头已经比较紧张了，他需要和珅为他敛财满足自己的私欲，同时，他也乐意惩治一些小的贪官以增加收入（抄家）和维护统治。

    而且，随着乾隆的年迈糊涂，政治上的腐化和浮华，许多正直的臣子已经离他越来越远，甚至希望嘉庆能早日亲政。如曾任军机大臣的阿桂临死前说：“我年逾八十，可死；位居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以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今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就是心里还有些话要对新君说。

    其实，不用他说，嘉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他又有什么办法？也许他心里也希望乾隆早日真正退休，自己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也可有所作为，收拾政局——包括和珅。和珅也曾尝试着与嘉庆结交。顒琰是乾隆策立的第三个太子，前两个都夭折了，才让这个十五阿哥捡了个便宜。当时，和珅提前知道顒琰被立的消息后，派人了一个玉如意给顒琰，暗示他已经被立，讨好顒琰，但顒琰却没有收，不买他的账。和珅知道顒琰对自己有看法，也曾经在乾隆面前使坏，攻击嘉庆皇帝的老师、其智囊团主要人物朱珪，乾隆就曾因朱珪一事差点将顒炎（嘉庆）治罪。

    嘉庆皇帝顒琰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目前还不能得罪和珅，所以也没有急着与和珅翻脸，遇到有需要上奏太上皇的事，就托和珅代言。一些近臣认为这样做不好，嘉庆说：“朕正依靠相公处理天下事务，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轻视呢？”和珅还不放心，又推荐他的老师吴省兰给嘉庆抄录诗稿，以便监视嘉庆，嘉庆对和珅的用意心知肚明，吟咏中却一点也不露出对和珅的不满。

    此时的和珅任首席军机大臣，并兼管吏、刑、户三部事务，是精力日益不济的乾隆处理政务全力依靠的得力大臣。太上皇的过分宠信和倚任以及新皇帝的隐忍退让，也许使把持军政财大权、总揽—切的和珅产生了一个错觉：日子还是可以照这样过下去的！

    和珅在乾隆一朝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了二十多年，虽有很多人对他不满屡次攻击他却又毫无办法，这其中的原因，除去和珅深得乾隆欢心，给自己找了个牢固的靠山外，与其在官场苦心经营多年，形成庞大的势力网络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和珅是一个有极高才能的小人。他在取得乾隆的宠幸之后，一刻也不停地贪取财物，而以他为核心，也逐渐地形成了巨大的小人圈子，形成趋利避害的势力集团。

    我们在前边的总论中曾引用过欧阳修的《朋党论》，其中说到“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对于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这是和珅能形成势力集团的根本原因。

    和珅钻营乾隆的门路，下边各级官吏则钻营和珅的门路：一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升官发财；二是在危机时刻躲避灾难，谋求自保。

    和珅研究乾隆，投其所好，还是要用功费力的，下边走和珅门路的官员是费财不用费力，因为和大人的“好”大家都清楚：就是钱！而且，不用担心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只要是送钱，和珅准高兴。

    和珅也确实有“信誉”，收了钱就能给人家办事，该提拔的提拔，该保的保下来，他有这个能力，敢收敢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下独此一家的金字招牌，又垄断经营还有信誉。

    天下污七八糟的官员们总算是找到了捷径：想做官——拿钱找和大人——上任后，不要出大纰漏，想办法搜刮，把投资收回来——有了新的投资力量后，接着找和大人办事——接着升官，接着发财——万一有点什么事不大妙，再接着拿钱找和大人铲事……

    和珅的买卖兴隆，客户众多啊！和珅发财高兴，大家投资收益也划算，皆大欢喜！

    这样经营久了，和珅和大人能没有圈子和势力吗？只要是走和珅门路上来的官员，谁希望和珅倒台啊？保和大人，也是保自己的乌纱帽和前程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巴不得和大人这个“二皇帝”也万岁呢！

    和珅还担心乾隆年事渐高，这些官员连这层顾虑都不用有：和大人春秋鼎盛，身体保养得好着呢……

    他们需要和珅和大人，和绅和大人也需要他们，需要他们成为自己的根基，需要他们为自己办事。

    和珅发达之初，只是一个凭借皇帝的一时赏识就飞黄腾达的新人，他的官职上升速度飞快，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根基不够，所以不断经营。

    和珅精通人际关系经营的奥秘，他结网天下，真地做到了“省无所逃”，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黜日甚。内而公卿，为而藩阃，皆出其门”。在和珅政治集团中，主要人物有他弟弟和琳、福长安、苏凌阿、伊江阿、国泰、景安、徵瑞以及和珅老师吴省兰、吴省钦等要员。和琳在和珅的关照下，一直做到工部尚书、四川总督并被追晋为一等公。其他人等也官运亨通。

    如和珅在咸安宫官学中学习时的老师吴省兰、吴省钦兄弟得知和绅主管京畿的科举考试的这一消息后，毕恭毕敬地到和珅府上拜望。于是，和珅想方设法从乾隆身边的太监口中猜出了皇上出的考题，透露给了他的诸多“门生”，其中当然也包括投入他门下的吴氏兄弟。吴氏兄弟本就博学多才，加上预先得知考题，轻轻松松地就中了科举，顺利踏上了仕途。和珅对于他们可谓恩重如山了。从此，他们兄弟对和珅更加是忠心耿耿。

