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俗务缠身，很想暂时既不写文章也不上网。当然网友可以理解为最近敏感的话题太多，如果不想把自己也弄得敏感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假装聪明，对什么都来指手画脚一通。真正聪明的作者都明白：有些议题最好绕开来——例如宗教和民族问题，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政治正确。

对于我这个业余写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虽然网友不停提醒我“你没有权力保持沉默”，可我毕竟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不对？我可以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我可以借机到世界各地旅游一番，去搞我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且，最妙的是，狡兔三窟，我还可以离开东半球到西半球，随着太阳转；也可以离开北半球到南半球，来到最适合人类住居的澳大利亚——那里的季节由于和中国的正好相反，我发现人类最高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你可以选择春夏秋冬——不喜欢冬天的可以一年过两个夏天，不适应夏天的可以一年享受两个冬天。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西藏、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等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的，也不见朋友，不写文章，不发表议论，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老子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

躲得过网友，躲不过儿子。一个人可以对全世界隐瞒自己的观点，却绝对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有所交待。我还是不能回避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不过，既然是对儿子讲，我就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吧。

1）小心老子揍死你！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洲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上帝保佑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儿子取了小名：大儿子叫“铁蛋”，小儿子叫“铜锁”。他们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

可是——别提了，几年下来，他们的中文一塌糊涂，普通话比我讲得还糟糕，可是英文倒是越来越溜，比那个整天出现语法错误的布什总统都强。我也就只好安慰自己，入乡随俗吧。

在我的记忆中，和已经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事件经过我都详细记录在《父与子》这篇短文中。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过来求我们不要让铁蛋欺负她孙子。我真地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我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热爱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和活得更有尊严。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奏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中国有关的问题了。

现在电视上突然出现那么多关于西藏、奥运圣火和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我总得有个说法吧——

2）儿子，我们是少数民族！


如果问我对儿子在美国和澳洲小学读书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他们班上的小朋友的皮肤和头发颜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人种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小学里，儿子拿回一张班上同学的合照，我一看就乐了。十几个小朋友，竟然有四五种颜色的皮肤和三四种颜色的头发，像个人种孩子博物馆。最近澳洲的小学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孩子，说明澳洲也开始在多元文化的路上大步跨进。

第二点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虽然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总数多达两千多万，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当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都会把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排斥华人、歧视和侮辱华人的历史多多少少讲一些。我讲这些当然不是激起仇恨，而是告诉儿子，很多东西都不是想当然的，特别是有些人在灌输白人比黄人优越和更适合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时，我提醒他们：就在不久前，白人们还在疯狂践踏人权——非白种人的人权。

当然我还想让儿子知道，今天这一切也不是想当然就到来的，它是几代人奋斗争取的结果。这些前仆后继争人权的人既包括我们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各种肤色的人一起游行示威的白种人。

在和儿子讲到我们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们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也就是西方如何侵略中国的。那时西方人以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有些人一直在为西方的侵略行为辩护，说是他们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但西方的文明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在枪炮声中，混乱和屈辱伴随中国达百年之久。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管是真正落后还是被认为落后的民族，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一些自以为强大和先进的民族如果依仗强权，使用武力来施舍文明和培养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化，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告诉儿子，有人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也许你们在美国出生和生长的这一代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但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也融不进的，再说，我也不想融进去。

澳洲在霍华德执政时，出现了一个种族分子韩森，她是个炸薯条的，组织了一个党，叫“one nation”党（一个国家党），听上去就让人气愤，因为这个nation 也可以理解为民族。我可不和你同一个民族。韩森最终失败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回去炸薯条了。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不但是指导政治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普世价值，也是指导民族和国际事务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民族闹独立搞分裂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去诠释，或者用文明冲突论去解释，结果越弄越复杂。其实，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一条规律：所谓民族分裂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和人权、宗教自由、人人平等以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密切相联的。



以前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到歧视和排挤，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也不是因为华人天生没有尊严和不重视人权，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尚未有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理想，一定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基础上的。



3）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让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看到我对儿子讲西藏问题。请允许我拉扯一些其他的。这次回澳洲，我首先要祝贺大儿子铁蛋。为啥？因为陆克文当选澳洲总理了。铁蛋不到18岁，虽然没有选举权，但观察总理大选也是他们学校讨论的内容之一。儿子希望陆克文能够取代霍华德出任澳洲总理。



我也希望陆克文当选，原因是看腻了霍华德，他那个长相看上去地道，可实际并不老实。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那个种族分子韩森多有包庇。加上他一直限制移民，害得我好几个朋友多等了好几年才能够移民澳洲。



