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多数地方农民负担明显减轻。然而，记者最近在山东、江苏、湖北、河北等省的部分农村中发现，税费改革把老的不合理负担减了下去，一些新的不合理负担又浮了上来。 你收“建房费”，我收“建校费” 部门收费直取农民钱袋 记者在湖北、江苏等地农村调查时了解到，不少地方存在向农民建房征收“建筑管理费”的现象。只是名称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叫“城建费”，有的地方叫“宅基费”。 在湖北省仙桃市对农民建房的收费叫“宅基费”。张沟镇八（土台）村村民李云伟说：“我们这里的宅基费是按年度收取的。过去每户每年交３００元，今年按占地面积收，我家今年要交９０元。”在江苏省宿豫县曹集乡小岭村，一个叫马文恩的村民说：“我们农村建房子要交‘城建费’，在老宅基地上拆旧房建新房也要交。多的要交上千元，托熟人找关系也可以降低。我去年建房交了３００多元。” 山东武城县为了建设第二中学向全县中小学在校生每人收取２００元的“投资款”。南石庄村村民石永江说：“我的儿子刚上小学，也被迫交了２００元投资款。不交？当然不行。武城镇中学一名初中生因为家里穷拿不出钱来，就到学校门口一个小卖部持刀抢钱，被公安局抓了。这件事引起省里新闻单位的关注，县里才不敢再强制搞了。” 此外，记者在基层农村采访中还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收费项目。比如，来自教育部门的“学校购置微机费”、“校改费”；来自水利部门的“引黄水费”、“水利费”或“水利工程费”；来自计划生育部门的育龄妇女“上环费”（半年交一次）、“打避孕针费”（４个月交一次）等等。 推出“二田制”，扩收“公益金” 基层政府变相加重农民负担 税费改革之后，农民负担减轻，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负担却相对加重了。有的地方为了缓解支出压力，开始“另辟蹊径”，变相加重农民负担。 记者在苏北农村调查时发现，在宿豫、新沂等地一些乡村悄然推出了“二田制”，即从农民承包田中留出部分“口粮田”，其余的强制收归村集体作为“经济田”租给种田大户，租金用于弥补乡村干部经费不足或用于清偿乡村债务。 宿豫县曹集乡小岭村村民马用力说：“前年搞土地二轮承包时，说好了３０年不变。可村干部说变就变了。在我们村，马庄村民小组共有３０多亩地被干部收走，以每亩地８０元的价格租给村里的种田大户，一租就是１５年。果园村民小组的土地被收走了６０多亩。” 记者在山东省德州、淄博、滨州、临沂等地暗访时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把“乡村公益事业金”征收范围扩大化的问题。在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办事处的朱由三村，一名叫张安昌的农民认为按照中央税改政策规定，自己不应该缴纳“乡村公益事业金”，因此将向自己征收“７５．８７元公益事业金”的街道办事处推上被告席。张安昌的委托代理人、朱由三村村委会主任张丕庆说，中央文件规定乡村公益事业金的征收对象为“不承包土地并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莱州市的文件则扩大为“因不承包土地或土地较少，人均负担较低的农村居民”。 “多管齐下出重拳，负担才能不反弹” 各界人士说农民减负 税费改革后，乡镇机构精简了，人员分流了，一些地方农民负担为何没减少？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林海峰、湖北省税改办副主任严官金等同志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职能部门的涉农收费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说，目前在乡镇一级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税务、工商、土管、计生、电力等垂直管理部门，都是伸手向农民要钱的机构。 接受采访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致认为：“党的税改政策能否落实，农民负担能否减轻，干部作风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至关重要。”记者在湖北省监利、洪湖、公安等地采访时注意到，中央许多农村政策，比如第二轮土地承包、村务公开、村委会选举制度及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等等，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搞起来。对此，许多同志建议，尽快建立健全新的农村税费制度下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以巩固农村税改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变相反弹。 针对一些地方新近出现的不合理涉农收费项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石奇局长指出，各地要站在“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的高度，多管齐下，严肃查处。他说：“减轻农民负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首要目标，决不能这边减那边增，摁下葫芦浮起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