    和绅深知聚集在他周围的多为贪慕钱财、虚荣的小人，但是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办事，忠于自己，同样就可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和珅对他的舅父明保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和珅年幼时曾带弟弟和琳投到舅父明保门下，希望收留。当时的明保，家境殷实，但却冷酷地将他们扫地出门还恶语相加。后和珅发迹，飞黄腾达，明保厚颜无耻地上门巴结，又提起了甥舅之情。按常理推测，和珅必定不会再理睬。换了嫉恨之人，还会动用手中的职权，施加报复。可和珅收下明保的礼物，待之以甥舅之礼，还向乾隆上书保荐他为官，使他当上知府。从此明保紧紧依附于和珅，频繁出入和府。

    “康乾盛世”延续了很长时间，社会还是比较富庶的，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很有财力，却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和珅对这些人也着意结纳，商人们富而思贵，更愿意结识和大人，在政治上找个靠山。和珅与商人们结合，一举多得：一则满足了自己的腰包；二则在乾隆下江南时，又号召各地富商积极捐献，给乾隆造成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当然，富商也借此获得政治地位；三则，和珅自己还经营着不少买卖，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这些也足见和珅的高明。

第六十二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中国第一“富翁”的官场经营---和珅（6）

    善良的老百姓看着贪官们的表演，经常会由衷地感慨：要多少才是个够啊?!官也够大了，钱也够多了，为什么就不知道收手呢？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同样身不由己。和珅的亲人也多次劝说和绅早早收手，正如和珅之媳和孝公主说：“汝翁受皇父厚宠，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恐他日身家不保。”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许已经由不得和珅了。他一手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同时他自己也受制于这个圈子，一举一动都会造成全局的影响。

    一切都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要想停止，马上就会有政敌的反击，也许顷刻之间整个势力集团就会土崩瓦解——要想安全，就必须继续运行，继续积累着新的风险——为了消除这些风险，必须要钱要人，要把势力集团做到更大更强……

    和珅和他的小人党羽们必然要走向一个宿命般的归宿！

    和珅早就被许多人惦记上了。

    庆僖亲王永璘，是乾隆的第十七个儿子，他对争取储位漠不关心，对和珅的府第却念念不忘，他曾说：“天下至重，怎么敢存非分之想，只希望圣上他日能将和珅邸第赐我居住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嘉庆亲政，没收了和珅住宅，随即赐给庆僖亲王一处，满足了他的愿望。

    终于，到了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已经89岁的乾隆皇帝驾崩。隐忍多年的嘉庆皇帝迫不及待地对和珅下了手。乾隆皇帝驾崩的第二天，嘉庆就剥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个职位，责令他和党羽福长安昼夜守值殡殿，“不得任自出入。”这实际上是将两人软禁起来，让其无法作乱。当天，嘉庆又发了一道上谕，将乾隆晚年的种种问题全部揭露出来，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和珅。

    一生倚靠着皇威作威作福的和珅在失去皇权的支持后一下子就倒了。正月初八，他和党羽福长安被捕下狱，家产被抄。而正月十六日所抄出来的家产清单令天下震动，历史上曾有的贪官巨富在和珅面前都黯然失色。

    有的大臣上疏，力主穷追其余党。嘉庆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对几个主要人物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给予了处分（和琳已死），其他由和珅保举升官者或给和珅送贿者，概不追究。真正是“小人无朋”，只要没有办到自己的头上，并没有人跳出来为和珅和大人求情保命，也并没有什么政治动荡。

    正月十八日，嘉庆皇帝令和珅在狱中悬梁自尽，这时的和珅大概是50岁（一说是49岁）。总算是因为皇亲的缘故，没有满门抄斩。他的儿子丰绅殷德找了一块地方将他草草掩埋。

    一切烟消云散。

    和珅现象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人能够贪污到如此夸张的地步。但和珅现象却又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在巨大的权力面前，总会有钻营的小人围集；政治制度的缺陷总会让小人一时得逞，从而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和珅的才能和财富，都成为一个有趣而沉重的话题。

第六十三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1）

    ——经典的政治圈子组合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史家称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

    大清王朝承平景象下的种种弊端彻底地显露出来，此后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步履沉重的王朝，君臣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金田村，史称太平天国起义。两年之后，便立国定都，大封有功。14年的时间，横扫中国18个省份，几乎彻底摧毁大清王朝。

    然而，用老百姓的话说，也许是清王朝气数未尽，命不该绝。如此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发生了最高层领导的权力内讧斗争，元气大伤。而清王朝这边，却出现了几个难得的人才，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四人。他们组建了以湖湘子弟为主要构成的湘军，最终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曾左彭胡四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们不但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得以起死回生，又存在了几十年，而且，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后世学术界在如何评价其功过是非上有着巨大的分歧，尤其是对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因其镇压农民起义，多有杀戮，更是众说纷纭。

    章太炎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蒋介石则说“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多少都受到过这几位的影响。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关于曾国藩的图书多不胜数，也足见其历史影响至今未衰。

    本书的主旨是讨论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这四人也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圈子范例。

    曾左彭胡，四大中兴名臣，无一例外都是湖南人。

    历数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湘人多矣，足可以专著论之。其中代表性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罗荣桓、魏源、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等等，都对中国近代历史有过巨大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曾写《少年中国说》传诵一时。另一位年轻的湖南才子杨度则效任公笔法，写了一首《少年湖南歌》，其中在对湖南的人杰地灵做了一番描述后，放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豪迈慷慨以及自负之气跃然纸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了湖南这块风水宝地以及近代以来产生于此的豪杰俊彦之士，就不会指责杨度的狂傲了——在传统文化和内在性格上，湖南人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开近代湖南风气的人物，笔者认为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王夫之王船山先生，在思想学术上对后辈学人影响极大。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另一个是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儿女亲家），“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其官位显赫，声誉卓著，是三湘子弟经世致用的一个现实楷模。