儿子铁蛋可不管这些，他希望陆克文当选的理由涉及到一段澳洲历史。就是澳洲政府主导的把土著人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里弄走的历史事件。当时澳洲政府认为土著把自己的孩子像牲口一样养，不让他们上学，不培养他们过文明生活，于是决定把他们的孩子强迫带走，送到条件更好、更文明的家庭去抚养。



要说清这段历史，确实不容易。从我自己所见所闻来说，我得私下承认，至今都有很多澳洲土著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不重视，甚至不管不顾，生出来就把他们放在那里，任其发展，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当时澳洲政府的决定可能也是有些“有识之士”担心这些土著孩子长大后不适应现代文明，无法立足等。而且让人难堪的是，那些被从土著父母手里夺走的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比起那些没有被抢走的土著孩子来说，不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也大多事业有成，过得比较富裕。可是——



可是这不能成为一个自以为优秀的种族用如此方式“帮助”另外一个被认为落后民族的理由。历史问题尽管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但总还是有大原则的。我儿子铁蛋就把握了这个“大原则”，他的大原则是基于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你们说那是对，还是不对？



评判一段历史的标准竟然如此简单，是我们太复杂了，还是有人想故意把它弄得复杂？



霍华德当了十几年澳洲总理，却一直不愿意为“被偷掉的一代”向澳洲土著道歉，他始终认为政府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帮助澳洲土著用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后代——当然，代价是活活分开父母和子女！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霍华德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借用何与怀博士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表达，“澳洲一夜变天”——陆克文当选为澳洲总理。陆克文一上任，马上就那段历史向澳洲土著道歉，他真诚地说：对不起。



对不起——只有三个字，但就在那三个字从陆克文嘴里吐出来的一霎那，澳洲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父母们笑了，孩子们也笑了，历史并没有被改变，然而却被拨乱反正和重新书写。没有人否认，如果没有欧洲到来的白人移民，澳洲土著至今还可能生活在沙漠和森林里；没有人否认，白人移民把澳洲这块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然而，绝大多数澳洲人也同时感到，这句迟来的“对不起”却是澳洲族群和解的真正开始，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我惊讶于“对不起”这三个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分量和作用。



前不久加拿大政府也向半个世纪前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劳工道了歉，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其实，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继续推广和深入，我们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对不起”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对于一个权力来自于人民手中选票的政权来说，权力的傲慢已经被谦卑的权力所取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伴随每一声“对不起”的是华人地位的提高和人权更加有保障，社会更加和谐。



且慢，怎么说到这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弱势似的？哈——我可是堂堂的中国人，我们有13亿人，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怎么倒成了少数民族？难道我要一直等人家来对我们说“对不起”？难道我们没有对不起过别人，或者其他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的同胞？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大家还记得我写过一篇《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吧，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得出了让人沮丧的结论，在缺乏监督和不民主的体制下，就算我阴错阳差地当上省长，不但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且绝对会像现在所有的省长一样，沦落成贪污犯和徇私枉法的罪犯。可是，如果换个体制呢？例如用选票的那种体制呢？



我说过，等到那种体制到来到时候，我就周游中国去。不过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想去当一回主席或者总统——别误会，我只想当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需要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就够了，我要用这一天或者一个小时说出无数个“对不起”——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对不起！



杨恒均 2008-4-9 悉尼

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

作者：杨恒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受不了北京寒冷的气候和严酷的环境，我决定舍弃北京大机关，只身前往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发展。就这样，我兜里揣着正规调令和两封北京的老上级写给梁湘省长的私人推荐信，混在十万南下淘金的大学生以及十多万渡海作战的妓女中，从当初解放军登陆的地方踏上海南岛。

当时单位没有宿舍，我住在海军南航招待所，离梁湘省长的别墅只有二十米，和梁湘省长的秘书住隔壁。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始终没有要求见梁省长，更没有把那两封很可能改变我命运的信件用上。要知道当时的海南岛可谓群魔乱舞，不要说一位北京的老同志给梁湘省长的亲笔信，就算是一位普通朋友转弯抹角的介绍，也可能会让你平步青云甚至鸡犬升天。 （接下来在工作中，我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了梁湘省长，感觉到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各路神仙，忙得不亦乐乎。人看上去还不错，让人敬畏。只是不久后他就因为以权谋私被撤职了，他的错误包括为自己的儿子办理香港单程证，纵容儿子从非法进口汽车中谋取暴利，以及支持家人倒卖房地产。虽然明白人都清楚梁省长被撤职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可是作为知情人，我无法否认，他的屁股不干净，他在海南工作期间确实搞了不少以权谋私。我始终认为，不管你思想多么开明，无论你是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你首先应该保证你的屁股是干净的。

