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城市毕竟不是一家大企业，市委书记、市长更不是董事长、总经理，将市长的工作目标如此量化，很容易对其思维和行为形成偏导、误导。
南京市长们的工作称职不称职？工作完成的情况如何？南京普通市民可以随时监督了———南京市政府27日在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开了10位市领导今年的重点工作项目，完成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例如，蒋宏坤市长今年要保障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新华网3月27日)
市长的工作由过去不“透明”、群众不关心到网站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是一大进步也是民主建设的方向。不过，市长工作目标公开与工作目标是否合理是两码事，后者或许更重要，更需要接受广大群众意愿的检验和修正。
把城乡居民的生活改善简单地量化为一两个指标，并作为“称职不称职”的标准以评价市长，是有其片面与僵化的。这起码给人一种直观的印象：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与市长的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假如一年下来，12%和10%没达到怎么办？是市长主动辞职、群众投票要求市长下台，还是为了保市长乌纱而指令统计部门在数字上作点儿文章？
一个地区、城市毕竟不是一家大企业，市委书记、市长更不是董事长、总经理，将市长的工作目标如此量化，很容易对其思维和行为形成偏导、误导。一个地区、城市的经济增幅和群众收入增幅，再有魄力、再高明的市长也不可能随心而左右，其中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如果在市长的诸多工作目标中，只有这两项量化得最彻底而且是“硬约束”，就很有可能使市长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将主要精力都倾注于此。至于其他许多与民生、民意关系密切的问题，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假如市长的确很优秀而且很努力，但鉴于当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群众收入增幅指标未达到或因为指标拟定不合理而不可能达到，就这样让市长辞了职，是不是太缺乏公平性？
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是百姓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是千家万户的幸福。群众收入增长得快，未必就能提升对政府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假如政府工作着力点出现了偏废，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市政管理混乱、生命财产安全无法保证，群众还谈何幸福？更何况，所谓的收入增长往往是一个平均数，它并不表示市场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合理以及贫富差距的遏制。如果一个地区、城市的群众收入高增幅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广大市民宁可不要这样的高增幅，而更希望公平以及心理的平衡，因为公平感是构建幸福满意生活的重要因素。
市长将群众收入增幅列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或许事出有因，例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本来就拟定了这样的目标和指标，而拟定这样的目标又是当今各级政府的普遍做法。由此引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级地方政府以及行政长官，应不应该像企业经营者那样，将最终经营业绩结果作为衡量一年的工作乃至工资奖金分配的主要依据。按说，政府的主要社会责任是制定完善市场规则、改善环境、维护公平，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过程，而GDP增幅以及群众收入增幅仅仅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客观上的结果。
看来，政府工作思路的改善、工作格局的优化以及官员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朝着人民真正希望和需要的方向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GDP崇拜、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的弊端早已为世人所知，但不少出自地方政府看似先进的新举措，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GDP崇拜的窠臼之中，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值得警惕、有待彻底改变的全局性的大问题。
■刘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