    但真正使湖南人整体崛起并使天下为之侧目的，则还是曾左彭胡四人。他们一手组建的湘军在与太平天国、捻军的征战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纵横天下，湘系人物也随之因功遍布政坛，其势力之大，令朝野为之侧目。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取才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而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湖南很少出现过一流的政治人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860年以前，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详尽的统计：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属湘籍者85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

    这种情况是因为曾左彭胡的出现而彻底改变的。

    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还有人统计的数字是，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而且，此后的影响长盛不衰。所以，今天我们去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会赫然看见门口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口气虽大，却也只令人感叹而无怪其狂妄之意。

    曾左彭胡之后，独撑晚清危局的李鸿章虽说不是湖南人物，也是出自曾国藩的门下，对曾以恩师相称，其发迹也有曾国藩刻意栽培，以收薪尽火传之意，这一点我们后文再叙。

    讲中国近代政治，离不开湖南；讲湖南，离不开曾左彭胡。

    曾左彭胡是所谓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又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湖南人代有英杰。

    客观地分析，笔者认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对人的性格以及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上的湖南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气候条件，进一步又决定该地区的物种生态，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肯定是要与其所存在的系统相适应的，这样才能和谐生存。而且，在古代生产力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性很小，人们“改天换地”之类的雄心壮志与希望也微乎其微，多半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环境。久而久之，则会形成本地区的民风习俗。

    学者钱基博曾这样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淡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学风，盖地理使之然也。”

第六十四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2）

    用现代的话来说，湖南人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韧不拔，倔强刚毅，有实干精神却不缺乏灵性；有尚文传统，学风盛炽，士人刻苦自勉；也有尚武精神，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强韧，单厉敢死；独不太善于经商。其近代人才辈出，但多是思想家、军事家，或是政治家，少有经济实业方面的巨子。当然，市场经济的今天另当别论。
    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如此概括：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曾左彭胡的身上当然都具备了湖南人的这些精神和优点，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们也仅仅是普通的官员、书生而已。风云际会，历史终于把他们推到了前台。他们也抓住了机遇，把自己的特质发挥出来，并影响了历史。

    第二，曾左彭胡初始所练之兵，仅仅是乡勇团练的性质，也就是地方武装，为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保一方平安。这是朝廷在时局紧急时的应急措施，所以，其干部和兵员当然都是本乡本土的家乡儿郎。

    及至战局的发展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能力和战绩表现，迫使朝廷不得不越来越倚重他们，团练也就逐渐发展成了军队，出境平乱，四处征战，战将和幕僚不断地因功而得到保举升迁，最后成此气候——这其实并非曾国藩的本意，更不是朝廷的初衷了。

    也就是说，主观上，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无非是子弟兵保境安民，后来出境作战，多用湘人，也仅仅是因为许多共同的特性使其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已，并没有党羽天下的想法。而客观上，当湘军的升官发财效应出来后，湘中乃至天下人才争相投靠，以图有所作为，以至最后湘军和湘系都形成了可以左右天下的巨大势力。收拾完太平天国后，有许多人期冀曾国藩再走得更远一点……

    曾左彭胡四人中，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核心和隐然的领袖，他的成就和影响也最大，也最为后人所推崇。

    有幅对联高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一生：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这个评价近乎圣人了。

    但曾国藩的天资并不高，是属于那种特别能下苦功夫的人。据说，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国藩小时候在家里用功读书。有一天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还在翻来覆去地背诵一篇文章。有个小偷潜伏在他家中，想等这个读书郎睡了好偷点东西。谁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背不会，而且倔强得很，就是不睡。小偷实在等不及了，跳出来训斥曾国藩：“你这种资质还读什么书？这样简单的东西都背不会！”说完，就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背了出来——他听了半天，都早背会了。曾国藩目瞪口呆，小偷气冲冲地扬长而去。

    当然，这只是个笑话，有挤兑曾国藩之嫌。但曾国藩本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多次说自己的资质不高，所以要多用功——他的天资平平，应该是没错的。

    但这个湖南人认准了的事情就绝对要做好，曾国藩读书还是读出了功名，在28岁时进京“赶考”（会试），得中第三十八名，三个月后，在正大光明殿殿试，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得赐同进士出身。

    这一点上，他比左宗棠强，左只有一个举人的出身。但在二人成名之后，左宗棠以举人出身而建功立业为荣——这更可以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而曾国藩却终生以名列三甲为憾事。后人曾流传一个对联故事：曾国藩有一次在幕府与众幕僚闲谈，随口吟了一句上联：替如夫人洗脚。有个抖机灵的幕僚张口接了一句下联：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时三甲的功名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没有人家前边的“进士及第”的荣耀，曾国藩脸上登时就有些挂不住，气氛顿时尴尬。曾国藩的涵养不错，幕僚也是无心之过，也就算过去了。

    但在对待此等事情的态度上，也可看出曾左二人的性情来。

    虽然是“同进士出身”，但曾国藩的官运还是不错的，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应该算副部级吧)。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他可能也就是个不错的尚书（正部级）而已——历朝历代，尚书多如牛毛，虽也光宗耀祖，但绝无可能封侯拜相了。