不过，我在海南工作的几年，又碰上了几个屁股干净的领导？就拿省级干部来说，和我有较多接触的几位省长和省委书记，都先后落马，加入到当时职位最高的“贪官”行列。

我接触最多的省委领导是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任政法委书记韦泽芳。1989年底，我陪同韦泽芳以及另外两位广州和福建的领导前往美国旅游。韦泽芳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稳，少言寡语，有点莫测高深。这一形象很快在夏威夷遭到破坏。这位一路上眼珠乱转但始终保持一名省委副书记应有风度的老同志在波光臀影的裸体海滩失去了控制，穿着西装革履的他第一个冲进了裸体人才能进入的海滩，在饱享一阵眼福和遭受了不少白眼之后，晚上他在饭桌上总结了海滩之行的收获：海南岛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是不恰当的，我们有更美的海滩，但我们绝不允许光屁股，海南岛一定要坚决抵制精神污染，最好规定三亚的海滩上也不准穿三点式泳衣。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小杨，你今天见到的就是精神污染。

我这才知道，原来精神污染一直藏在我裤裆里，一旦我脱掉短裤头，就精神污染了。

这位第一次到美国的省委副书记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试图教育我这名出学校不久的年轻人。但我听来听去，就发现他讲的如何分辨高级燕窝还有点条理，也是他唯一一次连续讲半个小时而没有出现词不达意现象的。不过他的形象在我们登上现今已经被拉登炸毁了的世贸大厦楼顶时遭到了彻底破坏。当时楼顶上的小卖部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承包的，广东来的领导和那位留学生聊天，当听到留学生说自己不想回去，就是黑也要黑在美国时，韦泽芳把我拉到一边，气愤地告诉我，不要听了，那个留学生是叛徒。

如果不是另外一位福建的领导也听到了并且晚上同我提起这件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来自侨乡的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竟然使用“叛徒”一词来定性一位不愿意回国的普通留学生！

后来韦泽芳因为受贿不到十万元而落马，我认为实在是阴差阳错，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的，或者早应因无能而下台。在我这位普通干部眼里，他也就是一个生产队队长的水平，无论见识和知识大概都和我这位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仲伯之间。

接下来是孟庆平副省长，此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一路从铁矿技术员和厂长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上，自然有过人之处。我第一次见他也颇具传奇色彩。当时他在省政府琼苑宾馆宴请澳大利亚的矿业大老板，可是外办的翻译突然无法赶到，陪同的领导想起了我。

谈话一开始，我就知道大事不妙。这位孟省长不愧为矿山厂长出身，张口闭口就是化学元素以及专业术语，并非专业翻译的我甚至连中文都搞不清；更糟糕的是那位澳洲矿业老板的英语，一开口就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澳洲英语，听得我云里雾里。总之，整个谈话中，我自己只听懂了三分之二，更不用说准确翻译了。不过，我还是从头到尾为两位进行了“翻译”。可想而知，有很多话是我从课本上记下来的，按照我的理解，向双方讲话。整个过程中，这两位其实都是在同我对话，听不清或者译不出的词，我全用自己合理的想象糊弄过去了。“翻译”结束后，孟省长拍拍我的肩膀，小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翻译，有水平！

孟副省长人也不坏，据说有点好色。只是接触久了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其实他始终是一名铁矿厂长，除了翻来覆去向人炫耀海南的各种矿藏分布和含量，以及到处喝酒搞关系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用做。所有的报告几乎都是秘书写的。后来他也因为在海南工作期间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党籍，逮捕查办。

和孟副省长接触多了，我有了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有人任命我当一名副省长或者省长，我完全可以胜任，至少干得不会比孟省长差。

第三个接触比较多的是主管文教的副省长辛业江，此人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度，经常有报告需要他批，也就接触多了。发现辛副省长城俯很深，思想有点左，此人闷声发小财，最终也出事了。最近一次听到辛业江的消息是几个月前在广州翻阅一本以前的《炎黄春秋》，突然读到辛业江回忆梁缃的文章，情真意切，还不时透露出强烈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读到这样的文章，虽然知道他已经作古，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我很佩服那些体制内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弊端，但对于那些被体制踢出来后或者退休后才开始攻击自己心安理得效劳了一辈子的体制的人，我是有所保留的。

