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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展示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要给教育贴上标签

多展示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要给教育贴上标签

4月15日,《中国青年报》有两篇文章:《少年班争议中前行30年 成高教改革探索样本》、《朱清时:少年班“神童”是一种舆论的误导》。这两篇文章都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少年班30年历程进行总结,这个话题虽然还会继续争议下去,不过读完之后给我留下许多全新的思考,我对少年班的做法并不赞成,并不是说我对孩子个性发展不关心,如何发展孩子的个性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朱清时文章中有一句话:“‘神童’标签不光会伴随少年班孩子们的求学过程,甚至会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摆脱的一种印记。”这句话说堪称经典,可以作为个性教育发展的警句。我如是说,因为在这方面的感受特别深。

上个月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停“奥数”刻不容缓》,不说其内容,就这个标题而言也是比较偏激,我之所以如此偏激的看待“奥数”,是因为当“奥数”成为一种标签,成为人们扎堆寻觅的目标,“奥数”实际上已经走向其反面。原本一个开发学生智能,张扬个性发展的题目一下子变得非常庸俗,非常势利,而且会成为孩子的一种负担。当“奥数”学也不是,不学也不是的时候,“奥数”由于标签化已经不再具备原来的意义了。

今天教育中的标签化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不仅是少年班,“奥数”有这样的倾向,许多张扬孩子个性的教育几乎都染上这种“病毒”。在社会上能看到眼花缭乱的这个“班”,那个证书,原来在学校里的教育,一下子捅到了社会上,成为一种市场行为,并把接受一种教育转换为一种砝码,这种砝码不仅让学生负担加重,并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印记,反过来却损害学生个性的发展。

程艺,中国科大原副校长,现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长,曾拒绝过一个9岁的孩子。“父亲牵着孩子,在校园里跟在我后面。父亲的手里还拿着一摞孩子在各种竞赛上获奖的证书和报纸上发表的报道。我跟父亲讲,我相信你的孩子很优秀,但他现在不宜进大学,应该让他享受他这个年龄该拥有的东西。”在程艺的劝说下,父亲带着孩子回去了。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件事,程艺坚信当时的拒绝是对这个孩子负责。

这个故事中的孩子应该拥有的东西换来了一大堆奖状证书和报纸上的报道,家长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有少年班的存在,这个标签也让许多人迷失在教宇孩子成长的路上。北京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小升初”,许多人手中都有一摞证书,这些证书都是入学的砝码,都是以“孩子应该拥有的东西”为代价换来的。

朱永新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新教育:如何从优秀到卓越?》朱永新老师的这篇文章中的关键词是“特色就是卓越”,也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教育,结果我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剖析“特色就是卓越”》。朱永新,新教育的倡导者,我为什么会向他发问?有两个原因,其一,一所学校只有一种特色,一定不能满足所有孩子的个性特长;其二,有人把“特色就是卓越”标签化,把一些义务教育学校办成特色学校,并以特色进行多收费。联想到社会上各种证书满天飞,朱永新在这篇诠释“特色就是卓越”中却没有针对社会上的这种倾向说一个“不”字,因此我不得不批评这种后果。

学校的标签化开始于重点学校,重点班,示范学校,特别是实施义务教育学校这样做。义务教育“择校”始终走不出的怪圈就是这种标签化的结果。家长们愿意花大价钱,摔锅卖铁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往里面送,金钱和权力是这种交易的砝码,由此破坏了教育公平,并造成所谓的“上好学难,上好学贵”的社会问题。现在义务教育中的重点学校,重点班,示范学校都没有了,北京今年把实验学校也取消了,但是均衡教育资源的工作还是如此艰难的推进。说穿了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还是一种标签化的做法,这一部分资源是优质的,那么另一部分资源就不是优质的,有哪一个家长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不是优质资源里接受教育?这种标签并不是老百姓贴的,而是教育机关炮制的,你能炮制,你就无法阻挡老百姓往这些学校扎堆。