    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然而历史就喜欢开这个玩笑，让这个以儒家圣人自期的书生去领兵打仗，并且最终居然还获得了胜利——他44岁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组建湘军，11年之后，率领湘军攻陷天京。

    这是立功的一面，而曾国藩之所以能位列四人之首，为后世推崇，还在于他的立德和立言，他的道德和学问也不错。尤其是在修德持身方面，曾国藩终生在“慎独”上用功夫，自我要求极其严格，所以后人也将其作为读书人的典范，认为其颇有“内圣外王”之气象。

    内圣，是指道德的自我修炼，替圣人立言；外王，是指经世致用，拯救生灵之苦。联合起来就是，士大夫做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济世，而济世又是为了体现一定的理念。如果再具体一点说，就是通过建功立业的方法，宣扬圣人之道。

    内圣外王，其实也就是做到了德、言、功的统一，谈何容易，别说排在曾国藩身后的三位，就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达此境界或被吹捧到这个地步的能有几人？

    除了曾国藩自己的刻苦“修炼”以外，他湖南人生性中倔强坚韧的一面，在他的事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为人所敬重和能够团结其他俊杰的一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做事情的大环境很不理想。满清政权对于汉人的提防和戒备无处不在。 “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革命军》）据说在紫禁城中，有块御碑，专门提醒满族的高级干部：汉人不是同族，故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惟令其供奔走之役而已。

    在这种种情势下，我们是很容易理解曾国藩办湘军之艰难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暮气已重的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不堪一击。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面对如此强敌，虽竭尽全力也实无胜算。可另一方面，朝廷这边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根本拿不出钱粮来，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这倒也罢了，最让人气愤的是，还是朝廷的不信任和提防之心。

第六十五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3）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而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湘勇还处处受到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幕僚罗泽南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但曾国藩认为绿营怯于战阵，勇于私斗，他要借此整顿这股歪风，结果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得罪了整个长沙官场，被逼将大本营移到衡阳。当曾国藩兵败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的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幸灾乐祸。
    湘勇训练没多久，还没有成为一支能够上战场的正式力量，朝廷就下了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领军出战。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忍了，以顾全大局为重，选择了“以战代练”。结果靖港一战，湘军初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曾国藩镇压不住，又气又急，干脆一咬牙跳到冰冷的江水里。要不是幕僚拯救，他就真的喂鱼了。后来那个幕僚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就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狂妄的左宗棠为此写了一篇序，大意是曾公当时获救当然是幸事，但即使没有获救，天下也一样会得到澄清。其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他左宗棠也可担当此重任，没了曾公事情照样能办。

    左宗棠的序文中还记载了一件趣事，说曾麟书在老家听到儿子打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骂道：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死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你流！老爷子做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

    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湘军的出场亮相，逼得他差点自杀。而湖口大败时，他再次跳河。等到了祁门危急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失败不仅能够忍受，而且还能激励他人了。其实，他当时基本的心态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不了就将自己性命搭进去就是了。

    据《欧阳兆熊笔记》记载，当祁门危急时，曾国藩手下的幕僚个个灰心丧气，连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

    在他屡败屡战苦力支撑的情况下，清政府依旧猜忌防范着他。当他攻下武昌之后，咸丰皇帝对他大加赞扬，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其实，这也确实是“老成谋国”之言，历史上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允许手下的臣子拥兵自重的？太平天国是威胁，手握重兵的汉臣曾国藩也是威胁啊！

    曾国藩自然知道其中的微妙之处，他的尴尬位置多年来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他处处受到高层以及地方大员的掣肘——这其实也是他后来大力保举自己人的原因之一。

    苦苦支撑的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父亲于咸丰七年去世，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他此时本来是想借此机会向朝廷开条件讲价钱的。但戏剧性的是，他走后，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事变，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清军得以喘息之机，并且还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咸丰皇帝也松了口气，也乘机将曾国藩撇到了一边，一撇就是一年零四个月。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员大将李秀成和陈玉成的奋战，使局面再度危急，清廷才又将他请出了山，曾国藩可能就真的再无领兵之日了。

    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非常杰出的人才，经他们一番“重整河山”，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着了慌，只好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曾国藩，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

    曾国藩再度出山，已非前日之尴尬处境，已然手握实权。而且，在家闲居的这一年多时间，他也充分检讨了自己以往的教训，不再一味地以刚猛处世任事，多了些必要的政治妥协和谋略。此后他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曾国藩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十余年的时间，多少艰难困厄，没有坚韧不拔之精神，如何做得下来？

    也正因为曾国藩身上有这些优点，他才能以书生领兵，驾驭群雄，成为湘军和湘系的核心和领袖。

    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之所以一忍再忍，跟清王朝的大环境有关系，跟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也有关系——官场中本就需要忍耐，左宗棠更是一个需要他忍耐让步的人。

    和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完全相反，左宗棠却是个恃才放旷之人。此人一生敢说敢做，豁达明快，是个快意男儿。正因为他的这种个性，所以他一直很看不起曾国藩，认为他“貌似君子，实为小人”。

    左宗棠是性情英雄。他的豪放，如果放到汉唐盛世的大格局之下，放到那些个人生意气开拓进取的年代，也许没有什么不和谐的。就如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就如班超，“犯我大汉声威者，虽远必诛”；就如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就如王玄策，率尼泊尔骑兵与印度作战……然而很不幸，他出生在清朝，出生一个没有大器局大气象的时代。思想上，整个社会渐趋保守；政治上，外强凌辱，内政腐败；因此，社会需要他的能力和才干，却不宽容他的性格。