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干部和刚刚入党的共产党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我需仰视才能看见的。可是，我接触最多的几位领导都先后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逮捕，无可否认，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我早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就被培养起来的革命信念。有些朋友分析说，我刚参加工作就碰上不少接触大人物的机会，可糟糕的是接触的全是上面这类人，难怪我后来走上反思体制之路。

可说实话，同上面三位接触留给我更久远的思考并不是这几位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事实上，他们三位的贪污腐败事实都很搞笑，判决词上显示的最大金额不超过20万。和我后来接触的省级领导，甚至厅长、处长和科长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让我思考的是这些省长的能力以及人品，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提拔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机制把他们推上省长的宝座，又是什么样的人选拔了他们。

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如果我想当省长，我该干些什么？我当了省长后又会干些什么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德行，等等。

省级领导的任命一向很神秘，甚至被认为是国家绝密，自然和普通民众毫无关系的。我们只能靠小道消息和海外媒体探知一二。待中央开了会，尘埃落定，就该轮到媒体和我们一起揣摩这些所谓“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背景了，再从这些推测出他们的执政理念和个人人品，以及对我们这些小民命运的影响。

至于对于今天这个帮全面接掌权力，明天那个派迅速上位，普通民众除了一次次暗自祈祷外，只能干瞪眼。等到英明的党中央揪出了一个蛀虫陈良宇，市民终于可以放鞭炮庆祝，扬眉吐气一番，至于陈良宇如何爬到省级高位，现在全国的省级干部中还有多少个陈良宇，民众也只好继续祈祷。

党中央当然有一套考察和任命干部的标准和方法，而且我相信出现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后，中央也在苦苦思索改进提拔干部的机制。但只要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机制是建在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基础上，是违背宪法甚至是党章，屈从于潜规则，是由上面领导说了算，而不须得到下面民众的认可，并且由他们自己操控媒体的生杀大权，而不须受媒体的监督，就始终难有一个清廉的领导队伍。

不久前，一位广州朋友突然来电，神秘地问我手头是否有想当副省长的人选，只要基本条件符合，投资四百五十万，他就可以疏通关系把一名正厅级干部提拔为副省长，而且不成功就全部退款。听他的口气，四百五十万是最最便宜的，毕竟他要用来打点组织部和上面的各个领导，大大小小有十几个人，平均分配也没有几个钱了。我并不觉得诧异，因为这是个连人民教师都把自己十二岁女学生的处女膜公开拍卖的时代，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又为何不能明码标价？当然，我也不会认为所有的省级职务都要用四百五十万来购买，但按照目前提拔干部的审查和任用方法，就是智商接近零的傻子也知道如果不到组织部和上面打点是万万爬不上省级职位的。

虽然好久没有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人找我收党费，但每年的七月一日建党节，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党员的位置上思考一下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忧心忡忡。忧心什么？我不是忧心黑窑童奴，也不是忧心弱势团体，我是忧心共产党。今年七一建党节刚过，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的喜庆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去年七一又有青藏铁路通车，也是锣鼓喧天地弄了好一阵子；当然明年也安排好了，有个奥运会，建党之日七月一日左右的庆祝也不会少。可是，不是每一年的七月一日都能找到东西庆祝一番，让自己和人民忘乎所以。不管你怎么折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会把这双眼睛牢牢盯在执政党身上，你腐败吗？你腐朽吗？你还为人民做事吗？你还有救吗？你是否从善如流地进行改革，还是等待忍无可忍的人民起来进行革……

我始终不相信共产党内部清醒的人真的那么少，我也不相信大家都忘记了历史。

黑窑童奴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感到可怜、可悲、可恨和可恶，我却还要多一种感情，那就是可怕。别以为那些童奴们只是可怜，如果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象历史上所有被欺负和压榨的弱势团体一样，变得很“可怕”。——不要忘记暴秦是怎样被推翻的，也不要忘记每个朝代结束时，正是那些一直很可怜的小人物忍无可忍，最终快刀斩乱麻似地屠杀那些贪污腐败的皇亲国戚和王侯将相的……这些绝不是耸人听闻，离我们并不遥远——西方的历史也许结束了，但中国的历史不但没有结束，很可能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说起中国问题，总有人摇头叹气，认为很难搞，他们对人民的利益视而不见，认为民众太愚昧；他们不敢直视问题，却去从老掉牙的主义和自说自划的理论找出路。十七大前听说又有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开始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还争论得不亦乐乎，有的钻进传统国学里找答案，有的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教义找新玩意，我只有感到可悲。这些人注定是什么也弄不出的，他们自己永远搞不明白倒没有关系，可恶的是还把国人也弄糊涂了。如果真要他们彻底明白过来，我倒有个办法，那就是把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塞进山西的黑窑洞里，让他们过一阵子皮鞭下的劳役生活。我敢保证，等到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他们就会完全明白了什么叫奴隶社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和谐社会了。

