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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县域经济的“八忧”
第一个“忧”就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现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布特征和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是一致的。从大的区域来看,发达的县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落后的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04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2亿元的县共有336个,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211、75和50个。其中,山东、浙江、江苏三省个数最多,分别为47个、46个和44个,三省所占个数占全国的2/5;而西部的陕西、西藏、宁夏三省1个都没有,甘肃、青海两省仅各有1个。百强县的分布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内。2004年,全国百强县有82个分布在三大经济圈内,其中长三角地区46个,珠三角地区15个,环渤海地区21个。分省来看,浙江、山东、江苏三省的百强县个数占全国2/3以上。其中,浙江30个,山东20个,江苏18个,而大多数西部省份没有百强县。
第二个“忧”是县域经济产业层次和劳动力素质的极端低下性。目前,全国县域经济的一产比重大概是25%左右,而2005年全国GDP中一产的比重是12.5%。因此,县域经济整体上表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总体特征。目前,县里面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大多局限在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个层次,根本谈不上战略性调整。另外,目前,县域劳动力的素质明显偏低。据统计,目前县域单位6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是7年多一点,在县域全国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43%。
第三个“忧”是县域范围内产业发展的高难度性。目前,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要素的极端缺乏。有人形象的描述县域发展存在的四大抽水机:第一个就是土地,土地是农村、农业、农民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最大资本,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市和大量开发区的圈占,农民失地、失业、失利的情况非常严重,2004年全国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00多个,平均下来一个县里面有3个开发区。第二个就是农业产业化,目前来看农业产业化还处于初期阶段,农产品增值的部分主要在城市完成,农民未能直接受益。第三个就是中央对农民的补贴,由于层层截留没有真正发到农民手里。第四个就是信贷金融的缺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农民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与此同时,邮政储蓄等揽储业务的渗透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由于上述原因,大多数县域发展经济心有余,力不足。
第四个“忧”就是县乡财政问题的突出性。据统计,现在全国平均每个县的赤字是一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大约在3/4左右,赤字总量占这些地方财政总量的近80%。因财政硬缺口大,县级政府调控手段虚无,县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前两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了一个报告,结论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危及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第五个“忧”就是农民增收的极端困难性。农村改革20多年来,农民收入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纵深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8%,2003年增长了4.3%,2004年增长了6.8%,2005年增长了6.2%。这些年城乡增收的差距越来越大,1995年城乡收入对比是2.71∶1,2002年是3.11∶1,2003年是3.23∶1,2004年是3.21∶1,2005年是3.22∶1。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797元,同比增长11.9%,但该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是下降的,而且受自然灾害、粮价下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畜牧业效益下降的影响,今年农民收入增幅很有可能低于上年。由于县域广大农民增收缓慢,还有一部分农民生活困苦,农村市场消费偏冷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六个“忧”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诸多盲目性。很多县级地方政府单纯的把发展工业化理解为上项目、建工厂、建开发区,把发展城镇化理解为上广场、建楼房。这种加快发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盲目推进的后果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及有限财力的低效率投入,同时也极大损害了“三农”的利益。
第七个“忧”就是县级政府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称性。从体制上看,近年来,县级行政单位出现了事权下放、财权上收,好的事权上收,差的事权下放的倾向。一方面,县级政府原有权力削弱,动用各方面力量发展经济、进行经济调控的手段明显弱化;另一方面,县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义务,比如义务教育补贴、安全生产等,这给县级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
第八个“忧”就是中央及省市对县域经济发展投入的非合理性。目前,中央财政还没有直接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足,按行业部门分散投入的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此外,国家对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明显缺乏。(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