    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敢与强权对着干：慈禧的万寿圣节，他敢不参加行礼；法国人攻占台湾岛，他发出“渡海杀贼”的动员令；英国人竖上“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他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俄国人被赶出了新疆，伊犁被收回……

    他的才华也的确惊人。曾国藩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有后人评论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又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永远打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这些话也许有些过誉，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么样一个人的出现，却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并不是没有受过挫折的。左宗棠15岁参加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21岁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举人出身带给左宗棠一生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以极度的傲气来掩饰这一点缺憾，自比诸葛亮，说自己是“今亮”，大丈夫建功立业，岂可与那些死读书走官场门路的庸才同日而语；但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参加了考试而落第的，不是从开头就不在意，而是没有考取才不在意的，多少总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但他又是幸运的。26岁获得同乡前辈陶澍的赏识，陶澍不顾自己的身份，非要与左宗棠“攀”儿女亲家，为自己的小儿子娶左宗棠的女儿，搞得胡林翼比他低了一辈，称他为“季丈”；37岁时被林则徐期许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并将自己在新疆积累的一手资料全部交给了他；太平天国兵临湖南时，湖南两任巡抚张亮基、骆炳章皆先后召他入幕，军机大事一任处置……

    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责怪他没有给自己见礼，樊燮辩解：我是朝廷命官，你只是个来帮忙做事情的举人，我如何给你行礼？左宗棠被说到痛处，怒骂樊燮：“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把持湖南军政。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樊燮本就是官文的亲信，早就瞧不惯左宗棠的“作威作福”，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然而保左宗棠的人更多，曾国藩、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骆炳章等等纷纷上书，湖南才子潘祖荫更写出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帝这才放过了他。

第六十六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4）

    一个区区举人幕僚，却被人看得这么重，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左宗棠之才气，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一个另类刺头，若是在平素四平八稳的官场之中，岂有他的一席之地？乱世用人之际，湘系各重要人物纷纷施以援手，才把他保了下来。

    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此人豪气，素不甘居人下。他的功业虽然与曾国藩相差无几，但气度却比曾国藩差了太多，平生都在暗中与曾相比。据说有一次，他问幕僚：“世人都说‘曾左’，为何却不说‘左曾’？”那幕僚回答道：“是因为曾公眼中有左公，而左公眼中无曾公。”左宗棠听了之后沉思良久。

    沉思归沉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其晚年，左宗棠仍对自己排名在曾之后耿耿于怀，整天骂人，骂得最多的就是已经去世的曾国藩。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威震天下，可大家仍称“曾左”，左宗棠心里老大不服气，这曾国藩简直就是永远横在自己面前的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正因为左宗棠的这种“老大情结”，咸丰皇帝乐得利用和提拔他。咸丰一度猛升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人的官，偏偏把正主曾国藩晾在一边，意在造成湘军内部“多头并列”的局面，不能形成曾国藩一个核心和领袖。这种政治手段，曾、胡二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胡林翼对此不以为然，依旧全力地做事情，辅佐曾国藩，而左宗棠在名这方面，则要计较得多。

    这也是性格使然，没办法，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左宗棠，而是另外一个人了。

    但总体来说，大敌当前，左宗棠是能分得清轻重缓急的明白人。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大事情上没有含糊，没有拆过曾国藩的台和拖过后腿，有意见背后敢说，当着曾国藩的面也照说。而且，他也深知曾国藩之才干，内心深处，对之也有一份难得的尊敬，不轻易说罢了。

    曾国藩身后，左宗棠送的挽联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员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在祭奠英年早逝的胡林翼时，他也说：“曾侯觥觥，当世所宗，公与上下，如云如龙。”——挽联悼文，虽然有客气恭维的成分，但出自左宗棠之手，则又当别论。

    难得的是，左宗棠虽然有些不舒服，但绝没有嫉妒之类的小人心态。他自己认为，与曾国藩所争论者，全是国事，并没有权势之争。这是实话，他上给朝廷的指责曾国藩的奏章，都要同时抄送曾一份。

    所以说，尽管有咸丰皇帝的别有用心，左宗棠的自负自大，但总体上，湘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还是团结的领导班子。几个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理想追求，各自独当一面，同气连枝，政治军事上都互为援助，最终得以大功告成，也使自己青史留名，为后人所景仰。

    曾左彭胡四人中，普通读者最不了解的就是排名第三的彭玉麟了。他的事迹虽然流传得较少，但能名列四大名臣的第三位，绝对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如果说，曾国藩是内圣外王、道德文章传天下的圣人，左宗棠是内刚外刚、狂放刚烈的狂人，彭玉麟则是内方外也方、高洁清奇的雅人，胡林翼可说是内方外圆、折冲樽俎的奇人。这四人才情都很高，性格上互补性也很强，志同道合，所以配合得也很好，可说是一时之绝配。

    彭玉麟同左宗棠有些相似之处，科举功名不得意，只是个秀才出身。其父亲彭鸣九虽然出任过官吏，但两袖清风，家境贫寒，他16岁时，父亲去世，族人争夺他家的田产，彭玉麟被迫外出谋生，投到当地的军营中当文书，以侍养母亲。一天，衡阳知府高人鉴来军营公干，看到案头放着一份文书，字体非颜非欧，气格亦豪亦秀，便问这份文书出自何人之手，夸赞道：“此字体甚奇，当大贵，且有功名。”