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什么狗屁理论探索，也不在于有什么主义，这个世界上的理论都被探索完了。过去一百年屈辱的历史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早被两千年的文明消耗殆尽。根本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理论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明，现在被标上“中国特色的”的东西早在人类历史的奴隶社会或者封建时代里就反复出现过。

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就在“问题”这两个字。中国的问题很多，官员和民众都看在眼里，而且诡异的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就有那么一股顽固不化的反动势力阻止我们党和人民来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而让人气愤的是他们阻止的方法竟然是拿那些狗屁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理论。

就拿已经让民众麻木了的官员的贪污腐败来说，如果在街上随便抓一位路人询问，他们都会告诉你“无官不贪”“权钱交易”这些当今中国的硬道理。可是偏要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谁不知道要想阻止贪污腐败其实并不难，只要严格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并把各级官员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那么折磨民众如此之久，也一直严重危害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还有官员的选用制，只要不实行民众参与的选举，只要仍由一小撮人来任命决定广大民众命运的省长和各级官员，那么在省级干部中随手抓一个，就是第二、第三个陈良宇。他们象滋生在潮湿阴暗角落里的蟑螂，你怎么都无法消灭它们！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自己先后接触的几十位省部级干部，心中拿自己和他们比较一番。随后又突发奇想：我是否可以当一名省长？当上省长后，我会如何呢？

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资格当一名省长，我有坚定的为民众做事的信念，还有迄今为止没有行贿也没有受过贿的清白历史；我可以和现任任何一位省长坐在考场里考试任何一种理论和学问，我也可以和任何一位现任省长畅谈中国国情（是中国国情而不是官情），看我们谁掌握得更全面，理解得更深刻。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只要依照规则而不是潜规则，我敢单挑现任任何一位省长：我们还可以当着“考官”的面进行辩论，畅谈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及如何施政、如何治理，如何让人民满意，就象前段时间香港特首竞选时那样……

如果我能当一名省长，我知道也许我没有他们的经验，也没有他们的能力，但我将做人民最希望自己省长做到的几件事。其中包括：首先我将主动公布自己的所有财产，而且在职期间，每年公布一次，面对人大和公众的质询。其次，我会公布自己所有直系亲属是否在我的庇护下先富起来了，公布他们的现任工作以及如何得来的。第三，我的任何一个决策都公开到电视和报纸上，接受广大民众和媒体的监督。第四，我不会象现在的任何一位省长一样，每次露面都前呼后拥，跳到珠江和保镖一起游泳一下，竟然作为自己控制下的媒体的头条新闻广而告之。为了了解交通问题，我会每个月至少一次独自去挤公共汽车；为了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治安，我会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到最乱的地区去，一个随从也不会带……。第五，也许有人怀疑我的能力，可是，我绝对不会象现在电视上出现的省长那样到处视察，到处发指示，好像他们无所不知一样。我的班子将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包括网民的意见，集思广益。我坚信，只要有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制度，人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党员和官员无法无天，管不住自己的贪欲和妄为！

当然，我是否能够当一名省长最终得由“考官”来决定。可“考官”到底是谁呢？一定不能是组织部，更不能是地方党委，他们视宪法和党章如无物已经很久了。他们玩的是潜规则，我不会依照他们的潜规则起舞，更不会、也出不起钱买通他们。我想，考察我的考官应该是胡温的党中央。胡温是明白人，他们一定比谁都清楚，我这个省长也许没有经验，也许不那么那么相貌堂堂，也许头发不够光亮，随从不够威风，说话不够紧跟，但，我上面提到也能够做到的那几点，则会让一个省的人民第一次拥有一个透明和清廉的省长——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

当然，如果决定谁来当省长的“考官”是民众——是民众用手里的选票来决定的话，那就更好了，那我就更加有信心挑战目前全中国的任何一位省长。

十七大就要召开了，各级政府紧密锣鼓地换届了，作为一名痴心不改，仍然怀抱一丝理想和希望的共产党员，我仍然安静地等待，就像十几亿普通民众一样，等待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参与到掌控民众命运的省长和各级官员的选拔之中。到那时我也许可以自豪地说，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至少，我也可以参选省长，按照宪法和党章……

（杨恒均于20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