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个农民的看法:
“公司+农户”前几年甚嚣尘上，那些公司无一例外的从事非粮产业，并且多集中于外贸加工，此种“订单”模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推广领域有限。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用地规模很小的零散小农户的盈余取决于所从事的行业，养殖或农产品初级加工可能获利，而种植业的收成则全部或大部分被交易费用消解。从社会诚信角度分析，被加起来的农户也不安全，产权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机会主义行为泛滥，“孙大午案件”中，孙公司土地权属的争执就是样板，行为人的“投机”成本很低，社会成本边际上无穷大。订单生产是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规模经营的局限条件是人口规模庞大造成的人均资源短缺。
秦晖先生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此言意味深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耕者有其田”，土地是专制制度的演化线索，与其说土地是农业社会的命脉，不如说专制离不开农业社会。土地问题不是农民问题的全部，但产权制度是中国问题核心，产权不明晰是深化改革的根本。土地是农业社会的“全息源”，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中，土地产权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更突出。农村中的人才、资金在50余年的二元体制掠夺中所剩无几。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目前的农民数量和投资不足造成的，西方国家的农业政策说明农业自身具有亏损特质。失地又失业说明土地流转的规则不平等，与所谓农民素质无关，只有傻瓜才把自家东西白送他人，弱智人口比例在农村和城市差别不大。失业的可怕程度与失业者拥有的财富直接相关，财富对就业的推动却不可小视，那些对农民充满“爱心”的担忧者，不过是为强盗逻辑拼命润色的掩耳盗铃罢了。
“政府之正当权力，乃是经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法律的权威来自公众认同并自觉遵守，而非警察强制推广的炫耀武威，不是庙堂盛会的电视直播，而是具体行政行为。从三级所有到开发区狂潮，公地悲剧一次又一次把农民变成中国神话的资源提供者、副产品和垃圾，公有制经济发展成本何其高也。近年内需不足，拉来拉去，总是拉不动老百姓羞涩的腰包，“日子不好过了，就想起了农民”，“松绑”的呐喊不绝于耳。农村资源已经被压榨殆尽了，所有的目光便集中在土地上，不少基层政府是靠倒卖土地抢夺“差价”为生，自然颇受微词，但对农地私有的否定，却一致保持着默契的“致命自负”，内中原由不言自明，只要公有制存在，“差价”只是多寡问题。
在充满爱心的农村问题研究中，人地关系呀，粮食安全呀，农民素质呀，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似乎离开了国家羽翼的荫佑，农民只能被市场这只恶狼咬断喉咙，没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中最健康的一支是由乡镇企业发展成的。极力为公有制辩护的声音来自受惠于二元体制者，他们打着意识形态大旗上纲上线，殊不知《资本论》对私产并不刻薄，而且肯定私有者自由贸易。这些不辞劳苦异化一切人类文化积淀的努力，无非捞取权力租金，特权之特在于可以任意剥夺无权者财产，更容不得无权者自做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