    彭玉麟得到知府的青睐后，人生之路方才稍微顺畅了一些。咸丰三年，曾国藩被排挤出长沙，率领一千湘勇来到衡州府。有人推荐彭玉麟胆略过人，足堪倚任。当时，彭玉麟正居母丧，不想出山，恰巧曾国藩也居母丧，便对彭玉麟说：“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

    彭玉麟有感于曾国藩的多次恳切相邀来军效力，并受命带领一营水师。在随后一年的战事中，彭玉麟的军事才能逐渐显现，不久便与杨载福一起出任湘军水师统领，担负起重整水师、指挥作战的重任，成为曾国藩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彭玉麟字雪琴，以一介书生，统带湘军水师10多年，部属和友人喜欢称他为“雪帅”。彭玉麟为人俭朴随和，对位卑者能免去官礼，平等相待，“生平治军严而不倨”。与曾国荃的吉字营配合打下南京后，彭玉麟被封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太子少保衔。在曾国藩主动裁撤时，水师则全建制地保留了下来，成为朝廷的正式军队，改名为长江水师。彭玉麟亲手制定水师章程，并进一步加强正规化建设。彭玉麟可以说是大清水军的主要缔造者。

    除去军功以外，彭玉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气节高雅，虽出身贫寒，战功显赫，但屡次辞官不就，当时有“彭玉麟拼命辞官，李鸿章拼命做官”的说法。他先后推辞过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这项官职他推辞不干后朝廷才任命的左宗棠）等官职。

    他曾在奏折中自陈：“臣素无室家之乐，安逸之志。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臣之从戎，志灭贼也。”说到做到，江南全境收复后，他上书要求辞去职务，回乡为慈母守丧终制。清廷看他情恳意切，同意了他的请求，但特地任命他为首任长江巡阅使，每年巡视长江水师一次，实为“得专杀戮，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

    而当日后中法发生战事之时，年已68岁的彭玉麟，应命募兵赴广东备战。他不顾年高体弱，立即募兵4000人开赴虎门附近驻守，并派部将率兵分驻广东沿海要地。

    在其一生的军政生涯中，彭玉麟不居功自傲，但又纲纪严明，不循私情。他曾作一联： “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他自己不贪财色名位，洁身自好，众多同僚下属都敬畏他三分，连杀人如麻难以管束的曾老九也惧怕他。

    第二，彭玉麟才气很高，诗、书、画都有不错的功底。彭玉麟的诗作中有不少名篇佳句，如《宿莫愁湖上》：“石涧泉声瀑布流，万竿修竹拥僧楼。我来睡入云窝里，晓起推窗白满头。”读来颇有超凡脱俗之意境。他还善于画梅花，自言“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其所画梅花，仿佛霜刃血珠未冷，凛凛然秉杀气如虹，人称“兵家梅花”，至今尚有真迹被名家收藏。

    有德有才，而无名利之心；有功有禄，却无骄矜之态——时人多誉之为奇男子也。

第六十七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5）

    与前三位相比，胡林翼又是另外一番性格。
    胡林翼虽然名列满清四大中兴名臣之尾，事实上他的功业不让于其他任何一位，只是由于他去世得早，所以才被如此评定而已。若论他的功绩，领兵作战尚在其次，最重要的却在于调度长江上下游的军事布置，组织前后方的后勤供应，维系军队与地方的公共关系。也就是说，他是湘军的总后勤部长，萧何一类的人物。

    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有一个事实是不得不加以重视的，那就是对于这支军队，朝廷几乎没有供给任何粮饷。并不是朝廷不愿管，而是国库空虚实在管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筹饷就成为了湘军的头等大事，也成为带兵将领们最头疼的事情。多年以来，为湘军提供粮饷的可靠省份，只有湖南湖北两省而已。而湖南贫瘠，银钱枯竭，因此粮饷供应并不多。湖南为湘军贡献最大的，是源源不断的血肉之躯——昨天放下锄头今天穿上军装的青年农民。真正为湘军提供较多军饷的，还只有湖北一省。

    而当时的湖北巡抚，正是胡林翼。

    和满清四大中兴名臣中的其他三人不同，胡林翼出身官宦世家，且为独子，自小就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因此养成了一个衙内习气。《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陶澍欣赏胡林翼的才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新婚之夜，要入洞房了，却不见姑爷的踪影，后来还是从一个小巷的酒楼里找到了他，已喝得烂醉如泥。陶夫人很生气，埋怨丈夫误了女儿一生，陶澍却说：“此子是瑚琏之器，今后必成大事，年少纵情，不足深责。”

    还有一种说法是， 陶澍督两江时，胡林翼在他府衙中，整日出没秦淮画舫。陶澍关防甚密，其他幕友，皆不许擅离衙署，有人就以胡林翼说事。陶澍说：“渠他日为国宣劳，乃一况瘁之人，今特令其暂时行乐耳。” （《南亭笔记》）

     还说，胡林翼用财浩侈, 陶澍悉如其意给之。有人不解，陶澍说：“此子横海之鳞，勺水岂足资其回旋邪？”既而设盛馔招饮，座无他客。席间畅谈先辈立心制行不可及处。公大感悟，由是折节读书。（《旧闻随笔》）

    以上种种说法，有所不同，但说的基本事实大同小异：胡林翼少年时浪荡无行，而一代名臣陶澍竟不以为忤，深器重之。后胡林翼的发展果如陶澍之言，时人莫不佩服陶澍的知人之明，高出寻常多矣！