如果你问家长为什么会这样做的话,那么首先想一下为什么要推出少年班,推出重点学校,推出优质教育资源。凡事只要能推出来的标签,家长就会踊跃去扎堆,让人深思的是谁在考虑让这些孩子“享受他这个年龄该拥有的东西”?
展示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孩子应当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发展,对发展设置各种竞争目标、压力、标签都不利于个性的发展,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律,这不是说发展个性不需要勤奋和刻苦,而勤奋与刻苦又和个性、兴趣、热情相联系的。

少年班也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是人们争议的焦点,2005年5月央视的《新闻调查》播放了《“神童”的成长》的调查,这个调查很有意义。这位“神童”叫魏永康,住在湖南华容县,他四岁开始读小学,三年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在八岁时,他进入中学学习,13岁开始读大学,17岁就考上了中科院的硕、博连读。他的经历让人们自然而想到的就是天才、神童。后来这位少年一帆风顺的成长之路开始有了一些挫折。其实一开始就遇到一些问题,与其说是孩子的“神童”路,倒不如说是母亲的“神童”梦。魏永康从小就是母亲陪读,在母亲的压力下只会读书,自己什么事情都不会自理,上大学也是一样,在母亲的压力下他几乎没有和同龄人正常交往的经历。由于长期生活不能自理,并且知识结构不适应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模式,2003年8月,已经上了三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而被中科院退学回家。

魏永康的“神童”路实际是她母亲的“神童梦”,他的发展过程中放弃了孩子长大成人,融入社会的必然过程,母亲的这种包办代替深刻反映了家长的意志,这种现象是今天教育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家长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结果往往与初衷完全相反。

我们回顾30年少年班走过的历程,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朱清时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可以跟你们打赌,如果让这些少年班的学生跟普通高中生一块高考,他们不一定能考进顶尖大学。’邵中说,他所认识的少年班校友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早早意识到,光靠聪明是远远不够的。给他们贴上‘神童’这个词,是在贬低他们的勤奋刻苦。因为在少年班,周围的人个个都有比你强的地方,这会让你明白,小聪明远远比不过大聪明,只有勤奋踏实才能成功。”

邓小平当年同意开办少年班,深刻的反映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对人才的强烈渴望,邓小平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邓小平希望发现人才,选拔人才,这没有不妥,但是教育是要依靠教育家办教育,也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少年班在发现选拔和人才的办法还是值得借鉴的。

少年班不以考试成绩,不拘一格录取大学生的做法是一个好办法,其意义也是深远的。现在说高考还是公平的,而且不能废除高考,实行“以分化线”的录取办法的原因是学校还并不具备一定的公信度,并不是说这种录取办法不好。

作为教师既是导师,更应当是伯乐,发现你的学生的特长,发现孩子的闪光点是一种天职,如果一个老师只能教会学生如何应付考试,这种老师基本不入流。在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我以为有时候也会有闪光的地方,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责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同样也是老师的责任,关键是你发现了没有?

这一届青歌赛上,余秋雨先生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秋季的一天,熊庆来派人拿着招牌到北京火车站把华罗庚接到清华大学,把他安排在图书馆里担任助理员。华罗庚那时候只有一个初中毕业文凭,熊庆来是清华的大教授,熊庆来在看了《论苏子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论文之后,发现华罗庚是一个数学人才,熊庆来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按照今天选拔人才的思路,华罗庚一定和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因为华罗庚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今天的教师有没有这种能力和情怀?这个问题也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少年班的遗憾是没有造就华罗庚那样的大家,这和推出办少年班的初衷并不一致,原因不仅是要发现天才,更重要的是对天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旦贴上标签的教育便产生了压抑,这个压抑正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孩子的成长关键在于成人,融入社会,不能成人,何以成才,成大家?这正是少年班所面对的同样的最基本的问题。

中国科技大学坚持要把少年班办下去,我热忱希望这所大学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其一是选拔好,其二是让少年大学生不再有标签,不再让学生有负担,压抑,让他们同样也获得应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该拥有的东西。

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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