    这样一个浪子，在幡然回头后，捐了个贵州署理安顺府知府。

    贵州号称不毛之地，又多盗匪，官吏视为畏途，有人宁肯丢掉前程也不愿赴任。胡林翼因捐重金，本可自行选择别省。他主动请发贵州，除去他的父亲曾做过贵州学政一层原因外，主要是他看出匪乱多的贵州，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林翼的眼光是深远的。正是因为贵州的剿匪生涯，锻炼了他的实战本领，使得他由一个浪荡公子文弱词臣，转变为一位吃苦耐劳能办实事的干员，为腐败的晚清官场造就了一个少有的人才。他的带兵打仗的才干，先被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看重，后又被正在湖南主办团练的曾国藩所青睐。曾国藩劝湖南巡抚骆秉章供应胡氏部属的饷需，又上奏朝廷，力荐胡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希望朝廷同意将胡留在湖南归他调遣。

    胡林翼也果然不负所望，半年后便取得同日攻克武昌、汉阳的重大胜利，担任湖北巡抚，为曾国藩及湘军集团的最后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已经名满天下，且手握重兵。朝廷派满人官文督鄂，有监视之意。胡、官之间，存在两种矛盾：一是满、汉区别，一是督、抚同城(武昌)的矛盾。官文作为满洲贵族，对胡林翼等汉人官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总督、巡抚同居一城，互不买账，明争暗斗，是清代地方政治的痼疾。论官衔，总督高于巡抚；论职权，二者却差不多，且总督并无节制巡抚的权力，倘若二人闹矛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只有各自奏告皇帝，听天由命。

    官文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总督，地位崇隆，但此人才能平庸，与湖北地方官员多有不合。胡林翼的内心深处也很瞧不起这个的制军大人，但为大局，又不得不与他搞好关系。

    有一次，官文为最宠爱的三姨太过寿，向湖北官场遍发帖子。藩司等众官员以为是总督的夫人过生日，均前往祝贺。来到官府大门，得知实情乃是姨太太生日，藩台大怒：“夫人寿辰礼应庆贺，今乃若是！吾为朝廷二品大员，焉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哉？”众人皆怒，索回名贴，准备掉头回府。

    大家将走未走之时，却见胡林翼的大轿迤俪而来。胡林翼“昂然入贺”，大家以为胡林翼不知道内情，及问侍从，侍从说：大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见巡抚犹屈尊入祝，自不必拘执小节，遂鱼贯而进。“官为妾求荣，伪言以欺人，几遭大辱，得文忠乃保全体面。”胡林翼为三姨太赚足了脸面，官文对此感激不已。

    胡林翼趁热打铁，让三姨太拜自己母亲为义母，自己也成了官总督的干姐夫。据说，此妾曾开导官文，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都服从其办理，决无贻误，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遵命而行，湖北大治，而湘军之功遂也大成。（《睇向斋秘录》）

    但这种计谋，如果让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来玩肯定玩不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活背景不同。胡年少浪荡，虽然后来高中乡试，中进士，点翰林，其骨子里仍然留有儿时桀骜不驯的个性，加之胡在贵州知府基层剿匪积累的经验，他对官场对社会的理解比读圣贤书出身的曾、左要透彻一些，不择手段一些。好在胡林翼把这种灵活圆滑的为官之道用在治军治民上，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胡林翼是难得的官场人才，但也是难得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湘军的重大战略方案，都有他的智慧在里边，事实上，是他与曾左一起制定的总战略方针，而且，在曾左二人之间多有调停。

    可惜的是，因其少年时的无行，使胡林翼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上军政操劳，更是积劳成疾。在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之时，他已经在考虑战后国家的发展问题。

    有个曾在胡林翼麾下为戈什哈的安徽合肥人，姓刘，退役回乡后，逢人便讲胡林翼如何为国操劳和分忧。据这位刘军官讲：当日湘军包围安庆后，胡林翼曾前往视察部队，策马登龙山，鸟瞰形势，高兴地说：“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下山后骑马来到江边，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胡林翼的病情自是日益严重，不数月就死于军中。平定太平天国，胡林翼已有成算。可看见洋人的骄横气焰以及先进技术，胡林翼忧虑不已，忧国忧民，没有片刻清闲。（《洪杨异闻》）

第六十八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6）

    其后曾左等人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也有他的想法在内，只不过他已经没有机会实施罢了。
    曾左彭胡四人，个个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他们出身和经历虽然不同，但当天下大乱之时，却都勇于任事，以书生之身领军驰骋沙场。他们四人可谓是志同道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道德人品上没有问题，性格能力上又有较强的互补性，形成牢固的政治同盟，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圈子典范。

    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事者，无不需要一批人追随左右，以及同僚的鼎力相助。那么人家为什么愿意追随你、帮助你呢？这四人再厉害，也仅仅只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而已，还需要中低层的大量干部以及最基层的追随者。

    对于次等的人才，除了理想、人格魅力以外，也许更需要的就是实在的利益和好处。就像湘军中那些普通的“湖湘子弟”，他们不可能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也许他们也有对理想的追求，但眼前的实际利益无疑更能打动他们。至于等级最低的人，为了利益追随你，也可以为了利益背叛你。

    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自己的队伍和圈子，你要用理想号召人，还要用利益团结人。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政治宗旨和理想的问题。

    当时清王朝腐败，不得民心，为大清平定叛乱不一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本身还有满汉之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这一招是很厉害的。这样一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就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是为了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他在政治上占据了大义名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曾国藩是用理想号召了一批拥护传统文化的士人聚集在自己周围。

    在这些人中，也确实出了不少人才。曾国藩的幕府堪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数，影响之大无人能出其右。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其中尤其是李鸿章，是为晚清支柱人物。

    除了理想之外，曾国藩还采用了人情。

    曾国藩的湘军，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

    有理，有情，还有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三管齐下，再加上严格的治军手段，终于将湘军锻炼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然而曾国藩毕竟是理学家出身，尊奉孔孟，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部下的要求也很严格，显得有些迂腐。在他初掌兵权时，对于部下很“吝啬”：在向朝廷保荐有功人员时，“据实上奏”，一是一，二是二，有多大功劳就是多大功劳，不肯多报一点，更别提虚报那些无功人员了。不滥用朝廷“名器”。

    后来，老九曾国荃劝说他：大哥，你这样不行啊！你是朝廷大员，你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百世流芳，这是你的追求，可是这些弟兄们没有你那么高的追求，他们要的就是眼前的利益。弟兄们流血卖命打仗，图的是金银财宝和有个官职封妻荫子，你不给人家好处，谁给你卖命啊？

    听了这话之后，理想主义的曾国藩在现实面前也只好妥协，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悟办事之法在大处著眼，小处下手。”可见已经意识到自己过于理想主义化。因此后来他一是对湘军战后的洗劫睁只眼闭只眼，二是更多地为手下向朝廷邀功请赏。在曾老九攻下南京后，湘军将士将太平天国积攒的财富抢劫一空，曾国藩也只能尽量在朝廷那里为他们遮掩，并且最后自请裁撤湘军。

    在人事调停和组织上，胡林翼就要比曾国藩通达得多。

    湘军勇将鲍超，是一介武夫。他带兵打仗虽然勇猛，但军纪却很不好，时常劫掠地方获取财物。胡林翼知道后，并没有惩罚他，反而详细询问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每月按时给鲍超家里汇钱过去。鲍超对此非常感动，劫掠的事情大为减少了。

    曾国藩在祁门时，鲍超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国藩紧急召他回军，鲍超却借此要求二千金安置家里。曾国藩大怒，说了一大通圣人之言，将鲍超骂了个狗血淋头。胡林翼知道此事后，却立刻就给鲍超送上三千金，因此鲍超对他非常感激，一生都愿意为他死命效力。

    另外胡林翼还颇为擅长处理将领之间的关系。比如鲍超和多隆阿，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也都听从胡林翼的指挥，然而两人的关系却很不好，经常互相争强斗狠。胡林翼一方面制止他们之间的私斗，另一方面却又鼓励他们之间的竞争，因此这两人的军功，是湘军中最强的。又如沈葆贞不愿听从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对他很不满意，胡林翼在中间劝说说：“天下糜烂，恃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其维持大局之良苦用心以及谋略手段，俱被人推崇。

    有人曾做如此评价说：“按圣贤而豪杰者，曾（国藩）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林翼）公也。”彭玉麟则说：“为圣贤作，用菩萨心肠，英雄手段，能令千古文人豪杰一齐下泪。”若论受欢迎，他比那个道学先生曾国藩可爱多了。

    在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湘军的去留问题就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湘军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奇怪的产物，是界于私人、地方和国家武装之间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并且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队。而且，随着连年的战事，湘系人物（湘系将领以及曾国藩的幕府人才）因功而位至高官者众多。此消彼长，满清入关以来，出现了第一个庞大的汉人势力集团，满清的军事、政治力量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萎缩。

    这个时候，有不少人都劝曾国藩再进一步，光复汉家江山。据说连左宗棠和彭玉麟都试探过曾国藩。

    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没有做更多的非分之想。他一方面自请裁撤湘军，消除朝野各方面对自己的政治猜测；另一方面安排非湖南籍的李鸿章作为自己的衣钵传人，让其组建淮军平定捻军，薪尽火传，又能继续保证自己系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这两步棋，使湘系人物在政治上都基本得以善终。

    李鸿章出于曾国藩湘军幕府，建淮军后渐成淮系，主要的士兵来源、将领幕府也都以皖籍为主。曾左彭胡之后，李鸿章遂成为晚清第一能臣。湘军势力逐渐消散后，淮系取而代之；及至淮系式微后，北洋系又登上历史舞台；袁世凯身亡后，北洋系又分裂为皖系、直系……

第六十九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内圣外王，曾左彭胡（7）

    太平天国以后，虽然再没有大的起义发生，四大名臣联手打造了短暂的中兴太平，然而，大清王朝国运已衰，再无能力对付内忧外患了：内忧是严重的社会危机，腐败的政治，效率低下的国家机器，日益强大的地方势力；外患依然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对大中华垂涎欲滴的各国列强……
    曾左彭胡挽救了大清王朝，在另一方面，也给它制造了新的危机：地方势力和军阀。这几位近现代“军阀鼻祖”，都是没有胡作非为的君子，可他们身后，大大小小的军阀头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曾左彭胡“睁眼看世界”，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开展洋务运动，以图富国强兵，可一个天津教案，险些将曾国藩的一世英名付之东流，中华帝国给“老师”的学费交个没完。以曾左彭胡以及其后李鸿章的才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能何如？

    曾左彭胡使湖南成为全国的政治大省，历代人才辈出，出得最多的还是革命志士，反帝反封建，反倒了大清，反倒了军阀，直到毛泽东从韶山冲一直走上天安门城楼……

    作为近代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曾左彭胡的历史影响，又有谁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